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羊腸小道上走出的中國互聯網

很多終日離不開電腦的“網蟲”殊難想象，這條中國的信息高速公路，在從無到有的過程中，曾歷經了怎樣的顛簸。作為中國接入互聯網的重要推動者之一，時任中科院副院長胡啟恒院士用這樣一句話來形容這一路的坎坷：“互聯網進入中國，不是八抬大轎抬進來的，是從羊腸小道走出來的。”第一封郵件“AcrosstheGreatWallwecanreacheverycornerintheworld”(越過長城，我們可以到達世界的每一個角落)。1987年9月20日，德國卡爾斯魯厄大學的研究員格德·威克終于收到了一封用英德雙語寫就的電子郵件。郵件的內容很簡單，打印出來還不足半頁紙。郵件上用驕傲的口吻清清楚楚地寫著：“ThisisthefirstELECTRONICMAILsupposedtobesentfromChinaintotheinternationalscientificnetworks”(這是第一封中國用國際科技網絡發送的電子郵件)。落款處是長長的13個名字。格德·威克的目光只在這封郵件上停留了一瞬。因為郵件上的這幾句話，他早就可以倒背如流了。為了這封信，他整整熬了7個晝夜，而萬水千山之外他的中國合作者們為了這一刻，已經忙碌了兩三年。那還是在1985年，中國機械電子部科學研究院研究員王運豐突然冒出一個大膽的想法：建立國際互聯網信道。當時，學術界在中國建立國際互聯網信道的需求日益迫切：中科院理論物理研究所經過多年鉆研，形成了一項科研成果。研究人員按照以往慣例，將科研成果寫成論文預印件，分寄給全球幾大學術認定機構和權威學術雜志。巧的是，以色列在十幾天后也形成了同樣的科研成果，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的論文后發卻先至。最終，這項成果被認定歸于以色列所有，中方科研人員吃了個啞巴虧。王運豐等學者則由此意識到了互聯網的意義，中科院、機電部等幾個單位紛紛開始籌措建設互聯網。彼時，互聯網在美國等發達國家方興未艾。互聯網的創始人是美國軍方，最初主要用于軍事研究目的。上世紀80年代起，互聯網逐漸分化成軍用、民用兩部分網絡，同時開啟了局域網和廣域網的時代。對于打開國門看世界沒幾年的中國科研人員而言，這項世界領先的科技成果陌生而新奇。王運豐深知，憑一己之力辦不成這件事，他需要一個合作者、一個領路人。他想起了上一年結識的一位學者——維納·措恩。措恩是德國人，卡爾斯魯厄大學的教授。更重要的是，他還是大名鼎鼎的德國“互聯網之父”，聯邦德國的第一封電子郵件便出自他手。王運豐和措恩是在北京召開的一次學術會議上認識的，兩人一見如故，聊過不少在中國推廣計算機網絡的問題。聽了王運豐的想法，措恩非常感興趣。兩人一拍即合，隨即開始籌建中德之間的計算機網絡連接，并商定中方合作單位為機電部下屬的中國兵器工業計算機應用研究所。只是，項目既無官方背景，又缺民間贊助，一開始就遇上個大問題：經費無著。王運豐和措恩只能從其它科研項目中“挪用”出一點錢來，維持運轉。項目時斷時續，著實愁壞了兩國的參與者。措恩教授決定憑私人關系找找門路。1985年11月，他提筆給當時聯邦德國巴登-弗騰堡州州長羅塔·施貝特寫了一封私人信件，言辭懇切地介紹了中德計算機網絡連接的深遠意義。也許是被措恩誠懇的措辭所打動，也許是對網聯中國這一事件本身充滿了興趣與好奇，羅塔·施貝特州長為措恩提供了一項特批專款：15萬馬克(當時折合人民幣28.7萬元)的一次性投資和每年1.5萬馬克的維護費用。這個項目終于得以大踏步地進行。1987年夏天，措恩把大半個研究小組都搬到北京來，與留守在卡爾斯魯厄大學的格德·威克小組開始編寫電腦上的網絡協議。