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彈性的評估方法綜述

心理彈性的研究始于20世紀70年代。在我國,香港和臺灣的研究起步較早,相比之下大陸起步較晚——至今大約只有10年的歷史。所以,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心理彈性都是一個較新的研究領域。一、彈性評估方法的多樣性目前,心理學界對“何為心理彈性”尚沒有統一認識。綜合來看,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特質說、結果說、過程說。無論如何,心理彈性已經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因為人們的目光已經不只局限于消極的、病態的癥狀,而是越來越看重兒童或成人如何從重大不幸事件或日常生活壓力中恢復過來,并且生活得更好。在心理彈性的研究領域中,心理彈性的評估是一個重要環節,但是由于對心理彈性的界定不統一,直接導致了評估方法的多樣性。從總體上說,目前主要存在三種評估心理彈性的方法:自陳問卷測量法、投射法、行為或癥狀評定法。本文將對各種評估方法進行簡要介紹和評論,并分析心理彈性的評估中存在的問題和未來的研究方向。二、心理彈性的評估(一)心理彈性定義的測量工具采用標準化量表來評估其心理彈性的方法。根據心理彈性定義的不同可將其分為四類:基于特質或能力說的測量工具,基于結果說的測量工具,基于過程說的測量工具,基于保護性因素的測量工具。1.cd-risc的量表結構和效度在特質論的框架下,Connor-DavidsonResilienceScale(CD-RISC)是一個典型代表。Connor和Davidson(2003)編制的CD-RISC起源于對PTSD的研究,有25個條目,5點計分(0~4),包含能力、忍受消極情感、接受變化、控制、精神影響等5個因素。得分越高,心理彈性越高。CD-RISC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89,重測信度為0.87。被試在該量表上的得分與他們在壓力知覺量表(PSS-10)、Sheehan壓力易感性量表(SVS)的得分呈顯著負相關,與其在Sheehan社會支持量表(SSS)的得分呈顯著正相關,CD-RISC能有效區分高心理彈性組和低心理彈性組。近年來,有學者對CD-RISC進行了進一步研究,得出了許多有價值的結論。Campbell-Sills和Stein(2007)的研究發現,CD-RISC在兩個同質樣本中表現出了結構上的不穩定,于是只保留原有的10個項目,將其改編成單一維度的量表。分析表明,改變后的量表結構更穩定,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85。另外研究者還選取了童年期虐待和精神病性癥狀等指標進行了量表的效度分析,結果顯示效度良好。Vaishnavi等人(2007)則只保留了原量表中的兩個條目:1.能夠適應變化;2.在經歷疾病和困境之后傾向于恢復過來,組成了CD-RISC2。他們的研究顯示CD-RISC2的信效度都是可以接受的:重測信度較高;與原量一樣,它與PSS-10、SVS呈顯著負相關,與SSS呈顯著正相關;與完整版另外23個題目的總分相關為0.78,與各個題目的相關為0.27~0.66,均達到顯著性水平。由此可見它是CD-RISC的有效代表,可被廣泛應用。于肖楠、張建新(2007)翻譯并修訂了CD-RISC的中文版,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為0.91。驗證性因素分析未能支持原量表的5因子模型,接下來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發現了中國人群的心理彈性的3因素結構———堅韌、力量、樂觀。三個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分別為0.88,0.80,0.60。看來在中國文化的框架下,CD-RISC的量表結構應有相應調整。特質論框架下的評估工具還有Jew等(1999)根據Mrazek和Mrazek1987年提出的“兒童的12種抵抗心理傷害的技能和能力”,發展出的心理彈性度量標準。它有37個條目,4個分量表是樂觀(α=0.82,15個條目)、未來定向(α=0.70,10個條目)、對他人的信念(α=0.66,6個條目)、獨立(α=0.66,6個條目),其23周后的重測信度分別為0.68,0.57,0.58,0.70。PrinceEmbury's(2006)發展的青少年心理彈性量表(ResiliencyScaleforAdolescents,RESA),將心理彈性分為為控制感(MAS)、關系感(REL)和情緒反應性(REA)等三個因子。