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走勢回顧與展望10600字摘要：2022年我國人民幣匯率的顯著特征為匯率彈性明顯增強、雙向波幅擴大、總體呈小幅升值態勢。2022年人民幣匯率政策取向是，在穩定匯率的前提下，從政策上弱化和打消人民幣升值的非理性預期;其核心內容為：貨幣政策將突出匯率政策;采取適宜的政策組合;適時調整匯率水平;開展和完善外匯市場。展望2022年，對人民幣匯率的根本判斷為：匯率浮動空間將會進一步放寬，人民幣匯率在雙向波動中小幅升值。

2022年是我國實施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后的第一年，盡管人民幣匯率面臨著國內外多重的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壓力，但人民幣匯率改革依然以穩健的步伐推進。人民幣匯率的未來走勢已成為國內外廣泛關注的熱點問題。本文通過對2022年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回憶，旨在分析影響匯率變化的因素及其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力圖把握2022年人民幣匯率政策趨勢，并對人民幣匯率的未來走勢作出根本判斷。

一、2022年人民幣匯率走勢及其主要影響因素

回憶2022年，人民幣匯率的特征可概括為：匯率彈性明顯增強、雙向波幅擴大、總體呈小幅升值態勢;而從影響人民幣匯率短期變動的因素來看，美元走勢已成為最直接的因素。

(一)2022年人民幣匯率走勢

隨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逐步完善和金融市場建設不斷加強，2022年人民幣匯率彈性明顯增強，初步形成了市場供求關系導向的匯率機制，人民幣匯率運行機制更趨市場化。

1.人民幣名義匯率呈波動性升值態勢

人民幣匯率屢創匯改以來新高，名義匯率波動性升值。2022年5月15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為7.9982元，{1}首次“破八〞。爾后人民幣匯率保持在小額波動中的穩步上漲，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屢創新高。僅在2022年11月內，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相繼突破了7.88、7.87、7.86、7.85和7.84五個整數關口，當月累計升值近400個基點。2022年12月28日，人民幣匯率更是創出1美元兌7.8149元的新高;與2022年12月30日1美元兌換人民幣8.0702元相比，已回升2553個基點，升值幅度高達3.17%。人民幣對美元的加速升值，導致人民幣對港幣也加速升值。在2022年底，港幣現鈔兌換人民幣也首次跌破1比1，人民幣進入“港元區間〞。

2.人民幣匯率雙向運行態勢顯現

人民幣匯率持續回升之后會出現一定幅度的回調，雙向運行態勢顯現。2022年3月6日開始，人民幣匯率出現6個交易日的連跌，人民幣匯率呈現雙向浮動特征;8月中旬和9月下旬，人民幣匯率經歷了較大回調;11月17日，連續第五個交易日下跌，美元兌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已經到達了7.8745。人民幣匯率共下跌78個基點，成為自3月份以來的最大單周跌幅。匯率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前期的升幅過大，累積的大量回調壓力得到集中釋放，這也是人民幣匯率運行機制更趨市場化的體現。

人民幣在短期內連續走高又蓄勢下跌，無論朝哪個方向，累計的漲跌幅度都相當可觀，這也顯示了人民幣匯率不僅日間的波動在日趨活潑，而且階段性的波動區間也在放大，彈性不斷增強。與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相比擬，人民幣對日元和歐元匯率的波動幅度相對較大。

3.人民幣匯率仍屬于根本穩定的態勢

與國際金融市場主要貨幣間匯率的波動相比，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速度和波動幅度仍屬小幅漸進。示例歐元兌美元，2022年1月初為1歐元兌1.1980美元，到11月29日為1歐元兌1.3146美元，升值18%，其中僅11月份就升值了2.9%。美元兌日元匯率，2022年初和11月末根本相同，但5月16日的年內最低點110.07與10月13日的年內最高點119.81，那么相差達8.6%。英鎊兌美元，2022年1月3日為1英鎊兌1.7404美元，11月29日升值為1英鎊兌1.9492美元，漲幅為12%。由此可見，人民幣匯率仍屬于根本穩定的態勢。

