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公訴制度之研究未成年人是一個特殊的犯罪群體。隨著近年來的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健全，國家司法體制更傾向人權保障及人性化、人格化，那么在現行的刑罰當中，怎樣去對待這個特殊的犯罪群體，怎樣更正確、更有意義的或保護或打擊這個特殊的犯罪群體，成為更多司法工作者的研究課題。而檢察機關如何在案件的審查起訴、提起公訴、出庭支持公訴和履行刑事審判監督職能時，充分體現未成年人案件審理的特殊內容、方式和要求，是目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公訴制度研究的重點。筆者作為一名刑事檢察工作者，僅就未成年人犯罪公訴制度的有關問題，作以粗淺的探討，以期對檢察機關更加充分貫徹“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政策、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訴訟原則、真正實現對未成年人的司法保護，有所裨益。一、未成年人案件公訴制度的運作基礎（一）未成年人犯罪特點和社會背景分析14至18周歲的未成年人在心理上、生理上尚未完全成熟，辨別是非的能力較弱，對周圍事物的判斷缺少理性分析，但他們好奇心強，容易沖動，自控能力差，對身外的剌激敏感、反應激烈，是人生觀、世界觀比較迷茫，極具叛逆、幻想、虛榮的年齡段，需要正確、及時的引導。尤其是如今在改革開放的社會背景下，人們的消費水平普遍提高，網絡、信息的發展與進步日新月異，而管理上缺少對應機制，一些逃學、輟學的未成年人，由于家庭疏于管教，學校精力、財力有限，致使其過早的流入社會，而金錢、XX、暴力等不正確的是非觀，對未成年人極具誘惑，為未成年人犯罪提供了土壤和溫床。（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公訴制度實行中應遵循的原則1、因人置宜、因案置宜原則。未成年人的個體特點是不同的，這決定于每個人的成長經歷、生存環境、性格特點、內心世界的千差萬別，更重要的是每個人走向犯罪道路的因素積累各不相同，要想真正實現確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公訴制度的初衷，將誤入歧途的未成年人引入正軌，必須在充分的背景調查基礎上，區別對待，因人施教，因案置宜，這種對待應體現在審訊方式上、處罰尺度上、幫教方法上等等各個方面，不能一概而論。2、輕緩處罰、輕刑處罰原則。針對未成年人可塑性強、易于改造的特點，對未成年犯罪人的處罰，筆者非常贊同非監禁化和非刑罰化的提議。對應處三年法定刑以下的犯罪青少年，在檢察機關充分適用定罪不批捕、相對不起訴之外，對被提起公訴的未成年人應廣泛適用緩刑；對一些主觀惡性較深，有不良前科記錄，實施了相對嚴重的刑事犯罪，必須處以監禁才能達到教育目的未成年人，在處罰過程中也應充分考慮從輕甚至減輕處罰，體現輕刑改策，使其更早的脫離監禁環境復歸社會。3、從快處理、從優保護原則。檢察機關在亦案過程中，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應優于其他案件從速處理，有效縮短訴訟時間，最大限度的減少刑事訴訟給未成年人帶來的負面影響和可能給未來生活造成的陰影。同時，還應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各項訴訟權益的實現，在未成年人的權益與成年人的權益發生沖突時，應從優保護未成年人權益。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公訴制度設想（一）突出感化主題，開辟特殊訊問通道審查起訴階段，對未成年人的訊問是一個很好的溝通橋梁，掌握適當的訊問方法，縮短執法者與犯罪的未成年人之間的距離，達到良好的訊問效果是處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基礎。但這種訊問中的引導分寸很難把握，過重則引起反感、抵抗，欲速則不達，過輕則無關痛癢，于事無補。要想真正的感化他，就要拿出百倍的愛心和耐心，真正從心里接受他們，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找到促使其走向犯罪的根本原因，對癥下藥，才有可能教育他、挽救他，重塑他的信心,接受改造，融入社會。具體操作方法：一是細化告知項目。未成年人一般受教育程度較低，文化水平不高，法律意識淡薄，對其訴訟權利的告知應加細，比如告知可以請辯護人辯護這項權利時，可告知此項權利何時行使最為經濟、有效，對于本案有何益處;關于未成年人犯罪國家規定了哪些從輕減輕的法定情節，又有哪些酌定從輕情節。讓未成年人感受到司法機關是在挽救他而不是在單純的懲治他。另外，訊問未成年人時應盡量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場，如確有困難不能到場的，可以在訊問后，將必須履行的法律義務告知法定代理人。二是嘗試交談式訊問。未成年人逆反心理普遍較強，面對來審訊自己的司法干警，他的心理首先就是排斥和抵觸，如果威嚴以對，必然適得其反，他決不會敞開心扉，真誠悔悟。