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隨筆名家、新人與女性作品

與過去的幾年相比，2006年的散文隨筆仍然沒有大波大瀾，當然也并沒有消減創作的火熱情勢。較之過去，網絡寫手成為了一種新的文學現象，很多發在網絡上的作品被報刊拿去變成了鉛字。人們追尋更加自由的創作方式、更加隨意的述寫內容，這樣就有了更多的新散文，有了更多的新面孔。自然從中也可以看出這些寫手較高的文化水準，對事物有較強理解能力，因此也就讓我們看到了散文終究是在向前發展著，有著廣闊的變革空間。1.名家散文開新葩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有成就的作家仍顯寶刀不老，雖然數量并不算多，但寫出的文字一篇是一篇，透顯出扎實的文學功力和他們那種認真執著的態度。這里，特別要提出幾篇反響較大的作品。范曾的《何期執手成長別》（載《十月》2006年第6期），實乃大器細工，其感潤于文，其情透于紙。他把與數學家陳省身先生數十年的友情寫得細膩感人，而陳省身這位數學大師做事與做人的性情與態度，在他的筆下神情畢肖又神采飛揚，他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正直、嚴謹、熱情、理性的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形象，并從中看到范曾先生、陳省身先生、楊振寧先生三人之間無私無欲互敬互愛的友情。大師級的友好，大師級的境遇，大師級的性情，大師級的思想，全然融入了大師級的文字，而又從中溢放開來，讓人慨嘆出一幅生動畫卷。文著一氣呵成，誦讀一口而終，從中可感者超越“數”之數矣。這里僅引幾段文字借以說明：赤橙黃綠、宮商角徵、芳草奇卉、甜蔗苦蓮，那有色、有聲、有香、有味的事物，斑駁錯雜、陸離紛陳于前；宇宙洪荒、龍光牛斗、滄海廣漠、崇山峻嶺，那至大、至高、至奇、至妙的景象，窮方竟隅，并生遍列于后。迅雷激電、飄風驟雨、兔起鶻落，那是速度的光榮；晨暉夕陰、朝花夕拾、青絲白發，那是時間的慨嘆。這一切，佛家說都是“空”，一切的描述都是皮相之判。然而這皮相的背后，有人偶開只眼，看到了“數”，他們之中的大智大慧者稱為數學家。文章開篇遼闊、大氣。我第一句開頭劈臉詢問：“今天會場上誰的數學最好是不用說了，但你們知道今天這大會上誰的數學最差？”全場哄堂大笑，因為臺下坐的是全國各地的數學家、教授、博士生，最低的是數學系本科生。“從大笑中，我知道了你們的答案，當然很慚愧，是我。然而我要問你們，什么是數學？”這咄咄追問使會場頓時大為活躍，我不免回過頭來看陳省身一眼，他正為我剛才的話笑聲未止，瞪著他的一雙大眼，揣度我又會出什么厥肆之詞：“數學，無色、無聲、無香、無味，看不見摸不著，但它無所不在、無遠弗屆、無所不包，沒有‘數’的奇絕的構成，天地不是道家的混沌，便干脆是佛學的一片空白。”雷鳴似的掌聲掩蓋了我數學知識的淺陋。描寫場景傳神、風趣。大師必具條件有三：智、慧、靈。智，不光是好學可得，這并不有悖《中庸》“好學近乎智”的結論，好學者，只是“近乎”，而達到峰巔的“近”，宛若奧林匹克運動會短跑冠軍劉易斯的成績，恐怕得等一個世紀的努力才能打破。以此知這“近乎”不是“等于”。