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權力強制到文武之道政府對于社會穩定的作用

階層是利益沖突的表現形式。利益相關者的過度發展將導致利益沖突。緩和矛盾、減少沖突,使處于不同利益層次的人群能夠和諧相處,是保證社會穩定的一項重大任務。如何構建保持社會穩定的機制,使社會各階層和諧相處?本刊記者專訪了資深媒體人士楊繼繩先生。《中國改革》:隨著社會的發展,原來集中于中央政府的許多權力,正在向各種利益集團、自治團體以及獨立承擔風險的個體身上轉移,您如何認識政府對于社會穩定的作用的變化?楊繼繩:在中央政府是社會穩定的唯一支撐力量的時候,保持社會穩定主要靠兩手:一手是權力強制和武裝鎮壓;另一手是統一認識,壓制不同思想。這就是傳統社會安邦定國的“文武之道”。也就是說,那時的穩定取決于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對各種社會勢力和各種不同意見的控制力強,社會就能穩定,控制力削弱,就可能失去穩定。社會穩定的支撐力量多元化以后,決定社會穩定的關鍵是各階層的和諧相處、各階層的行為有序和個人行為的理性。政府的主要作用不在控制,而在協調和規范。政府要把不同階層的利益協調起來,要創造各種條件使各階層溝通、協商和妥協,政府規范市場,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并在市場失效的環節和場合中顯示政府的作用。其中,保證社會公平是政府的重要職責。《中國改革》:在經濟開放以后,如何保障新出現的社會角色,如私有企業主和流動民工的合法利益?楊繼繩:只有社會結構開放,才能夠吸納社會的新生力量,使新出現的社會角色有自己的合法位置和利益保障,從而使其心態穩定,行為不失理性。私有企業主階層出現以后,經歷了十多年的過程才給他們合法的平等地位(1999年的九屆人大才確認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其他新的社會角色至今還沒有被吸納。流動民工情況最為嚴重。流動民工已經從事城里人不可缺少的工作,卻還背著與其工作現狀不一致的農民身份,這使他們在工作地成為二等公民。歧視性的勞動和生活環境,不斷地在他們與城市社會之間制造對立情緒。這種社會歧視以及由此造成的對立情緒,是社會結構開放滯后于經濟結構開放的結果。流動民工,這個被置于不公平地位的龐大人群,其中部分人還經常被拋入生活無著、流落異鄉的困境。設想一下,如果這些處于困境的人有百分之一失去了理性,這個社會還能安寧嗎?城市犯罪當中流動民工占的比重很大,就得從社會結構開放滯后于經濟開放中找原因,也得從開放社會結構中尋找解決途徑。《中國改革》:有人對開放傳播媒介憂心忡忡,他們把與政府不同的意見當成“雜音”、“噪音”,認為媒體表達了不同意見就是“添亂”,您如何理解?楊繼繩:利益多元化以后,過去那種“輿論一律”的作法不利于各種意見的表達和社會溝通。要加快民主制度的建立,允許各種意見暢所欲言,讓各種利益集團相互溝通,要有不同意見的表達和溝通渠道。要通過溝通達到理解、協商和妥協。而協商和妥協是多元社會的潤滑劑,它可以減少不同階層的磨擦和碰撞。大眾傳播媒介的開放是重要的溝通渠道,它有利于不同意見的表達和溝通。認為媒體表達了不同意見就是“添亂”,在政府是社會穩定的唯一支撐力量時,這種憂慮也許是必要的,但在社會穩定的支撐力量已經多元化的情況下,這種憂慮不僅多余,而且是現代化的障礙。實際上,不同意見的表達渠道是緩解社會沖突的“安全閥”。《中國改革》:您曾經提出,“培育社會中間組織,建立風險和沖突的緩沖帶。”如何理解“中間組織”,請談一談您的看法。楊繼繩:與市場經濟相對應的社會結構中,中間組織是十分重要的,它是代表公共利益的國家與強調個人利益的個體之間的過渡帶和調節帶。對個人來說,市場經濟是巨大的發展機會,也有巨大的風險。以股票市場為例,如果個人面對變幻不定的股票市場,風險就很大,如果通過各種基金組織來參與股市,風險就小多了。股票市場上的各種基金組織就是一種中間組織。在市場經濟成熟的香港,社會中間組織比較發達,全港有170多個社會團體,每個團體還下屬多種具體的工作機構和組織,加起來大約有2700多個。這些團體和組織基本上承擔了香港的老年、殘疾、家庭、婦女、青少年等各類社區服務工作,此外還有很多經濟的、政治的中間組織。中國內地的中間組織剛剛起步,有各種各樣的基金會、協會、聯合會,但仍具有強烈的行政性,獨立運作能力有限;而香港的社會團體最大的特點就是社會性,不依賴行政而獨立運作。由于中間組織不發達,交易者個人不僅要直接面對市場,單獨承擔風險,還要直接面對政府。中間組織不發達和行政干預使得交易渠道不暢通,交易者為減少“交易費用”,只好用錢來購買交易通道,中間組織不發達是造成權錢交易的一個原因,而權錢交易又阻礙中間組織的發育。如果交易渠道暢通了,官員們就無利可圖了。其實,工會本應是中間組織,它代表工人的利益,在工人個體和投資者之間協調利益關系,是工人和投資者的談判代表。我們把工會當作黨和政府的下屬機構,它就失去了中介作用,增加了社會的剛性。《中國改革》:近20多年來,國家重視經濟政策,對促進經濟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在市場經濟已經基本取代了計劃經濟以后,社會問題顯得更加突出。國家的社會政策如何來彌補市場的缺陷呢?楊繼繩: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動力。在市場競爭中,強者總是占有優勢。通過競爭,強者越來越強,弱者越來越弱。這就需要國家的社會政策來彌補市場的缺陷。市場競爭提高效率,社會政策促進公平。二者相輔相成,社會才能穩定發展。社會政策的主要內容是:防止經濟壟斷和政治壟斷,加強權力制衡和法制建設,阻止上等階層侵害下等階層的利益;通過再分配,從上層取得收入,用于扶助下層,并且用適合中國國情的辦法,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中國改革》:要保證階層和諧,除了救助低層社會成員、搞好社會收入調節以外,您認為還有哪些根本問題要加以解決?楊繼繩:一是要解決經濟結構開放和社會結構不開放的矛盾,經濟開放和政治不開放的矛盾;二是要解決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和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的矛盾;三是要解決不同階層要求表達自己的愿望和輿論一律的矛盾;四是保證上等階層財富和權力的取得途徑公開、透明、合理;五是要減少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從行政體制上杜絕“尋租”。等等。上述各種矛盾最終都可以歸結為一個基本矛盾:市場經濟的經濟基礎和計劃經濟的上層建筑的矛盾。上層建筑要適應經濟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經濟市場化了,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