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古兄弟改革與羅馬社會的悲劇

在羅馬共和國向帝國的轉變中（恩格斯語），蘇拉是一個重要而貢獻的人。但長期以來卻受到史學界的歪曲和謾罵,認為他是當時頑固守舊的元老派——元老貴族的代表。罵他搞“復辟”“、鎮壓民主運動”、“恢復元老貴族統治”,斥責他“殘酷”、“專制”,是“暴君”等。事實并不如此。在羅馬共和國向帝國的轉變過程中,蘇拉依靠老兵、釋放奴隸、各城市的中等階級(拉丁文稱為hominesnovi,“新人”),利用軍事手段和獨裁辦法:在經濟上打擊元老貴族的大土地所有制和騎士上層的金融高利貸資本;通過給退伍老兵以服役份地的辦法,扶植中小土地所有制的發展;通過停止糧食無償發放的辦法,強制流氓無產者參加生產勞動。這些均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在政治上,他打擊一小撮舊的元老貴族對共和國政權的壟斷,打破舊的狹窄的城邦制度(盡管是不太自覺),擴大了國家的統治基礎。同時,他又限制保民官的權力,限制已成為煽動家工具的民會的權力,改組元老院,使之成為蘇拉專政的有力工具,符合歷史發展的方向,為后來的凱撒專政和羅馬帝國奠定了基礎。蘇拉專政結束了歷時六年的內戰,穩定了社會秩序,有利于生產力發展。如果歷史肯定凱撒,肯定羅馬帝國的進步作用,人們就必須肯定蘇拉的貢獻。一馬略、蘇拉、凱的軍事改革公元前133—122年,羅馬統治階級內部出現的格拉古兄弟改革,均在元老院的暴力鎮壓下先后失敗,這是歷史的悲劇。格拉古兄弟改革的大方向,在于打擊元老貴族的大土地所有制和他們對國家政權的壟斷,這是正確的。但產生悲劇的原因在于:一,他們始終幻想保持舊的共和國制度,即在保持元老貴族的統治權力的前提下,要元老貴族交出土地,分配國有土地,這是無法做到的。二,他們始終堅持和平斗爭的方式,對元老貴族的暴力鎮壓毫無準備。提比略根本沒想到拿起武器。蓋約雖有了一點武裝,但竭力與元老院妥協。他們只能以悲壯的犧牲而告終;三,改革沒有形成一支可靠的骨干力量,支持改革的各階層也各有自己的打算,互相矛盾。這就便于元老院采取軟硬兼施的手段各個擊破。格拉古兄弟改革失敗后,羅馬的社會危機日益加重。公元前113年森布里亞人和條頓人對羅馬的進攻和前111年爆發的朱古達戰爭,羅馬軍隊接二連三地慘遭失敗,便是明證。公元前107年,出生于阿拉庇努姆一個窮家的馬略任執政官,開始軍事改革。他放棄兵農合一的義務兵制,改行募兵制。凡是自由人,不論是羅馬公民還是意大利人,也不論財產條件,自愿報效者均可應募入伍。在軍隊服役十三年,由國家給予武器,裝備和給養,退伍后授予老兵份地。這樣,以前因破產而當不起兵的平民就成為軍隊取之不盡的兵源。此外,馬略又解散貴族的騎兵,另組同盟者騎兵。同時整頓軍紀,加強訓練,改革軍團編制和戰略戰術。馬略改革,一方面提高了羅馬軍隊的戰斗力,于前105年結束朱古達戰爭,前101年勝利地擊退了威脅羅馬的森布里亞人和條頓人的入侵;前101年又鎮壓了西西里奴隸起義等。另一方面,馬略的軍事改革為大批破產平民找到一條出路,通過給退伍老兵發放份地的辦法,繞個彎子,解決破產平民分配土地的問題。所以,馬略的軍事改革是一次成功的改革,其意義已遠遠超出軍事范圍,起到挽救羅馬的作用,應該看作是一次有政治意義的改革。