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執行功能的主要成分分析

1執行功能結構與各子功能的分離執行功能是一項復雜的系統，用于協調不同認知組件的執行過程中的不同認知組件，主要包括目標定位行為、績效管理、工作記錄、計劃、監控等。其中，注意力、抑制和工作記錄是最基本和核心的因素（smith.jurand，1999；miyake等人，2000）。執行功能是與前額葉皮層(PFC)密切相聯的,而學齡期兒童的前額葉皮層發展十分迅速,并且大量的研究結果表明,3歲可能是執行功能發展的關鍵期,其中抑制能力的發展尤其迅速(Suchy,2009;Huttenlocher,1990;Thatcher,1992;Carlson&Moses,2001;Diamond&Taylor,1996;Kochanska,Murray,&Harlan,2000)。抑制是對自主優勢的反應進行有意識控制的能力,即指抑制不符合當前需要的或不恰當行為反應的能力,并做出合適的選擇性反應(王琰,蔡厚德,2010)。然而,其它子功能是否也如抑制能力一樣,在學齡前期就已快速的發展,并開始獨立發揮作用還不得而知(Garon,Bryson,&Smith,2008)。只有對幼兒執行結構有一個清晰的認識,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執行各子功能基本的加工過程,也才能為了解執行各子功能的發展軌跡提供更為清晰的認識(Hughes,2002)。目前,關于幼兒執行功能結構的認識卻存在爭論。“多元論”觀點認為,學齡前兒童的執行功能結構是可以分離的,即抑制和工作記憶在這一時期已開始各自獨立的發揮作用。比如:Hughes(1998)研究學齡前兒童的執行功能結構發現可抽取出三個可分離的因素——認知靈活性,抑制,以及工作記憶。并且根據學齡前兒童在一些執行功能任務上的表現,證實了早在學齡前期,抑制和工作記憶能力就存在分離的趨勢。這個結論得到了后續研究的間接支持,如Espy等人(1999)通過探索性因素分析對“A-not-B”任務和抑制、工作記憶任務的表現進行分析,結果分離出了四個因子,其中抑制和工作記憶各自成為獨立的因子。而后,Senn,Espy和Kaufmann等人(2004)同樣用路徑分析證實抑制和工作記憶在學齡前期就可分離。“整體論”觀點認為,學齡前兒童的執行功能結構是不可以分離的,即抑制和工作記憶共同發揮作用。Best和Miller(2010)在其綜述中描述了一個包括抑制、工作記憶等執行功能的發展性過程,其中指出抑制能力的首次“飛躍式”發展是在3歲到4歲期間(Huges,1998)。而工作記憶能力的首次“飛躍式”發展則是在4歲到6歲左右,但由于前額葉(PFC)皮層的成熟需要一個漫長過程(Benes,2001)。因此,就學齡前兒童的抑制和工作記憶任務的表現來看,更傾向于一個整體性的加工過程,即抑制和工作記憶共同發揮作用(Best&Miller,2010)。隨著年齡的增長,兩種功能才逐漸分離。有新的研究表明,這種分離更可能出現在童年晚期甚至是青春期(Romine,&Reynolds,2005;Wiebeetal.,2011)。例如Wiebe,Espy,和Charak(2008)基于Espy等人(1999)的研究結果,以2歲到6歲的243名幼兒為被試,分別構建了抑制和工作記憶兩因素理論模型和抑制與工作記憶共同發揮作用的單一因素模型,結果發現數據更為擬合單一因素模型,這個結果又在Wiebe等人(2011)的研究中得到證實,她們選取3歲幼兒作為研究對象同樣發現數據更為擬合抑制和工作記憶的單一因素模型。來自腦電(EEG)的研究也表明,4歲半前的幼兒在抑制與工作記憶任務的神經加工之間存在密切聯系,被試在抑制和工作記憶任務上的表現是與整個前額葉皮層的激活相關的(Bell,Wolfe,&Adkins,2007)。由于在幼兒執行功能結構的探討上,存在“多元論”和“整體論”關于抑制和工作記憶能否分離的爭論。