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同盟在美國回歸自由貿易中的功能

在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背景下，作為美國亞太戰略的支柱，日美聯盟進行了一些具體的調整，其職能和影響值得關注。一、日美聯盟的調整隨著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展開,日美同盟出現了松綁日本、調整基地、擴邊及擴容等變化。(一)日本重新犯罪的原因同盟首先是一種軍事組織,在面臨共同的安全威脅時,同盟參與者承諾采取共同的軍事行動。然而,體制上的兩個問題上限制了日美同盟的軍事行動:一是放棄國家擁有交戰權的日本憲法第9條;二是禁止日本對美國之外的所有國家進行武器出口、研發和生產的日本武器出口三原則。兩者降低了日美同盟展開合作的廣度和深度,從而對日美同盟的可信性和有效性構成威脅。但伴隨漸次展開的美國重返亞洲戰略,日本的武器出口三原則出現了松動跡象。2011年12月27日,日本內閣安全委員會表示同意放松武器出口禁令,使日本可以參與對其他國家的武器出口、研發和生產,并為人道主義援助提供軍事裝備。該禁令的解除,為日本與其他國家共同進行武器出口、研發及生產打開了大門。美國大使館發表聲明指出,“關于日本(武器出口)三原則的新標準將對日本支持同盟提供新的機遇并且符合日本對國際出口控制機制的承諾。”同時,隨著日美在彈道導彈防御系統上合作的加深,以及美國需要日本進一步發揮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遏制功能并為構建中的歐洲反導系統做出貢獻,2011年,美國國防部敦促日本對其武器出口三原則制定一個例外,即允許美國向歐洲出售在日本研發的導彈攔截裝置。日本武器出口三原則的松動深受美國重返亞洲戰略以及日本大國意愿提升、國內財政狀況壓力、日本軍工集團利益的推動,它使作為次級盟國的日本得以部分松綁,可以更為積極地參與到同盟行動之中,從而使日美同盟能更好地服務于美國的重返亞洲戰略。(二)駐麻黃水陸移師邊境自從1951年《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簽訂、美軍在沖繩大規模駐軍以來,沖繩成為駐日美軍的主要基地,擁有駐日美軍基地總面積的74%,總兵力的65%。當地民眾因駐日美軍犯罪、噪音擾民、環境污染等問題不斷掀起反對駐軍的斗爭,不僅民眾、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的矛盾難以調和,日美同盟也因此而潛藏危機。2006年5月,日美兩國達成駐日美軍整編問題最終協議,但美軍駐沖繩基地和兵力部署調整卻一直是其中最大的難點。經過歷時3年的反復磋商,2009年2月,美日簽署駐沖繩海軍陸戰隊移師關島協定案。根據該協定,駐扎在沖繩的約8000名海軍陸戰隊官兵和大約9000名家屬將移師關島,剩余約10000美軍仍將駐扎在沖繩。此后,由于遷移費用、新基地建設等原因,美軍遲遲并無動作。2010年5月,日美兩國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將把美軍普天間基地遷至沖繩縣名護市邊野古地區。2012年4月,日美決定將駐沖繩美國海軍陸戰隊遷往關島部署的人數由2006年協議原定的8000人減為4700人,另外3300人將移往夏威夷、澳大利亞等處。同時,將兵力調整與駐日美軍普天間基地搬遷分開執行。此外,日美兩國計劃在關島以及北馬里亞納群島建立自衛隊與美軍共同訓練基地。這是自衛隊首次在海外協助他國建立軍事訓練基地。駐日美軍基地調整是美國穩固日美同盟的戰略性舉措,它不僅可緩解日本政府及美軍面臨當地民眾的反對壓力,而且使美亞太軍事部署更加合理化,特別是第二島鏈的軍事部署得以強化。