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

我國現階段的國民收入分配問題研究，應包括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國民收入在政府、企業和居民三大主體之間的分配格局，表現在國家統計局編制的中國資金流量表上，就是政府部門、企業部門、住戶部門間資金流量的比重；第二個層次，是上述各分配主體內部的分配格局。目前，國內關于第二層次收入分配的研究成果已經不少，而關乎促進消費、轉變發展方式的第一層次收入分配研究則亟待深化。為此，本文的注意力將集中于第一層次即重點研究國民收入在政府、企業和居民三大主體之間的分配格局，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為目標，提出兼顧中長期方向與近期可操作性的對策建議。一、我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主要表現從收入形成的角度看，國民收入在政府、企業和居民三大主體間的分配包括兩個階段①：第一階段是國民總收入的形成以及在三大主體之間的初次分配；第二階段是國民可支配收入的形成以及在三大主體之間的再分配。通過分析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992-2005年資金流量表中的相關數據，可以看到，我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無論是初次分配，還是再分配，都過多向政府和企業傾斜，導致居民收入所占比重持續下降。(一)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持續下降自1992年以來，總體看，在我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部門所占比重基本穩定，企業部門所占比重持續上升，而居民部門所占比重則以較快速度下降。圖1和圖2顯示，政府部門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呈現小幅波動，總體上升了0.91個百分點，從16.57％上升到17.48％。企業部門所占比重從17.37％波動上升到22.93％，上升了5.56個百分點。而居民部門所占比重則從66.06％波動下降到59.59％，下降了6.47個百分點。以1999年為界，此前，政府、企業和居民部門間收入分配格局相對比較穩定；此后，部門間分配格局發生顯著變化，居民部門收入增長速度不僅大幅落后于企業部門，而且還慢于國民總收入的增長速度(表1)，結果是居民部門所占比重的快速下降，企業部門所占比重快速上升(圖1、圖2)。2006年后，形成現有初次分配格局的主要影響因素(將在本文第二部分討論)并未發生明顯變化，按此趨勢，目前我國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可能進一步下降到54.5％左右。(二)再分配后的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也呈下降趨勢圖3和圖4顯示，在1992至2005年的14年間，經再分配后形成的可支配收入，政府部門所占比重穩中微升。企業部門所占比重持續上升且升幅很大，而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則呈持續下降趨勢，從68.34％下降到59.41％，下降幅度在8.93個百分點，比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比重的下降幅度還多2個百分點。1999年以后，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大幅落后于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也落后于國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表2)。這表明，1999年以來的收入再分配機制，未能將企業收入向居民部門做適度轉移，而是進一步強化了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比重下降的趨勢。按此趨勢推算，2006年后，居民部門所占比重可能進一步下降到51％，企業部門所占比重可能提高到25.1％，政府部門所占比重可能提高到23％。二、我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比重低的原因分析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居民部門的可支配收入主要決定于居民的勞動報酬、財產收益和部門間的收入轉移機制。根據我們對上述三大影響因素的研究，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低的原因，在初次分配層面上，主要是低端勞動力比重快速上升及要素投入中資本快于勞動導致勞動報酬相對下降，以及特殊的資產所有權結構導致的居民財產性收入占比較低；再分配層面上，主要是國有企業紅利未向政府作實質性轉移，使政府無法有效降低居民的收入稅及社保繳費水平。(一)關于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大幅下降2004年之前，我國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居主體地位，其比重超過50％；而2004年之后，這一主體地位逐漸被代表資本收入的固定資產折舊和營業盈余所取代。且從1995年開始，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2007年達到39.7％，大體下降了近10個百分點。與之相對應，作為企業收入的固定資產折舊及營業盈余占比從1998年開始穩步上升，2007年達46.1％，大體上升了7.3個百分點；作為政府收入的生產稅凈額占比呈小幅上升趨勢，從11.7％上升到14.2％，大體上升了2.5個百分點(圖5)。