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與市場配置資源關系的再認識

自21世紀以來，自引入公共經濟以來，市場與計劃的關系幾乎成為了社會主義經濟的“永恒主題”。近年來,我國經濟界又就計劃與市場、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商品經濟)的關系等問題反復進行了熱烈的爭論。撇開語義上的分歧,爭論主要集中在作為稀缺資源配置方式的計劃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問題上。本文所要著重討論的,也是后一問題。一、市場資源配置的理論依據在計劃與市場關系問題的討論中,參與討論的人們往往從不同的角度提出問題。例如,從它們的所有制基礎,或者從它們的作用后果提出問題;也有不少人認為,問題的本質在于資源配置方式。在相當多的場合,從不同角度提出的問題是混雜在一起的,因而不時發生“三叉口”式的爭論,陷于低水平的重復。這種討論很多而進展不大的情況,促使我們把討論集中到實質性問題,即資源配置問題上來。我們覺得,這樣來處理問題,不僅可以使討論少生枝節,使討論能步步深入,更重要的還是資源配置問題無論對于理論還是對于實踐都至關重要,有必要進行深入的探討。以計劃經濟能否與市場、市場調節、市場經濟兼容的問題為例。人們一接觸這個問題就會注意到,討論文獻中的“計劃經濟”一詞往往有雙重含義:第一重含義從經濟的運行方式立論,指明這種經濟靠人們預先規定的計劃在各經濟行為主體之間配置社會資源。第二重含義則從經濟的運行狀態立論,指明在這種經濟中,社會能夠有意識地保持國民經濟平衡的即按比例的發展。從詞義的歷史演變看,第一重含義顯然更具有本源的性質。本文著重從前一個角度討論問題,同時在使用概念時盡量給以明確的界定,希望避免由概念不清產生的混亂。稀缺資源的配置問題,在經濟學的研究中歷來有著重要的地位,其原因大體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首先是物質財富的生產,而對生產一般進行的分析,又離不開兩個公理性的假設:一是資源的稀缺性,二是目標函數的最大化。這樣,為了在既定資源條件的約束下生產盡可能多的產品來滿足需要,就要根據當時特定的技術條件和經濟發展水平,在各種可能的用途之間最有效地配置稀缺資源。為此,社會需要作出一定的制度安排和設定一定的競技規則,即建立一定的經濟體制。所以說到底,經濟體制是由處理生產問題的需要產生的,它的首要功能,在于有效地配置資源。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衡量各種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長短優劣的最終標準,乃是它們能否保證資源的有效配置,提高經濟效率。從原則上說,在社會性、協作性的生產中,資源可以通過兩種方法和手段來配置:一種手段是行政命令,例如,不論在哪一種經濟體制下,在一個經濟行為主體(如一個生產單位)內部,通常運用行政手段來配置資源;另一種手段是市場力量,即通過商品在市場上按照價格進行的交換,在不同的經濟行為主體(部門、地區、企業、個人等等)之間配置資源。按作用的范圍劃分,資源配置可以分為一個廠商(firm)內部的微觀配置和廠商之間的社會配置。就后者而論,按照基本的配置方法,可以劃分為兩種社會資源配置方式:1)以行政手段為基礎的行政配置,和2)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市場配置。對于市場資源配置的機理,古典作家只作過十分原則的說明,其中最為著名的,首推斯密(AdamSmith)關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引導商品生產者為了自己的利益去滿足社會需要的論述。從現代經濟學的眼光看來,斯密的上述論述,也許只能算是一個天才的“猜想”,而不是嚴密的證明,因為它并沒有具體說明“看不見的手”是怎樣實現稀缺資源在各種需要之間的有效分配的。馬克思比斯密進了一步,他在論述“另一種意義”的“社會必要勞動耗費”時,指出了在貨幣經濟中,社會勞動資源可以用于各個特殊生產領域的份額的數量界限,是由價值規律決定的,這就觸及到了資源配置問題的癥結。不過,他也沒有作更詳細的說明。同時,他對于依靠價值規律這個“盲目的自然規律”維持的經濟平衡,總的來說是評價不高的,認為這種平衡和協調,始終只是“通過經常不斷地消除經常的不協調”來實現的,不可能經濟和有效,而且本身就蘊含著危機的可能性。在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推動下,這種可能性必然變為現實。馬克思和恩格斯設想過采取行政資源配置方式的“自由人的聯合體”,“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源進行勞動,并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人的勞動力當作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在那里,魯濱遜的勞動的一切規定都重演了,不過不是在個人身上,而是在社會范圍重演。”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在行政配置的情況下,社會必須按照生產資料,其中特別是勞動力,來安排生產計劃。各種消費品的效用(它們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們所必需的勞動量相比較)最后決定這一計劃。人們可以非常簡單地處理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價值’插手其間。但是,他們沒有對市場配置資源的過程作更具體的分析。對于市場機理較為精密的分析,是19世紀70年代以后由以馬歇爾(AlfredMarshall)、瓦爾拉(LeonWalras)、帕累托(VilfredoPareto)等人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家作出的。新古典經濟學把自己的研究重點放在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這一經濟運行的根本問題上,對市場機制如何配置資源進行了具有數學精確性的分析。這些分析證明: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由市場供求形成的均衡價格,能夠引導社會資源作有效率的配置,使任何兩種產品對于任何兩個消費者的“邊際替代率”都相等、任何兩種生產要素對于任何兩種產品的“邊際技術替代率”都相等和任何兩種產品對任何一個生產者的“邊際轉換率”同“邊際替代率”都相等,從而達到任何資源的再配置都已不可能在不使任何人的處境變壞的同時,使一些人的處境變好的所謂“帕累托最優”(Paretooptimum)狀態。新古典經濟學家尤其是其中的新福利經濟學家,不但對保證市場資源配置有效率的前提條件作了精密的分析,還對保證計劃資源配置有效率的前提條件作了細致的研究。帕累托在1902—1903年出版的《社會主義制度》和1906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手冊》兩書中已經肯定,由一個“社會主義的生產部”來實施經過科學計算的計劃,是可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的。