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尚書》真偽說質疑

《尚書》是史上最悠久的一部文獻，也是夏、商、周三代政治著作。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尚書》作為五經之一,取得了儒家經典的地位。西漢時,《尚書》出現了兩種本子。一種是《今文尚書》,伏生口授之書,以當時的隸古文字寫成。一種是《古文尚書》,孔壁所出之書,是科斗文。此后,便有了古文和今文之爭。東漢時治《古文尚書》的開始增多,但整個兩漢期間,能夠立于學官的只有《今文尚書》。永嘉之亂時,《尚書》失傳。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向朝廷獻出五十八篇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比伏生本多出二十五篇,并很快被立為學官,盛行于世。唐代統一了經學,孔穎達的《尚書正義》以《孔傳》作為正注而作疏,并立于官學,確立了《古文尚書》的正統地位。在疑古惑經的宋學風氣下,宋儒一改漢唐拘泥于經文的思想,對《尚書》展開了不同程度的疑辨。南宋時期,吳棫率先對《尚書》進行系統而全面的疑辨。朱熹集宋代《尚書》疑辨思想之大成,并將《尚書》的疑辨思想推向新的臺階。朱熹不僅指出《古文尚書》與《今文尚書》的差別,提出“《書》有兩體”之說,還明確指出《孔安國序》(大序)、《孔安國傳》(簡稱《孔傳》)非孔安國所作,《書》前各篇章的《書序》(小序)非孔子所作。宋代的疑經思想影響了元明清的經學發展,尤其是明清時期。不過,這一時期對《尚書》的疑辨思想集中體現在《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的真偽之爭方面,一方認為《今文尚書》為真,《古文尚書》是后人的偽書,另一方認為兩者都真。此真偽之爭延續至今,尚未定案。對于朱熹的《尚書》疑辨思想,今人學者多有論及。不少學者認為朱熹懷疑《古文尚書》是偽書,從目前看來,這一思想已經成為一種流行觀點。綜合當前這一觀點的說法,可歸納為:一是朱熹區別古、今文,實際上是暗示了真偽尚書,因而朱熹疑《古文尚書》為偽;二是朱熹疑《古文尚書》為偽,但他既疑又維護,所以提出“《書》有兩體”之說來維護;三是朱熹之所以維護《古文尚書》,是“恐倒了六經”,也就是說朱熹擔心六經的權威性受到挑戰。部分學者認為,朱熹既懷疑又維護《古文尚書》,是因為朱熹以偽《古文尚書》中的一篇《大禹謨》為基本文獻,建立了道統說。也有個別學者認為朱熹弟子蔡沉承師之意,在注解《尚書》時,于每篇或注“今文古文皆有”,或注“今文無古文有”,實際表明的“今文有”的是漢代真《尚書》,“今文無”的是偽《古文尚書》,只不過蔡沉不明說出其偽而已。不說明其偽,也是出于蔡沉為了維護偽《古文尚書》,“恐倒了六經”。以下論文就這些說法進行考辨。一、前引:“今文:諸子,如何不在此任。”說: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伏生書多艱澀難曉,孔安國壁中書卻平易易曉。或者謂伏生口授女子,故多錯誤,此不然。今古書傳中所引書語,已皆如此,不可曉。蓋書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傳,古文乃壁中之書。《禹謨》、《說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讀者皆古文。況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考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一字?又卻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朱熹認為,《今文尚書》語言“艱澀難曉”,《古文尚書》大多字順平易,伏生卻偏記得難的,易的反不記得,此為可疑。據上述材料,不少學者認為朱熹區別古今文是暗示了真偽古文之分,朱熹實際上懷疑《古文尚書》是偽書。事實上,朱熹從未有過明確指出《古文尚書》為偽。在他看來,古文與今文甚至沒有優劣之分,也意味著無真偽之說。《朱子語類》載:伯豐再問:“《尚書》古文、今文有優劣否?”曰:“孔壁之傳,漢時卻不傳,只是司馬遷曾師授。如伏生《尚書》,漢世卻多傳者,晁錯以伏生不曾出,其女口授,有齊音不可曉者,以意屬成,此載于史者。及觀經傳,及孟子引‘享多儀’出自《洛誥》,卻無差。