這是建立網絡聯接中最為關鍵的一步。在此之前，項目其實已經有了實質性進展。中方已經成功地從北京登錄到德方的主機上，并可以把德方電子信箱中的郵件在北京打印出來。其間，更有其他中國科技人員已經嘗試著“發送”了一封電子郵件。1986年8月25日，在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所，一位叫吳為民的研究員登錄了西歐核子研究中心的電腦，并發送了郵件。學術界當時曾有觀點認為，中國的第一封電子郵件已經誕生了。只不過，吳為民的電子郵件只是以遠程登錄的方式，操控千里之外的電腦而發送的，從專業角度上講，并沒有形成計算機之間的數據交換協議。因為中方并沒有自己的郵件服務器，不能進行存儲、轉發等基本郵件服務，郵件的IP地址也顯示是國外的電腦。中國還需建立自己的電子郵件系統，這便是王運豐和措恩等人正在努力實現的事情。1987年9月4日到9月14日，整整11天時間，兩個相隔7個時區的科技隊伍終于完成了對主機操作系統的修改，解決了中德之間郵件交換的一切軟件問題。9月14日開始，留守在卡爾斯魯厄大學的格德·威克就一直在和身處北京的米歇爾·芬肯不停地電話聯系，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措恩教授的助理。這一天，米歇爾·芬肯看著王運豐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在計算機鍵盤上敲出了那封電子郵件，網絡兩端的11名技術人員翹首以盼。沒想到，郵件卻遲遲發送不過去。幾經排查，人們發現，在一個小協議中存在一處微小的程序漏洞，導致了郵件的發送被延遲，而兩國信號間的傳輸不穩定又加劇了這個漏洞。為修改這處小小的瑕疵，研究組重新編寫了一組程序。7天后，這封郵件終于穿越了半個地球到達德國，于是便出現了文章開頭的一幕。必須接入Internet骨干網“越過長城，我們可以到達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這句自豪的宣言，隨即由德國卡爾斯魯厄大學的服務器發送到世界各地的近萬個大學、研究所和計算機廠家。隨后不久，美國方面正式認可中國接入計算機網絡。不過，好不容易建立的國際電郵信道，利用率卻不高。當時，每收發一封電子郵件都要花幾百元甚至上千元，超過了中國教授一個月的薪水。而維護這條基本線路，中德雙方每月都要支付近5000美元的租用費，這遠非當時清貧的中國科技界所能承受。而且，發送時還容易控制，但接收時，需要先由中方發起一次呼叫，才能收到信號。于是，經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如果不把數據取回來，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的，擔心錯過重要信息；等到把數據取回來，常常發現根本沒用，很多錢就這樣白花了。昂貴的費用其實是在轉發中產生的。人們也許不明白，既然已經入網，為何還有轉發一說？原來，王運豐等人連接的網絡并非Internet骨干網。“跨越長城”郵件發送時，所基于的是CSNET和BITNET兩張網絡。這兩張網絡雖然隸屬于Internet的有關組織，正式接入其中也需要美國方面認可，但兩者卻是獨立運行的。這樣一來，中國發送給世界各地的郵件首先要發向德國，再通過德國服務器進行轉發，接收郵件的過程也是一樣麻煩。而租用信道的費用非常高，每1K流量的費用超過6元錢。那些接入Internet骨干網的國家，收發郵件的費用每1K只有幾厘錢。從這時起，接入Internet骨干網，便成了中國科技人員孜孜以求的目標。此時世界范圍內計算機網絡的迅猛發展和廣泛使用，已使中國學者深深意識到，與世界聯網刻不容緩。