而慧，則是來源于先天之根性，佛學所謂“慧根”者也，生物學所謂DNA者也，那就是只屬慧能而不屬神秀的質的分際了。有智矣，有慧矣，而無靈，亦不足為大師，靈者，似有似無的感悟也，忽焉近在睫前，忽焉遠在天邊；靈者，如夢幻、如泡影，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靈者，迅捷而來，迅捷而去，絕對留不下一絲痕跡。而靈，絕對是古往今來一切大師不可或缺的光照，它是物質的存在？還是精神的本體？不去詳為探討了吧！靈，在阿基米德浴室的澡盆，在弗萊明貯葡萄球菌的平皿，在貝多芬的音符，在帕格尼尼的琴弦，在陳省身的公式，當然也在某些人的畫筆。認知歸總智慧、深刻。結尾處更是氤氳出一個令人動情的氛圍：南開園的新開湖畔，深夜里一片燭光，上萬的莘莘學子，舉著閃動的蠟燭，向我心目中廿世紀最偉大的數學家告別。莊嚴肅穆，悄焉寂然，沒有哭聲，也沒有抽泣。只有無法慰藉的哀思舉起了崇高的無際光焰，象征著他智慧的光亮，這光亮曾照遍人類的幾何學圣地。這些年李存葆的散文創作始終把目光放在大視野大格局上，這也就體現出他的胸懷和精神，他不喜好那些花花草草，而矚目于江河湖海，他似乎一直在思索著人的生存問題，生命的質量，社會和諧的程度，他關注那些體現人類文明的美的事物，追尋理想的至上境界，他寫出過《霍山探泉》、《綠色天書》、《鯨殤》等，2006年又寫出了《神農架啟示錄》（載《人民文學》2006年第8期）。神農架作為地球同一緯度上唯一的一片綠洲，早就引起全世界生態學家的矚目。1990年，它即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吸納為“國際人與生物圈保護網”的成員；1992年，又被世界銀行全球環境基金組織列為“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永久示范地”。在“第一自然”稀少得寥若晨星的當今，神農架已不僅屬于湖北和中國，更屬于整個人類。正因為神農架的神，才使得它成為一塊沒被污染的凈土。當作者走入這塊凈土的時候，產生了更多的思索，關于綠色、關于植被的保護，關于大自然的恒久。作者以2006年暮春肆虐于北京的33萬噸沙塵暴為對應，引出了一個綠色蒼蒼的神農架，他除了對神農架這幀巨幅山水畫的贊美之外，也寫到了對當時作為全國四大木材基地之一的這片原始森林的濫砍濫伐、亂采濫挖、亂捕濫獵，他絲毫沒有猶豫地批評了那些失去理性的砍伐和殺戮，他歡喜地謳歌逐漸恢復了往昔那花花樹樹的紅香綠浪，山山嶺嶺的千嬌百媚。作者在結尾處再次提起沙塵暴給人們帶來的巨大影響，從而感嘆出最古老的常常是最年輕的，最原始的也常常是最珍貴的。作者寫道：“我踱步于金猴嶺那由冷杉組成的原始林旁，大吐大納，進行著氣自丹田的呼吸。在這每立方厘米中含有十幾萬個負氧離子的特級氧吧里，我感到人生的倦意在消失，生命的倦意在消失，懷疑生活的理由也在消失。”在小說創作的間隙，李存葆嘗試于大散文的寫作，他對待散文的態度是認真的，寫一篇是一篇，從不馬虎，他自己曾經說過寫散文要比寫小說的難度更大，而且不敢輕易為之。為能寫成一篇，他往往要進行充足的準備，實地踏訪，搜索素材，不打無準備之仗，在準備充足的情況下才動筆，所以他的文章可讀性強，感染力大，讀者可從中獲得很多的東西，不止是文字中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這可能也得益于小說家的才能，善于鋪排，善于敘述與描寫，再加上他深厚的文學功力。