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鄭國氏氏流域的流變

春秋中后期，社會各個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就社會階層而言,貴族階層賴以生存和依托的基礎———氏族組織發生了巨大的變遷,致使曾經盛極一時的貴族階層逐漸走向了解體。從某種意義上說,氏族興衰、演變的歷史可以當作春秋社會發展的一個縮影。春秋時期氏族組織廣泛存在于諸侯國中,鄭國自不能免。鄭國處于中原戰略要沖,成為諸霸爭奪的主要對象;并且作為姬姓之國,其又是周文化的繼承者和實踐者。獨特的地理和文化環境孕育起來的鄭國氏族,其發展流變脈絡與他國氏族相比既存有共性,但更多是其獨特發展個性。因此,對鄭國氏族流變進行研究,不僅對了解春秋時期貴族階層變遷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對研究鄭國歷史的變遷也具有重大意義。本文擬在微觀探討《左傳》記載的鄭國每個氏族流變的基礎上,從宏觀上把握春秋時期鄭國氏族流變的基本形態、影響因素及其對鄭國政治的影響。本文中所涉及的“氏族”,是指一種家族組織。這種家族組織在組織規模上可大可小。大者可以是宗族形態,一個主干統轄若干分支不小于大型伸展家族。而小者可以只是核心家庭或小型伸展家族(1)。一、君權與卿權的互動春秋初期鄭國的氏族,世系比較簡單,只是指以大夫為主的核心家庭或小型伸展家族。大夫之權位及身而已,沒有自己的封邑和家臣之屬(p109)。祭仲、高渠彌、穎叔考等雖身及卿位,但一世而亡。除洩氏(2)、共叔段之族之外,在史籍記載中沒有看到可以傳承數代的世家大族。國君與卿大夫之間的關系,類似于公室與家臣性質。從權力的對比來看,君權基本上強于卿權,卿權從屬于君權。但“君權和卿權二者間的對立統一關系……由多重因素的綜合刺激,它也會在某一階段出現變異”(p84),在君權式微情況下,卿權往往成為君權拉攏和利用的對象。握有卿權的大夫,有公室(3)和非公室之分,他們與國君既存在政治利益上的一致性,也存在本質上迥異的分權傾向。因此國君為了維護自己的君權,不得不與權臣展開互動和斗爭。此時君權與卿權圍繞國君、公室大夫、非公室大夫三股政治勢力的斗爭和聯合,形成了兩種具體表現形態。其一,君權以絕對優勢大于卿權時,公室大夫和非公室大夫可以和平相處,共同輔佐國君。自鄭武公到鄭莊公統治的七十年間,鄭國的發展進入全盛時期。鄭武公、莊公繼承桓公司徒的官職,恃輔佐平王東遷之功,加上河、洛、濟、潁之地優越的發展環境,在春秋初年的政治舞臺上扮演重要角色。在國內君權保持了強勢的勁頭,以絕對優勢壓倒卿權。莊公在位期間,雖有共叔段之叛亂,但很快就被平定。共叔段及其子公孫滑被迫出奔。(隱公元年)平定共叔段叛亂之后,鄭國君卿進一步團結。在鄭莊公在位期間,不僅公室大夫公子呂、公子宛、公孫獲等人受到重用,非公室大夫有原繁(4)、祭仲、高渠彌、洩駕、穎叔考等人也受到了器重,其中祭仲、高渠彌因鄭莊公的喜歡而身及卿位。他們恪守盡職、共同輔佐鄭莊公,成就了鄭莊公“小霸”之霸業。其二,卿權與君權發生沖突,甚至威脅到君權時,國君就會依靠公室大夫或非公室大夫一方勢力打擊另一方勢力來維護君權的穩定。鄭厲公至鄭子在位時期,非公室大夫勢力膨脹,侍寵專權,甚至操縱“立君”之大權。雍氏之亂,厲公出奔(桓公十五年);君臣交惡,昭公被弒(桓公十七年);鄭子之被迎立,均出自執政卿之手。殆至高渠彌受車裂之刑,祭仲謝世之后,厲公才有機會重返鄭國。厲公復位,對異己勢力中的公室和非公室大夫進行的殺戮和驅逐,遂殺傅瑕,逼死原繁(莊公二十四年),咎雍氏之亂者,強殺公子淤等人,重新鞏固了君權。春秋初期鄭國氏族流變主要圍繞著君權與卿權的互動與斗爭展開,其流變以氏族消亡為主,波及范圍較廣,涉及氏族人數也較多。但一些氏族依靠占有某些資源和憑借某些才能,在君權與卿權的互動中保命庇族,發展為后來有影響力的世家大族。