從馬略軍事改革開始,在羅馬古代史上,一個掌握軍隊的新的軍事奴主集團,開始逐步形成,一個新的軍事奴主改革派開始登上歷史舞臺。馬略本人就是古羅馬史上第一個軍事奴主改革家。蘇拉便是這個集團的第二個代表人物,而且還是最有革新精神的改革家。蘇聯羅馬史學的傳統看法是,把馬略作為民主派的代表,蘇拉作為元老派的代表,凱撒作為先是民主派后又背叛民主派(那是什么派?沒講)的人物。我們認為,這種劃分不盡符合羅馬歷史的客觀事實。上述馬略、蘇拉和凱撒三人,是前后繼承、推翻共和國建立帝國的改革派。雖然他們之間是不自覺的或沒什么組織聯系,甚至經常為個人利益而互相爭斗,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基本上是一脈相承的。他們不同于民主派,只是在其發跡初期。除蘇拉外,均先后利用或借助了平民運動的力量,但后來三人均鎮壓過平民運動。說他們是騎士派更不對了。蘇拉打擊過騎士上層的投機倒把和高利盤剝,凱撒還取消了騎士對各行省間接稅的包稅制。他們在下面四方面的做法是共同的:一,在經濟上,馬略、蘇拉、凱撒均給其老兵發放退伍份地,客觀上有利于中、小土地所有制的暫時恢復,是對元老大土地所有制的打擊;二,除馬略外,蘇拉和凱撒均實行全部或部分取消對流氓無產者的糧食無償發放,安排參加生產勞動;三,擴大了羅馬的統治基礎,先是把意大利,以后又把各行省的奴主代表吸收到統治集團中來;四,直接打擊元老貴族狹窄的寡頭統治,結束極端民主化,恢復社會生產秩序,建立中央集權的奴隸制專制帝國。我們把這個改革派稱為軍事奴主改革派,是著眼于:一,在他們之前,羅馬的官和兵是分離的。自從馬略改革后,有了一支固定服役長達十三年的常備軍,也就有了任期較長的統帥。馬略任期七年,蘇拉更長,且不計他帶兵參加朱古達戰爭和同盟戰爭,也有十年之久。凱撒從公元前59年出任高盧總督統兵,到他被刺,也有十五年之久。他們或靠帶兵起家,然后才躋身于政治舞臺;或在政治上發跡后,隨即緊緊地抓兵權,擴充自己的軍隊,共同特點是一旦抓住兵權,即一反傳統,不再交出來。二,他們改革的主要依靠力量是軍隊,采取暴力、內戰的方法為改革掃清道路,這在以前是沒有過的。三,這個改革派的社會基礎比較廣泛,有老兵、釋奴、城市中等階級、新貴、各行省奴隸主等。四,改革措施不是為某個階層的狹窄利益服務。例如他們用給退伍老兵發放份地的辦法解決破產平民的土地問題,但又取消了為流氓無產者狹窄的眼前利益服務的糧食法;既吸收騎士參加改革派的元老院,又采取打擊騎士的高利貸和取消包稅制的政策。這個改革派并不是他們本身如何高明,而是時勢造成的。從蘇拉身上可以明顯地看到,他是如何跌跌撞撞地、不自覺地走上改革道路的。要說他們比格拉古兄弟等民主派高明一些的話,那就在于:他們擁有武裝,敢于朝前走,破舊立新,推翻共和制。這就是他們在古羅馬史上具有肯定地位的先決條件。二馬略與馬略對“民主派”和“三元派”琉喜阿斯·科尼利阿斯·蘇拉(LuciusCorneliusSulla),于公元前132年生于一個破落的貴族家庭。“當他還很年輕且默默無聞的時候,以演員和滑稽小丑為生度過了很長的時間”。公元前107年,在他25歲時,當上了羅馬的最低官吏——財務官,隨執政官馬略一起航往利比亞。以他的勇敢和靈活,智擒朱古達,取得對朱古達戰爭的勝利(Plut.,Sula,Ⅲ)。這給他帶來了榮譽和地位。