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與天京

“戰略問題是研究戰爭總體規律的問題”。1853年3月,太平天國廣大將士經過兩年多的浴血奮戰,終于在東南半壁打擊了封建王朝的反動統治,建立了農民革命政權。發展之迅速,形勢之大好,恐怕連太平天國的領袖們也感到出乎意外。“自武昌而至金陵,地經千余里之遙,關津之險要若何,城池之堅固若何,攻取似非易易,即日可勝,亦將曠日持久而后可耳,乃不過一月之久,由武昌順流而東,歷江西,過安徽,直搗金陵,毫無阻滯。”“在戰爭中,尤其是在革命戰爭中,在沒有獲得任何決定性的勝利之前,迅速行動是一個基本規則。”1853年4月2日,即太平軍進入南京后第十三天,原湖南提督向榮就帶領一萬多清軍尾隨而至,在南京城以東二十里處沙子崗、孝陵衛一帶建立江南大營;4月7日清將陳金綬、琦善也率領萬余清兵在揚州到浦口之間扎下了江北大營,對南京形成圍攻之勢;而此時東南的大上海則被外國列強侵略勢力所盤據,它們雖聲稱嚴守中立,但也不過是太平軍不危及他們的利益的情況下,所采取的坐觀時變的態度;而南京到武昌一帶雖經過太平軍的滌蕩,但這期間太平軍是流動作戰,占一地丟一地,占一城丟一城,沒有從根本上消滅敵人,這些地區的清地方政權,受到太平軍的沖擊之后,又很快恢復起來并作為清軍的后方基地。太平天國的領袖們既然放棄了徹底摧毀滿清政權的有利時機而建都天京,那么它的戰略思想和策略方針必然只會是以鞏固天京,鞏固革命政權為第一要務,而進攻北京的任務當然就不可能與鞏固天京相提并論,同日而語。于是防御的戰略代替了從前進攻的戰略,分兵四出爭取據點的戰略代替了從前集中全部兵力殲滅敵人的戰略,也就是保守的戰略代替了積極的戰略。而此時太平軍的軍事力量并不是如有些史料上記載的“五十萬有奇”,或“競逾三百萬”,。而是只“有幾十萬,甚至十幾萬人”。換句話說,定都天京后,太平軍在軍事上并不是占有絕對優勢,清軍也并非潰敗到無重新集結力量的可能。相反的倒是反動派的勢力經過重新糾集依然很強大,太平軍由原來的一個拳頭打擊敵人,變成四個或更多的拳頭打擊敵人:既要提防東南上海外國列強,又要應付江南大營的向榮所部;既要抗擊安慶、九江等長江一帶清軍重新糾集的有生力量,又要對付江北大營的陳金綬、琦善所部,還要“師行間道,疾趨燕都”分兵北伐。在這樣一個軍事構圖下,當時的政治構勢又是怎樣的呢?“任何一種人民革命,只要是真正的人民革命,就是創造性的革命,因為它打破舊的制度而創造新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那么,為什么《天朝田畝制度》在太平天國的統治區域內都未能得到較好地執行呢?因為它實行絕對的平均主義分配制度本身就有歷史的缺陷性。當然,清朝政府的統治權由于江南、江北大營的存在而繼續在天京周圍及其外圍行使,并于江北大營的所在地揚州首先實行了厘金制度。厘金制度的創立,一方面大力支持了反動政府在對太平天國戰爭中的經濟力量,另一方面又大力加強了對該地區人民的政治統治。這時,雖然在太平天國的影響下,各地起義軍紛紛揭竿響應,然而在這樣一種政治、軍事形勢下,太平軍就連近在咫尺的上海劉麗川起義軍都愛莫能助,就更談不上對遠在福建的黃威起義軍、林俊起義軍和廣東的陳開起義軍的援助,所以太平天國和各路義軍就很難達到渾然一體,互相影響,互相支持。但是洪秀全等太平天國的領袖們似乎對這一點還始終比較清醒,這就是鞏固新政權最終還要通過打擊舊政權,所以他們隨即決定分兵北伐。從1853年5月8日林鳳祥、李開芳率軍北伐,到1855年5月31日李開芳在山東茌平馮官屯被執,北伐整整兩年。這兩年來的北伐戰爭,戰必勝,攻必克,在戰術上是無可非議的,在擴大革命影響上也是成功的,但最終遭致失敗,為什么?太平天國的領袖們既然決定建都天京,則鞏固天京的軍事部署自然也是合理的,但是,從此后戰爭形勢的發展來看,以兩個月的代價來完成這項部署,卻起了不利的作用。1853年6月,北伐軍在山東劉家口渡河的失敗就是一個明證。“劉家口乃是離歸德城西北四十多里的黃河南面的口岸,是當時山東、河南各省商船云集的所在,屬山東曹縣轄境,過河就可以向山東省挺進,所以太平軍打算在這里渡黃河,取道山東,進攻北京。不料清朝統治者采取防守黃河的戰略,先把船只盡收泊北岸,到太平軍抵劉家口時,就放火把船只燒光,使太平軍無船可渡……如果當時太平軍在五月中旬就從劉家口渡過黃河,從清朝北方防御力量薄弱的一面山東向北京迅速進軍,就不可能處處受阻,很可能在六、七月間就挺進到北京。那時候,正是糧熟的時候,清朝統治者無法封鎖,而太平軍都是南方人,夏天作戰比后來在隆冬作戰條件好得多。”天王洪秀全給北伐軍“師行間道,疾趨燕都,無貪攻城奪地縻時日”在洪秀全保守戰略思想的指引下,考慮到天京的安危,太平軍在北伐的同時,又不得不派軍西征。很顯然,西征戰場是第一等的重要,因為它的失敗,將危及到天京政權。真是天不遂人愿,1854年4月下旬,太平軍在西征戰場上吃緊,4月28,29、30日又在湘潭遭到慘敗,湘潭之戰在整個西征戰場中是一個決定性的戰役,它的失敗,不僅使太平軍今后無力再圖湖南,并且使湘軍得以乘勝東下,直犯九江。“戰爭的勝負,主要地決定于作戰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