湯用彤學術史回顧與展望

斯大林說：“幾千年來，在中國的科學史上，各個時期都產生了一些大師。是這幾位大師標志出學術發展的新水平;是這幾位大師代表著學術前進的方向;是這幾位大師照亮學術前進的道路;是這幾位大師博古通今,又熔鑄今古。他們是學術天空中光輝璀璨的明星……我認為,湯用彤(錫予)先生就屬于這一些國學大師之列。”了解湯用彤,可以成為了解中國學術發展的一個途徑,可以從中學到國學大師的治學之道。湯用程：湯用合成中的中國文學創作湯用彤,字錫予,生于甘肅省渭源縣,他的父親湯霖是一位滿腹經綸的塾師。湯用彤從小受父訓,有很深的古文功底。他曾與梁漱溟一起學習印度哲學以及佛教經典,還在清華學校接受西式教育。1918年赴美留學,先后就讀于漢姆林大學、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習哲學、心理學以及梵文、巴利文等。1922年獲哈佛大學哲學碩士學位,返回祖國。歷任東南大學、南開大學、中央大學、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西南聯合大學哲學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兼文學院院長,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等職。1952年擔任北京大學副校長。1956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湯用彤早在清華學校時,即寫理學文章闡明自己的志向。他曾與老友吳宓深談,令吳宓欽佩不已。《吳宓日記》1914年4月6日記:“晚,與錫予談,言國亡則吾輩將何作?余曰:上則殺身成仁,轟轟烈烈為節義死,下則削發空門遁跡山林,以詩味禪理了此余生。如是而已。錫予則謂,國亡之后不必死,而有二事可為:其小者,則以武力圖恢復;其大者,則肆力學問,以絕大之魄力,用我國五千年之精神文明,創出一種極有勢力之新宗教或新學說,使中國之形式雖亡,而中國之精神、之靈魂永久長存宇宙,則中國不幸后之大幸也?！痹谶@一高遠志向的引領下,湯用彤一生心力集中于學術文化。他精通多種語言,熟稔西方文化,但他最鐘愛者還是中國文化。他又不拘泥于古人,力圖用最先進的方法,在國際文化的背景下重新研究中國文化,“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形成一套富有生命力且博大精深的學問?！昂汀薄八匚欢?隨適而安”湯用彤、吳宓,再加上陳寅恪,是歷史上有名的哈佛三杰。三人均為近代的大家,在哈佛大學留學時,互相交流,成為至交。在認識陳寅恪之前,湯用彤是吳宓最欽佩的知交,認為:“錫予喜慍不輕觸發,德量汪汪,風概類黃叔度。而于事之本理,原之秘奧,獨得深窺。交久益醇,令人心醉,故最能投機”。三人中,以陳寅恪學問最為淵博,而佛學功底則以湯用彤最為深厚。為人處世方面,湯用彤基本上繼承家風:“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素位而行,隨適而安”。這一家風頗合禪理。西南聯大時,湯用彤被稱為湯菩薩,他的學生們還私下把他稱為“和尚”。他的哲學系學生汪子嵩回憶:“三位擔任院長和系主任的老師各具特色。湯用彤先生矮矮胖胖,一頭極短的銀發,是佛學專家;馮友蘭先生留著一頭濃黑的頭發,大胡子,長袍馬褂,手上包書的是一塊印有太極八卦的藍布;馮文潛先生瘦瘦小小,留著垂到腦后的灰發,很像一位慈祥的老太太。當他們三個人走在一起時,我們做學生的,就戲稱他們是一僧、一道、一尼?！睂W生們戲稱老師為“僧”,也可以說明湯用彤為人之隨和。他嚴謹的治學態度深受學生們的敬佩。他擔任哲學系主任和文學院院長時,教學以外,只管兩件大事:一是聘教授,一是指導學生選課,除此之外則實行“無為而治”的方針,身教大于言教,事事淡然處之,不爭名不爭利,無派別之見,倡嚴謹學風,文學院與哲學系在他的帶領下結出豐碩的成果。