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與治理中西方傳統中的德性與治理以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及孔孟思想為核心的行政哲學比較

美德是中西方傳統思想體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但是,目前學界關于傳統德性問題的研究多集中于哲學、倫理學、政治學等視角,而從行政哲學視角出發,對傳統德性思想的行政意蘊及其治理功能進行比較分析的成果十分欠缺。事實上,無論是以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為代表的古希臘思想家,還是以孔子、孟子等為代表的先秦儒家,都對德性與治理之間的關系進行過深入的考察,其思想中都蘊含著豐富的行政哲學思想資源。對這些思想資源進行比較性考察,有助于厘清中西方行政德性的內生邏輯,也有助于厘清中西方行政德性的演進脈絡。在本文中,我們將從德性與規范、德性結構與治理、德與位的關系三重視角出發,以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及孔孟的德性思想為基礎,來考察傳統中西方德性的治理功能,以期為相關研究的進一步展開提供思路。一、強化行政公益取向的規范,確保國家有效治理行政是一種以公權力為基礎的公共實踐,離不開一定的規范和約束。有效的規范,是確保行政公益取向的基礎、是國家實現有效治理的保證。在古代,由于成文規范的相對欠缺,使得德性這樣一種不成文的、內在規范的重要性得到了突顯。1.德性與權力的約束在古希臘與先秦儒家的思維邏輯中,德性既是對社會大眾所提出的要求,更是對掌握著公共權力的行政主體所提出的要求。例如,柏拉圖的“智慧”之德作為一種上位德性,主要就是針對哲學家及哲學王而言的。在柏拉圖的邏輯中,哲學王之所以掌握至高權力而不至于腐化,正是因“智慧”之德使其成為能夠把握自然正當與真理的精英式主體;或者說,正是智慧本身使哲學王能夠準確把握政治、社會及行政的運轉邏輯與規律,從而使其成為行政公共性的主動守護者及社會正義的主動照料者。在先秦儒家那里,不論其德性理論的最終目的是什么(或者說,不論其是否存在著權力約束的自覺),德性都發揮了事實上的行政權力約束功能。在孔孟的思想中,這種權力約束主要遵從如下三種思路:一是基于共治體系的維護而提出的規范與約束,如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2.基于德性的規范在古希臘與先秦儒家,德性的規范性都是通過培養“好人”即實質上好的行政主體而實現的。換言之,在對行政主體的要求上,古希臘與先秦儒家都以其自身對德性的認同與嵌入程度為考量基礎,強調的是內在德性與外在行為的一致性和以德性來確保德行。例如,在柏拉圖那里,德性所體現的是靈魂的構成,“人的靈魂里面有一個較好的部分和一個較壞的部分,而所謂‘自己的主人’就是說較壞的部分受天性較好的部分控制”與古希臘一樣,中國的先秦儒家也是一種以道德認同為前提的德性倫理。其主要表現有:首先,在德性與德行的因果關系上,強調德性對德行的決定性作用。例如,孔子說的“茍志于仁矣,無惡也”二、古希臘與儒家對德德性結構的理解及其治理策略德性的結構主要指的是德性的內容(德目)分布、主體構成等。古希臘與先秦儒家思想家對于德性結構的理解與其治理策略的選擇之間存在著明顯的關聯。考察這種關聯,有助于厘清德性結構與治理之間的互構性及相互影響,有助于厘清中西方德性思想的邏輯異同。1.德性的主體分化在古希臘與先秦儒家那里,德性都具有明顯的主體分化特征。不同主體基于身份、受教育程度、個人天賦及努力因素等的不同,在德性高低、德性的構成類目等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柏拉圖對德性的主體分化的理解,主要基于如下四重邏輯:首先,人的靈魂中存在著“理性”“激情”“欲望”的不同配比,對應的使主體在“智慧”“勇敢”“節制”等德性上呈現出明顯的結構性差異。其次,“智慧”“勇敢”“節制”之德在不同個體身上具有不同的組合方式,從理論上看,這種組合序列存在無限種可能,但從總體上看,根據主導德性的不同,可區分為“智慧”主導型、“勇敢”主導型和“節制”主導型。再次,在“智慧”“勇敢”“節制”中,智慧具有最高的價值,行政體系要確保其正義性,就必須確保智慧的主導性。在柏拉圖看來,智慧的最高境界是一種以哲學為志業的、以思考自然與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為基礎的形態。因此,一個社會能否有效培養出真正的哲學家并使其成為價值分配的最高行政主體,是社會正義在治理體系中能否實現的根本性因素。最后,在柏拉圖那里,一個治理良好的、正義的行政結構,至少應具有兩個方面的功能:一是德性的生產功能,即要“能夠使節制、勇敢、智慧在這個城邦產生”,使“每個人都作為一個人干他自己份內的事而不干涉別人份內的事”在先秦儒家那里,德性也存在著明顯的主體分化性。例如,孔子基于社會地位的差異及主體德性的高低,區分了“君子”與“小人”。“君子”與“小人”在行為選擇上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2.