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公德現代社會的公共性

一、關于社會公德問題我們今天討論的社會道德不同于個人道德，而是社會道德。公共性是社會公德最基本的特征。社會公德的公共性則又可從四個方面去理解①1:道德發生場所的公共性、道德對象的公共性、道德要求公共性和道德評價的公共性。由此看來,社會公德是公共生活領域里的社會道德。關于社會公德的價值涵義,學術界長期存在著多種界定。但無論如何,有一點是比較明確的,那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社會公德,是現代社會生活的產物,它是在工業革命以來,工業化和城市化迅猛發展的過程中隨著社會公共生活領域的拓展而逐步發展起來的,而且社會公德的內涵也隨著時代的發展在不斷的發生變化,新的公德的要求不斷補充進來。比如,重視環保、保護野生動植物、節約資源、網絡公德等等就是過去的社會生活中所沒有的。提出“社會公德是現代社會的產物”這樣的論點好像顯得有點老生常談,但實際上明確這一點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在目前的學術界,部分人總對傳統的東西戀戀不舍,所以,在社會公德問題上也是如此。他們往往以批判繼承傳統道德中的優良傳統為號召,試圖在傳統的社會生活中找出一些社會公德的內容,來為今天的社會公德建設作指引。殊不知,這種做法其實是緣木求魚,是不會有什么效果的。因為,嚴格說來,我們今天所談論的社會公德,在前現代社會里尚未發育。現代社會公德與前現代社會里的簡單公共規則不同,它是建立在現代公共理性的基礎上,貫徹道德平等原則的。現代社會公德的基本理念是:公共場所交往的每個個體都是平等的主體,不存在貴賤的差別。因此,在社會平等的基礎上,公共場所、公共財產才具有真正公共的意義。因此,我們在討論今天社會生活中的社會公德問題的時候,一定要注意社會公德所產生的時代背景,不要把古代鄉土社會里血緣、地緣環境下的簡單公共生活規則與我們在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產生的現代社會公共生活規則混淆起來。正如華東師范大學余玉花教授所認為的,“社會公德內涵的界定,應當放在現代社會特別是現代社會城市化的背景下來思考”。②1如果脫離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來談論社會公德,就會使我們的討論“泛化”,偏離正常的軌道。二、公德的發展邏輯承認社會公德是現代社會的產物,我們就可以擺脫古與今、中與洋的種種困惑,而關注于現實生活中公德的影響因素和發展歷程,從而更好地把握社會公德的發展邏輯。在現代社會公共生活背景下來看社會公德的產生和發展,我們可以發現現代社會公德的一些特性:1.第一,分類的對象本身社會公德的公共性包括道德發生場所的公共性、道德對象的公共性、道德要求的公共性、道德評價的公共性等方面。一般說來,現代社會公共性的本質是公眾的,對每個成員來說,都有利用、享受公共財產和公共空間的權利;但公共所有權又是不可分割的,個體不能隨心所欲地對待屬于公共的東西,不能把私人的意志強加于公共意志之上,違背社會公意。因此,社會公德的約束的實質是賦予道德主體一種社會責任,即任何人沒有權利超越公德規則,破壞公共利益(包括公共財產和公共秩序),破壞公共領域里的他人利益,任何人都有義務去維護公共利益,維護大家公認的道德原則。社會公德的公共性表明它是社會性的,是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待問題的,所以社會公德的功能也是為了維護公共場所的正常秩序,維護一定社會群體乃至整個人類的共同利益。社會公德的公共性要求我們在進行公德建設的時候,要嚴格區分公德和私德的界限,不要把私人領域的道德要求與公共領域的公德要求混淆起來,不能把非道德的東西“泛道德化”,也不能把私人道德的東西“泛化”為社會公德的要求。2.周圍情境下自我責任的保障社會公德的發生場所是社會的公共場所,也就是說,有“他人”的存在。這種有他人“在場”的環境是與個人獨處的私人環境有很大的不同。根據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成果,一定的社會情境下,個人的心理和行為會受到這種社會環境的影響。因此,社會公德發生的這種情境性決定了公民在社會公共場合的行為是一種社會性的行為,公民個人行為的選擇與周圍在場的其他人的行為選擇有較大的相關性,這些往往與公民個人的道德情感和道德選擇不一定一致。