該量表的結構效度、匯聚效度和區分效度良好,能有效區分焦慮組、抑郁組、雙相情緒問題以及品行問題等四組問題行為青少年與正常青少年。該量表在青少年心理彈性的評估和干預方面有著廣闊的應用前景。國內學者崔麗霞等(Cui,Teng,Li,&Oei,2009)已完成了該量表中文版的翻譯與修訂。陳建文、黃希庭(2004)編制的心理彈性量表也屬此范圍,它是《中學生社會適應量表》的一個分量表,包括自控性、靈活性、挑戰性、樂觀傾向4個成分,重測信度為0.61~0.85,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64~0.80,結構效度和效標效度都較好。2.rs的信效度ResilienceScale(RS)是基于結果說的典型代表。Wagnild和Young(1993)編制的RS有25個條目,包含兩個因素,分別是個人能力、對自我和生活的接納,采用7點計分(1~7)的方式,信效度可靠。起初它被用于成人被試群體(53~95歲),后來作者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應用于未成年人的RS,包含15個題項,5點計分,有研究者認為它是最適合于測量青少年心理彈性的工具。3.外部效度檢驗《青少年心理韌性量表》屬于這一范疇,由胡月琴、甘怡群(2008)編制。該量表有27個題項,包含目標專注、情緒控制、積極認知、家庭支持、人際協助5個因子。總量表Cronbachα為0.85;重測信度為0.83;與未成年人版RS的相關系數為0.53,與中學生生存質量的相關系數為.49,均達到顯著水平,說明外部效度較好。值得注意的是,在該量表出現之前,國內外尚無基于過程說的測量工具,該量表的編制可謂填補了此項空白。4.認知和心理彈性的測量有些工具從評估保護性因素的角度來評估心理彈性。ResilienceScaleforAdults(RSA),就是這樣一個例子。該量表由Friborg等(2003)編制,37個條目,用于評估能提高成人心理彈性的保護性資源,是一個5點語義區分量表。它包含5個分量表:個人能力、社會能力、家庭和諧度、社會支持、個人組織性,其內部一致性為0.67~0.90,重測信度為0.69~0.84,均達到顯著水平。后來Hjemdal,和Friborg等人(2006)在它的基礎上發展出了適用于兒童的ResilienceScaleforAdolescents(READ)。分量表與RSA相同,包含39個條目,起初延續了語義區分的應答方式,但由于大部分孩子在回答時都存在理解困難,所以后來將其改為5點李克特量表,而且條目的表達方式也更加簡練。READ的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為0.94,各分量表內部一致性為0.69~0.85。另外值得一提的還有BaruthProtectiveFactorsInventory(BPFI)。它是一個有16個題項的5點李克特量表,通過評估4個主要保護性因素——適應性人格、支持性環境、較少的壓力、補償性經驗——來評估心理彈性。全量表的Cronbachα為0.93。此外,由日本學者編制的AdolescentsResilienceScale,只有4個題項的Brief-ResilientCopingScale,適用于軍人和老兵的DeploymentRiskandResilienceInventory也是測量心理彈性的有效工具。(二)社會支持量表及其他自陳問卷的評分Strumpfer(2001)報告了一種用投射法評估心理彈性的方法。要求受試者根據困難情境和提示性問題構造故事,主試通過評分方案對他們的回答做出評價。量表的評分者一致性達到了0.87,而且與社會支持量表等自陳問卷也有一定的相關。投射測驗無疑是一種有效的嘗試,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評估心理彈性的工具,同時也為我們打開了用不同的方式去評估心理彈性的新思路。(三)彈性評估方法通過行為或癥狀評定的方式去評估心理彈性也是一種常見的方式。例如Harvey和Delfabbro(2004)就曾經總結道:心理彈性通常被看作是成功的教育成就;積極的行為上的適應;認知功能提高;沒有精神機能障礙。LaFromboise等(2006)在他們的研究中,是通過以下幾個方面評估心理彈性的:對學校的態度、學業計劃、目前的學業等級,沒有酒精或其他物質的使用。在一項以經歷過“911事件”的人作為對象的研究中,研究者將心理彈性的指標定為:以有1個或沒有PTSD癥狀、低水平抑郁、低水平物質濫用。在Morrison和Allen(2007)的研究中,心理彈性又被看成是有自主性、有目標感、有社交能力、有問題解決能力,以及有較高的成就動機。