接入國際互聯網的呼聲，在中國科學界越來越清晰，尤以站在技術尖端的計算所最為心急。據時任中科院計算所研究員的錢華林回憶，在1991年前后，計算所每年能收到3000多份科研成果預印件。而有了互聯網以后，國外科研機構就直接把科研成果放在網上，不會再寄預印件了。等國內科研人員看到時，都已經是在雜志上刊出的，發表了半年多的陳舊論文。更重要的是，當時的中國已經具備了一定的互聯網基礎，中國的科研人員已經在著手部署一個名副其實的局域網。錢華林記得，中國首個大范圍局域網項目啟動是在1990年4月，參與單位三家：中科院、清華和北大。項目經費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世界銀行提供的貸款，420萬美元；一部分是國家計委配套下撥的經費，420萬人民幣。項目的最終目的，是在中關村地區用光纜連接的方式建立起一個內部運行的互聯網絡，讓科學家們在自己的實驗室里就可以使用超級計算機。項目負責人是中科院副院長胡啟恒，當年40歲出頭的錢華林負責其中的一些技術工作。這是中國發展網絡的一個絕好的試水機會。在國內部署這么大范圍的網絡還是第一次。那是一段夜以繼日的歲月，所有人都像鐘表的時針般不停地忙碌。“有時候我早晨4點鐘就會到辦公室來。”錢華林說，“有時候，是早晨4點鐘才離開辦公室回家。”雖說經費不成問題，但很多壁壘卻是繞不過去的。建網需要路由器，而所有先進的網絡設備都對我國實行禁運。于是錢華林帶領研究生開始自己研發支持10兆以太網的RIP協議路由器。直到現在，中科院計算所的網上還留有自己研制的路由器。1992年，30多臺路由器支持的局域網搭建完成，次年年初實現互聯。這項聯通了中科院和清華、北大的局域網被命名為“中關村示范網”，而科研人員親切地稱它為“三角網”。這個“三角網”，實際上便是中國互聯網的雛形。在發展初期，錢華林帶著一個“聯合設計組”工作了大半年，形成了一個只有4頁紙的報告，提出了網絡設計的幾個原則：以TCP／IP協議為主；必須用光纜；速度不能低于10兆……現在，人們回頭再看這個報告可能會覺得沒有什么特別的，但在當時，報告所體現的設計思想已經非常先進，而且暗合國際互聯網的發展趨勢。關鍵在于，根據這一報告搭建的“三角網”，也為中國下一步接入國際互聯網骨干網奠定了基礎。第77個成員1990年開始，時任中科院副院長的胡啟恒幾次找到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簡稱NSF)商談，卻在那里屢屢碰壁。胡啟恒的目的只有一個：謀求中國接入Internet骨干網，而后者正是Internet核心骨干網的控制人。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原本曾對中國入網之事提供過很大的幫助。1987年11月8日，正是該基金會的主任斯特芬·沃爾夫將一封批準信件在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上轉交給了中方代表楊楚泉，并表達了對中國接入國際計算機網絡的歡迎。若是沒有這封批準信，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隨時可以要求其下屬組織CSNET與BITNET中斷對中國的郵件轉發服務和與國際計算機網絡的連接。在措恩教授當時看來，這封批準信打開了中國全面接入互聯網的“一扇大門”。時任中科院計算所研究員、參與了互聯網接入中國全程的錢華林則認為，這是“一只腳已經踏進了國際互聯網的門檻”。但是，當中國真的想登堂入室、兩只腳全跨進去的時候，美國人又不樂意了。