1908年,帕累托的追隨者巴羅尼(E.Barone)在著名論文《集體主義國家的生產部》中詳盡地分析了計劃配置實現有效性的前提條件。他指出,只要這個“生產部”能夠求解經濟均衡方程,據此確定各種稀缺資源的價格,并使各個生產單位按照邊際成本等于價格的原則安排生產,則經濟計劃也可以達到市場競爭力量所導致的相同結果,即稀缺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兩種資源配置方式的區別僅僅在于求解上述方程的方法有所不同:一個通過市場競爭求解,一個通過計劃計算求解。所以,兩者只在解法上有孰優孰劣或可行不可行的比較,而與社會制度的本質特征沒有直接聯系。二、計劃與市場的關系理論與社會主義在從生產一般的角度考察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以后,讓我們進一步研究社會主義條件下計劃與市場的關系。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把關于社會主義的理論和政策放置到了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上。因此,我們的討論也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上世紀40一80年代對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機制的設想談起。資源配置方式的區別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歷史分析方法,他們在說明社會主義經濟資源配置方式的特征時,處處與資本主義生產即“發展到最高階段的商品生產”相對比。概括起來說,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的運行方式和與之相對應的運行狀態是:第一,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和其它資源的職能,是由隨供求情況的變化而經常發生波動的市場價格承擔的;第二,這種資源配置方式所必然導致的運行狀態,則是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反復出現的嚴重經濟危機。而對于商品生產和貨幣經濟已經消亡的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方式和運行狀態,他們的預想則提:第一,代替市場價格機制的,是社會對社會勞動和其它資源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的直接配置:第二,社會按統一計劃配置資源,將消除由于商品生產和市場競爭帶來的無政府狀態,實現國民經濟無危機的按比例發展。這樣,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把他們設想的未來社會的經濟運行方式(按預定計劃配置資源)同運行狀態(按比例發展)看作合二而一的事情,而同資本主義經濟(商品生產或貨幣經濟)的運行方式(通過市場價格制度配置資源)和運行狀態(生產無政府狀態)截然對立。根據這種理解,古典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得出了社會主義公有制與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之間、兩種運行方式之間以及兩種運行狀態之間一一對應的體系。應當指出,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一向不拘泥于他們曾經作出的個別結論,而總是根據時間、地點、條件的變化來修正自己的原有論斷。拿資本主義經濟能否具有計劃性的問題來說,當19世紀末生產社會化已推進到較高程度、資產階級也不得不在事實上承認生產的這種性質而采取托拉斯的形式來組織生產時,恩格斯就指出過,在存在著支配和壟斷性的托拉斯的情況下,資本主義生產的“無計劃性也沒有了”。這里需要對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用的概念作一點說明。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人既沒有用過“商品經濟”,也沒有用過“市場經濟”來稱呼他們稱之為“商品生產”或“貨幣經濟”的經濟形式。首先,“商品經濟”是一個表達和“貨幣經濟”同樣內容的俄語詞。其次,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人之所以沒有使用“市場經濟”這樣的詞語,則是因為他們同自己的先行者——古典經濟學家一樣,把分析的重點放在商品關系的質的方面,而沒有對貨幣經濟的資源配置機制作細節的研究。“市場經濟”一詞,是在19世紀末新古典經濟學興起以后才流行起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細致地剖析了商品經濟如何通過市場機制有效地配置資源,市場被確認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從此,商品經濟也就開始被通稱為市場經濟。所謂市場經濟(marketeconomy),或稱市場取向的經濟(market-orientedeconomy),顧名思義,是指在這種經濟中,資源的配置是由市場導向的。所以,“市場經濟”一詞,從一開始就是從經濟的運行方式,即資源配置方式立論的。它無非是貨幣經濟或商品經濟從資源配置方式角度看的另一種說法。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的計劃性列寧是一位不斷用實踐來檢驗和修正原有結論的革命實踐家。在他的一生中,對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方式的認識有很大的變化。從列寧從事革命活動的早期到蘇維埃國家建立后的相當長時期中,他一直堅持社會主義者對于計劃和市場的傳統看法。具體說來,有以下幾個方面:(1)社會主義要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把整個社會組織成為“一個全民的、國家的‘辛迪加’”,“成為一個管理處,成為一個勞動平等、報酬平等的工廠”;(2)“社會主義就是消滅商品經濟”,“組織由整個社會承擔的產品生產代替資本主義商品生產”;(3)“實行巨大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制度”,“實行全國范圍的經濟生活的集中化”,“把全部國家經濟機構變成一整架大機器,變成一個使幾萬萬人都遵照一個計劃工作的經濟機體”。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列寧曾于1906年使用過“市場經濟”作為“商品一資本主義制度”的同義語,來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相對比。