(二)影響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因素

1.正確看待人民幣匯率升值

人民幣匯率之所以出現遲緩升值的態勢，從深層原因來看，與我國經濟總量地位的提升和持續增長的預期密切相關。從宏觀經濟因素看，近幾年來我國經濟一直保持快速穩定的增長，2022年和2022年的GDP增長率分別到達了10.1%和9.9%，2022年GDP增長率維持在10%以上。從長期來看，一國匯率水平與該國經濟實力呈正相關的關系。因此，判斷人民幣的長期匯率走勢，來自于對我國經濟長期走勢的分析，這是決定未來人民幣匯率走勢最為關鍵的因素。從現階段我國經濟增長走勢來看，未來我國有望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經濟增長周期，特別是新一輪宏觀調控已經發揮了作用。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如果沒有重大干擾因素，我國經濟將會呈現穩定增長態勢，這也就意味著人民幣匯率的長期開展趨勢是升值的。但由于經濟開展周期性規律的作用，匯率會有回歸走勢即螺旋式回旋回升的表現。

需要注意的是，看待人民幣匯率的變化需要把握視角的轉變，由過去“釘〞住“美元匯率〞轉向關注“一籃子貨幣匯率〞。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后，人民幣匯率已從固定匯率變為以市場供求為根底、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而且在國際外匯市場匯率波動日益加劇以及貿易多元化的大背景下，察看人民幣匯率的變化不僅要有“一籃子貨幣匯率〞的視角，更應該注重從“美元匯率〞轉向“有效匯率〞。根據國際金融的一般理論，貨幣升值或匯率上浮會產生“獎入限出〞的效應，即激勵進口、限制出口。2022年下半年以來，我國的情況恰恰相反，進口價格漲幅顯著超過出口價格漲幅，而這種情況通常是在貨幣貶值的情況下才會發生。顯而易見，如果從真實有效匯率(REER)來看，人民幣匯率不是在升值，而是在貶值。

在人民幣兌美元的幾次快速升值過程中，人民幣兌歐元、英鎊、日元出現了大幅貶值，這就使得人民幣升值的效果大打折扣。匯改時確定的人民幣匯率機制是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因而關注人民幣匯率應該從對美元的單邊匯率轉向有效匯率。雖然據不同的有效匯率計算辦法計算出的有效匯率結果不盡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幅度遠小于兌歐元、日元等非美主要貨幣的貶值幅度時，從有效匯率的角度來看，人民幣還是處于貶值狀態。在目前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確定方式以及美元走弱的情況下，人民幣要實現有效匯率升值，對美元的升值幅度可能還要大一些。我們不要將目光僅僅局限于人民幣兌美元的漲跌上，而應多視角透視匯率的變動，這樣才能正確理解人民幣匯率的波動。

2.美元走勢成為影響人民幣匯率短期變動的直接因素

由于人民幣匯率由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決定，因此它對美元的匯率，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美元在國際匯市總體表現的影響。回憶2022年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幾次大幅波動不難發現，美元在國際匯市的起伏幾乎成了決定人民幣匯率短期走勢的主要因素。人民幣匯率在2022年8月中旬的短期急速走低，其外部因素正是美元當時對其他國際貨幣整體走強。10月份以來，每當國際匯市上美元跌到一個新的低點，人民幣匯率就跟隨創出新高;而一旦美元反彈，人民幣匯率就會出現回調。特別是進入11月份以來，美元和人民幣之間反向聯動更為明顯，每次美元指數創出階段性新低，人民幣匯率幾乎都會報以匯改以來的新高。