原因倒也不難理解，Internet骨干網最早是由美國國防部的網絡與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網絡合并而來，當時尚未完全擺脫原始的軍方背景，骨干網上面有很多美國政府部門，也包括一些軍方組織。所以美國方面顧慮很多，政策上不允許中國連接進去。就在胡啟恒與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不斷交涉的同時，眾多中國科研人員也在為此事四處奔波。據錢華林回憶，他當時經常穿梭于各種國際互聯網會議，呼吁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支持中國連接互聯網。在這些會議上，錢華林反復闡述中國需要互聯網、互聯網也需要中國的原因。“中國進入互聯網，不是為了偷美國的技術，而是為了科學研究。”錢華林說，“平等共享，這也正是Internet的意義所在。”錢華林的執著和熱忱打動了多國科學家，很多人都給予了他超越國界的幫助。據錢華林回憶，1993年Internet年會在舊金山召開，會后有個國際網絡協調委員會的會議，專門討論關于中國加入Internet骨干網的議題。讓錢華林感動的是，美國某大學的一個系主任本來可以不參加這次年會，但他專門趕到舊金山，陪了錢華林三天，逐一地找一些資深專家和管理官員做說服工作。這些熱情的幫助，使得基金會原本緊閉的大門逐漸露出了一線曙光。1993年底，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來信了，同意中國接入Internet骨干網。當時NSF負責互聯網國際合作的斯蒂芬·沃夫曾經回憶說：“(當時)，我們靜靜地打開閘門，等待中國接入互聯網。”然而，障礙層出不窮。這一次則來自國內方面。根據當時的電信法規，國際專線只能是哪個單位申請了就哪個單位專用，不能跟別人共享。如果共享，就有轉賣線路之嫌。每增加一個新用戶進來，就要向開通專線的單位多收40%的費用。對于最大優點就在于互聯共享的Internet而言，如果不能開通多信道服務或者不能降低收費價格，接入國際互聯網將變得毫無意義可言。如果這道難關邁不過去，以前的辛苦努力不能說全部作廢，但至少也失去了十之八九。錢華林他們為此天天往郵電部跑。胡啟恒回憶說，那時候，錢華林等科研人員掰開揉碎地給郵電部有關官員講互聯網的優點：比如互聯網的特點便是資源共享，比如Internet不是商業網絡，并不盈利……1994年的大年三十，郵電部相關處室的負責人誰都沒走，主管副部長朱高峰帶著他們開了一個全面協調會，最后的結果是：不額外多收錢，而且要抓緊開通。得到了國家授權，也做好了技術準備，就只差一個重新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申請接入的有利契機。1994年4月初，胡啟恒跟當時的國家科委主任宋健去美國參加中美雙邊科技聯合會議。在開會間隙，他們找到了基金會主席萊恩與斯蒂芬·沃夫，正式敲定了這件事。1994年4月20日，通過美國Sprint公司連入的64K國際專線開通，中國實現了與Internet的全功能連接，成為真正擁有全功能Internet的第77個國家。中國正式加入了互聯網國際大家庭。“.CN”域名回到祖國這時，互聯網對于中國人來說，還只是一個“少數人的游戲”。最大的瓶頸在于技術方面。基于DOS系統的微機操作是很多人跨越不了的技術門檻。更難的是，由于沒有國際解析域名，大量信息都要通過IP地址收發，更加深了人們使用網絡的不便。當時，“觸網”最早的錢華林可以說是同事們的“百科辭典”，他腦子里裝著一大堆的IP地址。如果誰要解決哪方面的問題，錢華林就背出一串最適宜的IP地址，供其查詢。錢華林由此想到了去互聯網上注冊域名。