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蘇州盛氏的醫業醫業儒思想

蘇州圣家是宋朝政治作家盛國之后的一位。靖康之亂以后,盛岫由汴遷吳,為遷吳始祖。吳寬說:“惟盛氏在吳中為大族,子孫散居郡邑,多以醫為業,當皇明永樂間見用于朝。若太醫院御醫啟東、叔大二先生尤著者,其次亦多為郡邑醫官。至于業儒而出,往往為名進士,仕于內外者不絕,故人指為衣冠家。”(1)盛氏終明一代一直聲譽不衰,為江南望族,必然有其內在的特別之處。本文將從盛氏家族業醫、業儒及二者的關系三個方面對盛氏儒醫世家進行初步研究,探討其長時間內保持名門望族地位的內在原因。一、姻親關系對盛氏家族的影響明代蘇州盛氏家族在業醫方面成就卓著。醫術在盛氏家族中不斷傳承并世有其人,家學淵源和姻親關系都對醫術傳承有著重要的影響。盛氏家族在御醫盛啟東、盛叔大之前雖然以儒起家,但盛氏在元朝時已有從醫者。盛益“為江浙醫學提舉司提領,五世而絕,季子宗仁生寓翁,而醫復傳”(2)。寓翁即啟東祖父盛似祖。啟東父逮戍守寧夏,“人饑困多疾疫,先生以醫藥濟之,全活者眾”(3)。盛俌說:“自高大父而下皆業儒醫。”(4)因此,祝允明說盛氏在啟東以前就已經“代有華彥而恒業醫”(5)是可信的。御醫啟東“生子九人,咸克紹其家學”(1)。叔大子佾承繼家學,后為吳江醫學訓科。啟東從子盛倫“承兩御醫指授而造詣益力”(2),在醫術方面頗有建樹。盛氏在業醫方面世有其人,與這種家學傳承有著最直接的根本關系。除家學淵源外,姻親關系也對盛氏在業醫方面的成就有著重要影響。中醫醫術可以通過拜師和授徒不斷傳承和發展,但相對于普通的拜師和授徒,通過姻親關系學習醫術自然更便利。御醫啟東之子僎,“配袁氏,太醫院院使諱寶之女”(3)。啟東第九子汝成,妻沈氏,其妻祖父沈瑛,亦是御醫。顧鼎臣在為沈氏寫的墓志銘中說:“盛氏、沈氏皆吳中舊族,譜乘相甲乙,累世為儒醫名家。”(4)蘇州醫學正科盛昱,“配陳氏,亦吳名醫良紹之女”(5)。在姻親關系中,醫術必然是大家相互探訪時談論的共同話題,在醫術方面的交流自然有助于醫術的不斷精進。盛應宗在初讀岐黃書之時,醫術并未大行,后“凡三徙而始依其妻之父杜山先生。杜先生,國醫也。君與之下上往復,盡得其秘,而又能時以其意錯奇正而用之,遂所至立效,名遂出杜先生上”(6)。由此可見,通過姻親關系在醫術上獲得裨益,也是盛氏家族能夠在業醫方面不斷傳承的一個重要助力。在家學傳承和姻親助力的影響下,明代蘇州盛氏家族在業醫方面代有聞人。蘇州盛氏家族中業醫者見表1。根據上表,盛氏家族在明代業醫者有30人,代際間隔為八代。其中為醫官者有12人,占業醫總人數的40%,2人為太醫院御醫,3人為太醫院醫士,6人為醫學正科,1人為醫學訓科。明代蘇州人陳鎰說:“吾鄉故多良於醫者,求其子孫蕃衍,克承家學,蔚有能聲,蓋無逾盛氏。”(7)雖有夸大之嫌,但仍不失為中肯的評價。二、盛氏家族的儒學成就錢溥在為盛啟東寫的墓志銘中說:“盛,姑蘇之世儒。”(8)盛氏之所以被稱為儒醫世家,是與其在業儒登科方面的成就分不開的。蘇州盛氏自宋參知政事文肅公盛度之后,歷南宋、元朝,業儒攻科舉,代有顯榮,載入史冊者多有之。盛氏遷吳之祖岫即業儒為平江府通判,遷居吳江儒林里。御醫啟東工詩文,曾因在皇帝面前賦詩而受到褒獎。啟東之父逮,通儒學而有義行,有《原道詩》。逮“曾大父益,大父宗仁,皆業儒授徒以自養。父似祖,號寓翁,讀書明理性學,冠婚喪祭,行遵文公《家禮》,為吳縉紳家楷范”(9)。盛俌說盛氏“國初皆業醫而根儒”(10),并未因業醫放棄對儒學的追求。在御醫啟東之后,盛氏子孫雖從醫者多,但業儒者也不少,其中有些在科舉仕宦方面還取得了很高成就,見表2。根據上表,盛氏家族在明代業儒成就卓著者13人,代際間隔為10代。其中進士有6人,占將近50%,鄉貢2人,薦舉3人,博士弟子員1人,無功名者1人。