駐日軍事基地調整后,日美軍事一體化進程提速,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和作用或將提升。駐日美軍整編的主旨是加強美軍和日本自衛隊的作用與分工,在指揮和作戰等方面實現日美軍事一體化。伴隨駐日美軍基地調整,與自衛隊共用基地將成為駐日美軍新基地計劃的主要內容。根據規劃,未來日美陸、海、空三軍指揮機構將并設于橫須賀、橫田和座間三大基地。這些都將增加日本自衛隊與駐日美軍聯合訓練的機會,從而使日美軍事一體化提速。與此同時,日本自衛隊將以填補美軍撤離造成的力量空白為借口加強在西南地區的兵力部署,使其在日美安保同盟中承擔更大的責任,發揮更大的作用。(三)美日韓就其地位目標達成的三邊對話,俄日亞政府達成聯合聲明后者呈現出美日韓、美日印以及美日澳等三邊互動圖譜。其中,以美日韓三邊互動尤為引人注目。2010年7月,日本自衛隊官員首次參觀了美韓軍事演習。同年12月,韓國第一次派觀察員參加了美日舉行的利劍軍事演習。2010年12月6日,美日韓舉行了三國外長會議。同年12月9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邁克·馬倫在東京與日本防衛相北澤俊美會談,強調三國參與聯合軍事訓練的重要性。2012年1月17日,美日韓在華盛頓舉行三邊對話,三方就近期緬甸的發展、多邊合作以及朝鮮半島情況等地區及全球問題的相互利益交換意見。克林頓國務卿表示,“這些討論反映了美日韓之間緊密的合作,以及我們在亞太及全球的共同觀念與利益”。根據三方議程,2012年末將舉行三邊會議的部長級對話。2012年6月,美日韓在香格里拉安全會議期間發表聯合聲明,就朝鮮問題及地區安全問題交換意見,表達“三邊合作對地區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三國“還決定在未來香格里拉對話期間舉行國防部長三邊會談”。2012年6月,美日韓舉行第一次三邊軍事演習。在美國謀求依靠亞太雙邊同盟拉動三邊互動的戰略中,日美同盟扮演著軸心角色。2011年7月,美日澳舉行三邊海上聯合軍演。同年12月,首次美日印三邊會議在華盛頓舉行。可見,以日美同盟為軸心,美日澳、美日印、美日韓漸次展開三邊互動。(四)美日同盟的網絡安全合作啟動長期以來,日美同盟以其鮮明的軍事色彩誕生并成長在東北亞區域,以其強烈的軍事輻射力向亞太甚至全球拓展。然而,2010年至2012年,同盟在強化軍事色彩的同時,開始積極拓展同盟內涵。如:打造TPP,拓展人道主義領域協調,啟動網絡安全合作。2011年11月11日,野田佳彥宣布日本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談判。日美的GDP占參加TPP談判各國GDP的90%以上,美日同盟的重要性以及美日同盟的經濟內涵均得以彰顯。以東日本大地震及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為契機,日美積極展開人道主義領域合作,并以“人道主義”為名積極干涉他國事務。隨著網絡安全的重要性日漸凸顯,日美同盟開始涉足網絡安全的合作。近年來,美日不斷渲染來自網絡的威脅,并且把網絡安全的威脅來源指向中國,開始有意打造美日同盟的網絡安全合作。2011年7月,美國制定了網絡戰略,并提出加強與盟國的政策協商。同年9月16日,美日兩國政府舉行了首次加強網絡攻擊對策的外交和防衛當局政策協商會議。二、日美同盟在美國重返亞洲戰略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中介作用日美同盟的調整既是同盟自身演化的結果,更與美國重返亞洲戰略密切相關。在美國重返亞洲背景下,日美同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值得深入探討。首先,日美同盟在美國重返亞洲戰略中將繼續發揮基石功能。