因此他也獲得過散文的最高獎項魯迅文學獎。季羨林晚年的散文總是神采飛揚，充滿靈氣與智慧，讓人領略出他寬廣的胸襟，樂觀向上的人生態度，如他的《八十抒懷》、《虎年抒懷》、《九十抒懷》，還有《清塘荷韻》、《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等等。2006年12月6日發表在《文匯報》的《懷念沈從文和許國璋》，則是另一種做法。自然平和，慢慢訴說，讓人看出一個老人親切溫和的情懷。這許是他的舊作，從中見出他與沈從文和許國璋三位大師級人物的友情。在這種看似平淡的交往中，卻隱含著可貴的人生態度。作者用不長的篇幅寫出沈、許兩位先生的人生際遇和處事態度，同時也就看出了季羨林先生對世事的理解。好久讀不到季先生公開發表的文章了，這次一讀倍感親切。蔣子龍的《穎影》（載《海燕·都市美文》2006年第8期），講述了一個真實的故事，一個天真活潑的女孩子甄穎影，十分渴望兵營的生活，她毅然決然地遠離了新疆的父母，到河北唐山的一個醫院當了一名戰士。初開始她是歡快的，她能寫一筆好字，能寫一手好文章，還會編演文藝節目，還會打籃球，很快成了軍營里的佼佼者。但就是因為她抵制了某位領導的“曖昧”，使她單純而歡樂的人生蒙上了一層陰影，她入不上團，更提不了干，心情長期處在壓抑之中，一個曾經陽光燦爛的女孩兒，竟變得有些消沉。好不容易她爭取到了該得到的東西，卻遭遇了史無前例的唐山大地震，被扒出來時她還活著，因為沒有搶救的條件，出血過多而離開了人世。作者對穎影是了解的，對穎影的成長經歷也一直關注著，但是他沒想到穎影在23歲那年會死去。作者細致地描寫了他去地震廢墟搜尋穎影的過程，他在穎影的墓地那一段寫得深刻感人。蔣子龍是一位小說家，在這篇散文中，他融入了小說的特長，直寫得聲情并茂，如見其人，如臨其境。張守仁《我日記中的橡樹林》（載《海燕·都市美文》2006年第3期）是一篇獨特的散文作品。作者有善記日記的習慣，數十年來他不知記了多少日記。也許是作者的一時興趣，竟想到了橡樹林三個字，這深刻于作者記憶中的橡樹林，被作者一個個翻出連綴成篇，就成了一個不錯的散文。時間跨度之大，又有著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時代背景，使這篇文章有了意味，經歷過的讀者或沒有經歷過的讀者，都會從這篇文章中找出自己的閱讀快感。可見作者是一個有心之人。他對文學、對生活的有心，對往事、對人物的有情，在這篇文章里全部透顯出來。近些年來，武俠故事、傳奇小說成了熱點，由此而拍成的電影和電視也很叫座，這是一個現象也是一種文化。南帆的《紙上的江湖》（載《海燕·都市美文》2006年第2期），就是以雜談的形式談到這種武俠文化。作者以八個關鍵詞“俠肝義膽、武功蓋世、人在江湖、劍俠情緣、葵花寶典、華山論劍、獨孤求敗、金盆洗手”作為立說點，揭示了武俠作品中寫作的奧妙，作者的智慧在于把看似深奧的武俠小說進行肢解。作者揭示出武俠作品的創作模式也好，指出不足也好，說明作者作為一個學者也開始深入地研究起了這種過去并不為人所看好的大眾讀物，因此《紙上的江湖》帶給我們的提示是多方面的。王充閭的《人生幾度秋涼》（載《十月》2006年第2期），寫的是張學良。