運用此種方法進行評定的研究很多,在此就不一一枚舉,但總結起來有兩種取向———積極取向,消極取向。積極趨向更看重在發展中取得的進步,消極取向更看重沒有出現心理障礙或問題行為。三、心理彈性的評估工具選擇和評估方法的探索以上簡要回顧了當前評估心理彈性的方法。總體來說自陳問卷法有操作簡便、經濟實用的特點,投射法能較好地排除被試效應,行為癥狀評定法能更好的貼近研究目的。所以研究者要以自己的研究目的為基礎選取合適的評估工具。綜合目前研究及應用的現狀,筆者認為在心理彈性的評估和臨床應用過程中有幾個需要注意的問題。第一,心理彈性的操作定義的問題。由于心理彈性的定義不統一,所以在研究之中根據特定研究目的為心理彈性下一個具體精確的操作性定義顯得尤為重要,這就要求下定義時要具體、準確、有針對性。心理彈性是普遍存在的,但不同人面對不同危險情境有不同的表現方式,而且,它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同一個人在生命的不同階段,對相同或類似的壓力的反應可能不同;另外,一個人面對某些生活逆境會有積極反應,面對另一些逆境時則表現出脆弱性。所以在為心理彈性下操作性定義時,要綜合考慮以下兩方面因素:個體處于怎樣的危險情境,個體處于哪一個發展階段。例如,一個單親家庭的學齡兒童和一個來自地震災區的成年人,其心理彈性的表現顯然并不完全相同:如果從結果的角度說,前者更關心教育成就和問題行為,后者更關心的是有無PTSD癥狀。只有根據這個操作性定義去選擇相應的評估工具或方法,才是可行和可靠的。但就目前看來,研究者對這一問題的考慮普遍不足,例如,將心理彈性看作是一種結果但又選擇了特質論框架下的評估工具。在未來選擇評估工具的過程中,首先要明確在自己的研究中心理彈性所指為何,再選取那些與此定義相吻合的工具或方法。第二,用于評估心理彈性的指標存在局限。從目前看來,雖然研究者發現并評估了一系列的心理彈性的表現形式或保護性因素,其中涉及最多的是個人的能力、認知、行為、控制感、社會支持等因素,但這些評價指標并不能說是全面的,在未來研究者們應更加關注那些被忽略或尚未涉及但很有價值的評估指標,例如,情緒指標和生理、生化指標。行為表現易于觀察,所以無論是直接評估或者是通過問卷評估,它都是被涉及到的最多的方面,但在行為的某些方面適應良好,并不一定意味著存在較高的心理彈性。例如Luthar(1993)的研究發現,在高壓力情境下,兒童在學校某些方面的良好表現會掩蓋他在學校中其他方面的困難及情緒上的問題,隨時間發展,表現出明顯行為能力的兒童在情緒上是脆弱的。另一個方面,心理過程在生理上會有某些表現或引起某些改變,這給我們提供了評估心理彈性的切入點。以作為保護性因素之一的情緒管理為例,它與中樞神經系統的系統功能改變、前額葉控制系統的功能、半球優勢、神經遞質系統的發展等因素有關,那么在心理彈性的評估中,我們就可以加入這些指標。同時,EEG,ERP,PET,MRI等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為我們評估這些指標提供了有利條件。此外,神經內分泌學、免疫學、遺傳學都可作為心理彈性評估的切入點。第三,對跨文化效應的關注不夠。從本文的回顧中不難看出,心理彈性的評估工具大多來自國外,其中有少數幾個被國內引進,國外學者自行編制的工具極少。在量表的翻譯及修訂過程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起源于西方的量表是否適用于中國人群,跨文化效應是最需要關注但又往往被忽略的問題之一。正如于肖楠、張建新(2007)的研究向我們展示的那樣,中國人的心理彈性結構與西方人并不完全相同,所以要想用源自于西方的評估工具準確評估中國人的心理彈性,就應在本土研究的基礎上對量表結構作適當調整。但就目前來說,國內關于心理彈性的實證研究較少,可為研究者們提供的依據不多。而這種現實,也給本土問卷的編制工作帶來了困難。有關心理彈性的理論和實證大多來源于國外,本土學者在問卷的編制過程中,大多要借鑒這些成果,這同樣存在跨文化效應,例如,某個保護性因素是只在某種文化下起作用,還是不受文化的限制有著普遍意義?此類問題都是我們在應用國外研究成果編制問卷之前需要回答的。為解決這種問題,本土的質性研究將會是很有價值的。一種思路是以質性研究為基礎,找到中國人和西方人在心理彈性方面可能存在的相同和不同,以此為依據,引進并發展國外的評估工具,或直接發展出本土的評估工具;用這些工具進行大量的實證研究,一方面可以對工具進行修訂,另一方面可以得到寶貴的本土實證研究的數據,形成自己的理論。四、研究方法的選擇雖然心理彈性的研究歷史較短,但卻引起了越來越廣泛的關注。在心理彈性的研究領域中存在著多種評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