圖5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大幅下降資料來源：利用《中國統計年鑒》1994-2008年卷中“地區生產總值收入法構成項目”相關數據計算，以各地區收入法生產總值之和近似替代收入法國內生產總值。日本、韓國、美國、德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與農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呈反方向變化(圖6)。目前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勞動者報酬在要素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平均在50％以上；這些國家與我國現階段相似的人均GDP3000美元階段(如20世紀70、80年代)，勞動者報酬所占比重平均為50％左右。而我國的這一指標目前為39.7％(2007年)，不僅大幅低于同期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發達國家在相似發展階段的水平。尤為重要的是，1993-2007年，我國勞動者報酬在初次收入分配中所占比例，不僅未隨著農業就業人口比重的下降而上升，反而大幅下降約10個百分點(圖7)。圖6各國勞動者報酬占比與農業就業人口比重之間的關系資料來源：根據《國際統計年鑒》有關年份數據計算圖7我國勞動者報酬占比、第一產業就業人口比重及農民工就業占比的變化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4-2008年卷中“地區生產總值收入法構成項目”相關數據計算，以各地區收入法生產總值之和近似替代收入法國內生產總值；《中國勞動統計年鑒》1995-2008年卷中有關數據。受可及數據限制，以城鎮單位就業的農村勞動力(指城鎮單位中戶糧關系在農村的就業人員)占城鎮單位就業的比重近似替代農民工在就業中所占的比重②為什么隨著農業就業人口比重的下降，我國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不升反降？可能主要源于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1、勞動力過剩背景下的農民工比重快速提高。一國或經濟體各類生產要素價格，主要與要素稀缺的差異程度有關。我國農村勞動力長期過剩，大批的農村勞動力涌入城市，導致低端產業工人的勞動報酬被壓低到生存工資水平。而在以承接發達國家低端產業為特征的工業化進程中，農民工總數從1990年的3200萬人增加到2006年約1.31億人，農民工占全國就業人口的比重也提高了近12個百分點(從約5％提高到17％)。因此，盡管我國非農產業就業人口比重持續提高，但低工資就業人口在總就業人口中的比重升速更快(圖7)，勞動報酬中低工資的權重也越來越大，進而導致勞動者報酬整體水平較低且呈相對下降趨勢。2、資本要素投入增速大幅快于勞動要素投入。有研究表明③，勞動報酬在我國三次產業中所占的份額，農業部門最高，第三產業次之，工業部門最低。我國正處于重化工業化階段，資本密集的重化工業漸成國民經濟的主體，此階段的生產要素投入增速，資本快于勞動(圖8)。1991-2007年，我國資本形成總額年均增長18.44％，勞動力就業年均增長1.02％。在要素邊際報酬率不變的條件下，資本投入快于勞動投入，勞動所占收入份額必然下降。而我國勞動要素供給長期過剩，使勞動報酬所占份額下降的條件更為充分。圖8我國勞動和資本投入增速比較資料來源：《中國統計摘要2008》和《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08》3、勞動者權益保障制度不完善。我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制度一直不夠完善，一些地區相關法規的執行明顯向資方傾斜，勞動者正當權益未能得到有效保護，也對勞動者報酬在要素分配中占比較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二)關于居民財產性收入占比較低所謂居民財產性收入，一般是指家庭擁有的動產(如銀行存款、有價證券等)、不動產(如土地、房屋等)所獲得的收入，包括出讓財產使用權所獲得的利息、租金和財產運營所獲得的紅利、財產增值等。在市場經濟國家，財產性收入是居民部門可支配性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④在與我國1992-2005年發展階段相似的上世紀50、60年代，居民財產性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大體在12％左右，80年代至今一直維持在15％至20％之間(圖9)。英國80年代后的變化趨勢與美國近似，具體的占比低于美國3—5個百分點。而我國1992-2005年間居民財產性收入占國民初次分配收入的比重，最高是1994年的5.8％，以后持續下降，到2005年降為2.51％(圖9)，與同發展階段的美國比，低近10個百分點，與80年代后的美國、英國比，低10—14個百分點。圖9中國與英美居民部門財產性收入占國民初次分配收入的比重的比較資料來源：《中國資金流量表歷史資料1992-2004》和《中國統計年鑒2008》；美國經濟分析局BEA和英國國家統計局NationalStatistics我國居民部門財產性收入占比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1、特殊的財產所有權結構。雖然同為市場經濟國家，但作為財產性收入的依據——經營性資產，其他市場經濟國家均以私人產權為主體，而我國則以國有產權為主體。根據現代經濟學的原理，市場經濟下初次分配的依據，首先是生產要素的所有權結構，然后才是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率。馬克思也說：“分配關系不過是生產關系的反面”。在政府占有可增值財產主體的條件下，我國居民部門的財產性收入所占比重必然較低。此外，我國的農地雖為集體所有，但政府對農民土地處置權多有限制，而最能產生財產性收入的非農用地，則由政府壟斷專營，從而盡管農民擁有可增值財產，也難有財產性收入。2、利率管制及資本市場監管缺失。利息收入是我國居民財產性收入的主體(1992-2005年，利息收入占居民財產性收入的比重平均為95.3％)。