只疑伏生偏記得難底,卻不記得易底。然有一說可論難易:古人文字,有一般如今人書簡說話,雜以方言,一時記錄者;有一般是做出告戒之命者。疑《盤誥》之類是一時告語百姓,盤庚勸論百姓遷都之類,是出于記錄。至于《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冏命》之屬,或出當時做成底詔告文字,如后世朝廷詞臣所為者。然更有脫簡可疑處。蘇氏傳中于‘乃洪大誥治’之下,略考得些小。胡氏《皇王大紀》考究得《康誥》非周公成王時,乃武王時。蓋有‘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之語,若成王,則康叔為叔父矣。又其中首尾只稱‘文考’,成王周公必不只稱‘文王’。又有‘寡兄’之語,亦是武王與康叔無疑,如今人稱‘劣兄’之類。又唐叔得禾,傳記所載,成王先封唐叔,后封康叔,決無侄先叔之理。吳才老又考究《梓材》只前面是告戒,其后都稱‘王’,恐自是一篇。不應王告臣下,不稱‘朕’而自稱‘王’耳。兼《酒誥》亦是武王之時。如此,則是斷簡殘編,不無遺漏。今亦無從考正,只得于言語句讀中有不可曉者闕之。”又問:“壁中之書,不及伏生書否?”曰:“如《大禹謨》,又卻明白條暢。雖然如此,其間大體義理固可推索。但于不可曉處闕之,而意義深遠處,自當推究玩索之也。然亦疑孔壁中或只是畏秦焚坑之禍,故藏之壁間。大概皆不可考矣。”從上面一長段可以看出,當伯豐問朱熹古文、今文是否有優劣時,朱熹并沒有回答古文、今文誰優誰劣,而表示“只疑伏生偏記得難底,卻不記得易底。”接著他又針對自己的懷疑嘗試給出自己的解釋:“然有一說可論難易:古人文字,有一般如今人書簡說話,雜以方言,一時記錄者;有一般是做出告戒之命者。疑《盤誥》之類是一時告語百姓,盤庚勸論百姓遷都之類,是出于記錄。至于《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冏命》之屬,或出當時做成底詔告文字,如后世朝廷詞臣所為者。”也就是說《盤誥》之類的今文是出于當時的記錄,雜以當時的方言,所以難曉;而《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等古文是后世史官做成的詔告文字,所以易曉。緊接著,朱熹又指出“然更有脫簡可疑處”。這里的“可疑處”,朱熹不是指古文,而是以《康誥》、《梓材》、《酒誥》三篇今文為例,指出其脫簡可疑之處。由于朱熹未正面回答古今的優劣問題,伯豐又追問古今文的優劣問題,朱熹回答說,盡管不知古、今文的差別原因所在,但古文《大禹謨》屬于條理明暢一類。凡是意義深遠的都要認真推究玩索,對于不可曉之處,應當存闕。自始至終,朱熹并沒有認為古今文有優劣之分。他區別古今文,探討差別原因,都重在強調難曉之處當存闕。二、《書》有兩體一些學者認為,對于古、今文《尚書》的區別,朱熹試圖提出“《書》有兩體”的觀點來解釋,其目的是為了維護《古文尚書》,因而朱熹對《古文尚書》既疑且信,不徹底。然而,從有關材料上,似乎未必如此。《朱子語類》載朱熹之言:《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某恐如《盤庚》、《周誥》、《多方》、《多士》之類,是當時召之來而面命之,而教告之,自是當時一類說話。至于《旅獒》、《畢命》、《微子之命》、《君陳》、《君牙》、《冏命》之屬,則是當時修其詞命,所以當時百姓都曉得者,有今時老師宿儒之所不曉。今人之所不曉者,未必不當時之人卻識其詞義也。《書》有易曉者,恐是當時做底文字,或是曾經修飾潤色來。其難曉者,恐只是當時說話。蓋當時人說話自是如此,當時人自曉得,后人乃以為難曉爾。若使古人見今之俗語,卻理會不得也。以其間頭緒多,若去做文字時,說不盡,故只直記其言語而已。周公不知其人如何,其言聱牙難考。如《書》中周公之言便難讀。如《立政》、《君奭》之篇是也。最好者惟《無逸》一書,中間用字亦有“诪張為幻”之語。至若《周官》、《蔡仲》等篇,是官樣文字,必出于當時有司潤色之文,非純周公語也。又云:《尚書》諸命皆分曉,蓋如今制誥,是朝廷做底文字;諸誥皆難曉,蓋是時與民下說話,后來追錄而成之。《典》、《謨》之書,恐是曾經史官潤色來。如《周誥》等篇,恐只如今榜文曉諭俗人者,方言俚語,隨地隨時各自不同。林少穎嘗曰:“如今人‘即日伏惟尊候萬福’,使古人聞之,亦不知是何等說話。”從上可知,在朱熹的“《書》有兩體”中,易曉的如其上所例《旅獒》、《畢命》、《微子之命》、《君陳》、《君牙》、《冏命》、《周官》、《蔡仲之命》是古文,難曉的如他所舉之例《盤庚》、《周誥》、《多方》、《多士》、《立政》、《君奭》、《無逸》是今文,似乎朱熹是以難曉和易曉來區別今文和古文,當然朱熹也確實以難曉和易曉來區別過今古文《尚書》。