他說:“只要存在著市場經濟,只要還保持著貨幣權力和資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也無力消滅不平等的剝削。只有實行巨大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制度,同時把所有土地、工廠、工具的所有權轉交給工人階級,才可能消滅剝削”。10多年后,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他用不同的語言闡述了同樣的思想。與此相適應,列寧也始終堅持他早年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性所作的界定:“經常的、自覺地保持的平衡,實際上就是計劃性,然而這并不是‘僅僅從經常發生的許多波動中確立的平均量’的平衡?！边@就是說,他只把“計劃性”限定于完全靠預定計劃來建立平衡的場合,排除了建立在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基礎上的平衡。1921年春開始實行的新經濟政策使列寧的思想發生重大轉變。在此以前,戰時共產主義造成的巨大災難,使許多人認識到,那種“直接用無產階級國家的法令,在一個小農國家里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生產和產品分配”的作法是錯誤的,需要重新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途徑。經過試行“產品交換”、恢復“商品交換”,到發展“適應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的商業”,一切工商企業都實行“商業化原則”,新經濟政策在社會主義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條件下,恢復了市場制度。列寧直言不諱地指出:“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痹谶@種情況下,對計劃和市場的關系的看法也不能不改變。1922年4月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關于工業的決議》的分析是:“既然我們已經轉而采取市場的經濟形式,就一定要給各個企業在市場上從事經濟活動的自由”;“計劃原則,按范圍來說,同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差別不大,但是按方法來說,已經截然不同了?？偣芾砦瘑T會的行政手段已經為機動靈活的經濟手段所代替?！边@樣,我們看到,如果說在醞釀采取新經濟政策的時期列寧還曾堅持認為,“周轉自由就是貿易自由,而貿易自由就是說倒退到資本主義去”,而“真正的計劃”必然是“完整的、無所不包的”,在引入市場機制的情況下,“真正的計劃”會變成“空想”;那么,在新經濟政策正式施行以后,列寧的想法發生了變化,他明確指出,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統一的國家計劃同計劃經濟并不矛盾:“新經濟政策并不是要改變統一的國家計劃,不是要超過這個計劃的范圍,而是要改變實現這個計劃的辦法”。這就是說,他已經明確地把“計劃經濟”的兩重含義區分開來,認為國家可以以市場為基礎,再加上自覺的協調,實現國民經濟的“計劃性”,即按比例的發展。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列寧過早的去世,使新經濟政策的延續受到了挑戰。20年代末期,在蘇聯領導層中就新經濟政策的存廢問題進行了一輪新的論戰。爭論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應當繼續通過市場、還是改用直接計劃去配置資源。在這場論戰中,以斯大林為首的主流派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徹底擊潰了“左派”和“右派”,在理論和政策上,則采取“左”的方針,否定了新經濟政策。于是,掀起了批判“迷信市場自發力量”的理論風浪,說是新經濟政策已經過時,需要根除它的影響。在這場政治運動的基礎上,建立了斯大林的集中計劃經濟模式。在當時蘇聯所處的國際環境和經濟發展階段上,集中計劃體制是否有它存在的合理性,這是一個學術界還在討論、迄今無定論的問題。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把一種在特定情況下采用的資源配置方式凝固化,并且把它說成是唯一符合社會主義本性的體制,是沒有根據的。在斯大林的影響下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把國民經濟的運行方式與運行狀態混為一談;同時,把集中計劃經濟當作社會主義經濟的同意語來使用,而把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當作資本主義特有的經濟形式,這樣,市場力量和價值規律的調節(作為“競爭和無政府狀態”的同義語)就完全失去了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合法性;而蘇式僵化體制,則成為不可觸動的神圣之物。戰后時期的蘇聯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的體制失靈和經濟停滯,顯然同這種僵化理論和建立在這種理論基礎上的資源配置方式有直接的關系。當代的認識由于命令經濟的缺陷在經濟進入內涵(集約)成長階段以后變得日益突出,因而從50年代中期開始,社會主義各國陸續開始對原有的經濟體制進行改革。這些國家經濟改革的具體作法雖然各個不同,但它們的基本方向卻是一致的,這就是引進市場機制,更多地發揮市場力量的作用。在最初的階段,人們只是在命令經濟的基本框架不變的條件下增加某些市場的因素,以便強化對生產單位和勞動者個人的物質刺激,來推動國家計劃的貫徹。后來發展到在國民經濟中分出一小塊領域,讓市場去調節(“板塊結合”)。甚至考慮在市場機制的基礎上進行計劃指導(“膠體結合”),實現按比例發展。不過后一種想法在蘇東各國的理論討論中始終沒有取得支配地位,在實踐中也沒有取得實質性的突破。當代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進展,我們留待下一節去考察,這里只就我國改革工作中的認識提高過程作一概括。根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原則,我國80年代中期在處理計劃與市場關系的問題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這集中地表現在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的有關論述中。