1994年后，我國儲蓄存款利率呈下降趨勢，而隨著利率的下降，財產性收入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也相應降低，從6.46％下降到4.17％(圖10)。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政府的價格管制(無論對產品還是對生產要素)，客觀上無法避免向企業利益傾斜，這是管制經濟學研究一致的結論。我國的存貸利差之大一直處于世界前列，說明我國的利率管制也不可能違背這一法則。政府管制下的存款利率相對較低，也就是居民部門向政府和企業部門提供的資本價格較低，結果就是居民財產性收入向政府和企業轉移。圖10存款利率與財產性收入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的關注注：圖中橫軸顯示的時間是1990年以來人民幣一年期存款利率的歷次調整；對財產性收入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的考察期間是1992-2005年。資料來源：《中國統計摘要2008》、中國人民銀行發布“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基準利率”、《中國資金流量表歷史資料1992-2004》和《中國統計年鑒2008》此外，我國資本市場中上市公司圈錢行為猖獗，對居民財產性收入也有較大的負面影響。我國A股市場誕生19年來，至今尚未形成規范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和分紅制度，或上市即虧損，或連續多年不分紅，侵吞或變相侵吞小股東利益的現象廣泛存在，嚴重損害了中小股東獲得資產收益的權利，嚴重堵塞了資本市場這一市場經濟下居民獲得財產性收入的主要渠道。(三)關于部門間收入轉移機制這里的部門間收入轉移機制，是指國民收入在政府、企業、居民之間經常性轉移的渠道，包括收入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政府投資收益、社會保險繳款、社會保險福利、社會補助和其他。合理的部門間收入轉移機制，可有效彌補初次分配的缺陷，形成期望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但我國目前的部門間收入轉移機制，由于以下兩個原因未能達到預期的目的。1、宏觀稅負過重。政府部門收入的主體是對企業和居民部門征收的稅收。雖然近幾年我國財政收入占GDP比例在20％左右，但加上預算外收入、基金收入和社會保障收入等，全部財政性收入(政府收入)占GDP比例大約為31％左右，已接近發達國家平均水平下限，遠高于發展中國家一般水平。宏觀稅負超越經濟發展水平，一方面會直接減少居民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因導致企業經營成本上升，也可能通過擠占勞動者報酬提高的空間而降低居民收入在國民總收入中的比重。2、國企紅利未能向政府作實質性轉移。圖11顯示，1992年以來，我國企業部門凈轉出收入在其初次分配收入中的比重，總體呈快速下降趨勢，從1992年的32.49％下降到2005年的11.64％，下降了約21個百分點；政府部門作為收入凈轉入方，獲得的凈轉移收入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從1992年的17.19％大幅下降到1998年的2.58％，之后又快速上升到2005年的15.9％；居民部門獲得的凈轉移收入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從1992年的3.56％波動下降到2005年的0.82％，總體呈快速下降趨勢。企業部門轉出收入的相對規模大幅降低，主要是因為國企并未因利潤總額大幅度增長而將紅利向政府作實質性轉移。而國企紅利不向政府轉移，居民部門獲得的轉移收入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也必然會快速下降。圖11轉移性收入在政府、企業和居民部門收入中所占比重資料來源：《中國資金流量表歷史資料1992-2004》和《中國統計年鑒2008》三、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基本思路考慮到我國現階段勞動力相對過剩的要素稟賦條件及所處的工業化重化階段要素投入結構的特點，短期內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會有太大的變化。此外，國企改革在認識上和實踐上都不是短期內能夠解決的問題，從而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也不是短期內就能實現的任務。合理調整我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應著眼于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重點是財產性收入分配的合理調整及其基礎—產權制度改革，統籌安排國有企業改革與社會保障體系完善，規范國有資本紅利上繳，推動降低居民尤其低收入階層的社會保障繳費負擔，使國有資產真正服務于公共利益，為促進國家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做出實質性的貢獻。此外，還應完善居民財產權益保障制度，放松土地管制，明確界定水、土地、礦產等自然資源的產權關系，建立合理的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強化財政的預算管理，嚴格限制國企管理層特別是高管的新酬水平，繼續推進電信、石油、銀行等具競爭屬性行業的市場化改革，建立基于市場經濟的現代監管體系，為和諧社會及可持續發展動力格局的形成，構建堅實的制度基礎。(一)長期措施1、統籌安排國有企業改革與社會保障體系完善。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這一基本經濟制度的框架內，應使居民共有資產有效服務于公共利益。目前最具可操作性的思路，就是有計劃地將經營性國有資產逐步轉入社保體系。