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的美學與《世說新語》

《紅樓夢》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小說之一。它的出現(xiàn)不是一個空穴，而是一個深厚的歷史和悠久的文化遺產(chǎn)。在理論上，這種現(xiàn)象通常被描述為“文字交流”。“文本互涉也叫‘互文性’,主要是指不同文本之間結構、故事等的相互模仿、主題的相互關聯(lián)或暗合等情況,當然也包括一個文本對另一個文本的直接引用。有理論家甚至認為,文本互涉是文學文本得以產(chǎn)生的根本條件。”考察古今中外文學史,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文本互涉現(xiàn)象大量存在的客觀事實。這里筆者將著重分析魏晉志人小說《世說新語》對《紅樓夢》人物塑造與人物審美所產(chǎn)生的巨大影響。一、魏晉美學傳統(tǒng)的“人”的內涵是“天然美”,是“神”的特性。這是一個“人”是一個“人”的根本特征,這也是一個“人”的根本目的,也是一個社會風尚。這也是一個社會風尚,也即一個人。一個國魏晉是我國歷史上最動亂、最黑暗的時期之一。“這是中國人生活史里點綴著最多的悲劇,富于命運的羅曼司的一個時期,八王之亂、五胡亂華、南北朝分裂,釀成社會秩序的大解體,舊禮教的總崩潰、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藝術創(chuàng)造精神的勃發(fā),使我們聯(lián)想到西歐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這是強烈、矛盾、熱情濃于生命色彩的一個時代。”魏晉的動亂與黑暗沒有導致文化的荒蕪,相反,卻造就了我國歷史上一個空前繁榮的文藝復興時期。魯迅認為“曹丕的一個時代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魏晉藝術而藝術的一派。”李澤厚也認為魏晉時代的文學藝術有很高的造詣,同時指出當時個人的存在意義和價值,“正是對外在權威的懷疑和否定,才有內在人格的覺醒和追求”。“正由于有這種內容,便使所謂‘人的覺醒’沒有流于頹廢消沉;正由于有人的覺醒,才使這種內容具備美學深度。”“人們并不一定要學那種種放浪形骸、飲酒享樂,而是被那種內在的才情、性貌、品格、風神吸引著、感召著。人在這里不再如兩漢那樣以外在的功業(yè)、節(jié)操、學問,而主要以其內在的思辯風神和精神狀態(tài),受到了尊敬和頂禮。是人和人格本身而不是外在事物,日益成為這一歷史時期哲學和文藝的中心。”最能代表魏晉風度及魏晉美學范式的文學作品是劉義慶的志人小說《世說新語》。《世說新語》熱情地贊美人,肯定人的生命、美貌、青春、言詞和智慧,在那里,“人”是唯一的主題。著名美學家宗白華說過:魏晉時代就是我國的文藝復興時代,而“魏晉的美學就是人物品藻”。的確,在魏晉以前,我國沒有任何一個時代把“人”當作世界的中心和美的中心。而魏晉尤其是《世說新語》則高舉起“人”的旗幟,認為“人心”“人格”“人的風貌”才是萬物之中最美的精靈,而不是看重人外在的功業(yè)、節(jié)操、學問,美學的任務就是進行人物的品藻。魏晉時期人們沉迷于人物的容貌、氣度、肉體與精神的美,并形成了一種社會風尚。“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曰:‘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將崩。’”“時人目王右軍:‘飄若游云,矯若驚龍。’”“王右軍見杜弘治,嘆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魏晉人不僅看重人的天然美,也看重人的內心世界的豐富與完美。他們無論對自然、對親友都“一往情深”。“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晉人的道德觀和禮法觀也不同于前代,它的特點是任情任性,放蕩不羈。其中阮籍行為最為任誕,蔑視禮法也最為徹底。“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也!’”