首先,《決定》作出了一個意義深遠的論斷:“改革計劃體制,首先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就是說,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就是有計劃商品經濟:自覺保持平衡的計劃經濟這種運行狀態,是完全可以同通過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商品經濟這種運行機制兼容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的這一論斷,顯然是對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長期占統治地位的傳統觀念的革命,它表明,我們對于“計劃經濟”的認識根本改變了。《決定》關于“我們的國民經濟計劃就總體來說只能是粗線條的和有彈性的”,關于應當“使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以及“國家機構”不應“直接經營企業”,而應“實行政企職責分開”,保證“企業有權選擇靈活多樣的經營方式”、“安排自己的產供銷活動”、“自行任免、聘用和選舉本企業的工作人員”、“自行決定用工辦法和工資獎勵形式”,使之“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等等規定,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具有中國特色的計劃經濟,即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新圖畫。1987年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對有計劃商品經濟的資源配置方式作了進一步的說明,指出我國“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總體上來說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國家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調節市場供求關系,創造適宜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以此引導企業正確地進行經營決策”把上面這些概括起來,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社會主義經濟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商品經濟。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認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意味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消亡,或者即使承認在社會主義的特定階段還不能不容許商品貨幣關系在有限的范圍內存在,也認為商品是社會主義經濟中的異物。這些過時的觀念已為上述黨的正式文件所否定。既然事情正像《決定》所說,“社會主義經濟同資本主義經濟的區別不在于商品經濟是否存在和價值規律是否發揮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再要把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看作資本主義的專有物,同資本主義“劃等號”,就是很難講得通的。第二,計劃經濟的兩重含義是可以分離開的。就像同是市場經濟,其運行狀態也可以很不相同一樣;作為一種運行狀態的計劃經濟,其運行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的。行政配置不一定能夠確保國民經濟的“計劃性”,我國在幾十年中采取指令性計劃制度并未能避免一再發生經濟大起大落的波動;經濟的“計劃性”完全有可能通過計劃指導下的市場機制來保持。三、從“純粹的市場經濟”到“行政指導”的“亞太模式”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在當前計劃與市場問題的討論中,雙方意見的實質性分歧是什么,他們在社會主義經濟定義上的區別,反映著什么樣的經濟體制取向上的區別?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只能定義為計劃經濟,而不能定義為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的同志所要肯定的和反對的,是些什么主張?顯然,分歧產生的根源,并不在于對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狀態有兩種不同的認識。這是因為:一方面,幾乎所有討論的參加者都認為,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公有制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有必要自覺地保持國民經濟的平衡的、按比例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計劃經濟”,這是沒有疑義的。另一方面,既然所謂“市場經濟”是從運行方式即資源配置方式的角度上講的,它同從運行狀態的角度上講的計劃經濟,并不處在同一層次上,無法加以對比,因而任何把計劃經濟(按比例發展的經濟)同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以市場配置為基礎的經濟)看作互相排斥、有此無彼的觀點都很難成立。不過換一個角度看問題,情況就不同了。從社會資源的配置方式這一特定的角度看,以行政配置作為社會資源的基本配置方式(命令經濟)同以市場配置作為社會資源的基本配置方式(市場經濟)之間,的確存在彼此排斥或相互替代的關系。不少反對說社會主義經濟是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家,正是從資源配置的角度立論的。所以,問題的焦點在于:社會主義經濟是否只能按照預定計劃在社會范圍內配置資源,讓指令性計劃成為稀缺資源的主要配置者。在目前的爭論中,反對以市場機制作為資源的基本配置者的同志常常把問題歸結為對方主張搞“純粹的市場經濟”。事實上,這種所謂的“純粹的”市場經濟,是根本不存在的,即使在所謂的“自由資本主義”時代也并不存在。從17世紀末到19世紀,西方某些政治家倡言自由放任主義(Laisezfaire),主張政府只應起“守夜人”的作用,保境安民,而不干預經濟。這個口號所針對的,是當時仍然嚴重存在的封建主義和重商主義的行政干預,因而是資產階級先驅人物的一種理想。但是,這種完全競爭的“理想狀態”,終19世紀之世也沒有實現過。進入20世紀以后,“原子式”的市場競爭不能適應現代產業的發展已變得如此明顯,市場有所不能和多有缺失已為社會所公認,因而市場經濟各國的政府不能不更多地負起責任來,彌補“市場失靈”和“市場失誤”,加強對宏觀經濟的管理,并在許多方面對企業的經濟活動進行干預和管制。這就是凱恩斯主義取代老自由主義的歷史背景。盡管60年代以后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潮重新抬頭,但是他們也無非要減少一點政府不必要的干預,并不是要搞什么“完全、徹底”的自由放任。