對于張學良的事人們并不陌生，寫他的文章也不少，王充閭再次寫來，還能夠看下去嗎？這一看就看出了個性。前邊的就不必說了，談到了他的生平，他所經歷的事件，主要在后面寫出了一個生活中的張學良，一個坦蕩的又近乎天真的張學良。他更多的著筆是在張學良對待人生的態度上，作者寫道：他并非完人，更不是圣者，只是比同時代的許多人看得開一些，能夠拿得起，放得下。同他在一起，人們都感到很開心。他同一般政治家的顯著差別，是率真、粗獷，人情味濃；情可見心，不假雕飾，無遮攔、無保留的坦誠。這些都源于天性，反映出一種人生境界。大概只有心地光明、自信自足的智者、仁人，才能修煉到這種地步。作者對張學良的評價也是認可了一種人生態度，不管在什么樣的高位上，不管是春風得意，還是遇到什么挫折，都應該拿得起放得下，都應該心地光明，坦蕩磊落。作者這樣寫張學良：一般講，傳世、不朽要借助掀天事業或者道德、文章，即所謂立功、立德、立言。可張學良靠什么呢？后兩方面，談不到；而前者，他的政治生命很短，36歲就中止了，以后足足沉寂了65年。沉埋于歲月塵沙之中，完全被世人遺忘，當是情理中事。可是，實際情況恰恰相反。不獨海峽兩岸，包括世界范圍內，張學良都是一個極具傳奇色彩和人格魅力有著無限的可言說性的當紅角色。這就是作者文章的高度，看這樣的文章，不僅是一種溫習，更是一種獲取。“○”是所有數字之中最具神秘色彩，最具宗教哲學內涵的一個數字。詹克明作為一個科學家，這些年一直在思索著自然科學與人類生存的諸種問題，其又獨具思想地想到了數學符號“○”。《彼岸之“○”》（載《文匯報》2006年8月25日）涉及一個從“有”到“無”的問題，從“生”到“死”的問題，“○”是具體的，又是抽象的。作者更是深刻地點到了宇宙大爆炸的“○”點問題，作者寫道：人類與生俱來地有種探究事物最深層本原的終極情結，總想通過層層剝析尋求到得以構成所有物質的“不可再分”的終極元素；總想找出演繹宇宙所有因果聯系的終極源頭；總想達到僅憑幾條根本大法就能夠完全概括大自然深刻本質的終極答案。總之，就是想畢其功于一役地完成對我們這個宇宙的最后追問，讓所有事物全都納入一個簡單的，具有普遍性的統一框架之中。對彼岸之“○”的追問也正是這種終極情結的反映。作者在散文中提出了科學領域的問題，讓我們感到耳目一新，也讓我們感到散文的廣闊性和多源性，這種自由的文體更容易讓不同領域不同愛好的人們涉獵與運用。2.新一代散文家讓人眼亮有些不能算老寫手，看他們的名字有點陌生，但他們也許寫了很長時間，也發了不少作品，猛然有一兩篇作品讓人眼亮，就會慢慢地被人記住，被人關注，關注得多了自然也就成了名家。張宏杰的《王莽本紀》（載《當代》2006年第1期）是融合著小說等手法的散文作品，新意在于突破了傳統散文的做法，將筆力放在場景與人物描畫上，從中可見生動的生活畫面、時代背景和人物特征。作者沒有把王莽簡單刻畫，而是給他以多側面的重塑，讓人們看到了一個形象逼真的歷史人物。作者是一個從事金融工作的業余作者，這些年來作者以他成熟的文學造詣，試圖與余秋雨一爭高下，他曾經出過一本寫歷史的書，封皮上就打著“叫板余秋雨”。看似一個有些狂妄的后生，真正讀其文章才感到言過不其實，他一定是把歷史吃得很透，把人物琢磨得也很透，知道在哪里用筆下勁，而最主要的是他能有自己獨特的思想，獨特的認識，讓人們在閱讀中由史及今悟出很多東西。還有一篇《大遼之寧》，作者陸萌，載2006年第1期《海燕·都市美文》，寫遼寧及其廣闊的東北大地。