美日是世界第一大和第三大經濟體,經濟合力可觀;日美同盟運行60余載,雙方投入了巨大人力、物力和財力,軍事聯合時間長,程度深,軍事合力可圈可點;日美同盟視野從地區向全球拓展,利益契合區域依然很大。對美國而言,日美同盟是僅次于北約的最為重要和最為成熟的同盟,日美同盟與北約共同形成了制約歐亞大陸的雙柄。因此,日美同盟在美國重返亞洲戰略中將繼續扮演基石功能。正如美國副國務卿威廉·伯恩斯所說,“毫無疑問,我們與日本的條約聯盟是我們戰略轉向亞太地區的支點。”其次,日美同盟在美國重返亞洲戰略中發揮著最重要的中介功能。日美同盟的中介功能體現在投送、防衛等方面。投送,指的是美國以駐日美軍基地為中繼,向亞太各個地區投送軍力。防衛,指的是美國以駐日美軍基地為中轉,向日本及其他盟友提供保護。簡·馮·托爾(JanvanTol)等在所謂的“空海一體戰”理論中高度重視日本所具有的戰略縱深及防御能力,“為了保持美國力量投送行動在西太平洋戰區、尤其是在東北亞次區域的生存能力,美國將需要日本一定程度的積極支持。日本在其北部和東部地區擁有戰略縱深,例如,琉球島鏈的地理位置將被證明極有益于反潛作戰行動”。沒有日本的支持,“空海一體戰觀念的執行能力將更加困難”,“成功防御臺灣或韓國將成為問題”。再次,日美同盟在美國重返亞洲戰略中發揮著最重要的平衡功能。中國的崛起使亞太力量結構對比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美國重返亞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應對中國崛起對亞太格局帶來的沖擊與挑戰。在自身財政捉襟見肘狀況下,美國需要同盟合力。日美同盟憑借其經濟、軍事合力成為美國平衡亞太新興國家力量的最重要的同盟。2012年美國公布的國防戰略指針宣布,“我們對亞太地區的再平衡是必要的。我們與亞洲盟友和核心伙伴的關系對未來地區的穩定與發展是至關重要的。我們將繼續重視現有同盟,這些同盟為亞太地區的安全提供了根基”。最后,日美同盟在美國重返亞洲戰略中發揮著最重要的牽引和輻射功能。二戰后,美國在亞太締造了美日、美韓、美澳、美泰、美菲5個雙邊同盟,美國在日本基地最多、駐軍最多、獲得的財政支持最多,日美同盟成為5個雙邊同盟體系中最為核心的同盟,牽一盟而動整體,美國通過日美同盟發揮著無可替代的牽引和輻射功能。目前,美國正在積極推動日本發揮輻射功能,謀求“同盟+X”模式。在亞太缺失如北約一樣的多邊同盟體系的情況下,力圖運行“同盟+X”模式,實現同盟體系的結構拓展以及同盟的力量倍增。2011年7月15日,邁克·馬倫在訪問日本時表示,作為強化美日同盟的一個部分,日本與美國必須拓展在地區的多邊關系。他認為,最近日本在促進與韓國、澳大利亞的雙邊關系上的努力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日本與韓國及其他國家通過雙邊關系可以拓展出更多的常規與防御能力。三、日美同盟視野的西移南動,美國亞太同盟體系的整合未盡人意日美同盟的上述變化及其功能的發揮,對中國的戰略環境構成了巨大的壓力。首先,在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牽引下,日美同盟由雙重遏制中日向單一遏制中國轉化。美國長期的戰略是防止歐亞大陸出現挑戰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力量,其重要的工具便是同盟體系。日美同盟一直是美國亞太戰略的基石,在重返戰略中發揮著核心的遏制功能。傳統上,日美同盟存在著遏制中國與日本的雙重功能。但隨著中、美、日力量的此消彼長,美國更加積極的鼓勵日本發揮作用,日美同盟的雙重遏制功能向單一遏制功能轉化,由同時遏制中日向單獨遏制中國轉化。其次,在美國重返亞洲的背景下,日美同盟的同盟視野存在突進東海及南海的趨勢,嚴重威脅中國的海洋戰略。日本使館官員武熊秋葉(TakeoAkiba)表示:“最近東亞事態的發展對美日同盟構成挑戰。