共叔段之族,憑借與國君的血緣關系,數世殘存于鄭國(1),但一直被排擠在權利的邊緣,終無作為于鄭國政治。洩氏恪守臣權,沒有與國君發生激烈的沖突,憑借其軍事才能,在戰爭的頻繁環境中分享了部分國君軍事資源(2),為其發展壯大提供了物質保障。二、鄭國的建立發軔于西周末年,興盛于春秋早中期的“辟土服遠”熱潮,席卷了大大小小的諸侯國(p46)。地處中原大地而且擁有“三軍”實力的鄭國,積極參與了這場風潮。武公滅虢、鄶等十邑后繼續擴張領土,初步確立了鄭國的疆域范圍。鄭莊公在位期間積極向外擴張,使鄭國的勢力達到鼎盛,多次伐宋,爭奪兩國間隙地(p148)。魯僖公二十年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將滑納入鄭國版圖,這些開疆拓土的舉動使鄭國具備了廣泛分封卿大夫的能力,于是鄭國掀起了“立家”分封的熱潮,世家大族大量涌現。其中著名的有孔氏、皇氏、堵氏、石氏、侯氏等異姓家族和子家、公子宋以及后來權傾一時的諸穆大族。這一時期,君權與卿權的互動依舊存在,但同、異姓氏族之間的博弈卻是推動氏族流變的原動力。隨著世家大族的形成和發展,君權開始衰落,“各世族致力于內部的爭權和兼并,世族之興替此起彼伏,權利之轉移隨時變化”(p107)。1.文公中的異姓士族太子華趁訪齊之時,祈求齊國出兵。齊國卿大夫管仲以“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僖公七年)勸阻齊君出兵,太子華乞兵未果,由是得罪鄭國異姓氏族,被迫出奔,最終太子華之族盡被消滅。文公因為最寵五子不幸早夭,便于魯宣公三年盡逐群公子。此時異姓氏族卻獲得了文公的器重和賞識:孔氏、石氏、侯氏以卿族身份于僖公二十四年,與鄭伯一道視察官司和器具。公子瑕因為泄駕和文公共同厭惡而不得立為君(宣公二年)。異姓氏族在文公在位期間,勢力極度膨脹,侍寵專權,極度囂張。在文公卒后,穆公利用鄭國異姓氏族的接洽和晉國的軍事威逼,得以重返鄭國,登上君位(僖公三十年)。在穆公初期,異姓氏族憑借擁君之功,繼續侍寵專權,威脅到了君權。因此穆公即位三年后,便以候選多侍寵專權之名,盡滅候選多之族,其他異姓氏族勢力也受到了削弱,同姓氏族卻因國君扶持,逐漸崛起。2.同姓士族實際地位在資源整合中的地位一般表現在宣公四年確定了錨鄭穆公中后期至成公在位期間,雖然發生了“幽公之亂”(宣公四年)及“公子般之亂”(成公十年·十三年),但凡嘉好、聘享、三軍之事,除異姓氏族皇氏參與外,其余大部分皆由同姓卿大夫(公室和諸穆)來完成。觀察下表,我們便可以清楚的明白其中的梗概。宣公四年,鄭襄公欲去穆氏但因子良固諫“穆氏宜存”而使穆氏“皆為大夫”。穆氏由此獲得了參與鄭國政治的機會。鄭成公期間雖有穆氏與公子般之族的斗爭,但同姓氏族基本上壟斷了鄭國政治軍事資源,不僅將異姓氏族排擠出了政治權力的中心,而且剝奪了異姓氏族的軍事統領權。在“官失,則族無所避”(文公十六年)的社會中,這些曾經顯赫的異姓氏族被排出政治權利的中心,也就離“墜命亡氏”(襄公二十四年)不遠了。而只有少數異姓氏族如皇氏、石氏繼續活躍在鄭國歷史舞臺上,究其原因很可能是晉楚爭霸的方興,軍事資源對處于大國之間的鄭國而言尤為重要,此時異姓氏族,如石氏、皇氏、堵氏等家族既是鄭國軍賦的主要來源,又是其兵員的主要提供者。鄭國的公子、公孫們“立家”不久,實力稍遜于異姓氏族,這些異姓氏族憑借家族勢力,仍可保家庇族。3.群東南角的經營魯襄公二年鄭成公死后,“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襄公八年),諸穆家族開始掌握了鄭國的政治,“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的局面在鄭國初步形成。諸穆家族對鄭國政權的控制,導致了其與公室關系的惡化。