除少數關系國家安全的行業可繼續實行國有獨資或國資控股外，各級政府的經營性國有資產，都應通過股權轉讓等方式，有計劃、有步驟地從競爭性行業轉入社保體系。根據相關數據估算，如將目前國企中的國有權益一半轉入社保賬戶，可增加社保資金3萬多億元。這對有效擴大社會保障覆蓋范圍，提高居民社會保障水平，降低居民社會保障繳費負擔，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進而促進消費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或將具有根本性的作用。2、放松土地管制。如前所述，我國的農地雖為集體所有，但政府對農民土地處置權多有限制。特別是目前的城市住宅建設用地管理，不僅缺乏彈性，而且已演化到了政府專營，成了地方政府的“財富之母”。從而盡管農民擁有可增值財產，也難有財產性收入。這也是房價過高，進而導致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的原因之一。為發揮土地權益保障對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土地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社會和諧的基礎性作用，必須放松土地管制，對土地權益保障做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制度安排。長期看，城市住宅建設用地的供給與價格，應在政府的城建規劃下，由土地所有者與使用者雙方自主決定；農村土地的交易，無論是所有權還是使用權的轉移，都應依法由買賣雙方直接交易，政府不應直接干預。3、完善資本市場監管體系。要從完善規則、嚴格執法、擴大公眾參與三個方面完善我國的資本市場監管體系，實現有效的資本市場監管，約束資本市場上的過度投機行為。要下決心在制度層面上解決國有控股企業的治理結構問題，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從根本上消除目前大股東(尤其是國有大股東)為所欲為、瘋狂圈錢的制度漏洞，切實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4、建立合理的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在我國，水、礦產等自然資源為國家所有，資源收益理應在財政收入中占有較大的比重。但我國目前每年資源稅費收入最多不過200多億元，在財政收入中占比一直低于1％，基本沒有體現資源的合理價值。近年來一些資源型產業效益所以大幅提高，除市場因素外，資源的低價甚或免費獲得是主要原因。因此，所謂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本質上是國民收入如何分配(在我國現階段，主要是公共資源的分配)問題。為此，首先應清晰界定國有資源產權，厘清資源開發中的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間的財產關系，在此基礎上，引入公開、公平、公正的交易方式，核心是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形成合理的資源價格形成機制。(二)近期對策1、國有資本紅利上繳財政以降低低收入階層社保繳費水平。我國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在國有企業使用的國有資本規模不斷增加⑤、國有企業利潤迅速擴大的情況下⑥，作為資本所有者的政府及其所代表的全體人民，并未獲得相應的投資收益。若以2003-2008年國有企業稅后利潤(不包括國有金融企業)平均水平為標準，并進一步擴大執行范圍到國有金融企業(按照國有商業銀行資產總額估算凈利潤)，參照上市公司分紅比例(40％)和國有股權比重，最保守的估算，國企每年應上繳財政的國有資本紅利也在2000億元以上。近來國資委推行的國有資本預算管理，雖使部分國企開始上繳利潤，但實際上國有資本收益仍在國企圈子內自我循環⑦，國有資本服務于公眾利益的原則無從體現。為此，應全面、徹底推行國有資本紅利上繳制度。作為出資人權利和政策目標，國有資本收益原則上應全部上繳財政，續存國企所需發展資金，應主要通過資本市場籌集，如必須動用國有資本紅利，應經財政部門批準。國企上繳的國有資本紅利，應主要用于社保支出，以相應降低低收入階層社保繳費水平。2、適度降低宏觀稅負，嚴格財政預算管理。通過規范國家資源性收入和國家資本紅利收入，有助于改善政府與企業部門之間以及企業部門內部的收入分配結構，有助于形成穩定、規范的政府收入機制，并可增加政府的收入能力，為降低宏觀稅負創造必要的條件。在此基礎上，當前應對危機所實施的結構性減稅政策可繼續堅持，以有效降低宏觀稅負，減輕企業和居民的稅收負擔，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此外，還應建立科學、有效的預算管理體制，杜絕已持續數年的以收定支、多收多支現象，從制度上保障宏觀稅負的合理下降。3、嚴格限制國企管理層的薪酬水平，保障國家資本性權益。近年來我國國企管理層特別是高管的薪酬水平有向發達國家大型企業甚至是跨國公司看齊的趨勢。但從承擔的風險程度看，國企管理者與私企管理者差別巨大，不合理的高薪既背離了人力資本市場的運行的基本原則，也是對公共利益的侵占。因此，必須嚴格限制國企管理層薪酬水平，不僅應建立與國企性質和特點相符的獎懲機制，而且應使整體薪酬水平有較大幅度的下調。4、推進具競爭屬性行業的市場化改革和現代監管體系的建設。壟斷性行業的效率與價格關系國民收入的公正分配，因為在市場獨占或具有較強市場支配力的條件下，其成本可通過價格轉嫁給消費者。過高的成本或過高的利潤，都是對公共利益的侵占，對低收入階層的影響尤為明顯。近年來，我國壟斷性行業的效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成本上升過快的問題普遍存在，有些行業利潤過高也是不爭的事實。為此，必須繼續推進壟斷性行業的市場化改革和現代監管體系的建設。應放寬市場準入標準，降低進入門檻，鼓勵社會資本進入電信、石油、銀行等本應競爭而至今仍寡頭經營的產業，價格(包括利率)管制應增加彈性，在已形成競爭性市場結構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