航行自由已經成為繼從黃海到南中國海領土爭端之后該地區核心的地緣政治議題……當我們觀察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時,中國在海上正變得更加積極與自信。因此,對日本和美國而言,應對中國崛起是美日同盟工作的一部分”。目前,在美國牽引下,日本正尾隨美國的腳步,向東南亞突進。日本防衛省在防衛政策局內增設“能力構建支援室”,負責向東南亞國家提供軍事技術援助。在2011年7月舉行的美日澳三國聯合軍事演習中,日本海軍第一次出現在文萊海域。同年9月,野田佳彥首相和菲律賓總統會談后發表一項包含在南海問題上加強合作的聯合聲明。10月24日,野田又在官邸會見越南國防部長。2012年4月,日本與湄公河流域五國通過了《日本——湄公河流域合作東京戰略2012》。6月,日本自衛隊首次參加美菲“肩并肩”軍演。同月,日本外相與到訪的菲律賓外相就兩國在海上安全保障領域展開合作達成共識。最后,隨著美國重返亞洲及日美同盟的持續變化,美國在亞太的戰略布置出現由重北輕南向南北并重轉化,南北對接趨勢顯現。冷戰結束以來,亞太北部的日美同盟以及韓美同盟不斷強化,與之相比,亞太南部的美澳、美菲、美泰同盟則略顯遜色。然而,隨著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展開,美澳、美菲、美泰同盟逐步強化,加之駐沖繩美軍部分遷往關島、澳大利亞、夏威夷等地,日美同盟視野的西移南動,美國亞太同盟戰略逐漸呈現南北并重、南北對接的趨勢。從東北亞到東南亞,中國的東部區域戰略空間被逐漸對接的美國同盟體系所壓制。針對美國重返亞洲戰略之下日美同盟的具體調整和功能變化,中國應從如下幾個方面予以應對:(一)日美同盟的改革方向肯尼斯·博爾丁(KennethBoulding)根據“力量損失變化曲線”(LossofStrengthGradient)提出,在軍事行動中,距離本土進行打擊的目標越遠,打擊國的軍事力量會越小。但是,損失力量可以通過使用前沿部署得以改善。在盟友領土內設置的軍事基地為持續的補給提供了可能,從而使保持投送能力及打擊力度成為可能。因而,同盟政策是克服“力量損失變化曲線”的最好辦法。但現實是,駐日美軍正在進行調整。2012年,美國國防部公布的國防戰略指針《維持美國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美國國防的優先任務》提出,美國在面臨“反介入”情況下繼續保持力量投送能力。這就意味著,為了適應美國戰略調整,在調整基地的情況下繼續發揮同盟的打擊力量,一方面,日美同盟會提升日本的軍事力量和軍事科技;另一方面,日本會因擔心隨著駐日美軍數量的減少其安全受到威脅而主動提升軍力。日美同盟框架的驅動和日本主動的訴求,都將提升日本的軍事力量,會導致日本出口武器三原則進一步松動,最終動搖日本憲法第9條。日本憲法是美國在二戰后“授予”日本的,憲法第9條得以存在的條件是:一個具有有限軍力的日本,一個宣布保護日本的美國,一份只與美國進行軍事技術及軍事工業合作的武器出口禁令,其中后者往往是容易被忽略的實質性要件。軍事技術及軍事工業決定了一個國家的軍力,一個具有很強軍事技術能力與廣泛軍事工業合作伙伴的國家,是否愿意繼續放棄國家交戰權,值得商榷。一個堅決展開軍事調整,在同盟國及自己國內同步進行軍力削減的國家,是否能夠維持保護承諾,在盟友看來同樣值得商榷。因此,對日美同盟而言,武器出口禁令是約束日本軍力發展的安全閥,更是從法制、軍事及技術層面維護日本憲法第9條的安全閥。隨著駐日美軍調整路線圖的展開,日本武器出口隨即動搖,維持日本憲法第9條存在的安全閥正在被拔除。(二)從應對威脅到規避威脅的能力一方面,尋找并建立中國與日美同盟的利益契合。無論在美國重返亞洲戰略中對日美同盟與中國的關系做何種修辭處理,中國無疑是日美同盟的主要針對對象。然而,隨著威脅來源的多元化,同盟作為應對威脅的工具其功能也在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