這在“新自由主義”占優勢的國家,例如聯邦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中,也表現得十分明顯。所以,薩繆爾遜的廣為流行的《經濟學》教科書一進入本題就明確指出,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從來沒有達到過完全自由放任的境地。它指出,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上,“在削減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直接控制的傾向達到完全的自由放任的狀態以前,潮流就開始向相反的方向轉變。自從19世紀后期,幾乎在我們所研究的所有國家中,政府的經濟職能都在穩步增加?！笨梢?即使在薩繆爾遜這位“自由企業制度”的倡導者看來,當代西方經濟也是一種建立在競爭性市場和價格制度基礎上、“國家機關和民間機構都實施經濟控制”的“混合經濟”。在一些后進國家的市場經濟中,政府在趕超西方先進國家的過程中有效地發揮了“行政指導”的能動作用,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實施強有力的計劃誘導和行政干預,對這些新興工業經濟(NIEs)的發展起了良好的作用。這種市場經濟+行政指導的模式,被一些人稱作“亞太模式”?，F代經濟學早已觀察到了市場失靈(marketfailure)的現象,即市場在某些領域中不能發揮作用或不宜發揮作用的情形,論述了在一定范圍內進行社會的宏觀(總量)管理、計劃指導或所謂“行政指導”的必要性。在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條件下,由于“市場失靈”,因而需要進行宏觀管理和行政干預的領域大體如下:(1)由于市場調節是一種事后調節,從價格形成、信號反饋到產品產出,有一定的時滯,所以調節過程中往往發生“蛛網原理”(cobwebtheorem)所描述的波動。這在那些生產周期較長的產業部門中表現得更為明顯。為了減少經濟波動,保持經濟的穩定發展,除了要在市場制度的范圍內尋求改進的辦法外,國家還可以在中、長期預測的基礎上制定宏觀經濟計劃,并提供其它有關經濟當前狀況和發展趨勢的信息,為企業和其它經濟行為主體的微觀經濟決策提供指導。(2)某些宏觀經濟變量,如財政收支總額、信貸收支總額和外匯收支總額,對于市場經濟的穩定運行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然而,這些宏觀總量的確定和控制,卻不是市場自身力所能及的,或不是市場力量能夠單獨決定的。它們只能由有關的宏觀經濟當局根據市場動態和穩定經濟的需要進行管理。(3)當所謂外部性(externalities)存在,即某些經濟活動導致外部其他人受益(外部效益)或受損(外部負效益)、而沒有計入有關產品的價格或成本之中時,市場機制有效率地配置社會資源的前提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破壞。這時便需要政府進行干預,采取行政規制(administrativeregulation)或經濟獎懲的辦法來加以處理。至于那些具有極強外部性、而在享用上又不具有排他性的所謂“共用品”(publicgoods),如社會治安、國防等的“生產”,一般更應由社會負責。(4)在規模經濟意義顯著的行業,市場有產生壟斷的傾向,壟斷又反過來抑制市場機制的有效運作,妨礙效率的提高。因此,反對壟斷和非公正競爭是政府的重要職責。政府應當通過司法和行政的辦法防止壟斷產生和保持競爭秩序。(5)公正的收入分配,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社會目標。然而,市場不可能自動實現這一社會目標,保證收入分配的相對平等。因此,需要政府采取行動,通過實施正確的稅收政策和收入政策來維護分配的公正性。(6)一個經濟的動態比較優勢(dynamiccomparativeadvantages)不能像靜態比較優勢那樣,在市場上自動地表現出來。所以,政府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政府要通過自己的產業政策,創造條件,使這種潛在的比較優勢得以發揮。總之,現代市場經濟無例外地是有宏觀管理、政府干預或行政指導的市場經濟,或稱“混合經濟”。就是說,這種經濟以市場資源配置方式為基礎,同時引入政府等公共機構通過計劃和政策對經濟活動進行的調節。顯然,我國的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具有與此相類似的運行機制。在這種情況下,很難設想有哪位嚴肅的經濟學家會建議在我國實行“純粹的市場經濟”。恰恰相反,不少主張我國經濟應當以市場機制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手段的經濟學家,對于如何在市場取向的改革中加強宏觀管理和行政指導,提出了積極建議或作出了具體的設計。同主張以市場調節為基礎的人們的情況相似,主張指令性計劃應成為基本的資源配置者的同志所主張的,也并不是“純粹的命令經濟”(用他們的語言,應當叫作“純粹的計劃經濟”),而是在保持命令經濟用國家計劃來配置資源的基本框架的條件下,吸收某些市場的因素(所謂“自覺利用價值規律”)來刺激人們的積極性的體制。真正“純粹的計劃經濟”,大概只存在于蘇聯戰時共產主義的短暫時期,甚至斯大林在30年代初期建立的集中計劃經濟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商品關系,在全民所有制經濟內保留了商品一貨幣的“外殼”,實行“經濟核算制”,所以也算不得“純粹的計劃經濟”。所以,當前在計劃與市場關系問題上的爭論,并不是主張“純粹的市場經濟”和“純粹的計劃經濟”之爭。事實上,爭論雙方都是主張把計劃手段同市場機制結合起來的,只不過各自設想的結合方式完全不同:一部分經濟學家主張保持傳統命令經濟的基本框架,以預先編制、以命令形式下達的計劃作為社會資源的基本配置者,同時運用某些市場因素作為貫徹計劃的輔助手段,甚至還可以開放一點無關緊要的經濟領域,讓市場力量去進行調節;另一部分經濟學家則主張以市場一價格機制作為社會資源的基本配置者,同時用社會管理和行政指導來彌補市場的缺失。在1981—1982年計劃與市場關系問題的討論中,反對說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的同志們已經這樣提出過問題:“實行指令性計劃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基本標志,是我國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在組織和管理上的重要體現。完全取消指令性計劃,…取消國家對骨干企業的直接指揮,…就無法避免社會經濟生活上紊亂,就不能保證我們的整個經濟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痹谛陆挠懻撝?我們也讀到:如果我們……讓市場成為資源的主要配置者,不重視乃至削弱和否定計劃經濟的重要作用,必然會導致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瓦解。這兩段論述表明,反對實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的論者,其主張的要旨在于讓指令性計劃成為“資源的主要配置者”。