一則君臣關系緊張,魯襄公七年,身處執政地位的子駟便使賊刺殺僖公,另立簡公;二則諸穆與公室的群公子交惡。鄭諸穆興起之后,竭力阻止其他的公族立家,群公子因此喪失了“以公子、公孫的身份享有卿大夫的爵位和相應的權力”(p119)。群公子因僖公之死,于魯襄公八年謀殺子駟。子駟先發制人,殺害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志、孫惡出奔衛。在諸穆家族鏟除了“群公子”這支異己勢力之后,異姓氏族便成為唯一阻擋諸穆壟斷鄭國政權的勢力了。隨著家族成員增多、勢力逐漸增強,諸穆開始不斷地侵占異姓氏族的資源(1)。一些異姓氏族為了家族利益,團結起來與諸穆家族進行斗爭。兩大世族在魯襄公十九年發生了最激烈的、最直接的沖突———西宮之難(2)。西宮之難是鄭國氏族變遷的一個轉折點,曾經顯赫一時的異姓氏族在西宮之難中盡被鏟除,諸如尉氏、堵氏、司臣氏;一些未被鏟除的異姓氏族,諸如皇氏(3)、石氏(4),也被排擠到了鄭國權力的邊緣,最后消失在了鄭國歷史塵埃里了。諸穆家族雖然受到了創傷,但集體壟斷了鄭國社會資源,開啟了七穆世卿制的序幕。總之,這一時期氏族發展流變形態是,單一氏族家族發展為后來影響巨大、綿延幾代的世家大族,不僅異姓氏族如此,同姓氏族亦然。隨著同、異姓氏族間矛盾的激化,二者之間的斗爭由與君權結盟的間接方式轉變為同、異兩大氏族集團之間大規模的火并。異姓氏族消亡速度加快,諸穆家族逐漸發展壯大。三、“七穆”家族的權力分配格局在子展至子大叔執政期間,君權式微,卿權膨脹。異姓世族逐漸消亡,同姓世族一枝獨秀———七穆政治世卿集團正式形成。鄭穆公之子,除子夷、子堅先后繼位為靈公、襄公以外,子罕、子馴、子國、子良、子游、子豐、子印從襄公時代起即逐漸操持國柄,繁衍為大族,被稱為“七穆”。“七穆”各家族聯合壟斷鄭國政權,并世代承襲,但各家族在權力分配和共享方面,只是處于一種動態的均衡而非靜態的平衡之中。一旦七穆各家族實力發生變化,這種動態均衡的權力分配勢必會被打破,不同家族之間,同一家族內大宗與小宗之間,不同家族的大宗與小宗之間就會產生各種斗爭和聯合,家族的興衰存亡也就隨之而發生了。1.互相殺孔氏孔氏、良氏先后繼執政卿之位,但均以執政專斷、生活奢侈而被其他家族消滅。西宮之難后,子孔當國。孔氏取得了執政卿的地位之后,試圖獨享鄭國政權,于魯襄公十八年純門之役時,想借助楚國之手,盡滅“七穆”等其他家族。由于子西、子展得知孔氏的陰謀,提前作了準備,致使孔氏的陰謀流產。本來在西宮之難中就有嫌疑的孔氏,這次又得罪了罕氏、駟氏、國氏等家族。子展、子西于魯襄公十九年率國人討伐孔氏,殺子孔而分其室。子良、子革、子孔三個家族奉子孔為家族長,故三室都及于難,子良、子革出奔楚國。子展卒后,良氏伯有為執政卿。襄公二十九年,伯有使駟氏小宗公孫黑出使楚國,公孫黑以鄭楚方惡為名拒不出使,伯有便強使公孫黑出使楚國,致使公孫黑發怒率駟氏之甲攻伐良氏,伯有被迫出奔許國。伯有在許國聽說上卿子皮并沒有參與攻伐自己,于是重返鄭國,率良氏之甲攻打駟氏,結果被駟氏之甲徹底擊敗,伯有最后落了個“墜命亡氏”的下場。雖然子產使子良繼承良氏宗室(5),但良氏再沒有進入鄭國權力的中心。2.魯昭公三年又因案駟氏的驕悍在公孫黑身上表露無遺。魯昭公二年,駟氏小宗公孫黑要強娶游氏小宗公孫楚的未婚妻,公孫楚擊傷公孫黑,卻招致公孫黑的污蔑。國氏子產作為執政卿,明明知道錯在公孫黑,卻不敢得罪駟氏家族,子大叔作為游氏大宗的族長卻不能保護自己的小宗,于魯昭公二年放逐公孫楚于晉國。公孫黑抱得美人歸后,為躋身于鄭國卿位之列,趁鄭伯與大夫會盟之際,強與六卿私盟。一年之后公孫黑欲鏟除游氏,取代其卿位,于昭公三年作亂,由于其舊傷復發未果。小宗公孫黑的行為威脅到了整個駟氏家族的安危,因此,駟氏家族為了家族的利益,便欲將其鏟除。子產在駟氏允許之后,歷數三條罪狀,讓公孫黑自殺。3.