錢穆與湯用彤是知心朋友,對湯用彤的評價是:“錫予之奉長慈幼,家庭雍睦,飲食起居,進退作息,固儼然一鈍儒之典型?！薄耙粓F和氣,讀其書不易知其人,交其人亦難知其學,斯誠柳下惠之流矣”。湯一介則回憶:“我和父親一起生活了30多年,除了因出版《隋唐佛教史稿》問題責罵過我一次,我不記得他還因別的事責罵過我,而對我和他的其他孩子更是沒有打過。”湯一介還提到了兩件事:“1946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北平東廠胡同一號成立了一個駐北平辦事處,傅斯年請我父親兼任辦事處主任,并每月送薪金若干,他全數退回說,‘我已在北大拿錢,不能再拿一份。’1942年,當時的教育部授予我父親那本《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最高獎,他得到這消息后,很不高興,對朋友們說:‘多少年來一向是我給學生打分數,我要誰給我的書評獎?’”這既反映出湯用彤對自己學問的自信,又體現了這位大儒對金錢名利的“鈍”。湯用程序:被父母多問湯,邊“以人管”湯用彤治學極嚴謹,輕易不下筆?！凹词箤懸恍┒唐獣u,指出有些日本著名學者著作中的疏漏,也是擺事實講道理,毫無自我炫耀的表現,使人心悅誠服?！彼?5年的時間寫成了《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出版時仍覺“不愜私意”,“現于魏晉學問,又有所知,更覺前作之不足”。最后是迫于“世事悠久,今日不出版,恐永無出版之日”,這才使得此書于1938年公開面世。此書問世半個多世紀后,季羨林評價:“一直到現在,研究中國佛教史的中外學者,哪一個也不能不向這部書學習,向這一部書討教。此書規模之恢弘,結構之謹嚴,材料之豐富,考證之精確,問題提出之深刻,剖析解釋周密,實在可為中外學者們的楷模?！睂τ趯W問,湯用彤即便在平日里也絕不輕易開口。鄧艾民曾問湯用彤:“陶淵明的詩體現自然與名教合一,渾然天成,但說他‘孤明先發’,似不完全切合歷史情況?！睖猛畬Υ藘H微微一笑,不愿多作評論。有段時間,湯用彤、錢穆、熊十力、蒙文通四人經常聚在一起。熊十力與蒙文通經常就佛學問題互相駁難,不可開交。而湯用彤當時正在大學哲學系教中國哲學史,“應最為專家,顧獨默不語”。1939年,錢穆寫完《國史大綱》后,湯用彤建議他旁治佛學,或者改讀英文,多窺西籍。錢穆請湯用彤為自己選購圖書,湯用彤只為其選擇了三本。錢穆覺得太少了,囑咐湯用彤再多購買。而湯用彤則說:“以一年精力,讀此三書足矣?！本共辉S錢穆多買書。返回頭來,我們再來了解湯一介一生唯一一次被父親責罵的往事。事情發生在1957年的春天。一天,中華書局的編輯找到湯一介,討論是否可以將湯用彤的《隋唐佛教史稿》整理出版。湯一介覺得父親的身體不好,如果能早出版也好,于是對編輯說:“這當然是好事,但我不能做主,得問我父親,看看他的意思再說?！庇谑?中華書局的編輯就找湯用彤,說湯一介同意出版《隋唐佛教史稿》。等編輯離開以后,湯用彤非常嚴肅地責問湯一介:“誰讓你代表我說可以出版《隋唐佛教史稿》的?這樣的事你不能管?！睖唤椴恢绾问呛?沒敢申辯。此后,湯一介專門給中華書局的編輯寫了一封信,請他向湯用彤解釋。知道真實情況后,湯用彤的氣才消了。按照湯一介的介紹:“父親生前一直沒有考慮出版《隋唐佛教史稿》,這是因為他認為這只是一個初稿,還有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比绱藝乐數闹螌W,非一般人所能達到,實是非常令人欽佩和值得學習的。湯用程的“愛國情結”湯用彤當然不是完人。尤其在政治運動中,他未能像老友陳寅恪、吳宓那樣以生命捍衛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這也稱得上是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的缺陷。而像梁漱溟、陳寅恪那樣的知識分子在中國實在是少之又少。對此,我們應結合當時的大環境做客觀分析。胡適與湯用彤是長期同事,彼此信任。