前104年他擔任了“使者或副職”,“捉獲了泰克托薩基人的族長科皮路斯”(Plut.,Sulla,Ⅳ);前103年當上軍事保民官,“說服了疆域遼闊、人口稠密的馬爾西人國家,使其成為羅馬的同盟和朋友”(Plut.,Sulla,Ⅳ)。后又被委任為指揮,“征服了阿爾卑斯山蠻族的大部分地區,而且當糧食不足時,他承擔了供應糧食的任務”。(Plut.,Sulla,Ⅳ)公元前101年,蘇拉返回羅馬,躊躇滿志,要在政治上發跡。前94年他被選為營造官。“次年他獲得了(軍事)執政官的職位,這,部分是因為他對人民有幫助,部分是因為他用錢買得人民的支持”(Plut.,Sulla,Ⅴ)。任了兩年軍事執政官之后,他被派到卡帕多細亞,遏制了本都國王米特拉達梯對羅馬領地的侵略。在幼發拉底河兩岸,他又同帕提亞的使者會見,第一次向帕提亞使者顯示羅馬的“威風”。意大利人為獲得羅馬公民權,在公元前90年聯合起義,“同盟”戰爭爆發。蘇拉和馬略一起擊敗了非常英勇善戰的馬爾西人[App;b.c,Ⅰ,40.即阿庇安《內戰史》第一卷,第40節]。前89年底,同盟戰爭結束。于是,蘇拉返回羅馬,競選前88年的執政官。蘇拉以其戰功所獲得的聲譽,同昆提阿斯·龐培一起被推選為前88年度的執政官。(Plut;Sulla,Ⅵ;Carcopino;Sulla:28.)這時,米特拉達梯又于公元前88年早春再次進犯羅馬。米特拉達梯的兒子取得了卡帕多細亞王位。羅馬組成新的遠征軍,“蘇拉依抽簽的方法當選為對亞細亞和米特拉達梯戰爭的司令官”。(App;b.c;Ⅰ.55)被“野心和名望的瘋狂欲望占據了心靈的馬略”(Plut;Sulla,Ⅶ),雖然已67歲或更大[Plut;Mar(馬略):34],且行動不便,已停止服役,但他感到這是一件既能抓到兵權又能獲取暴利的美差,就千方百計要奪取這個指揮權[App;b.c;Ⅰ.55;Plut;Sulla,Ⅶ;Liv;Sum.Frag;(李維:“摘要和殘篇”)LxxⅦ]。以馬略點燃的爭奪米特拉達梯戰爭指揮權為導火線,引起了蘇拉派與馬略派持續六年的內戰。傳統觀點認為,馬略代表“民主派”,所以認為馬略與蘇拉之爭就是“民主派”與“元老貴族派”之爭。如上所述,馬略根本不是民主派的代表,而蘇拉也不是維護元老貴族的利益。他們都是新的軍事奴主派。但同派為何能打起來,而且打得非常激烈呢?恩格斯分析得好,“事實上,對起初極其強大的世界做斗爭,同時又在革新者自己之間做斗爭,這既是最早的基督教的特點,也是社會主義者的特點”。同時,也應該是這一時期羅馬軍事奴主改革派內部斗爭的特點。早在朱古達戰爭期間,由于蘇拉擒獲了朱古達而揚名四方,就“隱隱地激怒了馬略”。(Plut;Sulla;Ⅲ)嫉妒蘇拉的聲望,這就為馬略與蘇拉之爭埋下了伏筆。后來蘇拉的戰功越來越卓著,名聲越來越大。而心胸狹窄,生怕別人超過自己的馬略,就“不再愿意給他(蘇拉)活動的機會,而且還反對他的提升”(Plut;Sulla,Ⅲ),以致于蘇拉不得不投身于馬略的同僚卡圖路斯的門下。馬略為了取得米特拉達梯戰爭的指揮權,“用許多諾言來勸保民官巴布利阿斯·薩爾皮庫斯。這個放棄了貴族地位而任保民官的人,為了顯示自己的權勢,獲得名譽”,提出四項提案:一,把新公民和釋奴分配到所有的特里布斯中去;二,剝奪負債二千德拉馬克的元老的稱號;三,召回被流放的公民;四,剝奪蘇拉對米特拉達梯戰爭的指揮權,而將此權授予馬略。(Plut;Sulla,Ⅷ;Liv;Sum.Frag;LxxⅦ;App;b.c;Ⅰ.55)執政官們抵制了提案的通過,宣布“暫停處理公共事務”。