所謂域名，就像是互聯網上的“門牌號碼”。用符號化的域名與特定的IP地址一一對應，又像是給難于記憶的IP地址穿上了易于辨識的“衣服”。記憶容易了，訪問網上資源自然而言也就容易多了。錢華林知道，“.CN”正是國際互聯網信息中心(簡稱InterNIC)指定分配給中國的國家頂級域名，但需要一個符合條件的中國機構進行正式申請。中國上網1990年12月，錢華林借著在美國開會的機會，想注冊“.CN”這個域名，結果發現這個域名竟然在1990年10月就已經被注冊完畢了，而注冊人是一個叫T.B.Qian的人。錢華林吃了一驚。幸好，只是虛驚一場。回國后趕緊一查，錢華林發現，這個注冊者其實是北京計算機應用研究所的教授錢天白。而協助錢天白注冊“.CN”這個頂級域名的，還是德國的措恩教授。1990年10月19日，措恩向國際互聯網信息中心發出了申請“.CN”的預約，詢問這個域名是否有空缺，并在10月24日將這個預約通知了錢天白。當時，域名這個概念即使對于專業從事網絡技術的錢天白而言，也是完全陌生的。為此，錢天白在11月3日專門向措恩寫信咨詢了很多相關的具體問題，比如“什么是域名服務器？”“為什么要設兩個域名服務器？”等等。11月26日，措恩正式在國際互聯網信息中心申請了“.CN”頂級域名，承接這一域名的，是被簡稱為CANET的國內科研網。措恩在“管理聯系”一目中填上了錢天白的名字，而在“技術聯系”一目中填上了卡爾斯魯厄大學計算機系。12月2日，等待批準中的措恩把申請信和相關附件轉發給了錢天白。12月3日，措恩教授收到了同事阿諾·尼泊轉發的通知，“.CN”域名申請得到了批準。同一批通過申請獲得頂級域名國家和組織有4個：.CN中國.EG埃及.HU匈牙利(科學院).ZAUNINET項目組從注冊之時起，“.CN”域名初級服務器就一直由卡爾斯魯厄大學運行著，直到中國直接接入了國際互聯網后，卡爾斯魯厄大學和中科院聯合向InterNIC說明了情況，將域名服務器挪回了中國。1994年5月21日，中國科學院計算機網絡信息中心完成了“.CN”服務器的設置。由中科院網絡中心負責“.CN”頂級域名的注冊和維護工作。當時，錢華林擔任“.CN”域名的技術聯絡官，錢天白任行政聯絡官。從此，Internet逐漸開始在學界發揮作用，越來越多最新的科研成果都通過它進行傳送。民用啟程真正讓Internet在中國公眾中開始小有名氣的，是一次由幾名大學生發起的全球求援。1995年3月初，清華大學92級女生朱令突患疑癥，陷入昏迷，生命垂危，卻始終沒有查出病因。朱令的高中同學、北京大學力學系92級學生貝志誠和幾個同學一起將報刊上發表的關于朱令病癥的報道譯成英文，通過Internet向全球發信，邀請多國醫學專家遠程會診。信件發出僅3小時，回信就陸陸續續地收到了。兩天之內，世界各地陸續回信1500多封，30%的信認為是“鉈”中毒，這為搶救贏得了時間。這個故事影響深遠，它改變了中國人對于互聯網的認識。而此前，“就算那些捷足先登者，也都傾向于認為，那(互聯網)是美國人吃飽了沒事干才弄出來的玩意兒。”(引自《中國的新革命》凌志軍著)其實，“朱令事件”發生之前，已經有個別先知先覺者認識到了互聯網的價值，并開始著手在民間推廣。1993年，“信息高速公路”概念在美國一經出現，留美學生田溯寧便感到了互聯網對社會經濟的戰略意義。這一年，他與丁健在美國成立了亞信公司。最初的計劃是利用互聯網技術，將中國企業及中國經濟發展的信息介紹給美國，同時將美國經濟及美國企業的信息傳遞給中國。但是，他們的計劃遲遲未能實現。1993年，全國只有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機房里有一條電話線能通向互聯網，還經常要輾轉幾個小時才能連上。亞信的豪情壯志無從施展。