比如,在只有一個人與求助者在一起的情況下,這個人往往會施以援手。但如果在人數較多的情況下,他往往需要對自己所處的情境進行評估,以決定自己的行為選擇。這種“情境定義(situationdefinition)”下的行為往往不是個人的社會公德意識所能夠單獨決定的。因此,某些情況下,大眾傳媒所批評的見死不救、有難不幫的情景其實是將責任不恰當的歸結于個人。南京師大道德教育研究所隨機抽取了南京、無錫、淮安地區高二和初二學生1201人,主要調查中學生群體的公德意識狀況。調查表明,車上讓座取決于三個前提:一,是否有人先讓,特別是離他更近的人是否先讓;二,自己是否馬上要下車;三,看車上是否擁擠,讓了之后能否很快再占到一個座位。而人們是否闖紅燈,主要取決于是否有警察在場以及周圍是否有人先闖。是否亂扔垃圾,取決于地上本身有無垃圾及有無別人亂扔垃圾③2。拋開道德是非不論,我們可以看到,在做出具體的道德行為選擇之前,情境定義往往是一個很重要的影響變量。3.需要大量的工具和方法有些社會公德的實現需要通過一定具體的手段和方法,即需要一定具體條件,僅憑個人的公德意識和能力很難實現。例如,清掃公共場合的積雪需要一定工具和具體方法,救護傷、病人需要一定專業知識、交通工具、足夠的金錢等等,垃圾分類、舊電池回收等需要有專管此類事情的機構、而且還要方便市民,見義勇為需要與完善的治安手段和方法結合才會使更多的人成為勇士等等。社會公德實踐中的這種條件性,需要有一套統一機構來提供人們實踐公德的具體條件,因此,它不僅僅要具備一定的社會物質條件,也要有一定的社會體制、社會精神條件的支撐。4.社會生活的變化對于傳統社會公德教育的挑戰社會公德是人們在社會公共生活中不斷實踐、碰撞、博弈后逐步積累下來的一些基本規則。社會生活不斷向前發展,新的社會領域、新的公共空間的出現也使得在這些領域,舊的公共規范不一定再適用,比如網絡虛擬空間的出現就與傳統的社會公共生活空間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在新的公共空間,其社會公德的建設需要隨著實踐的需要在人們的彼此交往中不斷嘗試、修改、完善。任何認為社會公德是固定的、一成不變的想法都是有害的。除了我們上面講到的情境性之外,道德也隨時代的變化在發生著變化。對這種變化的冷漠和遲鈍會導致我們對社會公德形勢的不了解,從而降低社會公德教育的針對性和實效性。現代社會的發展,使我們對社會公德的理解不能太局限。正如余玉花所指出的,“在城市化的社會條件下,現代社會公德的內涵不再限于‘日常生活規則’的層面上”,她認為,現代社會公德還應包括社會成員關注和參與國家政治、城市發展的道德要求,還應包容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最基本需要。雖然在具體的內容上我們還可以再商討,但有一點卻是確定無疑的,那就是社會公德內涵會隨著現代社會公共生活的發展而更加豐富。三、社會預防的意義上述社會公德的特性告訴我們,社會公德本身是隨著現代社會生活的發展而得到發展的,它的發展和完善離不開現代社會的大背景,它的建設也受現代社會物質、文化、制度體制的約束。同時,公民在公共場合的行為受到“情境定義”和“社會場”的影響,這種影響可能與社會公德的要求不盡一致。社會公德的這些特性,使得我們在大學生包括全體青少年的公德教育上的認識需要進一步厘清。啟示之一:大學生社會公德教育的研究需要現代社會科學的相關理論支持,以及具體社會調查的實證支持。大學生社會公德教育的研究,在當前建設公民道德的背景下,有著很重要的意義。由于大學擴招,大學生的數量大為增加,他們的公德狀況不僅體現了大學生的基本風尚面貌,也對有針對性的教育實踐提出了新的挑戰。而在現代社會科學中,倫理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等學科都為公德教育的研究提供了較好的學科視角幫助。除了我們已經比較熟悉的倫理學、思政教育的有關觀點之外,我們更有必要借鑒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的有關學科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以分析了解大學生的公德現狀和問題。其實,現代社會科學中有較多的理論成果可以參考、借鑒。比如,社會心理學中的社會情境理論就是較為成熟的理論,如前所述,它對社會公共生活中的很多個人行為有較強的解釋力。