薩爾皮庫斯的回答是,“供養了三千武士”,另外又組織了一支年輕善騎的武裝衛兵。他稱為“反元老院團”,以打擊執政官。執政官昆提阿斯·龐培的兒子(蘇拉的女婿)被殺,龐培逃走,蘇拉派首先遭到馬略派的屠殺,蘇拉被迫收回“暫停處理公共事務”的法令。但當馬略派的軍官代表他去諾拉接管指揮權時,蘇拉不顧一切地逃出來,先到諾拉。他把發生的事情告訴士兵,“他們(指這些士兵)想參加米特拉達梯戰爭,因為在這場戰爭中有取得很多戰利品的希望。他們擔心馬略會招募別的士兵,而不用他們了。”(App;b.c;Ⅰ.57)于是,他們憤怒地打死了保民官,要求進攻羅馬。元老們沒有他們自己的主人,而受著馬略和薩爾皮庫斯指示的支配(作者按,由此可見,不僅蘇拉,馬略也一樣利用元老院作為工具,馬略豈不是也應該算為元老派嗎?)當他們知道蘇拉要向城里進軍,就派兩名軍事執政官布魯圖和塞維留去阻擋他的進軍,但是受到蘇拉士兵的侮辱后回羅馬。蘇拉拒絕元老院的請求后,進軍羅馬。他對城里來請求停止攻城的使團說,“元老院、馬略和薩爾皮庫斯,如果他們愿意的話,可以到馬斯廣場來會見他,他愿意執行會商后所決定的一切”。(App;b.c;Ⅰ.57)但當蘇拉發現這個使團的調停是馬略搞的緩兵之計時,他就迅速向羅馬城進攻。進攻城池,當時會不擇手段,并會給羅馬城造成一些破壞的。史載,當時羅馬城“沒有武裝的許多民眾從房頂上向他們(指蘇拉軍隊)扔投石頭,瓦塊”(Plut;Sulla;Ⅸ)。蘇拉帶頭放火燒這些房子,“又命令弓箭手向房頂上的人們射擊”(同上)。“他的進城是靠著火的支援”的。(同上)。但難得的是,在馬略宣布凡支持他的奴隸可獲自由,依然無法挽回敗局之后,蘇拉是以勝利者的姿態進入羅馬城,卻沒有血洗羅馬城。“蘇拉進到圣路,在那里當著每個人的面處罰一些在途中掠奪財物的士兵們。他在全城各地間隔地駐扎衛兵,他和龐培在夜間巡查,每人不斷地在自己指揮的地區巡邏,使受驚的人民或勝利的軍隊都不要造成災禍”(App;b.c;Ⅰ.59)。接著蘇拉宣布了如下措施(史稱“前88年蘇拉憲法”):一,宣告薩爾皮庫斯法案無效,馬略、薩爾皮庫斯等十二人為“公敵”,判處死刑,沒收其財產(薩爾皮庫斯被自己的奴隸殺死,馬略逃到非洲)。二,從蘇拉派中選出三百名新元老。由于戰爭和內亂,“當時元老的人數已經減到很少,因為這個緣故,已經受人輕視了”(同上)。三,各項法案不經過元老院,不得在人民大會上提出。四,把表決權從特里布斯(平民)會議移到森都里亞(百人團)會議上來。五,削減保民官的權力。六,欠債人只以12%的比率還清債款(H.希爾《共和時期羅馬的中等階級》,第144頁)。從蘇拉戰勝馬略的經過和措施,我們可以看出:第一,蘇拉不是元老貴族派的代表。傳統史學只看到蘇拉加強元老院,就說他代表元老貴族,這只看表面。實質上,蘇拉加強的是改革派掌握了的元老院,為實現軍事專政作準備。第二,首先挑起內戰的不是蘇拉,而恰恰是要奪權、鬧分裂的馬略。蘇拉進攻羅馬只是自衛和報復,并且他還提出要和平解決。進攻后,又約束軍隊,不準掠搶,安定民生。第三,限制民會和保民官的權力,是所有軍事奴主改革派,從馬略到屋大維共同采取的一項措施。這是實行專制主義和中央集權所必需的。民主派從撒爾圖寧開始走向極端,保民官“極端專橫”,已成為國家動亂不安的根源之一。此時要統一國家,安定社會,發展生產,非搞中央集權,走向專制主義不可。馬略也想把國家交給“富裕而頭腦清醒的人控制”。