與他們同樣敏銳的人還有一個，馬云。這個杭州英語教師1995年以翻譯的身份到美國幫朋友落實一筆投資。最終，這筆投資沒有達成，馬云卻被熱情的前同事比爾領去西雅圖參觀了一個互聯網公司。這家公司的主要業務，是為各行各業的企業制作商業推廣信息，放在網上。馬云嘗試著在網上搜索中國企業的信息，結果一無所獲，這反倒讓他覺得，自己發現了莫大的商機。1995年4月，馬云注冊的杭州海博電腦服務有限公司成立。這家只有三名員工的小公司，是中國第一家涉足互聯網的商業公司，經營一家名叫“中國黃頁”的網站。馬云帶著業務員，不厭其煩地向一個個客戶描述互聯網的神奇，然后向他們要資料，通過EMS寄到美國，將頁面做好，打印出來，再快遞寄回杭州。馬云將網頁的打印稿拿給客戶看，并向他們描繪了一幅瑰麗的圖景：這些信息將在網上被全球幾十個國家搜索到，這將為開展國際業務提供極大的便利。馬云的努力逐漸有了起色。雖然他制作的企業信息非常簡單，但在1995年，互聯網上的中國網站極少，所以依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杭州望湖賓館是當時惟一能在網上查到的中國賓館，適逢世界婦女代表大會，許多世界婦女代表到杭州后都專程去看望湖賓館。而錢江律師事務所上線之后，因為留的是一個律師的家庭電話，這位律師總是在半夜三更接到國外打來的長途電話。而丁健和田溯寧后來選擇了一條與馬云完全不同的道路——與政府密切合作。1995年3月，亞信加入到國家科委的互聯網宣傳計劃中，為中國人講解什么叫“IP”，什么叫“互聯網”。這讓他們得到了國企的信任。1995年到1996年初，被認為是世界互聯網的起點，“網景”和“雅虎”先后上市，互聯網的民用前景一片光明。為此，中國電信開始行動。他們向美國Sprint公司租來一條64K的線路，打算在北京和上海建設兩個試驗網絡。當時，在中國電信的視野里，只有亞信公司這一家企業。就這樣，亞信拿到了在國內的第一個訂單，價值幾十萬美元。亞信要做的，是從美國買回全套的網絡設備，用一條光纖把北京和上海連接起來，再與美國連通。然后，在上面開通第一個建立在互聯網上的中文環境。為此，他們為中國申請了第一批互聯網IP地址，以吉利的“168”開頭。隨后，中國籌建網絡設備的大幕拉開。在完成這次實驗性連接后，中國電信開始籌辦中國公用計算機互聯網(ChinaNet)。教委也開始著手立項籌備中國教育科研網(CERNet)。再加上1996年9月開通的金橋網，和由“三角網”發展壯大而來的中國科技網，構成了我國最早的四大網絡。訂單像雪片一樣飛來，亞信急切需要人手，可是在全中國也找不出幾個懂互聯網的人。中關村當時流傳的笑話是，“只要能拼寫出Internet，就可以到亞信上班，拿高薪”。啟蒙者瀛海威1996年5月，上海誕生第一家網吧——威蓋特，在短短幾個月內發放了近千張會員卡。11月19日，“實華開”網絡咖啡屋在北京首都體育館西門外開張。“泡網吧”很快便成了年輕人時髦的休閑活動。網絡開始走近人們身邊。不過，這時上網的人也不多。1996年1月，中國電信的ChinaNet在北京的撥號端口只能支持2000個用戶，但當時全北京也湊不夠這么多個用戶，上網很少占線。總會有一股力量，真正支撐互聯網步入千家萬戶，而最終起到這個作用的，是一個32歲東北女人組建的公司——瀛海威。1995年深秋的一天，北京白頤路路口豎起了一面碩大的牌子，上面寫著：“中國人離信息高速公路還有多遠？向北1500米。”——前方向北1500米，正是瀛海威的網絡科教館。張樹新為瀛海威打出的廣告，其口氣之大、膽色之壯，一夜之間便令瀛海威蜚聲在外。從這天起，這塊大廣告牌成為很多人對早期中國互聯網的一個經典記憶。事實上，瀛海威這個公司的名字，就是英語InformationHighWay(信息高速公路)的音譯。