另外,在社會學的治安預防研究中,有一個“打碎了的窗戶(thebroken-windowstheory)”的理論,也對加強防范、預防問題有深刻認識。在這方面,需要研究的地方還很多。另外,就大學生社會公德現狀的調查來說,現有的研究成果中,不僅調查了大學生的公德意識(包括他們對社會公德的認知、情感、意向等),有些調查也較深入地了解了大學生在具體情境下的公德行為。不過,現今的研究對了解大學生群體中公德意識與公德行為不相一致的原因與具體機制還研究不夠。由于沒有找到合適的理論框架和理論假設,這種調查研究的成果往往只告訴我們關于大學生群體公德現狀的一些具體數字,而對決定他們行為的社會作用機制缺乏探究,不能較好的進行針對性強的教育。啟示之二:大學生社會公德教育需要明確道德建設的主體,以及道德建設職責部門的責任與方法,提高公德建設的實效性。對大學生社會公德狀況的評價,目前有種不好的傾向,就是過度夸大問題,把少數大學生的某些不良習慣和行為夸大為整個大學生群體的問題,甚至冠以大學生“社會公德缺失④3(低差⑤4)”等嚇人的帽子。實際上,從很多關于大學生的社會公德方面的調查來看,大學生在社會公德方面存在一些問題,但并不是像“社會公德缺失”所描述的那么嚴重。⑥5可以說,當代大學生社會公德水平是較高的,雖然也存在一些問題,但問題并不是主要的。而極力夸大事實的結果是使大學生對這種“泛道德化”的說教極為反感。同時,在過去的工作中,我們在大學生的社會公德教育上作過不少工作,但這些工作的有效性似乎不明顯。因為道德的本性就是“自律”性質的,因此,大學生社會公德建設的主體應該就是大學生群體本身,他們的公德意識、自律意識是促進大學生公德建設的強大動力。而對大學管理者來說,學校不過是推動大學生社會公德意識、自律意識提高的一個行政機關。學校不能代替大學生的獨立思考,也不能代替大學生做出符合社會公德的行為。因此,在社會公德建設中,學校的角色就只是一個引導者、推動者,而不是無所不能的“家長”。明確了這一點,學校就可以針對大學生群體中存在的公德意識或行為方面的問題,確定需要重點加強的工作內容,和適合于針對大學生群體的公德教育形式,依靠種種活動激發大學生的社會公德意識,提高他們的社會公德水平。這后一方面常常被人們所忽略。有些人往往認為,既然大學生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因此進行說服教育就可以了,而對具體教育的形式和手段往往不太在意。但實際上,什么樣的教育內容適合什么樣的教育形式,教育和引導也是一門實踐藝術,需要認真摸索和掌握。從接受教育的大學生群體的角度看,不了解他們所喜聞樂見的具體的接受教育的形式,對其進行的公德教育就容易脫離實際,陷入“我講——你聽”的單向傳輸的老套。這樣的效果往往就不明顯,甚至會引起大學生的逆反心理。啟示之三:大學生社會公德教育的建設需要在微觀層面創新操作方式,改變說得多做得少的局面。在社會公德建設方面,我們目前缺乏的不是社會公德方面的宣傳、發動工作,而是缺乏微觀操作層面的關于社會公德教育的具體工作機制、工作方法、激勵機制。微觀操作層面的工作創新是我們最為缺乏的,也是我們急需加強的。這方面,基層單位有不少做法值得發現其價值、并予以介紹、推廣。比如,2002年,《北京青年報》開通了“文明,就差這一點”熱線電話,就社會公德方面似小實大的現象展開討論,該欄目每天都有百姓講述其身邊有悖道德規范、有失文明的“一點”事情,投稿者踴躍。北京娛樂信報也曾做過一次《推門時誰回頭看了看身后……》的調查,這種調查既是對能在推門時留意身后的人的一種褒揚,也是在宣傳一種理念。這種宣傳所帶來的效果比單純的幫人推門的說教要好得多,影響面也要廣得多。在這些事例中,編輯的做法本身就是公德教育的良好形式,其思路值得借鑒。這些例子也說明,創新社會公德建設的微觀操作方式是有巨大的發展空間的。而且,也只有通過這種微觀層面的具體操作方式的創新,社會公德的建設才可以說是落到了實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效。啟示之四:大學生社會公德教育不僅要關注日常規范的遵守,更需要注重社會公德精神的培養。社會公德建設當然要落實在日常的行為規范的遵守上,古人云“莫以善小而不為,莫以惡小而為之”,就在于看到,最終窒息乃至扼殺個人善心的,許多時候不是人的能力,而是那么一點雜念。因此,要培養大學生心安理得、心平氣和的遵守社會公德的生活習慣。但光有這種生活習慣是不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