“他們也準備做蘇拉所做的事,就是以武力統治他們的國家,但是因為他們沒有軍隊,所以等待著機會”。(App;b.c;Ⅰ.59)在這個軍事奴主派共同措施上,只肯定馬略和凱撒的做法,而否定蘇拉,是毫無道理的。第四,關于把新公民和釋奴分配到三十五個特里布斯的問題,對此,他們是沒有根本分歧的。馬略的目的,在于“鼓動新意大利公民,使他們希望公布在所有特里布斯中間,因為他們在選舉中幾乎沒有什么力量——他不是公開地提出他自己的利益,而是希望利用他們作為忠實仆從以達到他自己的一切目的”。(App;b.c;Ⅰ.55)顯然,馬略是要把新公民做為他的反蘇拉的力量。而蘇拉也同樣是基于打擊馬略的需要,開始不同意分配,后來才同意的。由于米特拉達梯加緊侵略,蘇拉在進行初步改革之后,于公元前87年率軍奔赴小亞。蘇拉一離開羅馬,前87年執政官馬略派的秦那就背棄自己對蘇拉作的諾言,廢除蘇拉的改革措施,又提出把新公民分配到三十五個特里布斯中,并要召回馬略和其他逃亡者,遭到蘇拉派執政官屋大維的反對。秦那被蘇拉派的元老院所罷免,同六名馬略派的保民官一起被剝奪了公民權。于是秦那便利用各種方式召募反蘇拉的軍隊(如釋放奴隸)。馬略聞訊,從非洲潛回,聚集六千名伊達拉里亞人,加入秦那的行列。馬略控制糧船,搶劫商人,截斷對羅馬城的糧食供應,進而攻入羅馬城,開始血腥的屠殺和瘋狂的掠奪。以屋大維為首的蘇拉派大部被殺,頭顱被掛在廣場上示眾。“蘇拉當執政官時期所制定的法律被取消了”。“蘇拉的房屋被夷為平地,他的財產被充公,蘇拉本人被表決為公敵”(App;b.c;Ⅰ.73)。在達到目的之后,秦那就背信棄義地把自己軍隊中的奴隸全部殺死了。“連最簡單的選舉儀式都沒有,秦那和馬略就宣布他們自己為下一年(即前86年)的執政官”(Liv;Sum.Frag;Lxxx)。不久,馬略就在這一年的一月十五日死去。秦那一直繼續統治到前83年春天。公元前84年,蘇拉結束了東方戰爭。在準備返回羅馬時,他寫信給元老院,同意把意大利新公民分配到三十五個特里布斯中去,但要對馬略派進行報復(App;b.c;Ⅰ.77)。秦那瘋狂地準備反對蘇拉的戰爭,也就在這一年,他被拒絕同自己同胞作戰的士兵殺死了。前83年春,蘇拉率領四萬人的軍隊,乘一六千百條船,在勃隆度辛登陸,回到意大利。此時馬略派兵力多達二十萬,但僅用了一年半的時間,經過四次大的戰役,蘇拉就把馬略派擊潰。馬略派領袖,執政官卡波被俘處死,小馬略自殺,只剩殘部塞多留龜縮于西班牙,意大利全境又統一,內戰結束了。三蘇拉的裁量基準第一,蘇拉的改革政策進入羅馬城后,蘇拉即實行軍事專政——獨裁,進行全面改革。他在民會上表示,“他將作出一些有利的改革;但是對他的敵人,他一個也不僥恕,而將以最殘酷的手段來對付他們”(App;b.c;Ⅰ.95)。首先,宣布“公敵”名單,沒收其財產,剝奪其子孫的公民權;獎勵殺死“公敵”者,鎮壓新政權的反對力量。蘇拉“馬上宣布大約四十名元老和一千六百名騎士為公敵”。在坡賴耐斯特,蘇拉一次就屠殺了一萬二千人(Plut;Sulla;xxxⅡ)。從公元前83—81年,“在他的敵人中間,他毀滅了九十名元老,十五名與執政官職位相等的官吏,二千六百名騎士”(App;b.c;Ⅰ,103)。“他還要宣布隱匿和援救公敵者,也處以死刑”(Plut;Sulla;xxxⅠ)。“又提出任何人殺了一個被宣布為公敵的人就給兩塔連特,作為他殺敵立功的報酬”(同上)。蘇拉的大屠殺是對馬略派的報復。