有6人通過科舉擔任職官,官職最高的是盛應期,官至都察院右都御史,4人有著作。蘇州盛氏終明一代,在業儒方面代有聞人,使得蘇州盛氏家族在當時最為看重的文化和科舉方面占有一席之地,成為享譽一方的名門望族。三、業儒優先是專業課程的基礎明代蘇州盛氏家族是一個醫、儒兼及的儒醫世家,在醫、儒兼傳情況下,其子孫在選擇職業時必然會面對業醫還是業儒的問題。業儒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并非誰都可以,而業醫可以獲得相當的報酬,為業儒提供支持,是盛氏家族能夠在業儒方面取得卓著成就的經濟保障。盛逮戍守寧夏回吳后經濟窘迫,其子啟東“僦居閶門售藥以養親”(1),家業復振。戴元禮在蘇州行醫,“吳人以病謁者,每制一方,率銀五兩”(2)。由此可見,行醫算是高收入行業,足以保證生活并為業儒提供經濟支持。另外,在諸子分家析產的繼承原則下,財產隨著代際的延續和家族的擴大被越分越少,因此有富不過三代之說,這是許多家族不能長久保持名門望族地位的重要原因。但醫術作為一種學問和技能,它的不斷傳承可以弱化諸子分家析產帶來的負面影響,個人可以憑借其獲得財富,而財富則是保持個人以及家族地位的重要基礎。業儒可以為業醫提供其所需要的文化基礎。中醫易學難精,而中國古代醫學著作,通常言簡而意深,想要在醫術方面達到很高的水平,必須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識。唐代孫思邈認為,醫生不但要熟練掌握《素問》等各種醫書藥典,還要通曉經史子集。因此,儒學成為精通醫術的一個重要前提。吳寬在為盛暟寫的“序”中說:“然醫之理奧深,非一日可學而知者,而用美固通儒,宜其決死生,論遲速若辯黑白,然有得而無失也。”(3)盛俌“通儒術,有見於茲,故其醫特神,有非世俗之醫所能窺其密也”(4)。盛暄“恒以世醫不可弗繼,既讀儒書而攻醫益力,有深詣獨到之趣”(5)。對于儒學在業醫方面起的作用,王與說:“凡施之治癥,有升降浮沉、寒熱溫涼之候,皆推吾儒者所論陰陽之理,以會通之;施之接物,有拯危起廢、棄責卻饋之類,皆即吾儒者所行仁義之道,而擴充之。”(6)因此,盛氏家族子弟中業醫者亦多通儒,醫、儒相兼并傳,互為條件,實難分開。盛氏家族醫、儒相兼并傳,但兩者的地位卻是不同的。其在子孫教育和選擇職業時秉承的是因材施教基礎上業儒優先的原則。在盛氏家族中,對下一代的教育首先要看資質,因材施教。盛僎撫養幾個幼弟,“諸弟雖幼,不敢毫發有欺焉,教之各因才以成其器”(7)。盛倫對其二子也是區別教育,“授昱以醫,昶則督之以儒”(8)。這種教育和職業選擇上的區別當是根據個人的資質,并不是簡單的選擇。但無可否認的是,業儒登科對提高個人以及家族地位和榮譽的作用是其他行業不可比的。再加上業儒也是精通醫術的文化基礎,業儒成為因材施教基礎上的優先選擇。盛倫對其子說:“吾宗本儒也,而流于醫,醫可繼,而儒不可弗復也,吾將復之。”(9)這既是對家族儒學傳承的認同,也是基于現實的考慮。如果盛氏子弟有志經史或有意于科舉,他們多會在儒學方面得到培養,以使他們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才能,提高自己及家族聲譽。盛僎讓有志于經史的盛侅跟從大儒和有德行的人學習儒學,后盛侅進士及第。盛暟“載籍固已旁披而博覽,其意欲決科第,取資級,以起天下之廢疾久矣,不幸而不遇,因稍出其家學而時出以試之,未久,名隱然起吳下”(10)。不為良相,則為良醫,盛暟在業儒登科不斷失敗后才轉而業醫,業儒作為優先選擇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體現。四、業儒與業儒,是治療未盡的原因之一,是指業醫方面,家學傳承和姻親關系方面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