但“《書》有兩體”并不是嚴格意義從古文和今文來解說的。如上舉后二段朱熹之言,可以看出朱熹以“命”和“誥”這兩文體來區別易曉和難曉,然而“命”這種文體雖說大都為古文,但也有少數如《顧命》、《畢命》屬于今文,而《湯誥》、《仲虺之誥》等制“誥”文體卻屬于古文,說明難曉和易曉并非完全從古文和今文的角度說的。朱熹又說“《典》、《謨》之書,恐是曾經史官潤色來”,《典》、《謨》之書指的就是《二典》、《三謨》,曾經過史官潤色,所以易讀易曉,而《周誥》是當時方言俚語,難讀。然而《二典》、《三謨》中,只有《大禹謨》屬于古文,其它皆屬于今文。又如甘節所錄朱熹之言:“《尚書》前五篇大概易曉,后如《甘誓》、《胤征》、《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此皆易曉,亦好,此是孔氏壁中所藏之書。”除《尚書》前五篇即《二典》、《三謨》中只有《大禹謨》為古文外,朱熹所例舉的《甘誓》也屬今文,但同樣列于“易曉”一類。因而可以看出,朱熹在大多時候強調的更多的是《尚書》有難易之分,難曉的是當時召之來當時所說的話,是當時的方言;而易曉的是修其詞命,是官樣文字,經過史官潤色的。這與那些認為“《書》有兩體”是完全針對今、古文區別的一種解說,目的是“恐倒了六經”而維護《古文尚書》的觀點,恐怕不符。而且,從《朱子語類》及朱熹的解經原則看來,朱熹強調難曉和易曉一方面是客觀看到了“《書》有兩體”的情況存在;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朱熹強調的是難曉之處不可強通而要存疑,要求意達而不是專注于文字訓詁上的一一求解。所以,在讀或解《尚書》上,朱熹反復告誡弟子要存闕疑,不可強通以至穿鑿,而當求義理。因此認為“《書》有兩體”是朱熹維護《古文尚書》而作的解釋是不成立的。三、可疑是本研究的觀點現又回到一些學者認為朱熹暗示《古文尚書》為偽,但又提出“《書》有兩體”之說來維護《古文尚書》,是“恐倒了六經”的問題上來。這種觀點之所以流行,事實上是根據朱熹曾說過的一句話:“《書》中可疑諸篇,若一齊不信,恐倒了‘六經’”。在他們看來,《書》中可疑諸篇當然就是指《古文尚書》,然而并非如此,朱熹不僅疑《古文尚書》,也疑《今文尚書》。《朱子語類》載葉賀孫所錄:《書》中可疑諸篇,若一齊不信,恐倒了《六經》。如《金滕》亦有非人情者,“雨,反風,禾盡起”,也是差異。成王如何又恰限去啟金滕之書?然當周公納策于匱中,豈但二公知之?《盤庚》更沒道理。從古相傳來,如經傳所引用,皆此書之文,但不知是何故說得都無頭。且如今告諭民間一二事,做得幾句如此,他曉得曉不得?只說道要遷,更不說道自家如何要遷,如何不可以不遷。萬民因甚不要遷?要得人遷,也須說出利害,今更不說。《呂刑》一篇,如何穆王說得散漫,直從苗民蚩尤為始作亂說起?若說道都是古人元文,如何出于孔氏者多分明易曉,出于伏生者都難理會?朱熹所列舉的“《書》中可疑諸篇”是《金滕》、《盤庚》、《呂刑》三篇,恰恰都屬今文。這三篇今文,“若說道都是古人元文,如何出于孔氏者多分明易曉,出于伏生者都難理會?”如果都是古人的原文,為什么孔安國的《古文尚書》分明易曉,今文難曉?對于這段話,也有學者認為朱熹懷疑的不是古文,而是今文。但筆者認為沒有其它佐證,很難斷定朱熹是懷疑古文還是今文,畢竟他沒有明說。但從這一段話,有一點可以肯定,朱熹認為“《書》中可疑諸篇”包括《今文尚書》,而不是諸多學者所說的朱熹只懷疑《古文尚書》,疑《古文尚書》為偽。還有,前面所舉關于“古文、今文《尚書》的優劣”的材料中,朱熹也以《康誥》、《梓材》、《酒誥》三篇為例,指出其脫簡可疑之處,而這三篇,恰恰都是今文。因此,朱熹實際上既疑古文又疑今文,所以那些以朱熹疑古文就認定朱熹懷疑《古文尚書》為偽的說法不成立。值得重點強調的是,朱熹從來沒有從文本的真實性懷疑過古文亦或今文,前面所例舉的幾篇今文,朱熹雖然認為是可疑的,也主要是從內容不合理的角度來考察的,而不能簡單的稱文本為偽。朱熹懷疑的是為何今、古文本存在差別,還有伏生為何只記得難的,卻不記得易的,認為不可曉。如果針對這一點,有學者推測出朱熹以伏生的今文為真,古文為偽的話,那么也可以從這一點推測出古文本平易,伏生人為地把它難解了,伏生今文有誤。基于這兩個可能性都可推測出,那么從朱熹懷疑伏生為何只記住難的卻不記得易的這句話,也就得不出任何結論。也許朱熹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