同時,這中間也有因株連而錯殺的。蘇拉正是以恐怖手段,鞏固了政權,為其全面改革鋪平了道路。其次,蘇拉給他的十五萬老兵分配公有和沒收來的土地。“在大多數的城市中,他安插了他的軍事殖民團,使整個意大利控制在他的領導之下,沒收他們(指當地人)的土地和房屋,分配給他的士兵。因此,他使這些士兵,甚至在他死后,還忠誠于他”(App;b.c;Ⅰ,96)。關于分配給每個老兵的土地數量,雖未見于史書記載,但從公元前100年撒爾圖寧分配給馬略老兵每人一百猶格來看,蘇拉分配給每個老兵的土地數量也不會少于此數的。蘇拉還“從被宣布為公敵的人的奴隸中,選擇年齡最輕、身體最強的一萬多人[解放]為平民,給予他們以自由和羅馬公民權,依照他自己(指蘇拉)的名字,稱他們為科尼利阿斯。這樣,他就有把握在平民中有一萬人,隨時準備服從他的命令”(App;b.c;Ⅰ,100)。蘇拉還向“最低等的獲得自由的奴隸(即這一萬名釋放奴隸——引者)賜以國家的土地和城邦的收入”(Plut;Sull;a;xxxⅢ)。這不僅消除了他們的敵對情緒(因主人死了,他們將無處勞動維持生活),還使他們成為蘇拉改革政策的堅定支持者。第三,蘇拉自任為權力無限的終身執行官;改組元老院;限制保民官的權力;廢除監察官;建立嚴格的官吏升遷制度;結束混亂局面,加強中央集權。公元前81年,蘇拉“宣布自己為獨裁者。在時隔一百二十年后,又恢復了這一特殊的職務,而且還通過一頃法令,授予他廢除過去一切法令的權力。進而,還授予他有生死予奪、沒收、殖民、建立或撤消城市、收回或賜予王國的權力”(Plut;Sulla;xxxⅢ)。蘇拉的獨裁決不是對一百二十年前的獨裁官的簡單“恢復”,而是在新的社會基礎、新的政治內容之上對衰亡的共和民主制度的吾定。“他告訴他們(民會——引者),不要決定獨裁官的任期,而要等到他鞏固地恢復了羅馬、意大利和政府統治為止,因為當時意大利已經被黨派和戰爭弄得四分五裂了”(App;b.c;I.98)。蘇拉還取消了保民官的審判權力,“取消他們提出法律的權力”(Liv;Sum,Frag;LxxxⅨ)。因監察官有選擇或彈劾元老的權力,也被取消。為了打擊反對勢力,蘇拉建立七個常設法庭,處理選擇中的舞弊,侵吞公共財產、叛國和謀殺案件。蘇拉把財務官增加到二十名,軍事執政官由六名增加到八名,最高祭司和占卜官增加到十五名。他還嚴格規定了升遷制度:只有服十年兵役后,才能作為財政官的候選人。蘇拉的獨裁和控制元老院加強中央集權,消除了“極端民主”所造成的各行其政,自立一套的現象,結束了內戰和紛爭的局面,有利于國家的統一、社會的安定和生產力的恢復。第四,在經濟上,蘇拉最進步的改革之一,是在意大利各區建立許多羅馬化的自治城市。一方面承認意大利人有公民權;另一面又派自己的退伍老兵到這些城市。這項政策為后來的凱撒所繼承。同時,他通過實行貨幣貶值辦法,打擊大金融高利貸者。蘇拉最有革命意義的經濟改革之一,是停止糧食發放,強制流氓無產者參加生產勞動。民主派到撒爾圖寧時已走向反面,他主張大輻度地降低糧價,實際上等于向流氓無產者無償地發放糧食。這個措施使羅馬形成了一大批依靠社會過活的寄生蟲。他們鄙視勞動,不勞而獲,成為羅馬社會的毒瘤。這同中國戰國時代那種“游食者眾”(《商君書·外內》)的情況相似。在這種情況下,蘇拉實行象商鞅變法似的改革。