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開放對收入分配影響理論研究的發展脈絡和進展,政治經濟學論文一、引言自20世紀80年代開場，伴隨著信息技術革命，人類進人了新一輪的經濟全球化時代。貿易開放作為經濟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在過去的四十多年里對世界各國經濟及社會的影響不容忽視。據世界銀行、世界勞工組織以及聯合國貿發會的資料顯示：在這一輪全球化浪潮中，世界各國都相繼積極施行貿易開放戰略，然而與此同時，不管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普遍都經歷著國內收人差距不斷擴大的挑戰。怎樣理解貿易開放條件下各國出現的收人差距擴大的現象，學界對此廣為關注。本文將厘清在不同時代背景下，貿易開放對收人分配影響的研究發展脈絡，梳理出該領域研究的最新進展，進而為考慮貿易開放條件下中國面臨的收入分配失衡問題提供有益的啟示。二、貿易開放對收入分配的影響①理論研究的發展脈絡〔一〕21世紀之前貿易開放對收人分配影響的理論梳理：宏觀框架21世紀之前，貿易幵放對收人分配影響的理論研究是建立在宏觀分析框架的基礎上展開的。這些研究通常是基于一國宏觀要素市場的觀察。學者們主要從要素價格機制、要素流動以及要素的空間聚集三個角度對該問題進行理論論證。華而不實，新古典標準范式下的要素價格機制是這一時期理論研究的主線。而關于要索流動的政治經濟學討論和關于要素空間聚集的新地理經濟學討論則是新古典標準范式外，另出現強資本、弱勞動問題，最終導致功能收人分配失衡，勞動報酬占比下降。除此之外，發展經濟學中的新依附論也以為外資的流入會解構東道國的社會構造進而增加東道國內部的收入不均等。綜上所述，20世紀之前貿易開放對收入分配影響的理論研究基本是圍繞勞動市場的觀察展開的。學者們主要討論的是貿易開放引發的功能收入分配失衡問題。這期間功能收入分配既包括要素之間的分配，也包括產業間或職業間近似功能意義上的工資差異。然而進入21世紀，隨著組織行為學、消費理論的發展，以及現實中各國介入貿易開放的形式逐步多樣化，貿易開放對收人分配影響的理論研究范式也出現了重大的改變。在新世紀對這一領域的理論研究更多地轉向了基于異質企業、離岸外包和消費偏好的微觀分析。〔二〕21世紀以來貿易開放對收人分配影響的理論進展：微觀框架進人21世紀，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不斷加深，貿易開放不僅對勞動市場產生了深遠影響，也帶來了企業組織形式和生產方式，以及消費者消費方式的改變。學者們開場嘗試從產業內部的企業間或職業內部，甚至是消費支出層面為收人分配問題尋求新的微觀層面的理論解釋。十分是最近幾年，在與產業組織、搜索成本以及消費偏好等前沿理論相結合的基礎上，學者們主要以企業為觀察對象，從異質企業、勞動市場摩擦、離岸外包以及消費偏好層面對貿易開放引致的收人分配效應進行理論拓展。但是這些理論分析當前尚缺乏內在一致的邏輯。1.關于異質企業的視角。近年來，在梅里茨〔Melitz2003〕等人構建的異質企業模型基礎上，學者們，如戴維斯〔Davis〕等人開場透過異質企業這一視角，嘗試為貿易開放的收入分配效應理論分析提供新的微觀分析基礎。異質企業模型以為企業間會由于介入貿易開放的程度不同，產生生產率方面的差異。在這里異質企業理論觀點的基礎上，勞動經濟學與國際經濟學領域的學者們通過不同模型闡釋了貿易開放是怎樣影響工資水平，進而導致了產業內的企業間工資收人差距擴大問題。戴維斯和海瑞根〔2007〕將梅里茲的異質企業模型與夏皮羅和斯蒂克里茨的效率工資模型相結合，從怠工的視角提出了梅里茨效率工資模型。該模型假定企業不僅存在生產率上的異質性，且在怠工的監督成本上也存在差異。企業為防止怠工行為，愿意支付效率工資，因而帶來了工資的差異。監督成本高企業〔高工資的企業〕在貿易開放后會因企業的低生產率和高監督成本而被淘汰。這就意味著貿易開放有利于減少企業間的工資收入差距。