3歲是執行功能發展的關鍵時期,在這一年齡期,幼兒抑制和工作記憶是共同發揮作用?還是單獨發揮作用?兩種功能的可分離性是否能夠提前至3歲這一問題在目前還是相當模糊的。而且前人的研究(Wiebeetal.,2011)存在明顯的不足:首先,研究采用的某些測查任務用時過長,如該研究采用Go-Nogo任務的測試時間約為10分鐘,這樣會導致幼兒喪失對于任務的興趣,以及出現注意力分散等問題。因為被試的疲勞、缺失等因素影響了整個實驗的質量。其次,外顯觀測變量與相應潛變量之間的因子負荷較低(某些任務對潛變量的負荷僅為0.17),匯聚性效度較差。再次,Wiebe等人(2008)的研究是建立在Espy等人(1999)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研究結果上。而Espy等人(1999)的研究中,由于選取測查工作記憶的任務“不純粹”,導致最后工作記憶各任務的負荷竟然歸于3個因子上。這說明有可能因為任務本身的變異影響了模型的質量。因此,本研究有必要對于數據進行重新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和對上述問題進行修正,選擇具備足夠敏感性和更為“純粹”的測查任務進行對抑制和工作記憶能力的測試。在本研究中,幼兒抑制功能的測查使用“晝夜Stroop任務”、“包禮物任務”和“糖果延遲任務”。“晝夜Stroop任務”是測查幼兒抑制功能的經典任務,該任務要求幼兒抑制口頭上的優勢反應(如看到太陽說“白天”)而做出合適的選擇性行為(如看到太陽說“黑夜”)。此外還有“包禮物任務”和“糖果延遲任務”,都是要求幼兒控制自身對于立即獲得獎勵的沖動,從而對其抑制能力做評估。工作記憶任務的核心特征是在意識中保持信息以指導后續的行為(Baddeley&Hitch,1974),幼兒工作記憶的測查采用“Beads”任務、“數點數任務”和“找貼畫任務”。“Beads”任務為幼兒呈現不同顏色和形態的幾何圖形,通過呈現單個圖形或多個圖形的組合,考察幼兒是否在意識中保持對各種圖形或組合的信息,從而成功地再認出相應的圖形,“數點數任務”通過點數再認的方式來評估幼兒的工作記憶能力,“找貼畫任務”則是通過物體搜索范式來考察幼兒的工作記憶能力,任務要求幼兒不斷刷新對剩余貼畫的心理表征,使搜索的效率達到最高。本研究選擇以上6種任務,通過預研究的修正和改進,保證了各任務的測查敏感性。一般關于執行結構方面的研究均采用了驗證性因素分析(CFA)(Miyakeetal.,2000;Wiebe,Espy,&Charak,2008)。因為這種方法可以分離其它成分的影響以更好地評估執行功能的內部結構,研究者要求同一組被試完成不同的執行功能任務,如抑制任務、工作記憶任務等,這樣就可以分析造成執行功能差異的可能來源。用盡可能“純粹”的測驗,來測試執行各子功能的任務成績,作為隨后理論模型中的潛變量指標,構建出執行功能的內在機制模型。因此,本研究目的是運用此方法以驗證抑制功能和工作記憶功能在3歲這一時期是否可以分離。為此,構建兩種理論模型,即單一因素理論模型(見圖1)和兩因素理論模型(見圖2),每個因素上有三個任務預測相應的潛變量。通過比較數據對兩個模型的擬合程度,以驗證抑制和工作記憶是否可以分離。在確認出數據對哪一個理論模型最為擬合之后,需要通過“測量恒等性(TestofInvariance)”評估男孩組和女孩組之間的擬合程度。這是由于一些研究在探索幼兒執行功能的性別差異上得到了不一致的結果,比如Wiebe團隊(2008)用2～6歲的年齡樣本發現女孩兒有更強的潛在執行能力,但隨后(2011)以3歲幼兒作為被試卻發現各執行任務的性別差異不顯著。所以在幼兒執行功能結構的探索中可能會出現性別差異的影響,因此,本研究也進行了性別差異檢驗。2學習方法2.1知情同意書的簽訂和實驗從廣西省桂林市兩所幼兒園中選取181名3歲幼兒作為實驗對象(85名男孩,96名女孩,平均年齡為41.6個月)。