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的思想文化與教育

著名的散文余秋雨在《王陽明法書集》的序言中寫道：“如果一個人將中國歷史上偉大哲學家的名單縮小到最低限度，那么王陽明（守仁）的名字就必然存在。”。由于他的哲學思想高超、警策、簡明,又由于他的人生經歷曲折、奇特、宏富,他在中國文化領域的知名度是其他許多哲學家無法比擬的。”影響中國兩千余年的儒學,宋、明以來疊起一座高峰,進入了“新儒學”階段,比之漢唐經學在理論思辨方面達到了一個更高水平,而王陽明心學則是儒學發展的最后一個高峰,并成為近世啟蒙思想的先導。在程朱理學的一統天下,王陽明挺身而出,首唱新說,“別立宗旨”、“與朱學背馳”。他的學說,就猶如火山爆發,噴薄而出,產生巨大的震撼力量,沖破了令人窒息的思想牢籠,在思想界掀起了軒然大波。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稱王陽明“是一個豪杰之士”,他的“新說”對當時社會來說,“像打藥針一般,令人興奮”,“做了五百年道學結束,吐很大光芒”。王陽明是一個富有鼎新精神的思想家,同時又是一個開一代新風的教育家。思想文化與教育融為一體,是儒家的優良傳統。孔子創立儒學,以畢生的精力從事教育,“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培養了“弟子三千”,“得賢者七十二人”。孔子的學說在教育中體現,在教育中形成、發展,他的弟子們將其思想言論輯為《論語》,成為儒家的經典。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思想成為占居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而儒學也成了教育的主旋律。王陽明學說自創立之日起便與教育結下了不解之緣,通過教育傳播新思想,培養新人才,他說:“今天下事勢如沉疴積瘺,所望起死回生者,實有在于諸君子。”他的思想貫穿于教育活動中,從“心即理”出發倡導獨立思考、個性解放,強調“知行合一”,注重“著實躬行”,以“致良知”為目標重視人格、人性的培養。因王學被視為“異端”,不能進入官學,便以書院的形式從事教育活動,大倡自由講學之風。王學主要是通過書院進行傳播,通過弟子、再傳弟子的“著實躬行”擴大社會影響,以致流布全國,揚波海外。王陽明雖生于浙江余姚,而王學的創立、傳播卻始于貴州。王陽明因彈劾宦官劉謹得罪皇帝,被謫貶貴州龍場(今修文),于正德三年(1508年)來到貴州,住了三個年頭,在此艱難困苦之中成就了他的光輝事業。“龍場悟道”是王陽明學說的起點,以此奠定了陽明心學的基石,他以生命去體驗和探索人生,重新審視孔孟之道與程朱理學,構建起“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理論體系。學術有成之后,便收徒講學,創辦了龍崗書院,在貴陽文明書院“始講知行合一”。龍崗書院是王陽明創辦的第一個書院,《教條示龍場諸生》和《龍場生問答》基本確立了他的教育思想,往后創辦的濂溪書院、稽山書院、陽明書院都遵循這一教育思想。《教務示龍場諸生》集中體現了王陽明的教育思想,“立志”、“勤學”、“改過”、“責善”八字,精辟地概括了他的教育理念、教育原則和教育方法,其宗旨在于“樹人”,培養德才兼備的人。他認為“立志”是根本,首先必須明確做一個什么樣的人,有為善、為圣、為賢的志向和抱負,有堅定的人生奮斗目標和正確的道德規范和榮辱觀,故“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有遠大的志向才有巨大的精神動力,矢志不移,孜孜以求,所以,“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于志”。是非、榮辱、善惡、真偽的判斷力來自于人的“理智”,來源于學習,“學而不厭,智也”,所以王陽明在講“勤學”時說:“已立志為君子,自當從事于學”。他所說的“勤學”,建立在“學而知之”的觀點,故“不以聰慧警捷為高,而以勤確謙抑為止”。在“勤學”中,他貫徹了“知行合一”的思想,強調“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己之短,忠信易樂,表里一致”。他提倡“改過”是因為認為大圣大賢都不可能“無過”,“故不貴于無過,而貴于能改過”,要求人們不斷“內省”,反省自己的思想言行,改過從善。“責善”與“改良知”是一致的,“須忠告而善道之”,然其方式應當是循循善誘、以人為善,“使彼聞之而可從,繹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而不能“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故凡訐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言責善”。老師與學生應為良師益友,老師以平等、友善的態度教導學生為善,學生以“諫師之道”幫助老師“去其非”,以求“教學相長”。王陽明的教育思想與“心學”一脈相通,把“教書”和“育人”視為一體,通過教育實踐來造就一批有思想、有道德、有文化的人。