哈里森等人〔2018〕則進一步指出擁有更髙生產率的公司其雇員將更多地服務于海外市場，并被支付更高層次工資；而生產率低的企業則會裁員，或被進口競爭企業所代替，進而導致一國的工資總額中大部分份額集中于高薪的工薪階層。2.關于勞動市場摩擦的視角。當前在勞動市場存在摩擦的假設前提下展開的貿易開放對收入分配影響的討論也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熱門之一。21世紀以來關于勞動市場摩擦的討論，與20世紀特定要素模型在基本分析框架上有本質區別。特定要素模型是以赫俄的要素稟賦理論的比擬優勢和充分就業作為基本分析框架，而21世紀以來的勞動市場摩擦分析則是建立在異質企業和存在失業的基本框架內展開的。這一領域的研究者以為由于搜索成本和匹配問題，勞動市場必然存在摩擦，勞動者在勞動市場上并非是自由流動。因而，在這一意義上也是一種特定要素.不過此時影響特定要素收益變化的原因不是要素稟賦、比擬優勢，而是貿易開放引起的企業效率差異產生的產業內部的利潤重新分配。顯然這種分配是非平衡的。而特定要素必然會由于其所處的部門不同，其收益會遭到不同的影響。艾格和柯瑞克梅埃爾〔EggerandKreickemeier,2018〕根據梅里茨模型的結論即貿易開放會帶來企業生產效率和利潤上的差異，推出異質企業間的利潤存在差異，必然也會反映在工資層面上。因而工資會因企業不同而不同。該模型假定存在市場摩擦時，工人期望得到公正的工資①,因而企業即便在勞動市場供應過度的情況下，也會為鼓勵工人努力工作而支付更高層次的工資；該模型同時還指出貿易開放會帶來已就業工人平均工資上升，而失業率的上升會使平均工資相對于最低工資也上升，進而導致收人差距不斷擴大的問題。赫爾普曼〔Helpman,etal.,2018〕在異質企業理論的基礎上，將勞動市場摩擦、雇主與員工會談以及匹配質量和辨別能力分析引人貿易開放模型，將商品與勞動市場相結合，對貿易開放與工資差距進行了外兩個比擬重要的方向。1.新古典標準范式下貿易開放對收人分配影響的理論解釋。關于貿易開放與收人分配之間關系的研究最早能夠追溯到20世紀初。赫克歇爾〔Heckscher,1919〕首先將要素稟賦引人收人分配的理論研究。他以為貿易帶來的貨物流動是對要素跨國流動的一種替代，因而能夠減少要素在國家間的價格差異。其學生俄林〔Ohlin,1924〕在其博士論文中對此進一步做出了瓦爾拉斯式的一般平衡解釋。隨后斯托爾伯和薩謬爾森〔StolperandSamuelson,1941〕在其發表的(貿易保衛與實際工資〕一文中對貿易開放怎樣影響一國國內的收入分配問題進行了具體闡述。在其構建的2*2*2〔即兩要素、兩商品和兩個國家〕模型中，每個國家由于要素稟賦不同，在貿易以前存在商品的相對價格差異；假如開放貿易，每個國家都會出口其相對豐裕的那種要素密集型商品，進口相對稀缺的那種要素密集型商品，貿易開放帶來的兩國兩種商品的相對價格趨同，會導致各國國內兩種要素的相對報酬的改變，即貿易會使一國資源相對豐裕的那種要素的實際回報率增加，而相對稀缺要素的實際回報率下降，也就是著名的斯托爾伯-薩繆爾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Theorem,即SS定理〕。瓊斯〔Jones,1971〕在這里基礎上，進一步基于要素可能是固化于某一特定部門的現實，提出了特定要素模型。該模型得出了固化于出口部門的要素會由于貿易開放帶來收益上升，而固化于進口部門的要素會經歷收益下降的結論，進而為貿易開放的收入分配效應創始了短期分析基本范式。建立在赫俄學講基礎上的斯托爾伯-薩繆爾森定理〔SS〕和特定要索模型最終成為揭示貿易開放對一國國內收入分配影響機理的標準理論范式。此后迪爾多夫〔Deardorff,1982〕等人分別從要素、國家、商品三個層面對這一定理進行了n維拓展，但是基本的分析框架并沒有改變。