這是怎樣的理解：在浩瀚無垠的北方大草原，契丹是一個扶搖而上、搏擊長空的鷹之族。華夏文明的發展史，可以說是綠色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綠色文明”與黃色土地上的農耕民族的“黃色文明”，在頻繁的交往和征服中，不斷融合和進步的歷史。炎帝和黃帝的北南之戰，開創了華夏文明的先河。這是怎樣的情懷：“大遼”，是一個情結。一方水土養育了一方人，我們踩著契丹人逶迤的腳印，心靈撞擊著歷史文明的碎片，渴望燃燒起激情去追趕光明。這片土地因“遼”而榮，因“遼”而興。寧，是社會和諧的標志，和諧，是人類永存的永恒主題。和諧的理念進入價值體系、道德倫理、哲學思維、傳統觀念和職業修養，是一個漸進的文明過程。寧是溫馨的，和諧是美好的。寧與和諧的堅實基礎是法，有法依托，才不會成為空中樓閣。“遼寧”，是遼山遼河遼人之安寧。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四方寧靖，國泰民安。這篇不算太長的文章，以濃縮了的文字讓我們感受到了一個漫長的歷史畫卷，這個畫卷是那樣的源遠流長，大氣磅礴，作者的駕馭能力讓人欽佩。劉志成的《一條歌的河流》（載《中華散文》2006年第9期），以陜北民歌作引子，一曲一曲的引出黃土高坡的生活。我還是引用文章的一段話：美國記者斯諾曾在《西行漫記》中說：“走向陜北，才看到一個真正的民族。”而我想說的是：就是這“唱一聲千般苦處，歌一句萬種感慨”的酒曲山曲，用它們史詩般的思索和記憶，在高亢而又飄逸的樂音中化作高原風，世世代代、年年月月、時時刻刻，摟抱著陜北破碎的山梁，梳理著陜北的溝溝岔岔，把陜北的嘆息、陜北的雄沉，刻在了陜北人的額頭和心里。陜北高原是一片獨特的地域，這里有太多的苦難，太多的貧窮和無奈，但是這里也有太多的堅守，太多的堅毅，太多的粗獷和遼闊。陜北人一代一代的守在這塊老土上，與天爭食，與土爭收，與水爭酒，苦難中他們有自己的樂趣。大碗的喝酒，大嗓的歌唱，一夜一夜的愛情中，誕生著一個一個的后生。劉志成用心地記下了，一段段融合著陜北人生命的酒歌，將它流淌成陜北獨特的河流，這里有滾燙與火辣，有幽默與詼諧，有調侃與粗俗，有細膩與真情，有繾綣與淚水。這就是信天游，信天游三個字本身就是一首詩，這首詩在作者的心中翻卷成滾燙的情感，終于如黃河壺口，咆哮奔騰成一條歌的河流。這是斷斷續續的訴說，這是連綿起伏的情感，這是不吐不快的心中夢想，《大河湯湯》（作者學群，載《散文》2006年第7期）是一篇彌漫著黃種人后代的血脈情懷的作品。我感覺他不是一氣呵成而是把對黃河的印象、感知、觸摸、體味一點點寫來，寫成這大河湯湯的氣勢，寫成這宏闊無邊的太陽與大地，怎么會有這樣的思緒：“黃河是大地的一根腸子，吃下的是時間，吐出來的是我們的黃色。冰凌的偶爾一次閃白，那是伍子胥熬白了夜，或許還有李白沒有倒進喉嚨的一縷月光。”“那么柔軟，那么母性，這是世界上最柔情的土地，溫柔得可以跟水一樣流淌。人們用一道道田埂把它們挽住。挽住他們，也就挽住綠色，挽住食物和燃料，生活得以在山坡上停留。”這里不僅有對黃河的理解，更有對漢字的理解，作者在對黃河的描述上極大地發揮了漢語的能動，他張揚著黃河，也張揚著漢語。我們讀《大河湯湯》，時而會在滔滔滾滾的黃河中蕩氣回腸，時而又會在起起伏伏的文字中沉迷陶醉。