(同上)總之,魏晉的美學范式是新穎獨特的,作為“集體無意識”對后代的知識分子的人格滲透起了很大作用,對后來的文學作品尤其是《紅樓夢》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二、對史湘云的塑造前面我們提到了文學作品中的“文本互涉”現(xiàn)象,即不同作品之間的承襲和模仿。《紅樓夢》與《世說新語》的互涉是非常明顯的。紅樓兒女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帶有魏晉風度,尤其是賈寶玉和史湘云。賈寶玉與魏晉名士阮籍、嵇康的行為及思想多處暗合和類似。史湘云及林黛玉、薛寶釵、賈探春、鴛鴦、司棋等也多有“林下之風”。另外,與《世說新語》一樣,《紅樓夢》也很注重人物容貌氣質的自然美。賈寶玉是我國文學史上的一個特殊典型,他“說不得賢,說不得惡,說不得正大光明,說不得混賬惡賴,說不得聰明才俊,說不得庸俗平(凡),說不得好色好淫,說不得情癡情種。”警幻仙姑說他“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吾輩推之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可語達。汝今獨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固可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詭,百口嘲謗,萬目睚眥。”(第5回)王夫人叫他“孽根禍胎,混世魔王”。“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就像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樣,有一千個讀者、評論者就有一千個賈寶玉。盡管性格復雜、形象多變,可賈寶玉有一個軸心性格,那就是任性和多情。這與魏晉名士阮籍、嵇康十分相似。我們可以對比一下嵇康與賈寶玉的思想和行為。嵇康以“抱琴行吟,弋釣草野”為自得,賈寶玉則“每日只和丫環(huán)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至描鸞刺鳳,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嵇康最厭“裹以章服,揖拜長官”,“又不喜吊喪”,不喜作書酬答,賈寶玉則“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峨冠禮服,賀吊往還等事”。嵇康“每非湯武而薄周孔”,而賈寶玉也反對儒家禮法。賈寶玉的行為和思想與阮籍也有一定的關系。比如他鄙視功名、輕蔑禮法就與阮籍相似,因為阮籍也“不樂仕宦”。寶玉在寫《芙蓉女兒誄》之前就想到了阮籍的《大人先生傳》。另一方面,寶玉任性肆志,也類似于阮、嵇。嵇喜在《嵇康別傳》中稱嵇康“高亮任性”,而阮籍稱“禮教豈為我輩設”。寶玉“不能安分守理”,“一味的隨心所欲”,“任性恣情”。這正說明曹雪芹筆下的賈寶玉是按照嵇康等人來塑造的。有人說“史湘云純是晉人風味”。或曰:“青絲拖于枕畔,白臂撂于床沿:態(tài)度決裂,豪睡可人。至燒鹿大嚼,蔭藥眠酣,尤有千仞振衣、萬里濯足之慨,更覺豪之豪也。不可以千古與!”“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是晉人的名句。而史湘云,這個閨閣中的女兒,竟給人這樣壯闊的感覺,這決不是巧合,而是曹雪芹有意為之。史湘云是每個《紅樓夢》讀者都喜愛的人物,她天真無邪,豪放爽朗,從不扭扭捏捏,小肚雞腸,判詞說她“幸生來,英豪闊大寬宏量,從未將兒女私情略縈心上。好一似,霽月風光耀玉堂。”(第5回)她身上無脂粉氣而有男人風范。她的話多令人聯(lián)想到魏晉人的高談闊論,她的醉酒令人想到阮籍、劉伶這類高人。尚率真、惡矯偽作為一種魏晉的美學范式對曹雪芹塑造史湘云這個人物顯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紅樓夢》里的女子,特別是主要人物常常有種林下之風,而少脂粉氣。劉姥姥來到林黛玉居住的瀟湘館,“因見窗下案上設著筆硯,又見書架上磊著滿滿的書”,(第40回)就以為是一個哥兒的書房。瀟湘館前有一大片青翠的竹子。而王子猷愛竹。說“何可一日無此君?”曹雪芹還把林黛玉比作晉代才女謝道韞:“堪憐詠絮才”。薛寶釵素來不愛花兒粉兒,她的繡房有如“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無,案上只有一個土定瓶中供著數(shù)枝菊花,并兩部書,茶奩茶杯而已。