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素材一、美國經濟繁榮時期社會財富分配和人們爭逐股票利潤的情況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一方面，社會生產確實得到發展；另一方面，財富越來越集中到極少數大壟斷資本家手里。1925年，美國16家最大財閥控制著全國國民生產總值的53%。國民收入分配日益不均，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在整個20年代，占美國總人口5%的大富翁攫取了全部國民收入的1/3。1929年時，大約60%的美國家庭生活在僅能夠維持生活的水平上（一年2000美元）或在這一水平之下。他們的總收入在全國總收入中不足24%。更為嚴重的有21%的美國家庭年收入不到1000美元，他們的總收入在國民總收入中不足4%。這些都不能不造成市場的相對狹小。20世紀20年代，購買股票的人絕大多數都是為了投機而不是投資。操縱股市的是一些實力雄厚的大公司，他們通過抬高股價而獲取高額利潤。例如，有一家證券公司，用每股20美分的價格購買了某家公司的股票，然后讓這種股票上市，在此期間，這家證券公司故意在股市上搶購自己的股票，哄抬股價，最后以52美元的高價拋出，大賺一筆。有些銀行家為股票的利潤所吸引，他們常常不顧風險，利用儲戶的存款炒股，牟取厚利。當時，紐約的股市是世界上最大的股市，許多外國人把數億美元投到這里進行炒股。因此，當1929年10月，股市崩潰時，一些銀行失去在股市投下的巨額資金，最后不得不宣布破產。美國老百姓也大多認為股票投機能賺大錢，這是因為那些在幕后操縱股市的大投機商告訴他們，任何人只要每星期節省幾美元，購買股票就可以有發大財的機會。這些加入股市的平民百姓，他們在股市興旺時用自己的幾乎全部積蓄購買股票。通常，他們在花100美元購買的股票漲到值1000美元時，并不急于拋出，還等著再漲。但同時，他們覺得自己已經有了1000元儲蓄了，因而可以分期付款來買自己想買的東西了，如汽車、家具等。可是，當股市崩潰時，手中的股票便變得一錢不值，而且也無法按期付款了。于是，他們就陷入了破產的境地。二、經濟危機期間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美國1932年夏天，全國工業生產總指數比1929年危機前的最高點下降了55．6%，其中，生產資料的生產下降了65．6%到96．3%不等。鋼鐵工業下降了近80%，汽車工業情況更糟，下降了95%。農產品價格也從1930年春天起連續下跌，農民入不敷出，紛紛破產。對外貿易和資本輸出銳減。危機期間，美國有一萬多家銀行倒閉，破產的企業更多，全國勞動人口的1/4，即大約1300萬人失業，廣大工人的實際工資比危機前下降了1/4左右。德國危機期間，德國工業生產降低了40．6%，僅次于美國。農業生產下降了30%。財政金融狀況極其糟糕，銀行或者倒閉，或者合并，1931年，國家黃金儲備由23．9億馬克驟減至13．63億馬克，而當時德國到期必須償還的貸款卻高達64億馬克，整個信貸體系瀕于總崩潰的邊緣。由于當時世界各國紛紛采取保護貿易政策，而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又被剝奪了全部的殖民地，德國的進出口貿易一落千丈，據統計，1929～1935年，進出口總額分別降低了70．8%和69．1%。大批企業倒閉，大量工人失業，1932年，全國只有1/3多一點的工人能夠完全就業，其余的人要么完全失業，要么處于半失業狀態。每年畢業的2．6萬名大學畢業生，只有大約1萬人能勉強找到工作。英國1930～1932年間，英國的農產品價格下跌了34%，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嚴重打擊，造成農業生產萎縮，英國不得不向國外大量采購糧食，當時人們稱英國是“世界各國傾銷剩余糧食的市場”。1933年，英國的工業生產比1929年下降了16．5%，因為英國20年代的經濟沒有出現美國那樣的繁榮，這種下降顯得更加明顯。1934年，全英國有超過總數1/4的工人失業。