在美國經濟數據表現不佳的影響下，美元遭受慘重打擊，美元兌各主要貨幣大幅下挫。2022年以來，美元相對于其他主要貨幣總體走弱，美元兌歐元匯率、美元兌英鎊匯率都跌至近兩年的最低水平。11月底，美國調低了2022年經濟增長及通貨膨脹預期值，而美聯儲會議紀要也顯示出多數成員預期經濟增長將放緩;此外，美國頒布的勞工市場失業救濟人數遠高于市場預期。這些因素加重了市場對美國經濟前景的悲觀情緒，推動了市場對美聯儲可能降息的預期，因而導致美元進一步疲軟，人民幣匯率進一步升值。

二、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從總體上來看，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經濟運行的影響是正面的。2022年，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和升值并沒有超出金融體系和企業的承受能力范圍;經濟增長不僅沒有減慢，而且保持了強勁的勢頭。人民幣匯率改革的實踐已說明，除了部分行業受到預料中的影響之外，總體上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保持在相當穩健的水平上，經濟增長、物價和外貿形勢都相當良好，如2022年GDP增長到達10.6%，外貿順差到達了1770億美元。我國的企業和金融機構對于匯率浮動表現出良好的適應能力，能夠把匯率機制改革的影響加以消化，這就為下一階段繼續推進匯率改革奠定了良好的根底。

(一)人民幣匯率變動對企業的影響

人民幣兌美元自2022年7月匯改后一直保持著升值趨勢，但同時，2022年以來貿易順差卻多次創出歷史新高，也就是說人民幣升值并未降低貿易順差的增長，這表明我國企業適應人民幣匯率升值的能力在增強。另一個有力的證據是，自2022年匯改以來，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仍然居高不下，而這些投資中的大局部是以出口導向型為主的。企業之所以擴大投資，表明企業還是有利可圖的。這反過來也證明人民幣漸進小幅升值對出口的沖擊是有限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下列兩點。一是出口企業實際盈利能力比預期高，升值強化并提高了國內企業的生產效率和競爭能力。從匯改后一年來的情況看，人民幣升值對出口企業的影響，更多地體現為國內企業之間的競爭加劇以及企業效率的提高。這種競爭的加劇，那么體現為出口產品的價格降幅超過人民幣升值的幅度。當然也有一種可能，即局部企業以前隱藏了利潤。二是企業在匯改良程中增加了抗風險的能力，已經開始逐漸適應匯率改革的方向，并逐漸學會運用多種匯率避險工具來應對匯率風險。多樣化的匯率避險伎倆包括提高產品檔次、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提高生產效率、降低中間耗費、提高品牌影響力和運用金融工具躲避匯率風險等，其中企業使用金融衍生產品、改用非美元貨幣結算和投資外匯理財產品的比例均有所回升。另一方面，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后，遠期結售匯業務范圍和交易主體進一步擴大，企業使用遠期結售匯的便利度明顯提高。而銀行間人民幣遠期市場和掉期市場的逐漸活潑，也從一個側面表明企業對新型匯率避險工具的適應能力和匯率風險管理意識都有所增強(巴曙松，2022)。[1]

從國內上市公司的案例分析中也可以看出，人民幣匯率改革對企業而言是利大于弊的。以2022年4月底披露年報的上市公司為樣本，可以看出，自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和大半年的適度升值以來，企業的匯兌損失不僅沒有放大，反而實現了較大的匯兌凈收益。總體而言，受益企業的平均受益金額，是受損企業平均受損金額的8.3倍。同時，匯率改革對特定區域的影響，取決于企業應對匯率風險的管理能力，且大企業云集的地區(示例上海、北京等地)，比中小企業遍地開花的地區要做得好很多。

