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禮制改革看漢武帝的心態

關于東漢早期匈奴國策的轉變，學術界最廣泛的一種觀點是國力決定論。一、景觀主義下的帝祖形象在漢武帝轉變對匈奴政策基調的問題上，最為學界關注的是發生于元光二年(前133)的馬邑之謀。有學者甚至認為，“馬邑之役不僅是漢武帝對匈奴政策轉變的開端，而且自馬邑之戰后，展開對匈奴的進擊，其影響擴展及政治、軍事、經濟與社會各個層面，的確是近世一大巨變”。史家曾言漢武帝即位時的情形：“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事實上，漢武帝初年的施政重心在內政，一個重要表現便是武帝登基之初即熱衷于封禪。《史記·封禪書》:“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余歲矣，天下艾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然而，漢武帝的禮制改革被其祖母竇太后扼殺了。張羅禮制改革的竇嬰、田蚡、趙綰、王臧等人“隆推儒術，貶道家言”,而竇太后“好黃老言”,最終“乃罷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漢武帝晚年欲立鉤弋夫人之子劉弗陵為太子，卻將鉤弋夫人處死，這種立子而殺母的極端行為引起眾人非議，但漢武帝自有其顧慮：“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邪?”處在祖母的陰影下，漢武帝只得收斂鋒芒，暫時擱置了宏大的禮制改革，轉而從事建設陵寢、“置茂陵邑”等更多體現個體生命關懷的常規事務。但帝王人生畢竟剛剛開啟，對于富于春秋、精力充沛的漢武帝而言，萬年吉宅的營建并不能妥帖地安撫這個年輕人內心的躁動，于是，他開始熱衷于微服私行，并顯示出一種玩世心態。《漢書·東方朔傳》記載，改革失敗后次年，漢武帝“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為了更好地服務于微行，漢武帝“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諫阻：“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谷，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堤之輿，是其不可三也。”依照東方朔的說法，廣開苑囿乃無道昏君所為。但是，漢武帝并不忌諱所謂的三不可，“遂起上林苑”。然而，客觀來說，竇太后深居宮中，無論性別角色，抑或年齡條件，都決定著她不可能包辦一切政務。對于漢武帝而言，他在形式上既然被賦予了帝國政治終極裁決者的角色，馳騁游獵就不可能占據他的全部生活，總有一些政務的處理是需要他在場的。前車之鑒表明，只要祖母尚在，雄心勃勃的禮制改革就只能留待以后，而越人之爭的發生，則為漢武帝治國理政的實踐提供了試驗田，并且給他提供了取得成功的希望，使他在苦悶中有可能覓得些許成就感。二、漢越政治秩序中的越人建元年間，漢朝應對了兩次越人之爭。據《漢書·武帝紀》,第一次在建元三年(前138),“閩越圍東甌，東甌告急。遣中大夫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走，兵還”;第二次在建元六年(前135),“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將兵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擊之。未至，越人殺郢降，兵還”。漢武帝處置的越人紛爭涉及三批越人，分別是閩越、東甌、南越。關于閩越、東甌與漢朝建立聯系的過程，《史記·東越列傳》記載，閩越王無諸、東甌王搖是因為“從諸侯滅秦”,“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劉邦稱帝后，封無諸為閩越王。惠帝時，“舉高帝時越功”,又封搖為東甌王。相較于二者，首任南越王趙佗并沒有參與滅秦，也沒有追隨劉邦，而是趁中原大亂，“自立為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盡管三批越人與漢帝國聯系的緊密程度存在一定差異，但有一個共同點，即都接受了漢帝國的冊封。當時的人是如何看待這種關系的呢?《史記·南越列傳》敘漢武帝滅南越之前的形勢曰：“漢數使使者風諭(南越王)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又載“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王太后“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漢武帝許之，“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而在傳統的服制中，越人也有屬于自己的位置。《尚書·禹貢》有所謂五服制度：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铚，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要服中有夷，荒服中有蠻，而司馬遷曾說：“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于民哉，何其久也!”