因此，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應確定女性亦案人，用母愛情懷來打動他、感化他，讓他感受親情般的溫暖，消除其緊X心理和抵觸情緒，引導其全面徹底地交代犯罪事實。（二）適用寬緩政策，充分行使不起訴權未成年人的特性要求對其涉嫌犯罪應采取一種不同于成人的司法處理。在審查起訴階段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原則的最好體現，是應當遵循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前提，盡可能的將未成年人從司法程序中解脫出來，盡量減少司法干預。一是可以作緩訴處理，即暫緩起訴。檢察機關在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時，對起訴還是不起訴處理比較邊緣的被告人，可以采取取保候審的方式，設定一定的考驗期，被告人在考驗期內如確有悔罪表現，并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在考驗期結束后對其作出不起訴處理。如果被告人在考驗期內又發生XX或犯罪行為，則應撤消取保候審，逮捕后一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二是作出不起訴處理。對于不起訴權的使用,1997刑訴法實施以來-直頗有爭議，究竟是應該以比例、數量進行嚴控使用，還是以法律規定來限定是否適用，至今說法不一。為防止不起訴權的濫用，現階段各地檢察機關一般采取前者做法。筆者認為，一方面對不起訴條件嚴格限制，另一方面又有數量或比例上的限制，本身就自相矛盾，說到底，其實還是長久以來形成的懲罰為主的起訴法定主義這一落后觀念的體現。單就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來說，相對不起訴的處理方法，肯定要比起訴后由法院作出免予刑事處分的社會效果要好得多。因此對未成年被告人應當擴大不起訴的X疇，當然這里所說的“擴大”，絕不是適用條件的擴大，而是數量和比例的擴大。這樣既可以避免監禁和刑罰給未成年人帶來傷害及不良影響的弊端，達到教育、感化的目的，給予有較輕罪行的未成年人以悔過自新、重新做人的機會；從國家角度來說，還可以減少訴訟環節，節約司法資源。應該是雙贏的做法。（三） 強化庭審作用，完善量刑建議制度提起公訴后，在法庭開庭審理時，檢察機關的公訴人就是庭審的主角，擔負著舉證、質證、指控犯罪、宣傳法制、審判監督等諸多項工作。因此，庭審對公訴機關完成對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感化，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一是強化庭審氛圍。在法庭調查時，特別是舉證過程中，對所列舉的被害人陳述、被害人親友證實等，公訴人應做證據分析論證，讓未成年人了解自己的犯罪行為給他人造成傷害和給社會帶來的危害，促使其認罪、悔罪，使司法機關的教育、感化，在庭審的肅穆氣氛中更富有說理性。二是完善量刑建議。以不受羈押為目的，公訴機關應建議法庭廣泛使用緩刑或管制刑。曾有學者提出量刑建議時也可以偏重財產刑，但筆者認為，未成年人大多還沒有獨立生存能力，此種處罰未成年人缺少自身體驗，對其觸動不會很大；反而給其家庭增加沉重的經濟負擔，得不償失。目前，緩刑的使用比較普遍，但管制刑的使用還很少，主要原因還是管制的執行比較困難，尚需要配套的執行機制。（四） 加強審判監督，拓寬刑事擠訴途徑審判監督是法律賦予檢察機關的特殊權利，對人民法院在處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過程中的不當行為，檢察機關應充分行使此項權利來維護未成年人的權益。一是擠訴。對處罰過重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檢察機關根據刑訴法的有關規定可進行擠訴，請求上一級人民法院糾正錯誤，對案件改判。對此應放寬擠訴途徑，可擠可不擠比較邊緣的案件都予以擠訴。盡可能的為未成年人爭取哪怕一點點的權益保護。二是糾正XX。對審判機關審理未成年案件程序XX，侵犯了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檢察機關可以發書面XX通知書進行糾正。三是檢察建議。這是一種折中的處理方法，有些時候，審判機關的判決可能在法定刑內稍重，明顯不符合擠訴條件，檢察機關可以將類似判決歸納匯總，一并向審判機關發出檢察建議，建議在法定刑內的輕刑判處尺度。三、具體操作中應注意的問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公訴制度，是在保證對未成年人犯罪依法懲處的前提下運作的一項改革，如果失之過寬，又違反了我國刑法“罪刑相適應”的法定原則,因此，對未成年人犯罪的懲處與保護并不矛盾，任何時候不能超越法律底線。（一） 輕緩懲罰與標本兼治的統一。輕緩懲罰不是不懲罰，要避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對未成年人的懲處既要讓他感受到社會的共同關懷和挽救，又不能處之過寬，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