同時，英國的對外貿易也出現了巨額赤字，1931年，英國的國際收支逆差超過1億英鎊，大批黃金外流，黃金儲備急劇下降，不得不宣布放棄英鎊金本位。法國法國經濟危機開始較晚，當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紛紛在1929年和1930年發生經濟危機時，法國的經濟卻仍然很繁榮。正當法國朝野為自己的獨家繁榮而倍感樂觀時，1930年11月，法國經濟危機開始了。大批企業和銀行倒閉，失業人數激增，對外貿易萎縮，工業生產下降。1933年，法國的工業生產比危機前下降了28．4%。1933年，當其他國家開始從經濟危機中復蘇時，法國卻陷于危機之中難以自拔。1935年，法國的鋼和鐵產量減少了1/2和1/3，棉花和汽車的產量也都減少了35%，此外還有1．3萬多家中小企業破產。日本經濟危機首先使世界市場萎縮，日本的出口受到嚴重打擊，1930年和1931年，日本的出口分別比前一年下降了32%和53%，進口下降了30%和57%。當時日本的主要出口商品生絲的價格，1929年平均每捆為1350日元，到第二年9月下降到每捆500日元。由于日本是一個島國，資源缺乏，市場狹小，外貿的縮減直接影響了工農業生產，一些主要工業部門的開工率只有50%。農業生產雖然取得了豐收，但是，由于糧食價格大幅度下跌，有些農作物價格甚至抵償不了運輸費，于是出現了所謂的“豐收饑饉”現象，農民普遍負債。這次經濟危機沉重地打擊了資本主義世界，結束了20年代資本主義的相對穩定局面，使資本主義各國國內和國際關系發生了很大變化。在各國國內，首先，經濟危機激起勞動人民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不滿，反對資本主義的罷工運動、群眾示威和農民運動重新高漲起來。其次，危機推動了法西斯運動的發展，原有的法西斯組織迅速壯大，新的法西斯組織紛紛產生。其中，德、日的法西斯組織、勢力發展得最快，并先后控制了國家政權。最后，危機嚴重地沖擊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經濟制度和社會體制，私人壟斷資本主義開始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過渡。在危機打擊下，各國統治階級紛紛尋找出路，無論是以羅斯福新政為表現形式的民主型，還是以日德為代表的法西斯型，均是大規模加強了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推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在國際關系領域，首先，殖民地半殖民地掀起了反對帝國主義轉嫁危機的斗爭，在世界范圍內出現了新的反帝高潮。其次，危機使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經濟矛盾進一步激化。為了擺脫危機，各國之間開展了關稅戰、傾銷戰和貨幣戰。經濟戰的結果是資本主義世界不斷分化，兩種不同類型的帝國主義國家在經濟上發生重新組合。資源自給率較低、金融力量相對薄弱的德意日逐漸相互靠攏，而壟斷了國際市場、資源相對充足的英法美在面臨法西斯國家的爭奪之際，逐漸捐棄前嫌，主動調節相互間的經濟矛盾。最后，危機嚴重惡化了30年代的國際關系，從而不僅延長了經濟危機，而且延長了危機后的蕭條，資本主義世界出現了“特種蕭條”。三、經濟危機期間納粹運動的迅速發展納粹黨出現于20世紀20年代初，但是，在整個20年代，總的來說，德國的政治、經濟局勢還比較穩定，納粹運動在德國沒有太大的市場，發展相當緩慢。1928年，納粹黨在國會的491個議席中只占有12席，無足輕重。此后，隨著德國經濟形勢的惡化，廣大中下層人民飽受失業和破產之苦，對魏瑪政權非常不滿，強烈要求改變現狀。納粹黨乘機在全國各地發動了強大的宣傳運動，攻擊魏瑪共和國歷屆政府腐敗無能，許諾自己執政后一定能振興德國，改善人民的生活狀況。納粹黨的宣傳蒙騙了很大一部分城鄉小資產階級和失業工人，支持率迅速上升。同時，納粹黨在全國各地進行了周密的組織工作，在1930年9月的大選中，納粹黨共得到了640多萬張選票，獲得了107個席位，從國會中原來位居第九的最小黨一躍而成為僅次于社會民主黨的第二大黨。