(二)人民幣匯率波動對金融機構的影響

金融機構對于匯率浮動的承受能力也逐漸增強。2022年7月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時，人民幣匯率一次性上調了2%;一年之后，人民幣升值3%以上，其間市場交易日間和日內波動幅度加大，金融體系運行正常。這與匯改之后的一系列配套政策有很大關系。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中國人民銀行公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規，逐步放寬銀行現匯、現鈔買賣價差限制，引導掛牌匯率由對稱性向非對稱性開展，外匯定價從“一視同仁〞到差異定價開展。“一日多價〞的實施進一步強化了銀行匯率風險意識，并促使商業銀行從人民幣匯率產品的定價機制、平盤辦法、操作流程、風險管理、IT系統以及市場營銷等多個方面全面加強匯率風險管理體系的建設。而各類金融衍生業務的陸續推出，對商業銀行在提高金融衍生品的定價能力和風險管理水平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商業銀行也意識到其中存在的巨大商機，通過加快業務創新爭取在新的競爭格局中搶占先發優勢，并穩固自身的生存適應能力。在積極引導客戶增強對人民幣匯率機制認識的根底上，針對不同的客戶需求，為客戶提供相應的避險、保值、高附加值的產品和效勞，適時推出新的外匯理財產品，有效躲避和控制匯率風險;與此同時，積極開發風險管理、風險對沖及投資產品，綜合運用利率、匯率等價值互動的機理，分別對進出口企業采取不同的定價政策。

(三)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股票市場的影響

對股市而言，本幣升值預期主要會帶來四方面的益處：吸引國際資本流入，獲得以本幣計值資產升值的收益;在實行外匯管制情況下，本幣升值會出現將外幣資產轉換為本幣資產的趨勢，改善股市資金供求關系;為了抑制更多投機資金進入國內，央行將有意維持一定幅度的本外幣利差，傾向于保持低利率，為股市開展提供較為寬松的金融壞境;國際流動資本具有較強的投機性，將主要投資于容易變現、流動性高的證券市場。歷史經驗說明，一國本幣升值往往導致以本幣計價的資產升值，特別是以股市為代表的虛擬資產，其升值幅度將遠遠超過本幣升值的幅度。匯改之后，不少投資者對人民幣升值趨勢及其對證券市場的深遠影響仍然認識缺乏，對能從人民幣升值中受益的板塊也存在較大的認識局限。由于人民幣升值預期是支持我國股市長期向好的重要因素，并將成為今后幾年市場反復經營的投資主題之一，因此，投資者應樂觀看待今后的股市行情，重點關注那些能從人民幣升值中受益的行業板塊。當然，下一步將不再停留于人民幣升值的概念炒作上，而將逐步轉向從人民幣升值中受益的行業和上市公司業績的挖掘上。

毫無疑問，隨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效應的進一步釋放，新的匯率制度在優化我國經濟結構、促進產業升級、推動對外貿易結構的調整、實現經濟可持續開展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將會進一步顯現。

三、人民幣匯率政策趨勢與匯率走勢

由于匯率走勢與匯率形成機制相輔相成，完善匯率機制才能形成合理均衡的匯率水平(王元龍，2022)。[2]而匯率形成機制的完善又取決于未來的匯率政策取向，因此，有必要結合人民幣未來匯率政策趨勢來分析預測2022年人民幣匯率的走勢。

(一)人民幣匯率政策趨勢預測

2022年人民幣匯率政策的主要任務應當是在穩定匯率的前提下，從政策上弱化和打消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主要表現在下列四個方面。

1.貨幣政策將突出匯率政策

針對當前我國經濟運行狀況，央行提出，將協調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加強流動性控制，合理控制貨幣信貸增長，維護總量平衡。將開展外向型經濟與擴大內需戰略有效地協調起來，其關鍵是促進國際收支趨向平衡，這是當前我國經濟戰略轉型和政策選擇的著力點，也是改善當前宏觀調控的有效途徑(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分析小組，2022)。[3]央行在2022年8月第二次加息之后，我國的利率政策操作已經告一段落，貨幣政策調控的重心開始向匯率政策轉移。可以預計，人民幣匯率政策將成為現階段我國貨幣政策的重心。但需指出的是，匯率政策成為貨幣政策重心，其內涵是多方面的，如擴大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增強人民幣彈性、完善外匯市場運行體制、加快外匯市場產品創新、調整外匯管理政策等等，而不可將目光僅僅盯在匯率本身以及簡單地理解為人民幣要加快升值上。