華而不實，迪爾多夫〔Deardorff,1982〕將該SS定理的理論假設前提中的兩種要素擴展到了多個要素；戴維斯〔Davis,1996〕則將標準范式假設中兩個國家拓展到了多個國家，從多域的視角闡釋了由于區域比擬優勢有別于全球比擬優勢，進而對SS定理在地理方向上的多重解釋進行了拓展；而學者芬斯闕等人則將理論假設前提中的兩種商品拓展到多種商品，嘗試從中間品貿易的視角去解釋收人分配不均等存在的原因。他們假定每種商品具有不同的要素密集度，發達國家的中間產品，在發展中國家生產時就變成了技術密集型產品。因而，兩類國家對于技術密集型工人的需求都會增加，進口導致兩類國家的非技術工人和技術工人之間的差距都會加大。自20世紀70年代，伴隨著經濟地理學和制度經濟學的發展，以及跨國公司的蓬勃發展和產業內貿易的大量出現，有關貿易開放的收入分配效應的理論研究有了新的拓展領域。不過相關研究仍然沒有完全脫離勞動市場這一基礎的觀察視域。2.基于空間范疇的貿易開放對收入分配影響的理論拓展。藤田〔Fujita,etal.,1999〕等人以為在進口替代政策下，國內企業在區位選擇時，會傾向聚集在國內最終產品和中間品的中心地帶，以便減少運輸成本，進而會帶動吸引其他相關聯企業也向該中心地帶轉移，其結果最終會導致構成一個人口和經濟聚集區，而對于生產中的非流動要素而言，這種流動顯然是不利的。因而區域間的收入差距出現擴大趨勢。隨著貿易開放會打破原有國內區域要素聚集，進而改善不可流動的要素收入，由此減少區域間的差距，進而改善一國收入分配不均等狀況。梅西〔Massey,1988〕則從勞動力的空間分工視角詮釋了貿易開放通過產生一系列邊緣區域,導致大量崗位丟失，進而增加大量的剩余勞動力，最終造成區域間收人分配失衡。3.基于制度變遷視角的貿易幵放對收人分配影響的理論拓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的興起、技術變革的沖擊使得各國勞動市場都發生了宏大改變。貿易開放對收人分配影響的理論研究也由此產生了新的研究視域。學者們，如科羅蒂〔Cntty〕等從跨國公司引發的資本流動、勞動市場需求彈性改變等角度闡述了貿易開放是怎樣對一國的收人分配產生影響的。這些學者們以為貿易開放引發的跨國投資會增加勞動的需求彈性，或增加了資本的流動性以及選擇性。而這種狀況的發生無疑會改變勞動力與資本之間的氣力比照關系，進而也會對勞動市場和收入分配產生深遠影響。如資本的流動會削弱工會的氣力，導致勞動者議價能力下降，使得工會溢價無法實現，進而擴大勞動力與資本收人的差距；勞動市場需求彈性增加，不僅會使工資遭到外部沖擊的影響變得更大，而且會使得資本相對于勞動在貿易開放帶來的超額利潤的分配上愈加具有優勢。上述這兩種情況均會改變收入在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分布，一般平衡分析。他們以為勞動市場搜索和匹配摩擦是導致平衡失業問題存在的原因。出口企業相對于非出口企業擁有更大的規模和更高層次的生產率，這些大型且更有效率的企業更有能力排除那些低生產能力的工人，結果導致這些企業擁有高于平均能力之上的員工并且向他們支付高于非出口、低效率企業的工資。總的來講，上述理論研究基本都是建立在異質企業理論基礎上，均強調工資差距源于貿易開放企業擁有更高層次的生產率，進而為貿易開放的規模收人分配效應提供了微觀理論分析基本框架。這種新的理論發展方向與強調資源在部門間分配的傳統標準范式不同。該收人分配分析框架強調的是貿易開放對企業間、行業內的工資和就業分布的影響。3.關于離岸外包的視角。學者們近年來在芬斯闕和漢森的中間品模型的基礎上，運用傳統的比擬優勢分析范式，從離岸外包的角度討論了貿易開放對收入分配的影響。華而不實較有代表性的文獻來自于格羅斯曼和羅斯-漢斯伯〔GrossmanandRossi-Hansberg,2008〕他們假定各國相對要素稟賦一樣但是規模不同，企業生產差異化商品，生產經過由一系列流程組成，每一個流程都有溢出效應；流程能夠在國內可以以在國外完成〔外包〕，但是外包會帶來成本，不同流程外包產生不同成本，外包成本較高的流程則會在工資和總產出較髙的國家外包，成本最高的流程不能外包；外包作為一種帕累托改良式平衡，會帶來一定的收入分配效應。