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中村治研究群體立身之本“村莊〞,社會學理論論文華中村治研究的兩經訓練〔指經典訓練和經歷體驗訓練〕，尤其強調村莊經歷體驗，某種意義上，村莊揭示了華中村治研究群體得以立身的根本。為何如此判定？個人以為可從下面幾個方面遞進式地展開。一、作為訓練方式的村莊村莊是經歷體驗研究中最為可行的操作單位，以村莊為田野進行能力訓練之所以可行，是由于至少到當前為止，它仍然是最小的并且又相對完好的生活世界，超過這個單位的地域，我們將難以通過直接經歷體驗加以整體把握，或者講，難以通過親身經歷與感性體驗的方式參加到與不同研究對象的互動之中。而且在村莊中，農民的生產地點與生活地點是同一的，大家相互之間較為熟悉，信息充分，這使得我們能夠較為方便迅速地融入當地情境之中，相比之下，城市社區或工礦企業中調查的入場就較為困難，最明顯的表現便是尋找和約見訪談對象非常不易。常年在村莊中進行田野調查的目的是要構成經歷體驗質感，或者講，是要以常年累月的經歷體驗訓練去洞察實踐的邏輯，即社會行動具有總體性、時間性、意義性與模糊性的實踐感。這種質感訓練經過本身是對思維的規訓，在長期的經歷體驗積累與問題考慮經過中，調查者能夠逐步構成從本土經歷體驗實踐出發，進而總結提升到理論概念，再回到實踐中檢驗的思維品質。這與從理論前提/假設出發，然后收集材料進行證實或證偽的考慮方式有著本質的不同。前者重在歸納，而后者重在演繹。然而，對于社會科學而言，邏輯推演本身產生不了任何新的東西，概念的自我繁衍并不能有效增進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因而，對于致力于社會科學本土化的青年學人來講，培養經歷體驗質感而不是僅僅在書齋中做智力游戲的經歷就顯得彌足貴重。當然，經歷體驗質感的習得不可能僅僅靠在村莊中停駐足夠長的時間，它必須經過艱辛的訓練才能逐步感悟，少數天才式的人物也許通過足夠的日常生活體驗便可獲得，但一個學術群體卻不可能等待頓悟。而在訓練經過的初始階段，所謂樸素經歷體驗主義、義和團傾向、反西方、反理論、低水平重復等問題都有可能出現，甚至是無法避免，由于研究者本身的時間和精神有限，無法在高強度的田野調查中兼顧海量信息的獲取、各類資料的分析與闡釋，并在考慮中顧及和借鑒既有的龐大理論資源，使自個在社會科學研究的宏觀學術脈絡中進行準確定位。不過，假如經歷了長時間的強化訓練，適應了在田野和書齋中往返穿梭的經過，一批年輕學人就能夠漸漸跨越材料與問題之間的藩籬，打通調查與考慮之間的區隔，成為在村莊現場進行深切進入考慮的研究者。在這里基礎上，通太多次集體調查中的現場討論和頭腦風暴，研究者能夠逐步學會怎樣探尋經歷體驗之間的內在聯絡，并從大量紛繁復雜的經歷體驗現象中提煉出富有學術意涵或政策意義的命題，進而在思維品質上實現他們的成長。二、作為認知對象的村莊在最淺表的知識學層面上，村莊是作為一個獨立的認知對象而存在的，這個對象是有別于都市街區、有別于工廠企業、有別于當代生活場景的特殊地點，它承載著具有本身獨特性的龐雜現象和一系列問題，所以因之而進行學科及研究領域的劃定與細分能夠生產出更為專門的知識，以便適應人們認識愈加復雜的社會系統之需要。于是，農村社會學便成為一個不同于城市社會學、發展社會學、組織社會學、人口社會學、消費社會學等分支學科的獨立陣地，同理，農村經濟學、農村政治學等等在詳細社會科學門類前冠以農村二字的分支學科也由于認知對象所在的特殊地點而分立出來。社會科學是對社會與歷史的理論建構，具有反身性的人與人組成的社會系統具有無比的豐富性與復雜性，這與人類有限的認知能力之間構成了宏大的張力。近代以來西方社會科學的學科劃分是對上述張力的一種調適與分工，盡管這種不甚科學的分工已在認識論上將渾然一體的研究客體肢解，除了少數百科全書式的大師之外，任何單一學科的理論產出都難以全面、綜合地把握現實，而學科內部進一步的細分則將這種弊病繼續推進，以致于具有動態性、多面性和多層次性的社會本質在無限細分的學科與規范清楚明晰的概念中被固化和簡單化了。