早在1928年,他們就開始通信并保持良好的關系。1930年,湯用彤應時為北大文學院院長的胡適邀請,出任哲學系教授,從此再未離開北大。1946年,胡適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湯用彤為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有事外出時常托湯用彤代管北大事務。1947年,湯用彤前往美國講學。1948年,湯用彤懷著愛國之心謝絕哥倫比亞大學的邀請,于9月返回北京大學。當北平解放戰役打響時,胡適乘飛機南下,也邀請湯用彤南下,但這一次,湯用彤謝絕了,從此二人再未見面。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湯用彤被委任北大校務委員會主席,直至1951年9月。北大校務委員會是一個新舊交替的臨時機構,但湯用彤以一貫的溫和融通作風,使各方面都能接受。1952年以后,湯用彤被委任分管財務、基建的副校長,并出任中國科學院歷史考古委員會專門委員。他依然低調行事,即便對當時的院系調整有意見,講話時也只是點到為止。如1953年11月在教育部召開的綜合大學會議上,他說:“北大哲學系集中了全國六個系的教師,但沒有考慮如何發揮那些人的作用,只是把他們放在一個地方就算了?！笨梢哉f,這已是湯用彤頗為大膽的發言了。在新的政治風氣中,湯用彤變得更加謹慎了。然而,他還是身不由己地被卷入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當中。1954年,批判胡適思想的運動聲勢浩大地展開,湯用彤深感其中的厲害,害怕牽涉到自己,檢查思想時也批判過胡適。一天,湯用彤出席由人民日報社主辦的胡適批判會,會場上火藥味很強,湯用彤十分緊張,先是碰翻了桌上的酒,接著又進行了激烈的發言,回家后即患腦溢血,昏迷數月。湯用彤此時已預感到政治運動的殘酷,一向謹慎的他受不了這種沖擊。1955年至1956年,湯用彤一直在與病魔抗爭,即便身體有所恢復,他也很少在公眾場合出現,這倒使他有幸躲開了反右、反右傾等運動。湯用彤的晚年依然鐘情于學術研究。1956年病情有所好轉后,他為哲學系研究生和年輕教師講“印度佛教”。1961年初,湯用彤應《新建設》雜志約稿開始寫一些“札記”,其實就是他的讀書筆記。他還寫了兩篇關于印度醫學、佛書音義的文章。1962年,湯用彤的著作《魏晉玄學論稿》在中華書局再版,《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二次印刷。1963年夏,湯用彤招中國佛學史研究生。1964年5月1日,湯用彤腦病復發,辭別人世,終年72歲。湯一介在《湯用彤先生的治學態度》一文中有這樣的思考:“1980年代我常到國外,許多學術界的朋友問我,‘為什么大陸學者們能接受思想改造,而且在十分惡劣的情況下,還教書和研究?’這個問題確實很難說清,原因也很復雜,但我想,可能是由于中國知識分子有一種‘愛國情結’,這種情結使他們可以忍受一切苦難;加之從歷史傳統看,中國知識分子能‘以德抗位’的畢竟是少數,而‘愚忠’的則是不在少數。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往往只能受制于上,而缺乏獨立的自我意識。特別是,當政者發動群眾用教條式的主義來批判知識分子,在這種專政的壓力下,本來就軟弱的中國知識分子又背負著一種負疚感,或者真心,或者假意,或者半真半假地接受思想改造了。大家得了解專政的嚴酷性,多少知識分子因為不知道專政的厲害而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無疑應檢查自身的軟弱,但所謂專政對中華民族精神的摧毀不是更應徹底鏟除嗎?中國知識分子必須加強自我的獨立意識,堅持自由思想、自由創造,這樣中國學術文化才可以得到真正的繁榮,中華民族的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