張樹新是中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互聯網接入商(ISP)。1995年初，當她到郵電部去申請開辦信息服務業務時，接待她的官員們完全聽不懂她要做什么。其實，當時的張樹新自己也不知道互聯網公司應當做什么。“缺什么，做什么。”她回答說。而對當時中國互聯網來說，什么都缺。這使得瀛海威變成了一家“什么都做”的公司。1995年9月30日，在一臺48690MHz電腦上，瀛海威第一臺網絡服務器開始運行。公司向中國電信租來網絡信道，再分租給注冊用戶，提供上網接入服務。這基本上是“美國在線”早期模式的翻版。這時，張樹新才發現，絕大多數國人對互聯網的認知還是一片空白。作為市場先行者，她不得不擔負起領跑者的教育責任。“當時，每天都發現自己是在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非常愉快。”時任瀛海威信息部總監王玉梅說，“我們發明了很多方法，就是為了讓這行業活下來。”有過媒體從業經驗的張樹新很快讓瀛海威成了網絡知識的啟蒙者——她在魏公村開辦了中國首家民營網絡科教館，所有人都可以在這里免費學習網絡知識；她在各大新聞媒體開設專欄，在普及網絡知識、傳播網絡文化的同時一遍遍告訴公眾：信息產業是中華民族崛起于世界的一個重要機會；她組織員工在全國8個城市的高校巡講，向莘莘學子開啟進入信息高速公路的大門；她向中國科技館無償提供宣教網絡知識的展區，又同北京圖書館合作，在瀛海威時空上免費提供北圖書目查詢……時任瀛海威公關總監江雪海至今仍記得，在西安交大向學生演示互聯網時，等把電腦調試好，從屏幕上蹦出一個對話框時，全場幾百名學生轟的一聲沸騰起來。課后，一個由此學會了上網的學生給他發電子郵件說：“那一刻，我才知道，等著連接網絡時嘶啞的嗞嗞聲，是世界上最好聽的聲音。”就在1996年年初，一個叫ROSE的女孩在瀛海威的BBS上留下了一封信和一束紅玫瑰，她得了血癌——網絡將這件事傳到四面八方，又將各種溫暖的祝福聚集起來，而瀛海威，便是承載這一切的虛擬平臺——這是中國的第一次網絡事件，遠比后來的許多網事生動和感人。瀛海威的拓荒經歷，使得它比后來的企業承擔了更多的行業責任，比如在與主管部門方面做出不少溝通，導致一些關鍵政策的陸續出臺。1997年，因為中國網民數量的飛速增長，高昂的上網費用成了制約互聯網發展的瓶頸。幾個網絡接入商聯合起來提出交涉，一直推動到國家計委，這直接導致了1997年底的網費大降價。當時，國家計委的價格調查組專門在瀛海威待了一個月，調查所有的運營細節，核定成本。“不能說如果沒有瀛海威就沒有中國電信此后大規模的建設與降價，但至少會晚一些。”王玉梅說。隨著網費的下降，被俗稱“貓”的調制解調器(MODEM)逐漸暢銷，嘶啞的電話撥號聲，使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享受到了網絡的魅力。從那時開始，中國互聯網才開始進入大發展時期。1996年底，中國的互聯網用戶已有15萬。而在1997年春天，瀛海威全國8個城市的節點同時開通，用戶最高峰時接近4萬人。大幕徹底拉開1997年年底，隨著全國范圍內上網價格的大調整，瀛海威高歌猛進的腳步一下子變得蹣跚了起來。當年6月，國家郵電部門投資70個億啟動169全國多媒體通信網，上網價格大幅壓低。國人的上網費用，從動輒每月數千元，一下就降到幾百甚至幾十元。短短三個月，憑借撥號接入服務贏利的瀛海威就受到巨大打擊。1997年9月，瀛海威的月收入下跌到30余萬元。張樹新感受到了來自市場的真實寒冷。在這年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