不過，假使以村莊為認知對象和共同研究地點的眾多分支學科與專門領域的學人能夠聚集在一起共同研究并經常性地深切進入溝通，那么上述弊端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克制：多維的視野與廣泛聯絡的眾多變量有利于突破某一領域中既有理論范式與思維框架的限制，讓描繪敘述、分析和討論包容現實的復雜性，進而讓靈動的理論建構更為逼近現實。此時，群體性的學術生產機制讓已然割裂的面向和層次重新融合，使得一群資質普通的研究者作為一個整體能夠發揮出宏大的能量。三、作為研究方式方法的村莊村莊并不僅僅僅是有著時空界線的客體，還是一種特別必要的立場與方式方法，我們形象地將其稱之為主位視角，以區別于從上往下看的官話與從外往內看的譯語。它強調從厚重的實證經歷體驗出發來看待中國本身的事物，避免在認識論與價值觀上根據西方的理論、概念來構造中國，把中國經歷體驗當成一個有待改造的材料，使中國本身的經歷體驗喪失申述的權利。詳細而言，以村莊為研究方式方法意味著在實踐場域中細致地解剖中國問題的內在邏輯，在一個個具有差異性的村莊中通過比擬、分析與綜合將超越詳細地點的中國問題盡可能完好地呈現出來，使其得以縱深、開掘和闡釋。以村莊為方式方法的優越性即在于它能夠將所研究的特定問題展現得更為飽滿和準確，讓文本化的詞更接近真實的物。舉例來講，一些學者通過大量訪談上訪戶和搜集上訪事件的資料進行信訪研究，得出的結論是農民權利意識開場覺悟，上訪農民是維權戰士、民主斗士，上訪成為政治問題，因而，解決問題的方向是要賦予農民個體以權利。①我們不得不講，上述維權范式出現了對農村基層形勢的誤判，其對基層政權性質的認識以及對信訪制度的看法出現了較大的偏差，這與農民上訪行為弱政治性與非組織性的現實明顯不符。而其原因，則是研究方式方法的天然缺陷：一批特殊個案的材料脫離其生活世界而集中，案主所處的日常生活環境、輿論氣氛與社會互動被屏蔽起來。相比之下，若以村莊為方式方法，將上訪個案放在鄉村內部整體考察，則得出的結論是基層治權的弱化導致農民上訪的增加，農民上訪并非源于爭取權利，而是在國家權利退出農村后向父愛主義的政權尋求幫助。與此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比方我們對農田水利的研究，②對農村糾紛的研究，③對農地制度的研究，④對農民自殺的研究等等，⑤這些研究以村莊內部實態為基礎，將特定的中國問題置于整體語境之中，在厚重經歷體驗的基礎上進行概括和理論化，并以能否有效解釋和恰切理解中國現實為標準在中觀層次上不斷對話和積累，漸漸構成了華中農村研究的本土化特色。四、作為學術擔當的村莊農村研究是中國研究乃至社會科學研究的一部分，但又不僅限于此。事實上，一份艱巨的責任感已在一批學人的心頭扎下根來，成為凝聚精神和激發行動的不絕動力。群體性地走出書齋，浸淫于田野，不僅能夠在共同的調查、討論與生活中生發友誼、構成團隊，也會育成對國家與社會的現實關心。這種接地氣的研究方式有著對現實問題的敏銳感悟，對民眾焦慮的親身體驗，對制度實踐的近距離審視，這有助于研究者在提問時構成有意義的真問題。而當我們有意識地以村莊為方式方法〔而非對象〕來延伸和拓展研究之時，片段式的微觀經歷體驗便在尋求整體關聯及與宏觀理論的穿梭往復中去除了狹隘性。此時，村莊研究就絕不僅僅只是一個細小的學科領域，它已成為具有主體性的中國研究得以成長的突破口。回首歷史，每當一個民族陷入迷茫的時段，即是思潮涌動、大師輩出的年代。今天又到了新的歷史時代，全世界都處在嚴峻的困惑中，中國也不例外，不知道改革向何處去。所有既成的形式和方案都無法照搬，由于這些形式本身也處于危機之中。19世紀以來西方社會科學對當代化進程進行理論抽繹所構成的聲稱具有普適性的經歷體驗已經成為一種意識形態，中華民族不可能繼續這種形式，我們的人口、資源以及在世界體系中所處的位置，這些起點因素的不同決定了中國必須探尋求索自個的道路。換句話講，我們要考慮的是往何處去，怎么去？的問題，這個問題的前提條件與西方經歷體驗有著如此的不同，以致于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