多少年來，寫黃河的作品何其多也，有具體描寫的，有昂揚抒情的，給我們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刻，但這篇東西巧妙地糅合了二者，在細膩的文字中，把一條大河漫漶于畫幅當中。另有一篇寫黃河的文章《黃河意識流》（載《散文百家》2006年第4期），也很有特色。作者洪燭起先寫詩，后寫散文，成名很早。讀了《大河湯湯》依然還可以讀一讀《黃河意識流》，二者有相通的地方，那就是都是一種詩性地融注著深深的情感的文字。一條河可以這樣寫，也可以那樣寫，只要你寫得有特性，與他人的不同。這兩篇文章不同的地方是《大河湯湯》直寫出大河濤濤奔涌一瀉千里的氣勢，《黃河意識流》則寫的是黃河的詩樣的隨意與漫漶：“黃河是一種意識流。黃河在我的意識里流。在它自己的意識里流。黃河，在無意識地流。這才是它，才是它的真諦：除了流動，沒有別的事情可做；因為流動而存在。可它無動于衷的流動，給寄生于周圍的人類造成說不完的故事。尤其當它決口、泛濫，帶來的恐怖與災難。歷史上黃河屢屢改道，使人類繪制的版圖一次次改寫。”泉州雖沒有西安和開封那樣的帝都之氣，但它卻憑借經濟、市場氣息和與之相隨的厚實文化積淀而存在和崛起。泉州作為“宋元東方第一大港”的光環是黯淡了，但無論是研究商賈史、航海史，還是考察中國的對外貿易史，它都是一個繞不開的沉重話題。蔡飛躍的《沐浴在宋元大港岸上》（載《福建文學》2006年第2期），以翔實的史實重新回顧了泉州這個東方大港的魅力，也分析了它漸趨沒落的原因。這是一篇鳥瞰性的文字，居高臨下，蔡飛躍把這個歷史文化名城的點點滴滴、段段落落看得一清二楚，他毫不避諱這個城市的曾經的輝煌，也毫不掩飾他的無奈。作為一個泉州人，能夠感覺得出他滲透于文字中那份割舍不掉的故鄉情懷。他對它有太多的了解，太多的理解，太多的關注，他希望它能夠重新崛起于中國的東方。那不只是對一個城市的愿望。很多的作家都是來自于農村，他們自小生活在農村這塊土地上，在鄉村鄉情的氛圍里逐漸長大。在他們離開那片故土后，依然有著永遠也舍不去的情結。因而他們總有回顧鄉村的作品出現，且總是寫得那樣深情無限，讓曾經在過和沒有在過鄉村的讀了都為之感染。李登建的《千年鄉路》（載《當代小說》2006年第16期），以一條鄉路讓心靈抵達久遠的故鄉。作者不僅是描畫著一條舒展千年的老路，也是通過這條路展示了故鄉的歷史和人物，這些共同生活在一個村子里，共同走著一條鄉路的故鄉人，祖祖輩輩經受著無法摒舍的貧困與苦難，也經歷著生活的滿足與快樂。路就像一條紐帶，把鄉村的歷史、現在和未來結在了一起。作者這樣寫著對這條千年鄉路的感覺：“在我每年一定回故鄉住的這一段日子里，每天我都要踏上這條路，流連忘返。每次來我都抑制不住激動。我走得很慢，我在以腳掌為手輕輕撫摸它。我走到南邊去看一望無際、生長茂盛的莊稼，從起伏的綠浪里捕捉那黑豚樣竄動的脊背；再回首凝望一會兒被霧靄籠罩的村莊，那若隱若現的紅瓦白墻，縷縷裊裊升起的炊煙，仔細分辨著那里混雜在一起的狗吠、雞鳴和孩子的哭叫。這時候，挨近地平線的夕陽吸引我側過臉，這一瞬的夕陽是最美的，一泓熔金似的鮮亮，又丹柿一樣柔和，它低低地懸著，平原愈加平坦、遼闊。而它紅綢緞似的霞光披在一草一木上，更創造了一種全宇宙一片歡騰的動人景象。”由此可以想見作者對故鄉的那種永難割舍的深厚的情感。3.