德性穩定性與社會福祉在古希臘與先秦儒家那里,德性結構被認為是一種相對穩定的結構。這種穩定性包含著個體層面的穩定與社會結構層面的穩定兩層內涵。所謂個體層面的穩定性,指的是德性一旦在主體內部生成,即成為主體的一種構成性特質,具有良好的持續性;而德性在社會整體層面的穩定性,指的是德性在社會不同層級中的差異化分布結構是相對穩定的,階層之間的德性轉化即使存在,也是一種局部的而非整體性的轉化。在古希臘與先秦儒家那里,德性穩定性的產生主要基于以下兩個方面的理由:一是德性生成的先天性。在柏拉圖那里,這種先天性主要表現為人的靈魂結構中存在著“金”“銀”“銅”“鐵”的不同配比。作為人的本質性構成,靈魂結構的穩定性決定了德性本身的穩定性。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德性差異及與之相對應的階層差異皆與主體的先天因素緊密相關,在亞氏看來,“那些要屬于他人而且確實屬于他人的人,那些能夠感知別人的理性而自己并沒有理性的人,天生就是奴隸”古希臘與先秦儒家對德性穩定性的理解,與其所構設的治理理念有著緊密的關聯。這種關聯與影響主要可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看:首先,從個體意義上來說,行政體系對治理主體的選擇深刻影響著社會福祉及社會治理的有效性。德性的穩定性標示了德性的生成之難,一方面體現為德性的養成需要巨大的成本,另一方面也體現為德性培養的效果存在著極大的偶然性和不確定性,一旦失敗則可能導致社會福祉的損失。因此,在治理體系的構建過程中,選擇真正的德性主體,能夠有效防止將德性培養的成本轉嫁給治理體系本身,也能夠有效避免因德性培養的不成功而導致社會福利的損失。這一點,正是柏拉圖嚴格限定哲學王的德性和能力要求的原因。理想國中的哲學王培養是一種社會化的培養,這個培養過程雖然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但其一旦成功,所帶來的社會福祉也是無可估量的。而亞里士多德對德性培養能否成功則秉持著悲觀的態度,因而,在現實的行政治理體系設計過程中,他更傾向于以法治為基礎的共和式治理。其次,德性的穩定性也為維持以身份為基礎的治理結構的合法性提供了辯護。無論是古希臘還是先秦儒家,德性都與身份緊密相關,如柏拉圖的治理者、護衛者,亞里士多德的平民與貴族,孔子的“圣人”“君子”“小人”等。對于德性穩定性的強調,使德性得以與身份相附著,成為區分和固化階層差異的一種重要標識,這就弱化了人們在不同身份與階層之間流轉的可能性。德性的階層固化功能一方面促進了社會秩序的保持,但另一方面也壓制了社會的活力。再次,德性在不同層級間分配的相對穩定性及與其相伴隨的身份附著意味著德性的教導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教導。德性與身份的結合,使得德性成為一種相對集中在行政體系之上層、由上層所掌握的壟斷性資源。這種資源繼而轉化為行政權力的行使工具,成為社會治理的手段。在這個過程中,德性的影響力是單向的。這種單向性主要表現在,處于權力中心的行政主體的德性對社會應具有強示范性,應成為社會德性的表率與引導者,而社會則更多的是處于被教導的地位。例如,柏拉圖區分了真理性的知識與前反思性的意見,其中,知識由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所掌握,而大眾則依據意見而生活,在正義的社會中,知識是具有獨立性的,而意見則要接受知識的指導;在孔子看來,德性的影響關系就像風與草的關系,“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三、德與位的動態平衡所謂“位”,主要指的是現實的行政職位。對于德性與行政職位之間的關系,古希臘與先秦儒家思想家皆有所涉及。柏拉圖對于德與位的關系的理解,表現出一定的矛盾。一方面,在理想層面上,他希望德與位具有完全的對應性,例如,在橫向上,他期望職位的分配取決于德性的類型,不同類型的德性(智慧、勇敢、節制)對應不同類型的職位(治理者、護衛者、工匠);從縱向上看,他期望具有至德的哲學王在行政體系中處于行政體系的最頂層、擁有最高的行政權力;從動態過程上看,他期望德性的變化與行政職位的變化相對應,以維持德與位之間的動態平衡,就拿護衛者來說,柏拉圖認為,“如果護衛者的后裔變低劣了,應把他降入其他階級,如果低等階級的子孫天賦優秀,應把他提升為護衛者。”與柏拉圖一樣,亞里士多德對于德與位之間的對應關系也存在著猶疑。一方面,亞里士多德強調了社會的多元化、異質化特性,認為社會中的不同主體具有不同的德性,承認“各人的品德應該達到符合于各人所司職務的程度”且“統治者的道德品質應該力求充分完善”先秦儒家對于德位議題的理解,同樣要區分理想邏輯與現實邏輯。在理想邏輯中,先秦儒家也認為德與位應該是統一的,但具體到現實邏輯中,德與位的分離卻是一種常態。從理想邏輯來看,先秦儒家對德位一致的追求主要表現在:首先,德是獲取位的前提。孔子說:“舜其大孝也與!德為圣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