納粹黨的黨員人數也迅速增加，據統計，1928年，納粹黨黨員人數只有8萬人，1929年9月增至15萬人，1930年11月再增至35萬人。同時，納粹黨加強了同德國軍隊和壟斷資產階級的聯系，希特勒向他們許諾將堅決維護他們的利益；納粹運動也逐漸得到軍界、容克地主和壟斷資產階級的庇護，勢力進一步膨脹。而經濟危機的沖擊，又大大增加了人們對現政府的不滿，要求改變現狀的愿望日益強烈，納粹勢力迅速崛起。在1932年7月舉行的新的國會選舉中，納粹黨獲得了國會全部608個席位的230個議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1933年初，納粹黨黨員人數達到近百萬（也有人說是85萬）。五、納粹黨上臺的原因從歷史上看，德國是一個封建殘余濃厚、軍國主義盛行的國家。1918年十一月革命推翻了霍亨索倫王朝，之后建立了魏瑪共和國，但封建殘余意識、軍國主義傳統并沒有被肅清，一有機會就頑強地表現出來。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對德國實行了嚴厲的懲罰，激化了德國國內的狹隘民族沙文主義意識和復仇主義情緒。30年代大危機沉重地打擊了德國，使完全喪失殖民地、金融力量薄弱而又嚴重依賴國際市場的德國瀕于總崩潰的邊緣，中下層民眾和統治階級對魏瑪政府的無能日益不滿，魏瑪共和國喪失了其存在的基礎。納粹黨經過十幾年的經營，在蠱惑人心的欺詐宣傳下，到上臺前已經是一個有廣泛群眾基礎的政黨，得到中下層群眾的支持，到1932年已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在議會選舉中，是惟一能夠戰勝共產黨和社會黨、維護資本主義秩序的有組織的力量。所以，壟斷資產階級、容克地主和國防軍均認可納粹黨，從各方面支持納粹黨當權。與此同時，各資產階級政黨對群眾的影響已嚴重削弱，缺乏有能力、有遠見、能夠吸引群眾的政治領導人。工人運動的分裂大大削弱了阻止納粹黨上臺的力量。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互相仇視，由來已久。而且，雙方均低估了納粹黨上臺的可能性，認為在具有悠久的工人運動傳統的德國，法西斯主義不會取得勝利。他們對德國工會分裂的嚴重后果認識不足。社會民主黨工會、保守黨工會、共產黨工會、基督教工會，沒能結成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因而也就未能阻止納粹分子攫取政權。這樣，在1932年的政府危機中，騙取了中下層民眾支持的納粹黨，被統治階級推上了權力中心，得以上臺執政。六、比較德日法西斯專政建立的異同德國法西斯政權的建立是納粹黨通過議會選舉的道路取得政權而建立起來的。而日本從來沒有形成一個像德國那樣全國性的法西斯黨，只有一些民間法西斯小團體，所以日本法西斯政權的建立主要是軍部取代政黨內閣的過程，建立了以軍部為主體的法西斯政體，具有軍國主義色彩。德國法西斯政權的建立是在激烈的階級斗爭中進行的，是通過取締共產黨、社會民主黨等一切政黨而建立起來的法西斯一黨專政。而日本法西斯政權主要是在統治階級內部斗爭中形成的，是在軍部與政黨內閣以及軍部內部的斗爭中實現的。德國法西斯政權的建立，其首先針對的目標是國內的革命力量。法西斯政權建立起來以后，才走上對外擴張的道路。而日本法西斯政權的建立主要是為了適應對外擴張的需求而建立的，日本是首先發動侵略戰爭，并在戰爭不斷擴大的基礎上，自上而下地建立了法西斯專政。七、日本侵略中國東北中國東北地區資源豐富，又同日本統治下的朝鮮相鄰，同日本的貿易聯系密切，日本早就對中國東北地區抱有侵略野心。20世紀30年代初，日本進口貨物中67%的豆類、64%的煤、46%的鐵都來自中國東北地區；同時，日本出口商品中37%的機械、14%的糖，也都輸往該地區。而且，日本在華投資的60%～70%也在這里。但是，張學良在東北執政以后，打算更多地利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資本進行東北建設，日本的利益受到了越來越大的威脅。另一方面，中國東北還是日本實現其北上侵略蘇聯和南下占領整個中國和東南亞的“跳板”。因此，日本對中國東北志在必得。