異姓士族的形成罕氏在七穆家族中實力最強,子展繼其父子罕為“當國”之卿,其子子皮亦能在內亂紛紜之際扶危定傾,使罕氏世為上卿。但罕氏內部大小宗之間也存在著分歧,子皮氏繼承大宗,馬師氏是小宗。子皮之族飲酒無度,生活比較奢靡,馬師氏害怕子皮氏給罕氏帶來災禍,便非常厭惡子皮氏。昭公七年,罕朔趁齊師還自燕之月,殺死了大宗子皮之子罕魋,罕朔為免于大宗討伐,出奔晉國。總之,這一時期異姓氏族絕跡于鄭國政治權力中心,“七穆”世族最終形成。各家族在“保家宜族”目標的初衷下,圍繞權力的分配和長幼秩序,致力于內部的爭權和兼并。四、鄭國“七穆”家族流變的基本梗概自子大叔之死至春秋之終,曾經顯赫一時的“七穆”世族開始走向了衰落。子大叔死后,鄭國進入駟顓執政時期,此時外部環境發生了變化,“晉、楚具衰。齊景欲圖伯而不終,宋景……與鄭以隙地啟黨,驟興兵革,……全軍覆沒,得不償失”(p2230)。在這種環境下,鄭國的內政外交情況都大不如從前了。雖然沒有詳實的史料記載“七穆”后期氏族的流變,但我們根據《左傳》中記載的活躍于政治舞臺上的人物世系關系,大致可以推斷出鄭國“七穆”家族流變的基本梗概。印、豐二氏,自魯昭公十六年后不復見,蓋其勢力衰落,被排擠出權力中心,“官失,族無所避”,最后消亡。游氏自子大叔死后,大叔之子———游速在魯定公初年出現過兩次,終魯定、哀公之世不復現于鄭國政壇。至于國氏,據房占紅在《鄭國七穆世卿政治的內部秩序及其特點》一文考證稱,子思為駟弘之字,并非國參之字。那就表明遲至哀公末年,國氏人員已經基本沒有掌握權力的記載了。國氏勢力的衰落,大概是被罕氏家族排擠出了權力中心(p117)。同時結合分析上表,春秋后期鄭國氏族變遷便可明了:魯定公中后期至哀公之終,鄭國政治、軍事大權均由駟氏和罕氏獨享;印、豐、國、游四氏被排擠出了權利中心,最后走向了消亡。總之,這一時期由于外部環境兵鋒迭起,鄭宋征戰不休,“七穆”各家族因內部斗爭和實力的變化,一些家族被排擠出權力的中心,最終走向了衰亡;一些家族繼續延續,憑借強大的家族勢力,逐漸分享了鄭國政權。五、同、異姓士族之間的博弈是推動體系變遷的核心動力終春秋之世,鄭國氏族發展趨勢其有三變。鄭武、莊時期,鄭國的氏族形態只是一氏一族,一世即亡,沒有形成世族,殆至文、穆時期,隨著諸侯國“辟土服遠”的風潮,大夫立家興起,延及數世的大家族逐漸形成,此其一變也;鄭悼、成時期,同、異姓家族博弈,互有勝負,殆至僖、簡公時期,異姓家族消亡,同姓家族膨脹,七穆世卿制形成,此其二變也;鄭簡、定公時期,七穆氏族繁榮發展,勢力達到頂峰,殆至獻、共時期,印、豐、國、游四氏衰落,罕、駟兩族獨秀,延及戰國,此其三變也。探究鄭國氏族流變的原因,筆者發現:君權與卿權互動,同、異姓氏族之間的博弈和兼并,是推動氏族變遷的核心動力。鄭成公之前,君權強于卿權,氏族流變主要圍繞君權與卿權的斗爭展開。同、異姓氏族雖有矛盾,但不直接發生沖突,而是通過與君權結盟的方式進行斗爭。鄭成公之后,隨著世家大族的崛起,君權式微,卿權膨脹,氏族流變主要圍繞同、異姓氏族之間的博弈展開。同、異姓氏族發生正面沖突和直接碰撞,二者之間長期的斗爭導致異姓氏族消亡,同姓氏族崛起。殆至七穆世卿制集團形成之后,氏族流變圍繞權力的分配和家族實力的變化而時時進行兼并和斗爭。除了君權與卿權的斗爭、同異姓氏族之間的博弈之外,當時的邊際環境也對鄭國氏族流變發生過影響。據顧棟高先生《春秋大事表》記載,宋鄭兩國“地既逼近,力又相埒,故其勢常至于斗爭。”(p2229)在春秋242年中,宋鄭交戰就達到四十九次,差不多五年就發生一次戰爭。頻繁的戰爭,使鄭國在部署內政外交時,不得不將軍事因素考慮更多。因此一些氏族的興衰存亡就與本氏族對軍事資源的分享和占有息息相關,諸如洩氏的興衰就與軍事密切相關。氏族首領的品質及其對禮制的僭越等也對當時鄭國氏族的流變產生過影響。鄭國是周文化的繼承者和傳承者,禮樂文化對鄭國氏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