以下,我們就來從資源配置這個特定的角度考察這兩種觀點——“行政(計劃)配置論者”和“市場配置論者”之間的分歧,比較前者所主張的命令經濟和后者主張的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兩者的長短優劣。在命令經濟的資源配置方式下,稀缺資源是這樣進行配置的:首先,中央計劃機關掌握有關稀缺資源的狀況、生產的技術可能性和生產與消費需求的各種信息;然后計算稀缺資源應當怎樣在不同部門、不同地區和不同生產單位之間配置,才能取得最佳效益;最后根據計算結果,編制統一的國民經濟計劃,并把這個計劃層層分解下達,一直到基層執行單位。上級主管機關直接掌握企業的人、財、物、供、產、銷(即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所批評的,“國家機構直接經營企業”);下達到執行單位的計劃對它們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用什么技術生產,投入品從哪里來,產出品到哪里去,開發幾項新產品,追加多少投資,建設哪些項目等等,都應有明確具體、一般是實物量的規定。如果計劃規定的指標完全正確,執行單位又能全面地加以完成。就能使國民經濟協調而有效率地運轉,否則就會出現比例失衡和經濟波動。從上面的說明可以看到,行政資源配置的要點,是用一套預先編制的計劃來配置資源。主觀編制的計劃能否反映客觀實際,以及它能否正確地執行,決定了這種資源配置方式的成敗。因此,它能有效運轉的隱含前提是:第一,中央計劃機關對全社會的一切經濟活動,包括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的狀況、技術可行性、需求結構等擁有全部信息(完全信息假定);第二,全社會利益一體化,不存在相互分離的利益主體和不同的價值判斷(單一利益主體假定)。不具備這兩個條件,集中計劃經濟就會由于(1)計算不可能準確無誤,(2)計劃不可能嚴格精確地執行,而使經濟系統難以有效率地運轉。問題在于,至少在社會主義階段,這兩個前提條件是難以具備的,因此,采取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在作出決策和執行決策時,會遇到難以克服的信息方面的障礙和激勵方面的困難。從信息機制方面說,在現代經濟中,要保證資源配置決策正確,必須解決信息的收集、傳輸、處理等問題。在我們的時代,同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時候不同,人們的需求極其復雜,而且變化極快。層出不窮的新產品刺激了新的消費需要,由此產生的巨量信息,是任何一個中央計劃機關也無法及時掌握的。與此同時,現代經濟的生產結構也極為復雜。而且由于科學技術一日千里的進步,新產品、新材料、新工藝不斷涌現,為滿足一種需求所可能采取的生產方案和工藝流程何止千百種?？傊?在我們這個“信息爆炸”、瞬息萬變的時代,要把在社會的各個角落里分散發生的巨量信息收集起來,及時傳輸到中央計劃機關去,是很難做到的;而且既使中央計劃機關掌握了所有這些信息,要在以日、月計的時間內求解一個含有幾千萬、乃至上億個變量的均衡方程組,將計算結果變成一個統一的、各個部分間相互銜接的計劃,并把它層層分解下達,直到基層執行單位去,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從激勵機制方面看,采用行政資源配置方式的困難更大。我們知道,在任何一種資源配置方式下,都必須有一定的激勵機制,以保證正確的資源配置決策能夠得到貫徹執行。在社會主義國家的行政資源配置方式下,資源配置決策是由代表社會全體成員整體利益的中央計劃機關集中作出,并通過按層級制(hierarchy)原則組織起來的“整個社會”去執行的。這就要求全社會的一切組織,包括所有的基層組織、中介組織乃至計劃機關自己,都要像馬克思描繪的“社會魯濱遜”的肢體或者像M·韋伯所說的理想科層組織(bureaucraticorganization)那樣行動。這些組織除了不折不扣地完成行政任務之外沒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因而在執行社會的統一計劃時,不會有任何偏離。事實證明,這一條件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也是不可能得到滿足的。在社會主義階段,每一個經濟活動當事人,包括計劃的制定者和執行者,都有他們自身的利益。這種利益同社會的整體利益經常有矛盾。于是它們在提供信息、編制計劃和執行計劃的過程中,免不了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受到自身局部利益的影響而發生偏離。所以,雖然曾經有人設想,現代信息——計算技術的發展,將使我們得以解決用預定計劃配資源在信息方面的困難;卻沒有人能夠提出,在行政資源配置體制下協調眾多經濟活動當事人之間的利益矛盾的妥善辦法。且不說在生產發展和技術進步的過程中,信息量的增長必然快于計算技術的發展,企求靠計算技術的提高來克服信息方面的困難是注定不能實現的幻想,即使信息問題得到解決,行政資源配置方式的激勵問題也是不可能得到解決的。那么,用什么樣的社會資源配置方式取代這種行政資源配置方式呢?如同前面所說,對于社會化的經濟,只有兩種可供選擇的社會資源配置方式,除了以行政手段為基礎的方式,就是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方式,既然如此,所謂經濟體制改革,就無非是用后一種方式取代前一種方式。后一種配置方式的優點是,稀缺資源配置是通過市場這個由上千千萬萬商品經營者之間按一定規則進行的交易活動交織而成的靈巧機器實現的,因而既能克服傳統體制下決策權力過分集中的缺點,又不致出現混亂無序的狀態。第一,從信息機制看,通過市場交易和相對價格的確定,每個經濟活動的當事人都可以分享分散發生在整個經濟各個角落的供求信息,從而解決了社會化大生產中信息廣泛發生同集中處理的需要之間的矛盾。第二,各種資源配置決策不是靠行政權力由上到下地貫徹,而是由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經濟活動當事人根據市場信號(這個市場信號已經含有社會調節的因素),通過自己的計算自主地作出并自愿執行的,從而能夠使局部利益同社會利益協調起來。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轉也有兩個必須滿足的前提條件:第一,企業的數目足夠多并能自由進入,不存在壟斷(完全競爭假定);第二,價格足夠靈活,能夠及時反映資源的供求狀況,即它們的相對稀缺程度(價格靈敏性假定)。這兩個條件不具備,市場制度也難以發揮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以上兩個前提條件也不可能完全滿足。和集中計劃經濟下情況不同之處在于,它們有可能近似地得到滿足。例如,在現代的條件下,完全競爭的市場不可能存在,但壟斷競爭、寡頭競爭等不完全競爭的市場,或稱競爭性市場還是有可能建立的;價格對資源的供求狀況作瞬時反映是做不到的,但是在競爭性市場的條件下,它們是能夠大體上反映各種資源的相對稀缺程度的,如此等等。除此而外,還有前面說過的其它“市場失靈”和“市場失誤”的情況。