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下的中國宏觀稅負,國民經濟學論文宏觀稅負是測量收入的相對數指標，可用收入除以一國的來計算。國際上對于的計算一般并無爭議，但對于收入究竟應包括哪些項目卻存在不同認識。在西方國家，由于收入比擬規范，一切收入都納入財政預算管理，因此收入和財政預算收入性質一樣、數量相等；又由于財政收入中的大部分由稅收構成，例如，美國聯邦稅收占財政收入的90%以上，所以，用稅收占的比重來表示宏觀稅負就大致反映了介入分配的多少，基本上代表了和市場配置資源的比例。而有些學者以為，由于我們國家收入管理的多樣性，一些收入脫離了預算管理，比方預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并且稅收只占全國財政預算收入的略高于70%.因此，只用稅收占比重這個唯一指標不能全面反映我們國家收入的全貌和納稅人的總體負擔，必須建立合適我們國家收入管理復雜性的指標體系，才能完好地測度我們國家納稅人的總體負擔。一是用稅收收入占的比重來衡量的小口徑宏觀稅負，這是國際上常用的方式方法。二是用財政預算收入占的比重來衡量的中口徑宏觀稅負，這是我們國家所特有的方式方法。三是用包括制度外收入的收入占的比重來衡量的大口徑宏觀稅負。固然大中小口徑宏觀稅負反映了我們國家不同層次的收入，但中大口徑宏觀稅負卻違犯了國際上通行的稅收占比重的計算方式方法。由于既然名義上冠以宏觀稅負,也就必須用稅收收入占的比重來計算，并不應以財政收入形式的特殊性來否認這一計算方式方法的合理性。否則，勢必混淆了我們國家稅收、財政預算收入和收入的界線，也不便于宏觀稅負的國際比擬。〔二〕基于納稅人視角的宏觀稅負指標假如講大中小口徑宏觀稅負的分歧發生在計算宏觀稅負時采用的收入形式的話，那么宋金山的(中國總體稅負水平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嗎？〕一文對國際通用的計算宏觀稅負指標的分子、分母均予以否認。宋金山以為，勞動創造價值，當然也創造了稅收，因此稅負應由勞動者獲得的勞動報酬來負擔。他還以為，社會保障支出屬于對人民的福利支出，應該在計算宏觀稅負指標的分子中扣除；社會保障支出也是勞動者所得的一部分，應在計算宏觀稅負時加在分母上，由于勞動者享用了社會保障支出，減少了自個的該項支出，相對增加了自個的收入；在實行土地國有化的國家，土地出讓收入頻繁發生，土地受讓方的支出成本就會增加，相應的社會負擔也增加了，因此該項收入應加在宏觀稅負指標的分子上。據此，測量宏觀稅負的指標就轉換為勞動報酬財稅負擔率。其計算公式：勞動報酬財稅負擔率=〔財政收入-社會保障支出+土地出讓收入〕〔勞動報酬+社會保障支出〕。他對這個公式做了如下解釋：比擬土地私有化國家之間的稅負時，能夠不把土地出讓收入計算在內；財政收入以IMF的收入統計口徑為準；社會保障支出以OECD的公共社會支出為準。這樣，據他計算，2007年我們國家的宏觀稅負為45.33%,美國為25.27%、日本為20.37%、德國為25.34%、法國為26.44%、意大利為33.09%、英國為28.2%、加拿大為36.11%和澳大利亞為31.7%.他的研究結論是我們國家的宏觀稅負高于發達國家水平。毫無疑問，對商品流轉額、所得額、財產征收的稅收都是由勞動創造的，但不能因而就講稅負應由勞動者的報酬來承當。這是由于，測量一國經濟總量的指標是,并非勞動報酬，勞動者報酬承當的稅負是生產要素勞動的有效稅負。社會保障支出不能從財政收入中直接扣除。由于財政收入和支出是財政的兩個不同分配階段，不能互相混淆。土地出讓收入是財政的非稅收入，不能作為稅收來計算宏觀稅負，否則就混淆了稅收和非稅收入。出讓土地表現為出讓者收入的增加和受讓者支出的增加，并不因土地國有化或私有化而不同，不能講土地私有化的國家之間比擬稅負，能夠不包含土地出讓金.因而，用勞動報酬財稅負擔率來測量的不是宏觀稅負，而是勞動的有效稅負。〔三〕基于分配視角的宏觀稅負指標收入分為財政層面的收入與國民收入層面的收入。財政層面的收入相當于的毛收入,國民經濟核算角度的收入等于部門收入扣除了轉移支付的差額，相當于的純收入.經過筆者計算，2001年-2018年我們國家的純收入占的比重分別為18.54%、17.88%、19.01%、19.53%、20.36%、21.79%、22.34%、21.65%、18.36%、18.46%、19.07%,而2001年-2003年美國該比重分別為15.4%、12.7%、12.2%,2002年日本該比重為11.7%,我們國家純收入占的比重高于美國、日本。后經反復考慮發現，這一計算宏觀稅負的方式方法同樣缺乏科學性。一是提供公共服務的部門不應包括服務性組織和企業、的機構，而只能是部門。二是用收入占的比重來度量一國的宏觀稅負，同樣抹殺了稅收和非稅收入的界線。三是把財政轉移支付從收入中扣除來計算宏觀稅負，同樣是混淆了財政分配的兩個階段。因此，這一方式方法也不可取。