女性作家作品有看點女性作者其實是一個龐大的寫作群體，本來就一直受到讀者的關注，而文學界又往往把她們作為單獨的一個方面進行研究，這樣就使得出色的女性作家更加亮眼。2006年的女性作家作品可謂四面開花，有著不菲的成就。像馮秋子《摟地毛的風險和冒風險的農民》（載《隨筆》2006年第1期）、張立勤《私人生活》（載《散文百家》2006年第3期）、季紅真《挖野菜》（載《北京文學》2006年第1期）、陳慧娟《只有人能夠死》（載《福建文學》2006年第3期）、韓小蕙《什剎海滋味》（載《福建文學》2006年第2期）、周曉楓《桃花燒》（載《散文》2006年第1期）、池莉《熬至滴水成珠》（載《人民文學》2006年第2期）、格致《布達拉宮后面》（載《天涯》2006年第5期）、筱敏《雪絨花》（載《散文》2006年第3期）、馬小淘《戴珍珠耳環的少女》（載《福建文學》2006年第3期）、翟永明《混血的城市》（載《人民文學》2006年第5期）、張愛華《到樹上采蘭花的旅客》（載《歲月》2006年第1期）、杜麗《關于跌跤的18點思考》（載《廣州文藝》2006年第6期）、潔塵《女人書》（載《散文》2006年專欄）。本文且舉幾篇為例。舒婷的《書祭》（載《南方周末》2006年1月5日），寫了與“兄弟藏書”著稱的申先生在特定歷史時期中的一段珍貴的友情：那是讀書人與藏書人的關系。在那個很多書都被付之一炬的年代里，人們沒有書看，沒有自己的語言和活動范圍。一個經歷坎坷的神秘人物與一個初中畢業的小女孩因為書有了一段交往。這個人物曾經在一家早年壟斷本城而今聞名于東南亞的報社主編副刊，解放后一直失業，也曾拉過板車當過短期的搬運工人，因體力不支，最終放棄了思想改造。憑海外老父定期接濟，老父去世后是舅舅接濟，每月定時僑匯100元，日常生活由姐姐照料，幸虧外甥個個恭順體貼。“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從他家抄出了六大麻袋禁書，當眾燒毀，而這之前他卻偷偷地把一些自認為的好書隱藏了起來，這就使得后來上門求書的舒婷有了很好的閱讀與學習的可能，舒婷從他那里很早就讀到了《復活》、《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塞瓦斯托波爾的故事》和《哈澤·姆拉特》，還有波德萊爾的《惡之華掇英》和《洛爾迦詩選》。舒婷在文章中雖然沒有明說，這個申先生和他的書，對她后來成為著名的詩人，有著什么樣的影響，但我們已然感到舒婷的作品中透顯出的那種西方文學濡染的痕跡，認識申先生是舒婷的萬幸。文章寫出了這個孤獨的申先生具有著的獨特的性格和他的孤獨與無奈，是那些書以及這個熱愛書的小女孩，給申先生帶來了無盡的樂趣。多少年后，受他潤澤的小女孩成長為一個著名的作家，而他卻在孤獨的晚景中咯血而亡。舒婷的《書祭》實際上也是祭人，是對申先生的一種友情的歌贊和深切的懷念。作品文字簡潔，思緒跳蕩，意味深重。馬莉的《潮濕》（載《清明》2006年第2期），以南方熱帶的氣息為引導，寫出處在潮濕季節中的人們尤其是女人們的生活狀態。正是由于南方的潮濕，所以南方的太陽也就永遠是強烈的甚至是猛烈的，潮濕與酷熱所構成的環境，給了女人們更多的應對的方式。作者由此寫出了潮濕的另外特征，寫出了潮濕給女人身體所帶來的他性的感覺，這使文章有了平面以下的深度。