對于小國而言，假定不存在貿易條件改變，貿易開放會帶來非熟練技能工人收人上升進而改善收人分配；而對于大國而言，離岸外包會產生類似增加非熟練技能工人供應的作用，因而會導致低技術密集型產品價格下降。除此之外，布蘭查德和維爾曼〔BlanchardandWillmann,2020〕在假定存在技術水平多樣化〔即給定技術水平臨界值，一個國家既是非熟練技能豐裕的國家，同時也是高技術豐裕的國家〕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導出貿易開放帶來的生產外包會導致中間階層的消失，進而出現收入分配的極化現象。4.關于消費偏好的視角。近年來也有學者嘗試從消費層面對貿易開放的收人分配效應進行創新研究。如法吉爾鮑姆〔Fajgelbaum,etal.,2018〕從消費者層面對貿易開放帶來的實際收人分配變遷問題展開理論論證。在他們的模型中，假定一國只要一種生產要素即勞動力，但勞動力并非同質，其分布是外生決定；該國有2個部門，一個是完全競爭的、生產同質產品的部門，一個則是壟斷競爭的生產水平或垂直差異化產品的部門；消費者的效用函數是同一的、非齊次的；貿易開放會帶來消費者對商品選擇的變化以及商品質量構成變化。因而，當高質量產品的運輸成本下降時，會導致資源由低質量產品的生產轉向高質量產品，進而使低收人消費者選擇范圍下降，降低其福利。盡管貿易開放并不影響名義收入分配，但是卻會對實際的收人分配產生重要影響。在他們看來，由于不同的收入階層消費不同質量的產品，貿易開放帶來的價格相對變化會使人們的真實收入產生變化，進而導致收人分配失衡。從貿易開放對收人分配影響理論研究發展的脈絡梳理中，我們不難看出該領域理論發展與其所處的歷史時代背景，以及相關其他領域的理論發展密切相關。總的來講，無論是宏觀分析還是微觀討論，學者們對于貿易開放對一國國內收入分配的影響并沒有較大的爭論。但是對于其影響的程度、方向，以及影響的渠道卻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三、貿易開放對收入分配影響經歷體驗研究的進展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通常需要通過經歷體驗研究得到驗證。伴隨著貿易開放對收入分配影響問題理論的不斷發展，相關的經歷體驗研究也在不斷豐富和拓展。〔一〕21世紀之前貿易開放對收入分配影響的經歷體驗研究21世紀之前的學者們對于貿易開放對收入分配影響的經歷體驗研究大多都是在經典SS定理假設基礎上建立的模型，通過對不同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或轉型國家的數據進行檢驗，進而得出相應的經歷體驗結論。這些文獻中絕大部分的經歷體驗觀察都是基于對熟練技能工人與非熟練技能工人之間的工資收入差距或出口與進口部門工人之間工資差距展開的評估。然而，即便是面對同一經典理論假講，學者們得出的經歷體驗結論卻迥然不同。一些學者以為貿易幵放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一國國內收人分配狀況。如伍德〔Wood,1998〕和里瑪〔Learner,1996,1998〕從勞動市場的需求角度對貿易收人分配效應進行經歷體驗研究，他們以為貿易開放是導致收人分配失衡的重要原因。在這些學者看來，價格是由邊際成本決定，主張貿易開放的傳導機制在于價格而非數量是考慮問題的關鍵。貿易開放而非技術進步會通過產生要素需求發生偏向轉移，使得非熟練勞動密集的商品轉到發展中國家生產，進而導致要素市場價格發生變化。因而，在這些學者看來，南北貿易增長是導致熟練技能工人相對工資上升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貝耶爾等人〔Beyer,etal.,1999〕通過對智利的數據進行檢驗，得出結論也支持了貿易開放是造成一國國內收人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的觀點。