〔四〕從資金流量表判定宏觀稅負的指標為了衡量中國收入的規模，郭慶旺、呂冰洋以為，應以資金流量表〔實物核算〕為根據度量我們國家收入的規模，并設計宏觀稅負指標來測算我們國家的宏觀稅負。資金流量表以全社會的資金運動為核算對象，涵蓋國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反映國民總收入在、企業和居民之間的分配關系和社會資金在三部門之間的流出、流入狀況。因此，資金流量表全面描繪敘述了國民經濟各部門占有社會資金的多少，更能準確度量我們國家宏觀稅負的高低。收入規模=生產稅+收入稅+財產收入+社會保障繳款宏觀稅負=收入規模經過測算，1992年-2005年我們國家的宏觀稅負緩慢上升，分別為18.5%、18.1%、16.8%、16.1%、17.8%、17.9%、18.9%、20.1%、21.3%、21.7%、21.6%、22.3%、22%、23.9%.上述對宏觀稅負的測量采用的是大口徑宏觀稅負指標，作者試圖通過資金流量表準確計算我們國家國民收入分配環節的收入。然而，從上述的計算公式能夠看出，把收入僅歸結為生產稅、收入稅、財產收入、社會保障繳款是遠遠不夠的，沒有囊括收入的所有項目，比方罰沒收入、性基金等。用此指標同樣混淆了稅收和非稅收入的區別。因此，這一方式方法也不具有科學性，同樣不能用來測度宏觀稅負。〔五〕基于含稅的宏觀稅負指標假如講上述度量宏觀稅負指標的區別，表如今計算收入的口徑大小，即是采用稅收、預算收入和收入中的哪一個作為衡量宏觀稅負的標準，那么，楊斌設計的宏觀稅負指標則只把含稅作為分母，并據此來計算我們國家宏觀稅負。他以為，我們國家的大約30%是不含稅的，這與西方有所不同，應從稅收和相匹配的角度，把中的不含稅部分去掉，就含稅來計算我們國家的宏觀稅負，并進行國際比擬，據此判定我們國家宏觀稅負的高低。大口徑宏觀稅負=〔財政預算收入+預算外收入〕含稅小口徑宏觀稅負=稅收收入含稅中口徑宏觀稅負=財政預算收入含稅這種計算宏觀稅負的方式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本人卻以為，把分為含稅和非稅用來解釋稅收增長和增長的關系最有講服力，但用于計算宏觀稅負就不適宜。這是由于，宏觀稅負是反映介入國民收入分配程度和社會資源由和市場配置份額的指標，非稅只講明沒有介入這部分社會資源的分配而由市場來配置。〔六〕基于稅楔理論的宏觀稅負指標世界銀行以平均稅楔為根據來計算稅負水平。世行給出的公式為：稅楔=〔總勞動成本-凈工資收入〕總勞動成本。該公式的分子包括個人所得稅、社保保障繳款等。據此計算，2008年我們國家正規勞動者的平均稅楔接近45%,高出澳大利亞、美國的平均稅率近一倍。世行的這個算法外表上看對應于大口徑的宏觀稅負，但實際上是勞動者負擔的除凈工資以外的勞動成本，最多為微觀稅負，它大體反映了大多數工薪階層對稅負的直觀感受。退一步講，即便把它看成是宏觀稅負，也混淆了稅收和非稅收入的界線。因此，這種度量宏觀稅負的方式方法是不正確的。〔七〕上述宏觀稅負指標的共同缺陷盡管上述宏觀稅負指標從不同角度對我們國家稅負進行了測度，相互不同程度地反映了集中國民收入的多少和納稅人稅負的輕重，但都沒有從稅收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角度來測算我們國家的宏觀稅負，即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環節各有哪些稅種、稅收為多少？進而就不能從國民收入構成和分配視角來考察稅制體系的合理性和各環節稅負的高低。二、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下的中國宏觀稅負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簡稱SNA〕是基于西方經濟學原理并被市場經濟國家采用的經濟核算體系。它以為主要核算指標，把市場主體分為非金融公司、金融公司、、住戶等部門，記錄各部門生產、投資、消費等經濟活動的全貌。SNA中的收入包括其作為生產者所創造的初始收入〔直接由生產活動導致的收入，如貨物與服務的生產〕、因介入生產活動而獲取的收入〔生產和進口稅〕或因擁有生產所需資產的所有權而獲取的收入〔財產收入，如投資收入與地租收入〕、介入收入再分配的經常轉移收入〔所得稅等經常稅收入、社會繳款收入和其他經常轉移〕和資本稅等資本轉移收入。由此，SNA具體描繪敘述了國民收入生產、分配環節中稅收對收入構成的作用，為分析社會資金流通各環節稅制設置的合理性及稅負輕重提供了一個新視角。〔一〕SNA下的中國稅收分類2008年SNA的稅收范圍包括了因央行施行的利率高于市場利率所帶來的隱形稅收。除此之外，該范圍與IMF(2001年財政統計手冊〕中定義的稅收收入相一致。與OECD的稅收定義相比，2008年SNA的稅收還包括了官方施行多重匯率所導致的虛擬稅收或虛擬補貼，央行施行的利率高于或低于市場利率所導致的虛擬稅收或虛擬補貼，但SNA稅目中不包含社會保障繳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