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司馬遷“發憤著書”說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憤怒在描寫這些弊端，或者抨擊那些替統治階級否認或美化這些弊端的和諧的時候是完全正確的，憤怒出詩人”詩人往往誕生于憤怒，詩作往往是人的憤怒情感的發泄。德國作家丁.凱爾納在《詩》中說：“真正的詩歌只出于被深切苦惱所熾燃著的人心”。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叔本華的《世界意志和觀念》都認為：“詩是憂傷苦悶的產物。”縱觀整個中國古典文論史，批評家從“詩可以怨”中發揮出來的“憤”的意義，在歷代文論中都有所申張并形成了一條頗為鮮明的脈絡，這一脈絡更加強調詩歌要抒發詩人的不遇之感、不滿之怨、不平之憤。詩歌吟詠情性，應表達這種怨憤悲愁之情。可以說是古文人“發憤著書”說的先聲。

第二節司馬遷“發憤著書”說“發憤”一詞首見于《論語“述而》：“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此處的“憤”指一種心理情緒，朱熹《論語集注》注為：“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在文學創作的意義上首次明確應用“發憤”一詞的是屈原，《九章“惜誦》中說：“發憤以抒情”（屈原《惜誦》），說明自己創作時的心理狀態主要是出于“憤”。西漢劉安更是在《淮南子"本經訓》中說明，人的內心憤懣之情必須通過外在的行動給予渲瀉，“人之性，心有憂喪則悲，悲則哀，哀則憤，憤則怒，怒則動，動則手足不靜”，還在《汜論訓》中說：“憤于志，積于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于律，而和于人心。”在《修務訓》中說：“夫歌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憤于中則應于外，故在所以感。”還說：“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于口，涕之出于目，此皆憤中而形外者也。”所謂“憤”，高誘注曰“充實于內”。第二節司馬遷“發憤著書”說把屈原及淮南子等人的“憤”與“作”之間的關系正式在創作領域確立下來，視為歷代文人創作成功的普遍規律，并極大的影響了后世的人物是司馬遷。

司馬遷所謂的“憤”，是指作家“意有所郁結”的精神狀態，這是一種心理上受壓迫而不得伸展的狀態，怨憤郁結，借著書立說發揮疏通，這樣才能恢復心理平衡。“憤”包含了個人怨憤的情緒，同時也顯示了窮且益堅的意志。這里的“憤”，又是創作的心理動力，由于“憤”是因創作主體強烈的愿望受壓抑而產生，所以它表現出來的情感也就相當強烈，以這樣的“憤”作為創作動力，其作品往往也會有較高的品位和質量。能夠“發憤”者往往是精神生命的強者，在逆境中他們人格高尚，意志堅定，與惡勢力的碰撞使得那種“憤”往往不是一己之私，而是蘊含著積極進步的社會內容和強烈的正義精神。這樣的作品也往往能成為作家的生命寫照并具有感發意志的藝術魅力第二節司馬遷“發憤著書”說二.影響后漢何休《春秋公羊傳?宣公十五年解詁》中寫道：“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劉勰在說明文學創作與社會發展的關系時，指出建安時期的作品“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文心雕龍·時序》）。在《文心雕龍·才略》里他認為敬通（馮衍的字）在東漢昌盛之世很不得志，所以他的《顯志賦》、《自序》等反而象蚌的病成就了珍珠一樣，即“蚌病成珠”；鐘嶸把“托詩以怨”與“發憤”結合起來，作為分析詩人為何能取得較高的藝術成就的依據，他認為，被壓抑、被損害的人們的痛苦和怨恨之情以及相應的動亂生活對詩人的感召，是詩人作詩的內在動力：“至于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

第二節司馬遷“發憤著書”說李白《古風》之一曰：“哀怨起騷人”。杜甫說“文章恨命達”。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中說：“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繞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音其皆有佛平者乎！”在文中，他列舉了孔子、莊子、屈原、司馬遷、杜甫、孟郊等人為例說明“不平”乃是創作的心理動力。他還認為“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荊潭唱和詩序》）只有處于逆境中，有愁苦之思，憤懣之情，寫出來的東西才絕妙。

白居易說：“予歷覽古今詩歌，自《風》《騷》之后，蘇、李以還，次及鮑、謝徒，迄于李、杜輩，其間詞人，聞之者累百，詩章流傳巨萬。觀其所自，多因讒冤譴逐，征戍行旅，凍餒病老，存歿別離，情發于中，文形于外，故憤憂怨傷之作，通計古今，計八九焉。”（《白居易集·序洛詩》卷七十）情發于中”，故“文形于外”，詩人又多是薄命之人，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作品流傳于世。

第二節司馬遷“發憤著書”說宋代歐陽修在《梅圣俞詩集序》中認為，詩文需“窮而后工”；在《薛簡甫公事集序》中有：“窮者之言易工”。

王安石《書李文公集后》說“詩三百，發憤于不遇者甚眾”。詩人陸游不無感慨地說：“清愁自是詩中料，向使無愁可得詩?不屬僧窗孤宿夜，即還山驛旅游時。天恐文人未盡才，常教零落在蒿萊。不為千載離騷計，屈子何由澤畔來?我輩情鐘不自由，等閑白卻九分頭。此懷豈獨騷人事，三百篇中半是愁。”（《讀唐人愁詩戲作》）

《宋書·王微傳》中有：“文辭不怨思抑郁則疏淡無味”。

第二節司馬遷“發憤著書”說明代李贄說：“古之賢圣，不憤不作矣。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雖作何觀乎。”（《忠義水滸傳序》，《焚書》卷三）無悲無愁無憤無怨則無詩，這是中國詩之所以感人的根源，也是中國詩學的深刻之處；他還指出創作者“蓄極積久，勢不可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嘆，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發狂大叫，流涕慟哭，不能自止。”（《忠義水滸傳后序》）

明代的王慎中在他的《碧梧軒集序》中寫道：“不得志于世，而寄于詩，以宣其怨忿而道其不平之思，蓋多有其人矣”；

清代的尤侗在《葉九來樂府序》中寫道：“古之人，不得志時，往往發為詩歌，以鳴其不平”；第二節司馬遷“發憤著書”說

清代費錫璜表達了同樣的看法：“屈原將投汨羅而作《離騷》，李陵降胡不歸而賦別蘇武詩，蔡琰被掠失身而賦《悲憤》諸詩，千古絕調，必成于失意不可解之時。惟其失意不可解，而發言乃絕千古。下此則嵇康臨終，杜甫遭亂，李白投荒，皆能繼響前賢。”（《漢詩總說》）

清代潘德輿說：“陶公詩雖天機和暢，靜氣流溢，而其中曲折激蕩處，實有憂憤沉郁、不可一世之概。”(《養一齋詩話》卷十)

小結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發憤著書”、“不平則鳴”以及“詩窮而后工”共同構成一組特殊的文學批評范疇，成為文學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