但是,這些缺陷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由政府干預和“行政指導”來彌補的。特別是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國家擁有多種手段進行干預和指導,就更有可能運用自己的影響,改善資源的配置狀況?？傊?兩種資源配置方式前提條件不具備,有很不相同的情況:前者的前提條件是完全不可能具備的。特別在現代經濟中,科學技術飛躍進步,新的生產可能性層出不窮,需求結構極其復雜而且瞬息萬變,在這種情況下,就更是這樣。后者的前提條件不可能完全具備,但它們有可能基本上具備。因此,這種資源配置方式是相對地有效的。以上這些,不僅僅是從定義演繹出的結論,事實上,它已為本世紀經濟發展的實踐所證明。這些難于解決的困難,正是傳統體制下五光十色、紛然雜陳的消極現象產生的根源。要消除這些消極現象,必須從根本上改變用行政方法配置資源的方式。實行命令經濟各國的僵化的體制極大地妨礙了社會主義潛力的發揮,使經濟效率難于提高,說明這種運行機制存在著根本性的缺陷。不僅蘇聯70年經濟發展的經驗宣告了作為命令經濟原型的體制完全不能適應現代化的要求,有些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企圖在命令經濟的總框架不變的條件下通過有限發揮市場因素的作用的辦法,來改善它的運行狀況,這種零敲碎打的“改革”努力,也幾乎毫無例外地以失敗告終。在我國,自從1956年提出集中計劃體制必須進行改革以來,由于對于改革的實質在于改變資源配置方式這一根本問題認識得不夠深刻,以為在不改變行政配置資源的總格局的條件下,只要放權讓利、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就能根本改善國民經濟的運行狀態,因此在改革上走過不少彎路,甚至陷入“放一亂一收一死”的“改革循環”。粉碎“四人幫”以來,在認真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我國對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機制的認識有許多重大突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路線,就是建立在這種科學認識的基礎上的。黨和政府的歷次重要決議,為我國的經濟改革指出了正確的方向。1979—1988年這10年改革的巨大成就,證明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的正確性;同時,由執行改革開放路線不夠系統和不夠果斷帶來的通貨膨脹、分配不公和腐敗現象蔓延等消極結果,也從反面說明,不堅決走這條道路定會產生種種嚴重問題。四、資源配置的市場沖突理論,也提出了“行政集權解決法”。在這一階段,在當前,計劃和市場關系的問題再次引起人們的注意,是同近期經濟發展提出了迅速改善我國的經濟運行機制的要求有關的。1988年秋季中共中央決定進行經濟調整,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依靠10年改革所激發出來的活力和強有力的行政手段,經過1年的努力,到1989年秋季,通貨膨脹得到明顯的緩解。但與此同時,又出現了市場疲軟,生產能力閑置,企業收益下降,國家財政困難等問題。從1989年10月開始放松銀根,力圖“啟動市場”。在那以后的1年多時間里,銀行大量注入貸款,但國營大中型企業仍然回升乏力,而通貨膨脹的潛在壓力卻迅速積累。面對這種情況,不少經濟界人士正在努力探索,尋求一條走出當前困境的坦途。從當前的經濟和社會情況出發進行分析,大致上有3種可供選擇的路子:(1)在基本上維持現有經濟體制和發展格局、只作某些小的修補和調整的條件下,主要靠不斷調整宏觀經濟政策,保持經濟社會的穩定和一定速度的增長。(2)強化對資源的集中計劃控制,主要采用行政手段整頓秩序,調整結構。(3)大力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依靠市場競爭力量和依托于統一市場的宏觀調控,促進企業潛力的發揮、整個國民經濟效率的提高和國家財力的增強。解決辦法取向上的這種差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由人們對于計劃與市場關系的不同認識產生的。認為行政配置方式與市場配置方式可以平起平坐地“結合”的人們,大概會選擇第一種路子。但是,理論的分析和實際經驗都證明,社會的資源配置機制必須是一個有機的組織、一個控制論系統,把行政手段和市場機制板塊拼合起來,只會造成大量漏洞和嚴重摩擦,是不可能長期維持的。現有的指令性計劃和市場機制都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的“雙重體制”,是目前我國經濟整體效益低下、經濟秩序混亂和國營企業缺乏活力的深刻體制根源,只要這種“體制失靈”的狀況不作根本改變,就很難增強我國經濟的活力并保證整個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因而許多經濟學家在深入研究了我國經濟的現狀后一致認為,這種思路是不足取的。主張采取堅決措施改變目前狀況的人們大體上都認為,“體制失靈”的原因在于:當前的體制既非集中計劃經濟、又非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一種上述兩種體制都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的混亂體制?？墒窃趺锤?朝哪個方向改,卻存在兩種完全對立的想法。一種是“行政集權解決法”。認為社會主義條件下社會資源配置應以指令性計劃為主的同志大都持有這種主張。他們認為,改革從一開始就有一個“取向”問題。當時選擇了市場取向,造成了目前的種種混亂現象,這是政治經濟學所說“市場經濟的競爭與無政府狀態”的典型表現。現在應當糾正這個錯誤。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實行行政性的再集權,把主要企業、主要投資和主要物資掌握到中央部門手里來,由指令性計劃調節;對企業的管理以“條條”為主;金融恢復到單一銀行體系,強調專業銀行的政策調節職能,等等。憑借這一套行政協調體系和嚴整的計劃紀律,就可以有效地進行結構調整(資源再配置),提高經濟效率。從原則上說,行政集權解決法是可以在一段時間里恢復經濟的穩定的,在我國的歷史上也有過運用這套辦法取得成功的先例。60年代初期調整國民經濟就使用了這種辦法。當時由于1958年的行政性分權(體制下放)和大躍進,國民經濟陷于極端困難的境地。1960年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1962年1月召開了“七千人大會”,統一了思想,作出了加強計劃紀律的“十項規定”和一系列行政性集權的決定,收回了下放給“塊塊”的企業,對金融、財政和統計實行“比1950年統一財經時管得更嚴更緊”的體制。在這套高度集中的體制建立起來以后,經濟調整便雷厲風行、令行禁止地貫徹下去,只經過幾個月的時間,就渡過了1962年初最困難的階段。雖然沒有根本解決問題,到1970年又因為“統得過多、管得過死”而不得不再次進行大的行政性分權“改革”,但至少在1962—1965年這一段時間內,保持了經濟的穩定增長。