床上只吊著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樸素。”(同上)探春“素喜闊朗,這三間屋子并不曾隔斷。當?shù)胤胖粡埢ɡ娲罄硎蟀?案上磊著各種名人的法帖,并數(shù)十方寶硯,各色筆筒,筆海內插的筆如樹林一般。”(同上)探春的房間如此闊朗豪氣,哪有一點脂粉香艷之氣呢?晉人都有一種不隨流俗、不顧物議、我行我素、旁若無人的氣度,而這正是很多紅樓女兒的性格特點。《世說新語·任誕》載,阮籍于喪服中居然還在晉文王面前喝酒吃肉,人以為有違禮法,而阮籍卻面不改色。史湘云、林黛玉、晴雯、司棋、鴛鴦身上都有這樣的特點。林黛玉嘴尖口快,最好打趣、諷刺別人,不管別人臉上過得去過不去,以至于李嬤嬤認為“真真這林姐兒,說出一句話來,比刀子還尖。你這算了什么。”(第8回)為此黛玉得罪了很多人,可她就是不愿小心翼翼地行事。她心無城府,單純率真,常常不小心得罪了別人還不知道。筆者認為,黛玉樹敵太多是她婚姻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而薛寶釵的勝利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她的好人緣。即使身為奴才,紅樓女兒也較少具有奴性,而是我行我素,崇尚自由。晴雯只是一個丫環(huán),可她一點委屈都受不了,無論主子還是同行,誰給她氣受她都拒絕,以至于寶玉都得讓著她,說“滿屋子里就數(shù)他磨牙”。正是她毫無奴性的個性使她獲得了賈寶玉的喜愛,但同時也招來襲人等的嫉妒及王熙鳳、王夫人、王善保家的等人的厭惡,也導致了她的冤死。這一切讓人想到嵇康的活法和慘死。司棋服侍的主人是懦弱平庸的“二木頭”迎春,迎春是沒有地位的主子,當然司棋也就沒有地位。可司棋非常剛烈,敢于跟輕視自己的柳嫂子等人斗爭。她與表弟潘又安私自戀愛,立志白頭到老,當他們的戀愛被公開而受到嘲笑和禁止時,司棋面無愧色,并以死爭取她戀愛的權利。鴛鴦是老祖宗賈母最可心的丫環(huán),卻被賈母胡子都白了的大兒子賈赦看中,想要娶她作小老婆。鴛鴦卻誓死不從。她在賈母這個靠山死后壯烈地自殺而死。“千紅一哭,萬艷同悲”,曹雪芹在塑造這些紅樓女兒的時候含著“一把辛酸淚”,他的腦海里也許正回蕩著嵇康臨終所奏的感天動地的絕唱《廣陵散》。《紅樓夢》的兒女具有自然美,無論是在容貌上還是在氣質上,這與《世說新語》相似。賈寶玉是《紅樓夢》的主人公,他容貌秀麗,“面如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畫,面如桃瓣,目若秋波。雖怒時而若笑,即嗔視而有情。”(第3回)林黛玉“閑靜時如姣花照水,行動處似弱柳扶風。”薛寶釵則“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臉若銀盆,眼如水杏”。晴雯說薛寶琴、邢岫煙、李紋、李綺是“一把子四根水蔥”。鴛鴦的長相是“蜂腰削背,鴨蛋臉面,烏油頭發(fā),高高的鼻子,兩邊腮上微微的幾點雀斑。”所有這些俊男美女曹雪芹和筆下的人物都津津樂道,這不就是《紅樓夢》的“人物品藻”嗎?這與《世說新語》又有什么兩樣呢?三、從寫作理念看,從“大旨談情”到“非關理治”一部小說的風格離不開作者的寫作理念。“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孟子·萬章》)周汝昌在《曹雪芹新傳》中這樣塑造了曹雪芹的形象:“第一是他那放達不羈的性格和瀟灑開朗的胸襟,能使他的談話揮揮霍霍,嬉笑怒罵,意氣風生。這就是古人所謂‘雄睨大談’,聽之使人神旺、色動的那種談話。第二是他素喜詼諧,滑稽為雄,信口而族,不假思索,便能充滿幽默和風趣,每設一喻、說一理、講一事,無不使人捧腹絕倒,笑斷肚腸。第三是他自具心眼,不同流俗,別有見識,如鯁在喉,凡是他所不能同意的,他就和你開談設難,決不唯唯諾諾,加以他的辯才無礙,口若懸河,對壘者無不高樹降幡,抑且心悅誠服。第四是他的傲骨狂形,嫉俗憤世,凡是他看不入眼的人物事件,他就要加以說穿揭露,冷嘲熱諷,窮形盡相,使聆者為之叫絕稱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周策縱先生也有相似的見解,認為曹雪芹頗像魏晉時期的阮籍,才華卓異,自命不凡,遺世獨立。曹雪芹的好朋友敦誠、敦敏也曾在詩作中稱他“步兵白眼向人斜”,“鹿車荷插葬劉伶”。或云:“接籬倒著容君傲,高談雄辯虱手捫”。“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見此支離。