從廣西省桂林市兩所幼兒園中選擇的所有3歲兒童,經與院方領導、班主任和家長商議后,與他們簽訂知情同意書,并獲得實驗的允許。隨后進行整群測驗,實驗為期1個月。在正式實驗之前與家長和班主任進行訪談,確定無患有發育或語言障礙的兒童,并且參與實驗的兒童均已通過由醫護人員或臨床醫師進行的《中國幼兒智力量表》測驗和體檢篩選,無智力低下和色盲、色弱兒童。2.2實驗工具和任務2.2.1限制任務(1)觀察和包裝任務幼兒被告之他們將收到一份禮物,首先要求幼兒背對放禮物的桌子而坐,在實驗者說可以看禮物之前不能偷看。然后主試開始包裝禮物,并且發出響聲,這個過程持續一分鐘,在此過程中觀察幼兒是否偷看主試包禮物。記分方法為:0分(完全的轉過頭來偷看),1分(偷看時將頭轉過肩膀),2分(沒有試圖偷看)(徐芬,王衛星,高山,MarkSabbagh,2003)。(2)小棒響出私家車幼兒和實驗者對坐于桌子的兩旁,桌子上放著一個倒扣的透明杯,杯子下面放著一個圓形卡通別針。實驗開始前,告訴幼兒只有在實驗者舉起杯子并用小棒敲響杯子后才能拿取禮物。這個任務共進行四次,在每次實驗進行到一半時實驗者都拿起透明杯子,并做出試圖敲響杯子的動作,但每次敲響杯子的時間都不一樣,分別在10、15、20、30秒后敲響杯子。記分方式:0分(在杯子被舉起前就拿了杯中的禮物)、1分(在敲杯子前就拿了杯中的禮物)、2分(在杯子被舉起之前摸了杯子)、3分(在杯子舉起后但杯子被敲響前摸了杯子)、4分(在杯子敲響后才拿取杯中的禮物)。(3)卡物的卡數與次數實驗中,要求幼兒看見畫有太陽圖案的卡片說黑夜,看見畫有月亮圖案的卡片說白天。每種卡片8張,隨機測驗所有的卡片。以被試回答正確的次數為成績,分值在0～16分之間(張文靜,徐芬,2005;李艷玲,陳英和,2009)。2.2.2工作績效記錄任務(1)找貼畫的次數首先給幼兒呈現六個顏色不同,大小相同的長方體盒子,并讓幼兒觀看實驗人員在每個盒子中放一張貼畫。實驗開始時,主試告訴幼兒:“現在我們要找放在盒子里的貼畫,找到的貼畫就送給你。每次只找一個盒子中的貼畫,你要記住哪些盒子是已經找過的,找過的盒子我們就不再找了”接下來,讓幼兒開始找貼畫。每次主試將已找出的盒子都放回其它5個盒子中,并將盒子的排放秩序打亂,再讓幼兒找貼畫。記分方式:記錄幼兒在第幾次才將所有的小貼畫找完;如果幼兒找了15次才找完所有的貼畫或都沒有找完所有的貼畫就停止實驗,記為15次。通過公式15-X(x為被試找完小貼畫所需要的次數)換算成0～9分。9分表示被試在尋找盒子6次時就找到了所有的貼畫,0分表示被試在尋找盒子15次時才找到或者都還沒有找到所有的“貼畫”。(2)圖形監視的次數在這個任務中,首先呈現排列成一行的12張卡片(紅、藍和白色;有四種形狀:圓形,三角形,長方形,橢圓形),實驗共3個Block,每個Block中有5個trail組成。正式實驗前有兩次練習的機會。實驗在計算機屏幕上呈現相應的圖形,難度從1個圖形到3個圖形的組合逐級增加。第一個Block為一個圖形,第二個Block為2個圖形的組合,第三個Block為3個圖形的組合。要求被試指出和屏幕中呈現的顏色和形狀完全一樣的卡片圖形(或者一組圖形),圖形注視的時間呈現為2s(1-beadtrials)或3s(2-beadtrials)或5s(3-beadtrials)。我們的研究收集在三個部分正確反應的次數。因此,被試的最高分能是15分(Hughes,Ensor,2011)。(3)多卡卡片的回憶,有個卡測驗材料為一些繪有黃色和綠色圓點的卡片。卡片上隨機排著些綠色和黃色子,測驗時,實驗者按規定的序列呈現卡片,首先給幼兒兩張正面朝下的卡片,實驗者翻開第一張卡片(如4個黃點6個綠點),要求幼兒只數卡片上的黃點數,數完之后,這張卡片被翻轉,下一張卡片被翻開(如5個黃點5個綠點),在數完點數之后,這張卡片又被翻轉。然后,實驗者指著第一張卡片和第二張卡片,要求幼兒按順序回憶每一張卡片上黃點的數量。