他認為“圣人之心”可與“凡夫俗子之心”相通,只要有做圣人、賢人的堅定信念,勤奮學習,不斷改惡從善,就可以“滿街都是圣人”。基于這個原因,他把教育的對象鎖定為天下所有的人。從“心即理”的觀點出發,主張教育直指人的心靈,通過“心之所悟”、“事上磨煉”而達到“良知”,并概括為“無善無惡心之本,有善有惡心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的四字教。他最先在貴陽文明書院宣講“知行合一”,以“知是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闡明了“知”與“行”的辯證關系。他諄諄告誡學子,倘若只“行”不“知”,“懵懵然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維省察”,結果必然是“冥行妄作”;若是只“知”不“行”,“茫茫然是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結果又必然是“終身不行”、“終身不知”。王陽明思想的精髓在于“鼎革創新”,在“家孔孟而戶程朱”的情況下敢于提出“異端曲說”,“不唯上”、“不唯書”,提倡獨立思考,倡導一種不受封建禮教羈絆的“狂者胸次”,倡導一種敢為人先、敢于創新、敢于探索的進取精神。他在龍場所著的《五經臆說》中寫道:“龍場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攜,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輒為之訓釋。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于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以娛情養性焉耳。”《龍場生問答》記錄了王陽明講學時與學生的對話,反映了自由講學的生動情景。他主張“學貴自得”,老師講課允許學生發問、甚至反詰,學生的意見老師認真聽取、回答,師生親密無間,推心置腹,在交談中啟迪學生,開發智力。正是因為這種開放式、啟發式的教育,王門弟子各有創見,各有發揮,形成了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粵閩、黔中等學派,以后又分化出泰州學派。王門后學對師說各有領悟,互相爭鳴,致使王學興盛起來,開啟一代新風。在黔中王門,孫應鰲主張“以仁為宗”、“用世為本”,李謂主張“學貴修行”,而馬廷錫則提倡“靜坐”、“反觀”,不拘一格,各抒己見。王陽明教育思想給我們一個重要啟示,教育必須以“樹人”為本。“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的根本任務就是要“樹人”,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知識、有技能的人。德育、智育、體育、美育都是“做人”不可或缺的,不可偏廢。“素質教育”不僅基礎教育要搞,而且高等教育、專門教育也不可忽視,因為這是“做人”最基本的要求,只有取得了“做人”的資格才談得上“人才”。“X+3”的教育模式,顯然是違背教育宗旨、教育原則的,這種功利主義的作法是對學生的一種誤導,既不符合中國教育的優良傳統,也沒有吸取國外教育的先進經驗。教育的功能被大為縮小,實際上只偏重于技能教育。讀書考試本來是天經地義的事,可以推動人們努力學習。但把考試絕對化便成了“應試教育”,造成許多弊端。其一,盲目宣揚什么“文科狀元”、“理科狀元”,把學生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某些學科上,德、智、體、美得不到全面發展,而且知識面狹窄,很難成大的氣候。其二,用一把尺子衡量天下所有的人,勢必“尺有所短,才有所長”,不利于人才的培養,應當“不拘一格降人才”。其三,一次考試定終生的作法是違背教育規律的,有些人可能“少年出眾”,有些人可能“大器晚成”,以某一次考試成績定終生,必將鑄成大錯。為了“應試”,于是大辦重點學校、重點班,更與教育的宗旨背離。教育的威力,就在于把無知變成有知,把“差等生”變成“優等生”,把“頑劣兒童”變成道德高尚的人,而不是把教育變成某些人的專利。雖然“滿街都是圣人”的主張并不現實,但要求“凡夫俗子”都受教育的理想卻是正確的,每個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實現“教育公平”。王陽明教育思想給我們另一個重要啟示,就是培養勇于創新的人。王陽明學說本身就富有“鼎革”精神,體現在教育上則主張“學貴自得”、“循循善誘”、“因材施教”、“教學相長”,要求學生“博學”、“慎思”、“明辨”、“篤行”,有所發明,有所創造。“師不必強于弟子”,如果都不如老師的話,其結果必然是“九斤老太太”,一代不如一代。王陽明施行的是一種啟發式教育,重在啟發人的思想,開發人的智力,而不是一味灌輸,強制學生把老師的一字一句當成金科玉律。文化不斷嬗變,科學日新月異,沒有“頂峰”,也不存在不可超越的“權威”,需要人們不斷發明和創造,正如奧運會上的冠軍,總是新人換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