醉余奮掃如椽筆,寫出胸中塊磊時”。在這些詩句里,曹雪芹的朋友們經(jīng)常把他和魏晉的名士作比,因為曹雪芹身上確實具有魏晉風度,諸如白眼蔑世、縱酒曠達、捫虱雄辯、高談闊論、瀟灑脫俗等風貌。這就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角度,以便分析他筆下人物的美學素質和意象淵源。這些風范不是也表現(xiàn)在他筆下的人物身上了嗎?曹雪芹的寫作理念與他的為人一樣與眾不同,別具新意,而正是他的寫作理念決定了他小說寫作的風格。曹雪芹是自覺為文的作家,因為在小說的開頭,他就開宗明義地提出了自己的寫作理念。我把它們梳理為以下四點:一是“大旨談情”。曹雪芹的《紅樓夢》“披閱十載,增刪五次”,是他一生血淚凝成的杰作。他自云:“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第一回)他的小說別名《情僧錄》,他相信“天地若無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無情,不能環(huán)相生。生生而不滅,由情不滅故。四大皆幻設,惟情不虛假”。寶玉“情不情”,黛玉“情情”,紅樓夢中的“金陵十二釵”都是太虛幻境的一干情鬼。這種唯情是重的寫作觀與《世說新語》一脈相承,在小說中也有充分的表現(xiàn)。二是“實錄其事”。盡管曹雪芹自稱《紅樓夢》不過是荒誕不經(jīng)的假語村言,但他同時又強調他寫的是“我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也有幾首歪詩熟話,可以噴飯供酒。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徒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zhèn)髡摺！?同上)這表明了曹雪芹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原則。當然,《紅樓夢》中有很多虛構的情節(jié),但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書中的人和事基本上都是作者“親睹親聞”的,而非肆意編造。這也與《世說新語》的寫實精神相吻合。三是“非關理治”。古代的文學作品都十分注重它的教化作用,即作品要有倫理教育功能。而曹雪芹則獨樹一幟地宣稱他的小說不關理治,“并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能德”(同上)。因為世人“那里有功夫去看那理治之書?”他們喜愛的是“適趣閑文”。這種反對封建禮教的思想也明顯受到《世說新語》的影響。四是“新奇別致”。曹雪芹特別討厭小說創(chuàng)作的俗套,“歷來野史,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奸淫兇惡,不可勝數(shù)。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屠毒筆墨,壞人子弟,又不可勝數(shù)。至若佳人才子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于淫濫,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如劇中之小丑然。”(同上)新奇別致正是《紅樓夢》的優(yōu)點。劉義慶的寫作理念與曹雪芹在很多方面不謀而合。四、遠實用近娛樂劉義慶除了《世說新語》這部小說以外,并沒有留下別的文字材料,關于他的個性與思想后人也較少論及,但是通過對《世說新語》的解讀我們還是不難看到劉義慶的寫作原則和做人的尺度。在魏晉那樣政治高壓下,每個知識分子都“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不敢多說一句話,多行一步路,即便這樣也常常朝不保夕,經(jīng)常遭到迫害。可劉義慶卻在他的小說里高談闊論,品評人物,議論是非得失,這不能不令人佩服。劉義慶是劉宋皇室的宗親,襲封臨川王。他生活在崇尚文學即所謂“文學的自覺”的年代,具有很高的寫作水平。他寫《世說新語》到底是為了“史”的目的還是“美”的目的?那時史在我國已經(jīng)是成熟的學科,司馬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