于是，日本于1931年制造了九一八事變，并于次年3月1日炮制了傀儡政權偽“滿洲國”。八、學術觀點（一）30年代大危機爆發的原因及其主要表現30年代大危機的爆發有著深刻的社會經濟根源，除了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這一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最基本的矛盾外，一戰后的世界經濟發展形勢也與危機的爆發密切相關。具體而言：（1）戰后科技的發展和壟斷資本程度的提高，使社會生產與消費之間、各生產部門之間的種種矛盾和不平衡狀態加深。這突出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貧富差距的加大，有限的大眾購買力與高比率的投資能力二者之間的矛盾直接促成生產過剩危機的來臨；另一方面，工農業發展不平衡加劇，工業飛速發展，農業處于慢性危機，即使是工業部門的開工也嚴重不足，國際上滯銷的農產品、初級工業產品越來越多，這些都為危機的到來準備了條件。（2）戰后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發展極不平衡。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各國的債權國，雄踞世界金融霸主寶座，而且，在海外有大量的投資貸款，這就使世界經濟嚴重依賴美國這根支柱，所以美國爆發經濟危機，迅速波及他國，世界經濟很快受到巨大沖擊。（3）經濟繁榮使地產和股票的投機活動空前猖獗，極大地增加了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使貨幣和信貸系統的崩潰不可避免。由于危機根源的特殊性，這次經濟危機前所未有。這次危機生產下降幅度之大、危機范圍之廣、失業率之高、持續時間之長，使它成為資本主義發展史上最嚴重的一次世界性經濟危機，這是這次危機的基本特點。（二）對日本法西斯的研究建國初期，劉思慕、李純青、陳橋驛等人的論著，均涉及了日本法西斯形成的背景、過程及其對外發動侵略戰爭直至戰敗崩潰等問題。后來的大學教材中亦概述了日本法西斯形成及其內外政策。開始較為集中研究日本法西斯問題的是萬峰的《日本軍國主義》（北京三聯書店1962年版）一書。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學術界對日本法西斯問題的研究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隨著研究的開展和深入，出了相當一批成果。從總體上進行宏觀研究的有呂萬和的《簡明日本近代史》。該著作闡述了日本法西斯從出籠到猖獗一時、最后走向崩潰的全過程，并對日本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斗爭作了具體的敘述。萬峰在《論日本軍國主義的歷史特征》（《學習與思考》1982年第6期）和《有關軍國主義、日本軍國主義的幾個問題》（《日本問題》1987年第6期）兩文中，歸納總結出日本軍國主義的基本歷史特征。在對日本法西斯的根本特征和本質的概括方面，萬峰認為日本法西斯是軍國主義法西斯。持天皇制法西斯說的是劉天純的《論日本天皇制法西斯專政》（《世界史論文集》社會科學戰線叢刊1981年第1輯）一文。作者從考察天皇制的產生及其在各個歷史時期所代表的階級利益和日本法西斯化的歷史過程入手，剖析了日本法西斯專政的本質和特征，論證了日本法西斯專政的根本特征和本質就是天皇制法西斯專政。另有周希奮提出的日本天皇制軍閥法西斯說。他在《法西斯主義和封建主義結合的典型──試論30年代日本法西斯化的特點》（《世界現代史論文集》，三聯書店1982年版）一文中闡述了“天皇制的法西斯主義”、“以‘軍部專政’為內容的法西斯化”、“軍部專政就是法西斯專政”之后，指出：“日本天皇制軍閥專政也就是法西斯專政，但是它具有自己的特點，特點就是在天皇制的政治軀殼中實現了向法西斯化的演變，而這一點正完全體現了法西斯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結合。”此外還有一批相當深入的研究成果。