商鞅變法的內容之一就是通過獎勵“耕戰”,消除“游食者眾”的辦法,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蘇拉改革的目的也是如此。這項改革,解決了當時最嚴重的社會問題,給流氓無產者安排出路,強制他們離開羅馬到外地參加生產,自食其力。這既發展了生產力,又可以減輕社會負擔。蘇拉的改革,雖然在形式上沒有廢除共和國的名稱,但實質上已開創了帝國的先河。公元前79年,在選出兩名改革派執政官之后,蘇拉放棄了自己的獨裁官職位,但他仍然在幕后主宰著國家政權。“在他死的前一天,正當他獲悉那里的行政長官格尼阿斯拒絕償還他欠公共財庫的債并指望蘇拉死時,蘇拉把他召進他的房間,把自己的仆人布置到格拉尼阿斯的周圍,命令他們勒死了他”(Plut;Sulla;xxxⅧ)。公元前78年,蘇拉病死。舊勢力乘機反撲,恢復了部分糧食發放。爾后,尼阿斯·龐培(蘇拉的部將),這個自稱是蘇拉學生的投機分子,背叛蘇拉的事業,取消蘇拉的改革,恢復監察官和保民官職權,清洗了六十四名蘇拉派元老等。但是,歷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公元前48年凱撒擊潰了龐培,凱撒的改革實質上是恢復并發展了蘇拉的事業,到公元前27年屋大維徹底揭下了共和國這層外衣,最終完成了軍事奴主派建立奴隸制帝國的任務,隨之出現了帝國初期經濟蓬勃發展的繁榮局面。四代結語:從蒙森到羅馬在國內外史學界,傳統觀點認為蘇拉是元老派的代表,這個觀點是從哪里來的?有必要剖析一下,這種觀點反映了什么思潮。在羅馬共和國向帝國轉變的過程中,存在著民主派與元老派之爭,并且貫徹始終。這個觀點,有人認為是來自古羅馬歷史學家的著作,其實不然。在古羅馬西塞祿、李維、蘇埃托尼烏斯、普魯塔克和阿庇安等人的著作中,根本找不到這種觀點。不僅如此,相反,當時羅馬人的看法與上述傳統觀點也是截然不同的。例如,在西塞祿看來,馬略和蘇拉之爭根本不是什么民主派和元老派之爭,而是同一種optimates人之間的糾紛。optimates一詞現在通常譯為“貴族”,但西塞祿的原意是指“誠實的人”(boni),或“著名的和優等的公民”之爭(clarissimorumetoptimemeritorumcivium),而且還把秦那也算為optimates,可是,我們感到奇怪的是,今天的羅馬史卻偏偏要把馬略和蘇拉分為兩個陣營,而且還說得振振有詞。那么,這種劃分是從哪里來的呢?原初是Th.蒙森(Mommsen)在其《羅馬史》著作中這樣劃分的。但用來指格拉古兄弟改革到馬略改革以前這段時間(前133—107年),借用蒙森這兩個概念倒還是可以的,也大致符合當時的羅馬史實際。但把這兩派斗爭貫串到帝國出現前夕(前63年),就值得商榷了。比如在蘇聯羅馬史學中早在三十年代,在B.C.謝爾蓋耶夫的《古代羅馬史綱》中說:“在提比略·格拉古死后,斗爭是在兩個政治集團或兩個黨派——代表元老利益的Optimates派和代表農民與城市居民利益的平民派(Populares)之間進行的”。一九四六年,在A.B.米舒林的《古代羅馬史》一書中也有同樣的觀點。她認為格拉古運動的主要作用之一,是促使政治集團的形成:貴族派和民主派的出現。一九四七年,蘇聯羅馬史權威H.A.馬什金認為,古代羅馬是存在政治黨派的,貴族派是Optimates;民主派是Populares。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