在1988年開始的這次調整中,不少同志贊成采取行政集權解決法。不過從1989年秋季以來,雖然嘗試了多次,卻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果。有的同志認為,之所以未能取得成功,是由于部分人具有本位主義思想和缺乏全局觀念,只要采取堅決的步驟,還是可以把過于分散的權力收回來,重振計劃綱紀的。對此,我有不同看法。我認為,根本的問題不是實行行政性再集權在政治上是否可能,而在于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在經濟上是否可行。在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階段上,回到集中計劃體制已經很少有可能性了。原因有二:一是我國目前的經濟,其復雜程度已經比50、60年代高得不可比擬。二是利益主體多元化也已經走得很遠。對于如此復雜多樣、正在迅速變化的經濟,恐怕是根本無法用指令性計劃體制或指令性計劃為主的體制有效地加以管理的。另一種主張是采取“市場整合(一體化)解決法”,即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包括價格改革、企業改革、流通體制改革、財稅改革、金融改革、外貿改革、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等等),把目前被切割得十分零碎、價格信號又嚴重扭曲的市場,比較快地整合為競爭性的國內大市場,在此基礎上加強國家的宏觀管理和行政指導,靠平等競爭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以增強活力,改善結構,提高效率。從解決資源有效配置問題的角度分析,采取這種辦法是可以在一個不長的時期內見到成效的。但是目前對于采取這種解決辦法,存在幾方面的顧慮,或者說,有幾種反對意見:第一,政治方面的顧慮。一些同志懷疑市場取向的改革是否能夠同鞏固公有制的大方向兼容。的確,市場的形成以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即獨立商品經營者的存在為前提,因此它同任何獨家壟斷的所有制形式不相容。但是,公有制并不注定要采取目前這種政府一元化管理的形式。我認為,把適應于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產生的法人組織形式(股份有限公司)移到公有制為主體的產權關系的基礎上,就能創造社會主義大企業的嶄新組織形式。把我國大中型國營企業改組為公有制法人(包括各種社團法人、金融機構、政府組織、持股為主、個人持股為輔的分散持股的股份公司,政企分開,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是有可能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范圍內做到的。這樣做,既增強了企業活力,提高了效率,也加強了社會主義經濟的整體力量。目前西方有些政治家利用社會主義國家近期遇到的挫折,正在宣傳一種社會主義注定要失敗的理論。這種理論的論據主要是兩條:(1)現代經濟只有以競爭性市場導向才能有效率。(2)市場經濟同西方民主、財產私有是“三位一體”的,三者或者全要或者全不要,二者只居其一。也就是說,如果要搞好經濟,就必須全面否定社會主義;反之,要堅持社會主義,經濟就不可能搞好。許多人反對這一結論,但是,他們反駁的角度有很大的不同。比較常見的一種是在上述兩條論據中,肯定后者,否定前者。這就是說,承認市場經濟的確同西方民主、財產私有不可分割,共同組成資本主義的社會體系,因此我們決不能走這條路。另一方面,認為社會主義經濟不實行市場取向的改革、而以指令性計劃為主,也完全能夠搞好,因此應當三者全不要。這種說法不能不使人感到擔心。因為幾十年來許多國家在保持指令性計劃體制占支配地位的總框架下改善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狀況的努力,并沒有一個取得成功。把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建立在依靠命令經濟體制改善經濟的運行狀況這個不牢靠的基礎上,恐怕未必是明智的態度。在我看來,上述西方政治家的第一個論點,即只有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現代經濟才能有效地運轉,是并不錯的。他們的錯誤在于,武斷地認定市場經濟只能存在于資本主義的社會框架下,而注定不能與社會主義相結合。事實上,正如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會中一樣,市場經濟也并不是資本主義的專有物,并不必然要以財產私有和西方民主為前提。市場經濟是可以建立在實現形式經過改革的公有制的基礎上和以社會主義民主制為政治外殼的。第二,經濟方面的顧慮。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擔心采用市場整合的解決辦法,建立以市場調節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機制,會損害我國經濟發展的“計劃性”,使它陷入混亂狀態。其實,這種把經濟的按比例發展同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方式看成互相排斥的,把商品經濟同無政府狀態劃等號等傳統觀念早就被事實否定了。我們已經分析過,從運行狀態上說的“計劃性”(自覺保持平衡),完全可以通過在市場配置的基礎上加強國家的宏觀管理和行政指導的辦法來實現。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一系列國家在后一種體制的基礎上實現了持續、穩定的高速度發展,就是對市場配置資源必然使經濟陷于無政府狀態的成見的最好回答。我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這種經濟體制肯定是能夠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的。其二,擔心價值規律的作用將引起我國社會中貧富兩極分化。其實,所謂價值規律,只是反映了商品經濟中的等價交換行為,它本身并不能引起收入分配的兩極化。收入分配的差別,首先取決于財產初始分配的差別。如果我們在改革的過程中能注意防止初始分配出現的嚴重不公現象,這種差別就不會過大。同時,對于交易過程中出現的差別,國家還可以運用各種政策手段(如累進所得稅、高額遺產稅等),進行再分配調節。可見,在大力發展商品經濟的同時防止個人收入過分懸殊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與此相反,對于貨幣經濟過分的行政管制,倒是大量非生產性的“尋租收入”的真正基礎。這是早已為我國“雙重體制”下“尋租行為”猖獗、腐敗蔓延的事實無可辯駁地證實了的。第三種疑慮同上面兩種有原則的不同。它并不認為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有什么原則性的錯誤,而只是覺得目標雖好,但很難實現。這種疑慮是有一定道理的。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