如果能夠正確回憶(4,5),就算通過。如果一次不成功,可另外擺兩張卡片,進行第二次測驗,再測成功,也算通過了兩張卡片系列廣度(2張卡片,廣度計為2)。然后依次增加卡片數量,幼兒在某一卡片系列兩次測驗都不能通過則停測(文萍,李紅,2007)。2.3主試和實驗臺相結合的實驗任務實驗程序包括預備實驗和正式實驗兩階段。在預備實驗階段,研究者與桂林金寶貝早教中心取得聯系并得到實驗準許。由于測量抑制的晝夜Stroop為計算機測驗,但經預測發現計算機化的任務對幼兒是不適合的,這是由于成績好的幼兒更有可能是因為操作計算機水平熟練而非對任務本身的操作引起的。所以,我們將晝夜Stroop任務調整為行為實驗,用電腦屏幕呈現圖片,讓幼兒用口頭言語報告或指認的方式進行。并且經預測發現的這一階段幼兒的點數(用手指點數目標)能力尚未發展成熟,并且對于5以上的點數存在地板效應,因此將測量工作記憶的數點數任務調整為5以內的點數,Beads任務也刪除了4個以上的圖形組合。正式實驗前,研究者招募了6名主試助手進行集中培訓,旨在確保指導語和觀察操作誤差最小化。實驗在桂林兩所幼兒園進行,實驗前從班主任處取得被試的基本年齡和家庭信息,以及確保被試無身體不適和疲勞、排便問題。以自愿為原則,采用個別測查方式,每次進行單獨實驗,一次性完成6項實驗任務,完成整個實驗的時間約為30分鐘,但被試完成單個任務的時間不超過4分鐘,并在每兩個任務完成過后留給被試1分鐘左右的休息時間。這樣以避免被試注意力分散的問題。實驗在幼兒園一間獨立的房間內進行,分為三個實驗臺,第一個實驗臺由一名主試操作需要計算機進行的Beads和晝夜Stroop任務,第二個實驗臺由一名主試和兩名觀察員操作包禮物和糖果延遲任務,第三個實驗臺由一名主試操作找貼畫和數點數任務。為了確保幼兒被試的實驗興趣,被試在完成一個實驗臺的任務后,會移動到下一個實驗臺進行新的實驗任務,讓幼兒被試感覺實驗游戲好像是在“過關”一樣。為了平衡任務帶來的順序效應,將3個實驗臺的施測順序進行拉丁方排列,即123、231、312的循環方式進行。實驗人員由2名觀察員和3名主試構成,分別站于被試正面45度角和側面135度角處,在被試處于自然狀態下觀察,實驗完成后進行觀察數據的一致性評估(本研究中的包禮物觀察者一致性信度Kappa值=0.92,N=181;糖果延遲任務的Kappa值=0.89,N=181)。主試以表格形式收錄數據,實驗完成后由一名研究者進行數據的統一錄入。2.4驗證性因素分析描述性統計和探索性因素分析使用SPSS13.0進行計算,而驗證性因素分析使用AMOS18.0進行計算。90名被試的數據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隨后將91名被試的數據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使用模型測量恒等性檢驗,評估男女生組是否有相同的因素模型。3結果分析3.13證性因素分析181名被試在抑制和工作記憶任務成績基本符合探索性和驗證性因素分析的假設。表1呈現了所有被試以及男女生各自在各執行任務上的平均數和標準差。從總體上看,女生在抑制和工作記憶各任務的表現上均好于男生,但都沒有達到顯著差異。3.2成績標準分和數字支出情況為了平衡不同計分方式帶來的影響,首先將被試在各執行任務上的成績轉換為Z分數,然后對各執行任務的分數進行相關分析,結果顯示(見表2對角線以下部分)出幼兒包禮物任務成績標準分與找貼畫任務成績標準分之間呈現顯著相關[r(181)=0.19,p<0.01],晝夜Stroop任務成績標準分與數點數[r(181)=0.29,p<0.01]和Beads任務成績的標準分[r(181)=0.20,p<0.01]之間均呈現顯著相關,三個抑制任務之間均呈現出顯著相關,并且三個工作記憶任務之間也均呈現出顯著相關。