俞辛焞考察了在日本工人運動領域中，法西斯勞工團體是如何建立的，它與社會上的法西斯運動的關系、它的指導思想和特點，以及法西斯勞工運動與群眾的關系，與改良主義、沙文主義工會的區別等問題。李玉在《30年代日本法西斯政權的形成及其特點》（《世界歷史》1984年第6期）一文中，集中探討了30年代日本法西斯政權形成過程中的幾個主要特點。他認為，日本是通過自上而下地、局部地改變原有的統治機構、加強天皇制機構的主要支柱──軍部的地位與作用，最后建立了軍部法西斯專政即天皇制法西斯專政。他還將日本法西斯的特點概括為三個：軍部起主要的推動作用，民間法西斯勢力只起了輔助作用；法西斯專政是伴隨著戰爭而進行，是通過統治集團內部，特別是軍部統制派、皇道派之間激烈斗爭而形成的。李玉的觀點與周希奮觀點的共同點是，將軍部法西斯說與天皇制法西斯說等同起來，合二而一，不承認兩種對立觀點有什么區別。金相春專文闡述了日本法西斯化與戰爭，特別是侵華戰爭的密切關系。他在《日本法西斯化與侵華戰爭》（《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5年第4期）一文中認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法西斯化大體經歷了法西斯勢力的抬頭、急劇發展和法西斯體制完成的三階段，而每個階段均與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侵華戰爭促進了日本對內的法西斯化，而法西斯化又進一步擴大侵華戰爭。最后隨著侵略戰爭的慘敗，法西斯政權也就徹底崩潰了。孫仁宗接連發表兩篇論文，對日本法西斯運動作了分析。他指出，二三十年代日本青年將校的“國家改造運動”是日本下層法西斯運動的重要部分。他分析了發生這一運動的兩大原因，并概括了這一運動的三大特征。他認為，這一運動及其成員的作用和結局是：加速自上而下的法西斯化進程，充當軍部上層法西斯的墊腳石和法西斯化的奠祭品。他進一步探討了日本法西斯化的主要推動力量及其主觀意圖，分析了法西斯化的主要方式和重要特點。李玉在孫仁宗探討日本法西斯主義運動與中間階層關系問題之后，又專文探討了這一問題。他在《30年代日本急進的法西斯主義運動與中間階層》（《世界歷史》1987年第3期）一文中，剖析了中間階層倒向急進法西斯主義運動，成為其支持者或社會基礎的原因。他認為，不能把急進法西斯主義運動看成小資產階級運動，急進法西斯主義運動實際上是為日本統治階級，特別是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的，是以使日本資本主義擺脫危機，尋找出路為宗旨的。武寅闡述了財閥與法西斯的關系問題。她在《30年代日本財閥與法西斯勢力的關系》（《世界歷史》1985年第11期）一文中認為，日本通向法西斯政權的道路是采取了“漸變”的方式，由軍部帶頭，一面不斷擴大侵略戰爭，一面以此為動力在全國逐步實現法西斯獨裁統治。而日本財閥與法西斯勢力的關系也就顯現出錯綜復雜的現象。她以1934年下半年為界，將財閥與法西斯勢力的關系分為兩個階段。在前一階段，財閥與法西斯運動的關系表現出種種矛盾乃至正面沖突；在第二階段，財閥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完成了與軍部法西斯的勾結。高興祖在《關于日本法西斯化的問題》（《南京大學學報》1987年第2期）一文中認為，日本法西斯化的基本因素有二：一是強烈要求對外侵略，與列強爭奪亞洲霸權；二是為擺脫危機，要求國內改造，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形成的政黨政治與議會主義解決不了這一危機，于是法西斯勢力取而代之，建立起軍部法西斯專政。徐平從近代社會結構方面探討了軍部法西斯體制確立的特點。他在《日本近代社會結構與軍部法西斯體制》（《遼寧大學學報》1987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日本軍部法西斯獨裁體制的確立，是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是日本近代社會結構確立的一些特點最終導致的。