2.采取多層次的政策組合

我國“雙順差〞的失衡經濟結構以及國際收支的不平衡，是由深層次制度因素和結構因素造成的。促進我國國際收支趨向平衡和實現匯率均衡，要求適宜的政策組合。這種政策組合至少包括三個層次：一是實際匯率調整和名義匯率調整相結合;二是匯率政策和外貿、外資、投資、產業等宏觀政策調整相結合;三是結構調整與制度變革相結合。毫無疑問，單項政策的調整或單純依靠匯率升值難以從基本上解決我國國際收支不平衡問題，而應從圍繞以消費需求為主擴大內需、降低儲蓄率、調整外資優惠政策、擴大進口和市場開放等結構性政策以及匯率浮動等方面共同入手，多管齊下進行調整。

3.適時調整匯率水平

匯率政策的核心是匯率水平的調整或匯率變動。匯率作為一攬子政策的組成局部，之所以能夠在調節我國國際收支不平衡中發揮一定的作用，關鍵在于適時地采取適宜的調整方式來調整匯率水平，即通過匯率水平的調整來適當發揮匯率政策在實現總量平衡、結構調整及經濟開展戰略轉型中的獨特作用。

所謂采取適宜的調整方式來調整匯率水平，就是指在名義匯率與實際匯率不一致的情況下，央行根據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要求，以適應我國經濟穩定開展的需要為出發點，調整名義匯率或調整實際匯率，或調整名義匯率和實際匯率相結合。從我國當前的情況來看，如前所述，匯率政策的操作將采取實際匯率調整和名義匯率調整相結合的方式。

第一，調整名義匯率。主要措施是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波動區間，示例從當前日均波幅的0.3%，逐漸放寬到日均1%的范圍。人民幣匯率波幅范圍的擴大，將會增加投機資金的風險，使投機的動力減少，從而減少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需要強調的是，人民幣名義匯率水平的調整應該是小幅的、漸進的。從匯率制度改革一年來的情況看，人民幣名義匯率升值了3.3%，而中美之間的利率差額為3.1%，這種狀況使得投機人民幣升值的熱錢流入并沒有獲得預期的收益。正如美國斯坦福大學羅納德·麥金農教授(RonaldI.McKinnon)所指出：中國央行將嚴格控制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將這一匯率的日變動幅度限制在非常微小的水平，而人民幣兌美元就以這一幅度持續波動著。但人民幣匯率的具體變動時間可以無章可循，以免給投機者享受免費午餐的時機。他認為，重要的是要維持人民幣的溫和升值并使升值幅度與美中兩國的通貨膨脹率差值相一致。要防止重蹈日本的覆轍，中國央行至少要密切關注美國的通貨膨脹水平和利率水平，并據此制定其以匯率為根底的貨幣政策。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應在嚴格控制的前提下逐步升值(羅納德·麥金農，2022)。[4]維持貨幣穩定是央行貨幣政策的首要任務，并以此維持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在這個前提下，人民幣匯率調整將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決不會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第二，調整實際匯率。主要措施是通過外貿、外資、投資、產業等宏觀政策的調整，引起實際匯率的變動，如調整外資優惠政策、轉變外貿增長方式、調整出口退稅等稅收政策、調整收入分配政策等都可到達調整實際匯率的效果，實現匯率均衡。具體而言，一是將我國外資政策的重點從提供稅收優惠政策轉向完善投資軟環境，為外資提供正常經營所需要的條件，以遏制投資主體的短期投機行為與假外資等套稅行為;同時減弱優惠政策的競爭，加快統一內外資企業稅收制度，實現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的公平競爭。二是逐步取消出口退稅政策，并開征資源型和資源密集型產品的出口稅收。三是提高法定的最低工資規范，以利于提上下收入階層的收入，刺激國內消費，促使企業從低價競爭策略轉向技術創新、產品創新的差別化競爭戰略。即通過實際匯率升值的方式實現匯率的均衡(潘英麗，2022)。[5]