我們來看看她的敘說：南方的土地和天空由于它的潮濕而呈現出一個無限遮蔽的歷史，就像一部女人身體的歷史，緩慢地朝向另一個誘惑的世界敞開著她的幻想，在潮濕的大地上，乳房與生殖器一起象征了包含人類在內的一切自然的屬性……潮濕，只有潮濕，才能讓不可捉摸的肉體迅速在欲望的冒險之中變得牢固而可靠。一個女人的身體如果不再對欲望產生一種來自身體的強烈敏感，不再對欲望產生巨大的潮濕的反應，這個女人已經被生命所擊敗，這個女人已不再是女人。由此可以看出女性散文的特點，她們更多的視角是放在性別本體上的，這同男性作家有了明顯的區別，尤其是對女性心理及身體上的細微的寫作。由此還想到一篇方希的《乳話》，載2006年第9期《人民文學》。作者大量地研究了中西方對于女性乳房的描寫與認知，這種描寫與認知包括對乳房的裸露、呵護，不同時期、不同國家、不同地域的人們總是有著不同的觀念，比如大與小的差異化的追求與評價。這類作品倒回去多少年，恐怕是無人敢以散文的方式表現出來，即使是當時的小女子散文也是過多地寫出了生活間的瑣碎事物，而沒有涉及女性自身的隱密。如果是后者，所遭到的轟炸，可能會更加猛烈，而現在方希這樣寫來，就顯得隨意而平常了。陳娜娟的《只有人能夠死》（載《福建文學》2006年第3期），從一個6歲女孩提出的問題“人為什么會死”開篇，寫出死亡對于一個兒童來說是多么不可思議的事件，而對于人生來說，死則是一種常理，沒有死亡就沒有再生。在人的一生中，生與死相互依存，相互排斥，作者說，死后究竟會怎樣，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是人，我們能夠死，而且只要我們還羈留在大地上，我們將繼續不斷地死。作者以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響曲》為這種生與死的辯證做了詳細而深刻的解說。作者還在《死亡的召喚》中寫出女人流產與生育的場景，畫面真實而又讓人驚悸，讓人想到生命誕生的不容易，以及女性為這種誕生而付出的痛苦的代價。這是作為一個醫生的陳娜娟的正常的心理感覺，在我們看來她則是把散文引入了一個特別的角度。丹菲的《討厭的男生》（載《山西文學》2006年第4期），寫出在她14歲到17歲上衛校的三年中一個小女孩的心理感受。衛校中的五個男生成了小女孩的防范對象，而在一起學習，尤其是在一起實習的相處中，又時時讓這個小女孩感到尷尬和羞怯，這實際上也是一個小女孩的成長經歷。衛校畢業以后，她猛然地長大了，但是回顧那段難忘的衛校生活，她仍然對男生有一種心理上的推拒感。這篇散文仍然是純女性的，透視出女作者與男作者的非同性，細膩的場景描述和心理描述，是女作家的顯著特點。《奶奶和1953年的諾貝爾獎》，載《廣州文藝》2006年第3期，作者董玉潔。這是一篇構思巧妙的作品，作者把沒有文化的奶奶和世界著名科學家、奧地利的洛倫茲相提并論，很有些意味。作品寫奶奶在洛倫茲之前就知道雞鵝有被稱為“認母行為”的現象，但奶奶不能將此推廣至所有的動物，更不能提出一套理論，建立一門學科，所以奶奶與諾貝爾獎無緣，她也不知道有什么諾貝爾和他的那個獎，而奶奶又是幸福的，她始終在那個小鄉村里愉快的生活，在世時的子孫后代達到了30多戶，洛倫茲卻晚境不佳，孑然一身，終年落落寡合。按說這種對比是無什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