芬斯闕和漢森〔1997〕在對墨西哥1975~1988年制造業相對工資的研究中發現外資加工企業的增加能夠用來解釋該國非生產工人工資份額上升中45%的部分，因而得出了中間品貿易會帶來發展中國家工資差距擴大的結論。安德頓和布倫頓〔AndertonandBrenton,1997〕在對1970~1983年英國的經歷體驗觀察結果也顯示進口是導致該國技術工人工資上升的重要原因。另一些學者則以為貿易開放對收人分配的影響較小。如弗里曼和凱茨〔FreemanandKatz,1991〕等學者的研究，發現進口競爭對部門間就業變化有重大影響，但對工資影響較小；勞倫斯和斯勞特〔LawrenceandSlaughter,1993〕也通過美國的經歷體驗數據研究，發現進口的相對價格并未下降，熟練技能工人的相對供應也未急劇上升，因而得出貿易對工資的影響不顯著的結論；克魯格曼和勞倫斯〔KrugmanandLawrence,1994〕則進一步指出技術進步而非貿易開放是導致工資收人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克魯格曼在一般平衡模型基礎上，推算出不斷上升的南北貿易對熟練工人的相對工資上升奉獻率僅為約3%;克萊恩〔Cline,1997〕以為貿易在大學與高中程度工人工資差距擴大中的作用占6%;另外，勞動經濟學家如鮑哈斯、弗里曼和凱茨〔Boijas,FreemanandKatz,1997〕等人在供求分析框架下，將進口作為國內勞動供應的加項而將出口作為減項，對熟練技能工人與非熟練技能工人之間的工資性收人差距進行分析，他們的經歷體驗研究結果顯示，貿易開放和移民對熟練技能工人的相對工資上升大約有20%的奉獻率，華而不實貿易開放的奉獻度僅有1.4%.除此之外，漢森和哈里森〔HarrisonandHanson,1999〕對墨西哥1984~1990的數據分析得出，在貿易開放經過中熟練技能工人的相對工資是由于產業內相對工資變化引起的，而貿易開放引起的就業和相對工資的變化應該是在行業間發生，進而得出墨西哥的貿易開放度加深，固然對增加收人不平等起了作用，但不是唯一的原因，行業內相對工資變化意味著有其他因素影響到工資差距。可見，基于傳統的新古典標準范式下的經歷體驗研究并沒有使學者在這一問題上達成共鳴，反而充滿了爭議。而且，經歷體驗觀察顯示行業內的工資差距在工資收人分配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這是傳統理論無法解釋的。〔二〕21世紀以來貿易開放對收人分配影響的經歷體驗研究鑒于上述眾多的爭論，從貿易開放的視角討論一國收人分配格局變遷問題還有賴于增加新認知、采用新方式方法。進入21世紀后，隨著貿易開放對收人分配影響理論研究的擴展和范式改變，以及統計和計量經濟學的極大發展，關于貿易對收人分配影響的經歷體驗研究也在不斷延伸。〔1〕基于經歷體驗研究方式方法上的進展。隨著計量分析技術以及相關大型數據庫的不斷完善，跨國面板數據分析為貿易開放的收入分配效應分析提供了更廣泛的技術和數據支撐。盡管異方差問題還是那樣沒有得到完美的處理，但是跨國經歷體驗數據從信度和效度角度都相對于單純的時間序列研究和截面研究具有更高層次的解釋力。米蘭諾維科〔Milanovic,2002〕通過對1988年和1993年90個國家的住戶調查數據考察開放經濟和FDI對收入分配的影響，研究發現貿易開放的收入分配效應受其初始收入水平的影響，如初始為收人水平低則富人從貿易擴張中獲益，而初始為高收人水平則低收人和中等收入水平群體受益。佩里和歐拉瑞珈〔PettyandOlarreaga,2006〕通過對17個拉美國家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數據分析得出貿易開放會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結論，并提出對外貿易會引發技術偏向型的技術進步，進而導致多數行業對技術工人的需求增加的結論。