因為年齡(出生多少個月)與抑制和工作記憶總分呈現顯著相關[r(181)=0.17,p<0.05;r(181)=0.24,p<0.05],我們又計算了偏相關系數(見表2對角線以上部分),在控制年齡(出生多少個月)之后,以上關系依然存在顯著性。3.3主結論分析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區分抑制和工作記憶是否是可分離的因素。對90名3歲幼兒在3個抑制任務、3個工作記憶任務共6個任務上的得分主成份分析,抽取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2個,累積解釋57.925%的總變異。經主成分方差極大正交旋轉后,結果分離出2因子模型,分別是工作記憶和抑制因子,各執行功能任務各自的負荷結果見下表3。3.43模型的估計、評價和擬和指數模型分析一般可分為4大步驟:(1)模型建構,包括指定變量間的相互關系,限制因子負荷或因子相關系數等參數的數值;(2)模型擬合,指在有了一個新模型后,就要設法求出模型的解,其中主要是模型參數的估計;(3)模型評價,在評價一個模型時,需要檢視各參數值是否在合理的范圍內和參數與預設模型的關系是否合理,還要檢視多個不同類型的整體擬和指數,如:χ2、SRMR、AIC、CFI、IFI等,以衡量模型的擬和程度;(4)模型修正,對每一模型檢查標準誤、修正指數、及各種擬合指數,據此修改模型(文萍,張莉,李紅,劉莉湘君,張雪怡,2007)。3.4.1因素模型的建立根據“多元論”和“整體論”的理論觀點,我們提出了兩種理論模型構想,分別是單一潛變量模型和抑制和工作記憶兩因素模型(見下圖1和圖2)。模型1(M1):可稱之為“單一潛變量模型”。假設幼兒的抑制能力和工作記憶能力是共同發揮作用的,相應任務數據可以被單一因素模型所解釋;模型2(M2):可稱之為“抑制和工作記憶兩因素模型”。假設幼兒的抑制能力和工作記憶能力是獨立發揮作用的,相應任務數據可以被抑制和工作記憶兩因素模型所解釋;3.4.2驗證分析過程本研究運用驗證性因素分析(CFA)的方法,使用Amos18.0進行最大似然估計分析,對其它91名被試數據進行兩種理論模型構想進行驗證。根據理論假設,對圖1和圖2中的理論模型進行驗證分析。根據模型的擬合情況不斷進行修正,直到建立一個擬合良好的模型,兩個模型的擬合度的各項檢驗指標見表4。綜合分析各項擬合指標,對模型進行比較后,我們認為在這些模型中,模型2是最佳的模型。擬合指數表明,模型1的χ2值顯著(p<0.05),其它擬合指數都不是很符合標準水平。說明“單一潛變量模型”(M1)對數據擬合偏離較大,擬合不滿意。而相比之下模型2的χ2值不顯著(p>0.05),說明“抑制和工作記憶兩因素模型”(M2)對數據的擬合較好,其余擬合指數也都達到擬合標準水平,表明模型2擬合較為滿意(見圖3)。3.4.3測量恒等性檢驗為了評估男女生組是否有相同的因素模型,針對抑制和工作記憶兩因素模型分別進行了85名男生和96名女生樣本的測量恒等性檢驗(見表5)。結果發現三個限定模型與基準模型的χ2差異值均未達到顯著性水平,表示三個模型與基準模型視為相等。這說明男生與女生之間不存在差異。4主要關于測試結果的可分離性的研究本研究基于以往的研究,在潛變量水平上,對兩種執行功能(抑制和工作記憶)的可分離性進行了研究。針對以往研究存在的問題,本研究主要解決了兩個問題:第一,對執行功能的任務進行改進,提高測驗的有效性;第二,在選取適合任務的基礎上,成功地建立了兩種執行功能的探索性因素分析模型和潛變量分析模型。4.1夜待過期調整為行為實驗為了提高執行功能測驗的效度,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首先,通過設置不同的實驗平臺可以讓幼兒感受到置身于“過關”游戲當中。并且,計算機呈現圖片和幼兒動手操作的任務模式,保證了幼兒的注意力維持在測驗任務上。其次,通過預實驗中幾次調整晝夜Stroop任務,保證了任務盡可能“純粹”的測驗到抑制功能。