按照不同的歸類標準，越人或被視為外諸侯，或被歸于要服。但在漢代的政治秩序中，兩種歸類其實也具有一個共同含義，即越人的地位總體上介于漢帝國與匈奴之間。而這一地位，決定著處置越人越事會對漢帝國后續的邊疆策略形成啟發。《史記·平準書》: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余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這段話所涉諸邊事，時間順序頗為顛倒，比如開西南夷、滅朝鮮，皆后于馬邑之謀而發生，但敘事卻置于前。如此文法表明，太史公非常清楚漢匈關系最為關鍵，其余諸事相對邊緣。由邊緣而漸及關鍵，最合乎敘事邏輯，至于時間先后，要讓位于“邏輯真實”。三、馬邑之謀—有征無戰：應對越人之爭的心理體驗處理越人之爭，是漢帝國調整對匈奴政策基調的誘因。通過這次邊政嘗試，漢武帝積累了一些政治經驗。毋庸諱言，最為重要的經驗就是勝利，兩次處置皆勝，并且還是有征無戰的完美勝利。這不僅是漢帝國的勝利，對于漢武帝個人而言，也是其個體生命中一段非常美好的執政體驗。此前的他，因受祖母干涉而備感壓抑，對越取勝則使晦暗的帝王生涯撥云見日。然而，心態向好的同時，在邊疆事務方面，漢武帝也難免有些膨脹。第二次越人之爭順利解決后，嚴助代表漢朝以恩主的姿態出使南越國。回途中，經過淮南國。由于淮南王劉安曾反對朝廷的對越政策，嚴助便代表皇帝“諭王意”: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卬治。今閩越王狼戾不仁，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為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兼并鄰國，以為暴強……故遣兩將屯于境上，震威武，揚聲鄉。屯曾未會，天誘其衷，閩王隕命……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揣摩嚴助這番話，可以明顯感覺到，漢武帝及其親信對樹立漢朝權威的迫切心情。而“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的完勝，則被認為是漢武帝“深計遠慮”的表現。尤其是嚴助最后說“事效見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用白話來說意思就是：事實證明皇帝是完全正確的，特此向你說明!得意洋洋的神態溢于言表。遭到訓誡后，淮南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漢武帝處理越人之爭后的膨脹心態，在后來發生的馬邑之謀中得到了體現。“將三十萬眾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如果親征馬邑為實，那么，漢武帝對馬邑之謀的必勝信念是顯而易見的，他之所以親征，意在畢其功于一役，借此建立天子權威，根本沒想過會失算。不過，筆者以為，目前的討論尚不足以確證武帝親征馬邑一事。對于武帝親征馬邑一說，更值得考慮的一個問題是，此事既被錄入《新序》,那就意味著西漢晚期的一些士大夫對此是相信的。為何會相信?一種可能是當時的人尚能接觸到原始材料。即便沒有原始材料，他們也可能通過邏輯推理而選擇相信。至于推理的路徑，古今應有相通之處，或側重于武帝的性情，類似于邢義田所謂武帝年紀尚輕，“血氣正勝”,“以雪恥為職志”;或側重于武帝委過于人的事后表現，如同阮芝生特別指出的，“武帝大失顏面，私心恨恨，故欲誅王恢以謝天下，罪安國以掩己羞也”。但實際上，這兩種推理所能說明的只是漢武帝為何對匈奴轉守為攻，并不能說明漢武帝曾親征馬邑。它們是否合理，均應置于武帝對越處置的歷史背景中進行評判。《孫子兵法》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因此，“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四、決策馬邑公助與邊人言邊事對越勝利除了使漢武帝在邊疆問題上心態膨脹，也使漢武帝對自己的用人模式頗為自信。越人紛爭的消息抵達中樞后，武帝倚重的不少政要秉持保守態度。首先是武帝的舅舅田蚡，《史記·東越列傳》載：“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弗屬。’”需要說明的是，所謂的乾綱獨斷，絕不等于毫無理性的剛愎自用。在漢武帝決策出兵的過程中，他還聽到另一種意見。針對田蚡的不干涉理念，中大夫嚴助質疑道：“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彼當安所告訴?又何以子萬國乎?”漢武帝是在聽取了兩方的意見之后，才斷言：“太尉未足與計”,隨后“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如果稍加注意便不難發現，漢武帝在對越處置中所依賴的支持力量出自一個比較特別的區域，筆者姑且稱之為“邊人言邊事”。比如，積極主張介入越人之爭的嚴助為“會稽吳人”,出仕渠道為“郡舉賢良，對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對越處置的成功自然會給武帝造成一種印象，即“邊人言邊事”是行之有效的。那么，照此辦理，對于解決匈奴問題會不會也有奇效呢?事實證明，漢武帝在決策馬邑伏擊時采取的正是這個用人模式。大行王恢是馬邑之謀的首倡者，其乃“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