然而，菲基尼〔Figini,2018〕利用1980~2002年間的100個國家〔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數據，研究發現外資流入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是先上升后下降的非線性關系，而對于發達國家則是有利于工資差距縮小。〔2〕由于異質企業理論新范式的出現，相關的經歷體驗檢驗也應運而生。如尚克〔Schank,etal.,2007〕通過對1994-2005年德國的雇主與雇員數據研究證明了出口企業的工資溢價在出口之前即存在，因而生產效率的提高并非是出口而是自選擇效應，由此也就推出出口企業并不存在工資溢價問題。阿買提和戴維斯〔AmitiandDavis,2008〕使用1991~2000年印度尼西亞的數據進行經歷體驗研究，發現貿易開放確實提高了那些出口或全球化程度更高層次企業工人的工資，同時也降低了那些由于開放而被邊緣化，或僅僅面向國內市場企業工人的工資。赫爾普曼等人〔Helpman,etal.,2020〕通過對1986?1998年巴西的數據進行經歷體驗研究，發現巴西制造業的工資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業間的差距造成的，而華而不實出口企業與非出口企業之間工資又能夠作為重要的原因來解釋企業間工資差距。阿克曼〔Akennan,etal.,2020〕等人則進一步對瑞典2001~2007年間的數據進行檢驗得到了與赫爾普曼〔Helpman〕等人研究相一致的結論，即出口企業與非出口企業之間工資存在顯著差異。上述經歷體驗研究大多利用微觀企業數據來檢驗貿易開放的企業間工資差距效應。盡管多數以為存在出口企業工資溢價，但關于貿易開放的奉獻的大小在不同的文獻中結論不盡一樣。除此之外，在對經歷體驗研究文獻的歷史梳理中，我們不難發現經歷體驗研究的主要觀察對象最初大部分集中在對發達國家內部不平等影響上。而進人20世紀90年代后期，隨著拉美危機和中東歐國家轉型中出現的收人差距過大問題，學者們開場轉而關注貿易開放對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的收人分配影響。進人21世紀以來，在兩次經濟危機〔2001、2008〕的背景下，貿易開放對發達國家國內收入分配的影響再次遭到關注。然而，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不同歷史時期的數據得出的結論并不一致。總的來講，學者們對于貿易開放對收人分配存在影響的認知基本一致。然而，影響的渠道和作用機理卻存在較多爭議。這主要是由于理論假設前提不同、經歷體驗分析方式方法不同，亦或是數據選取差異造成的。除此之外，考慮到國情差異，在邏輯遞歸下構成的經歷體驗結論可以能會由于過于典型而無法用于分析某一詳細國家。因而，針對中國伴隨著貿易開放而日益凸顯的收入分配失衡問題，我們既需要充分學習和了解國外的理論和經歷體驗研究成果，同時還應對上述研究成果在中國的適用性進行深切進入的討論和分析。在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已接近60%的今天，把握貿易開放這一重要特征顯然是理解中國當下收人分配失衡窘境不容忽略的重要環節。現前階段，運用巳有的研究成果來考慮貿易開放對中國收人分配失衡加劇的影響渠道和作用機理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系統地考察與分析究竟是何種機理，或哪幾種機理共同導致了中國收入分配失衡，是將來有效解決中國收人分配失衡問題的基礎和前提。以下為參考文獻：[1]HeckscherEF.TheEffectofForeignTradeontheDistributionofIncome,1919.[2]OhlinBG.TheTTieoryofTrade,1924.[3]StolperWF,SamueIsonPA.ProtectionandRealWages[J].TT?eRe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