4.開展和完善外匯市場體系

開展和完善外匯市場、逐步放開外匯交易已成為大勢所趨。由于我國采用了更為靈活的管理浮動匯率制，匯率波動幅度將逐漸增大，匯率風險問題會顯得更為突出，迫切需要開辦銀行間、銀行與其它交易主體間的遠期交易、調期交易、貨幣互換、外幣期貨、期權等金融風險管理業務，增加外匯交易工具，以滿足企業對沖外匯風險的要求。要將以銀行為主的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擴展到銀行、企業和個人均大量參與的完善的外匯交易市場，并適當放松資本管制，穩步推進資本工程可兌換。目前，各類企業按實需原那么均可開立外匯結算賬戶，并且企業可保存的外匯額度相當大，這為企業躲避匯率風險提供了一條途徑，但同時也增加了企業持有外匯頭寸的風險。因此，要進一步建立和完善外匯經紀商制度，讓更多的企業能夠通過外匯經紀商來躲避匯率風險，并進一步使手中的外匯保值增值。同時，要繼續深化外匯管理改革，改良經常工程外匯賬戶管理，進一步滿足企業和個人的外匯需求;要著力促進外匯市場開展，完善外匯市場風險計量和風險分擔機制，促進市場結構和交易方式復合化開展，增強金融機構自主定價能力和風險控制能力，激勵金融機構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積極進行金融創新，為企業、居民提供更加豐盛的避險產品，拓寬市場投資渠道。

匯率制度改革與匯率衍生品市場的開展是相互聯系、相輔相成的。匯率制度改革對開展匯率衍生品市場提出了現實的需求，匯率制度改革是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由于長期實行固定匯率制度，我國的金融機構和企業風險管理意識嚴重缺乏，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對這些企業和金融機構提出了巨大的挑戰。要解決這一問題，除了對這些金融機構和企業進行風險防備意識的教育和宣傳外，還要向這些機構提供管理風險的伎倆和工具，使金融機構、企業能夠利用這些工具來管理風險，提高對匯率風險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匯率衍生產品市場的開展對于推動匯率制度改革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廣闊金融機構和企業風險管理的工具和伎倆豐盛了，風險管理的本事增強了，我們才可能考慮進一步深化匯率制度改革以及加快改革的步伐，這一點在進行匯率制度改革過程中是十分重要的。

隨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穩步推進，包括匯率衍生品在內的我國金融衍生品市場將醞釀重大突破。我國將在借鑒國際經驗和防備風險的根底上，配合匯率制度改革的進程，循序漸進地推出更多的金融衍生產品，為企業和金融機構提供風險管理工具，并大力推動交易托管集散等根底設施建設，為衍生產品市場的開展搭建一個良好的平臺。

(二)2022年人民幣匯率走勢的預測

1.人民幣匯率將繼續維持雙向波動、小幅升值趨勢

可以預計，2022年人民幣匯率不會一次性大幅升值。盡管人民幣的升值速度有加快的趨勢，但這只是受到市場因素影響的短期狀況，人民幣不可能非理性升值，更不會一次性大幅升值。在我國金融體系還不是很健全、經濟結構還不夠合理的情況下，過早實現匯率比擬大的靈活性，將可能對社會經濟生活產生巨大的損害。因此，對于人民幣匯率要靈活到什么程度，應該有一個充沛探討并統一認識的過程。我國企業長期以來處于利率、匯率都相對穩定的環境下開展，因此需要給企業一個適應利率、匯率變化的時間。

2022年，在人民幣升值預期壓力明顯大于實體經濟內在升值需求的情況下，特別是在我國金融改革進入了關鍵時期，國內經濟、金融的不確定因素較多，我國金融機構和企業對浮動匯率尚需有個適應過程;而且在匯率調整對改善國際經濟不平衡影響有限的情況下，大幅度輕率調整人民幣匯率，風險過大，不利于國內經濟金融的穩定。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