在這期間,從一方面將“太陽”和“月亮”圖片固定為純色背景、高分辨率的刺激材料,以排除因圖片不同而導致幼兒反應出錯的額外變異。另一方面,為了排除因計算機操作水平熟練對被試成績提高的影響,我們將晝夜Stroop任務調整為行為實驗,用電腦屏幕呈現圖片,被試出聲報告的方式進行。并且,對于某些幼兒存在音色辨識度不高的問題,改用指認的方式進行反應。最后,調整了反應部分認知負荷太高的任務,如5以上的點數和Beads任務中3個圖形以上的組合,改進為5以內的點數和3個以內的組合以減輕被試反應階段的認知負荷,避免了不同執行功能之間的相互干擾。通過認真篩選和改進每一項執行任務保證了測驗的有效性。4.2工作記憶的腦區本研究的第一個目的是確定幼兒抑制和工作記憶的關系,結果表明,兩種執行功能間的相關顯著,抑制是對自主優勢的反應進行有意識抑制控制的能力,即指抑制不符合當前需要的或不恰當行為反應的能力,并做出合適的選擇性反應(王琰,蔡厚德,2010)。而工作記憶指的是面臨復雜的任務時對于信息的儲存和編碼以及適當的監控以適應當前的任務(Baddeley,1986)。并且,工作記憶任務的核心特征是在意識中保持信息以指導后續的行為(Baddeley&Hitch,1974)。已有多項證據發現反應抑制與反應選擇、工作記憶和注意的神經加工之間存在密切聯系,比如Bell,Wolfe和Adkins(2007)的EEG研究證明了兒童在面臨復雜的抑制任務時,需要同時激活工作記憶相關腦區。而在本研究中,包禮物任務和晝夜Stroop任務都與工作記憶的任務存在顯著相關,并且在實驗過程中,研究者也同時發現,在完成抑制任務時,3歲幼兒需要記住任務相應的規則以幫助自己做出選擇性反應。已有來自神經影像學(fMRI)的研究證實了抑制與工作記憶的神經加工之間存在密切相關,它們激活的腦區相互重疊,如背外側和腹側前額葉皮層(Caseyetal.,1997;Durstonetal.,2006)。而本研究的結果也與這些研究具有一致性。4.3不同執行功能的研究結果本研究的第二個目的是推測在3歲這一年齡時期,抑制與工作記憶是否各自獨立發揮作用。為此,我們首先進行了探索性因素分析,相關數據析出的兩因素模型表明,用抑制和工作記憶兩因素模型可以更好地解釋執行任務數據。這說明了3歲幼兒已出現了認知抑制與工作記憶功能分離的趨勢。一些研究也表明了,3到4歲的幼兒在簡單的抑制任務表現上就已有了明顯的提高,例如魯里亞的拳頭、手指游戲,晝夜stroop任務,A-not-B任務等(Carlson&Moses,2001;Hughes,1998;Sabbagh,Xu,Carlson,Moses,&Lee,2006)。這樣可以推測出,抑制功能在這一時期更可能獨立發揮作用,它不受到工作記憶的影響。因為工作記憶的測驗任務要求幼兒盡可能在給定的時間范圍內記憶規則和完成操作步驟,被試更需要依賴自身的加工速度,而不是注意控制力。雖然結果同樣顯示晝夜Stroop任務對工作記憶也有很高的貢獻率,但這與前人的研究是一致的。因為幼兒在此階段將兩種執行功能聯合運作是有困難的,在加工復雜的抑制任務時,需要得到工作記憶的參與(Garonetal.,2008;Simpson&Riggs,2005;Best&Miller,2010)。并且,已有研究證明了工作記憶和其他執行功能(如抑制和自我監控力)是相獨立的(Alloway,Gathercole,Kirkwood,&Elliott,2009;Holmesetal.,2008)。但同樣存在研究表明,在幼兒3歲這一年齡期,工作記憶與抑制功能更傾向于共同發揮作用,這樣出現了以往研究結論的不一致(Wiebeetal.,2011)。因此,我們驗證了這兩種不同的理論模型構想,但隨后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顯示,3歲幼兒樣本的數據更為擬合抑制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