日本的法西斯化，不是通過組建法西斯政黨來攫取政權，而是以軍部為主導，逐步干預政治，控制現有政權，最后建立起軍部法西斯獨裁體制的。李樹藩對日本法西斯化的標志“二二六”事件作了闡述。他在《論二二六事件》（《外國問題研究》1987年第3期）一文中認為，“二二六”事件雖然以失敗而告終，但它是日本法西斯逐步上臺執政的起點。皇道派青年軍官們所要求的由軍部掌握國家大權的天皇制法西斯專政政權，卻由鎮壓了他們的統制派法西斯軍閥建立起來了。李泉岳、宋繼和、范寶臣撰文闡述了武士道與法西斯主義相結合的后果及種種表現。他們在《論日本武士道》（《日本問題》1987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武士道成為絕對效忠天皇和對外侵略的精神武器，而使日本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具有了更瘋狂的侵略性和嗜血的野蠻性。李威周、牛建科、李志江則從思想史角度探討了日本法西斯失敗的意義。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失敗的思想史意義》（《日本研究》1986年第2期）一文中認為，日本法西斯主義以維護天皇制的軍事專制為特點，是日本軍國主義發展的極端形式，在對外擴張侵略、對內實行殘酷的法西斯專制方面，與德國、意大利法西斯完全相同。趙哲對日本法西斯主義運動中極為重要的兩個人物北一輝和大川周明作了研究。他在《北一輝思想及其對日本法西斯主義運動的影響初探》（《日本研究》1985年第3期）一文中著重分析了北一輝的思想和著作，并闡述了北一輝在法西斯運動中的地位和影響。他在《大川周明與日本法西斯主義》（《日本研究》1986年第2期）一文中，剖析了大川周明的政治思想和實踐活動，闡述了天皇制法西斯主義的基本特征：要求進一步加強天皇專制體制，完全服從特權資產階級對內加強統治，對外爭奪殖民地和勢力范圍的需要；除了進行宣傳、鼓吹和其他公開活動以外，對從事問鼎樞要的政治陰謀活動，表現了極大的狂熱。（三）關于日本的“南進”、“北進”戰略問題的研究日本的“南進”、“北進”戰略問題是研究太平洋戰爭和日本外交史的綜合性課題。受到我國史學界的重視。占主導地位的觀點是，日本對外侵略是存在“南進”、“北進”兩種戰略的，而且是先采取“北進”，后來才轉而采取“南進”政策的。但在確定何時采取“南進”政策問題上卻存在不同意見。一種是試圖明確確定日本采取“南進”政策的時間。任眾將從“北進”到“南進”的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他在《試論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略轉變》（《北方論叢》1980年第2期）一文中認為，從日俄戰爭到1922年是“北進”時期，主要是日本與俄國爭奪中國的“滿蒙”（東北地區和內蒙古地區），將俄國列為第一個“想定敵國”；第二階段從1923～1936年，這是從“北進”到“南進”的戰略轉變時期；1936～1941年則是戰略“南進”時期，1936年8月，日本廣田內閣制定“國策基準”則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略方向由‘北進’最終轉向‘南進’的標志”。洪育沂、羅榮渠在各自的著作中則認為，1936年8月制定的“國策基準”所規定的日本戰略是“南北并進”，只是在1938～1939年日本在張鼓峰和諾蒙坎兩次事件中均遭失敗，北上受阻，“南進”傾向相應加強。到1939年歐戰爆發初期，德國席卷西歐的巨大勝利，才大大助長了日本“南進”冒險的野心，轉而確定了“南進”戰略。王幼麟、李安華、金仁芳等人認為，“國策基準”雖然規定了“南北并進”，但“實際上先是‘北進’而后‘南進’，繼而轉變為‘北守南進’，直到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即到1940年后德國閃擊蘇聯之時，日本仍是“北守南進”，而促使日本轉向“南進”的因素有四個：日本在中國戰場上走投無路，北進試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