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生產中的面源污染問題與對策,水污染論文摘要：對農業面源污染的基礎認知欠缺,難以制定有效的治理方案。通過五年多的多方式方法探尋求索實踐,梳理了農業面源污染研究的基本研究策略。名,可檢索到1835篇論文,最早的文章發表于1984年,內容是關于海洋污染的類型分析[1];20世紀80年代刊出論文6篇,主要牽涉發達國家面源污染的研究大概情況及概念、方式方法等;20世紀90年代,學界對此的總體關注較少;2007年太湖藍藻事件之后,面源污染成了熱門話題,中國知網每年收錄的相關期刊論文到達100篇以上,近年更是每年接近200篇(見表1)。表1題名含面源污染的期刊論文發表情況注:2021年8月15日以面源污染一詞在中國知網上檢索所得。中國知網刊出的1835篇期刊論文中,SCI來源期刊論文1篇,EI來源期刊論文33篇,CSSCI來源期刊論文132篇,中文核心期刊論文601篇,其他期刊論文1068篇;論文牽涉科學、技術、管理以及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等多個學科領域。關于面源污染的研究著作,筆者以中國國家圖書館和江蘇省圖書館藏書為例加以講明1。以面源污染為檢索詞,檢索時間為2021年8月17日,可檢索到兩館的圖書共52種,最早的一本是關于滇池面源污染控制的著作,出版于1998年;其余大部分圖書是在近期十年里出版的,華而不實20052018年出版8本,20182020年出版26本,20212021年出版17本。現有文獻中,與面源污染科技有關的研究較多。有牽涉面源污染負荷的研究,如李恒鵬等研究了太湖地區蠡河流域不同用地類型的面源污染特征,以為不同用地類型面源污染特征有較大差異[2];萬超等分析了施肥對面源污染負荷的影響[3];孟春紅等以為面源污染與降雨量密切相關,不同季節污染物負荷相差懸殊[4]。有對特定元素遷移的研究,如杜軍等研究了不同灌期農田氮素遷移及其對面源污染的影響[5];李文超等研究了流域磷素污染產生與輸移空間特征[6];李世陽等則分析磷流失的多重影響因素[7]。技術類的研究,往往與政策研究相結合,如上述檢索到的52本著作中,書名中帶控制或防控一詞的有25本,約占50%,顯示了這些著作都具有較強的解決問題的傾向,這也基本反映了這一時期面源污染治理所具有的中華特點。相當多的研究者關注面源污染的制度及政策,如葛繼紅等發現化肥要素市場扭曲對化肥農業面源污染物排放有顯著的激發作用[8];韓洪云等以為提高化肥利用率技術支持政策是解決面源污染治理政策設計的首選[9];楊順順等則提出化肥稅及環境服務付費的比擬研究[10]。社會科學研究者也從不同的角度關注農村面源污染問題。洪大用等從城鄉二元構造的視角,分析了農村面源污染產生的原因以及城鎮化對農村面源污染控制所可能產生的積極意義及其局限[11];王曉毅分析了農村環境污染的多重原因,華而不實,過量使用的化肥和農藥導致了面源污染問題[12];魏欣等從農戶行為層面關注面源污染[13];李傳桐等分析了農業面源污染之農戶行為[14];何浩然等則通過統計分析和構建計量經濟模型的方式方法,發現化肥施用水平在不同地區之間有較大差異[15]。綜之,國內的面源污染研究獲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針對性不強,有隔靴搔癢之感:第一,自然科學或技術類研究往往無法真正理解農業生產者的行為特點。農村面源污染是一個綜合性問題,不是一個單一的技術性問題,有其特定的經濟社會根本源頭,故而不是純技術就能夠解決的,即便就硬技術而言,由于對基礎研究的忽視,很多技術方案缺乏基礎科學支撐。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像水質這樣的最基礎的數據,大部分研究者無法獲得(除非自個去檢測),基于這樣的現在狀況,技術方案的可行性是值得懷疑的。第二,政策研究與建議比擬多,卻比擬隨意。中國有經世致用的優良傳統,但在面源污染的科學機理和社會機理還不甚清楚明晰的情況下,過早地提出對策,對解決實際問題幫助不大。本文集中討論農業生產中的面源污染問題,且選擇水稻生產加以討論。從技術層面上看,水稻生產中的面源污染問題,主要是肥素隨水體流失的問題。化肥的可溶性、肥素的單一性及用量大的特點,使化肥很容易隨水體進入溝河湖泊。為討論和表述的方便起見,筆者對本文的核心關注簡化為下面的四個假設。假設H1從水田向環境輸送的肥素量,取決于外排水的肥素濃度與外排水量。推論:到當前為止,尚無完好的外排水的肥素濃度與外排水量方面的實測數據。技術檢測的最大困難在于中國的農業是分散經營,農戶施肥的量、時間是彌散的,因而,從上游的農戶用肥量開場測量是突破散戶施肥行為規律研究的第一步。假設H2假如在水稻生產中,田中的水不向環境排放,則不會對環境輸出肥素以構成污染。推論:假如有這樣一種生產類型,生產周期內的水是循環的,或向外排的水量比擬小,則這種類型能夠杜絕或減少面源污染。假設H3假如田中的水N、P、K的濃度比擬低(比方優于Ⅲ類水),那么水的流出與面源污染無關。推論:水稻生長周期中,生產者分次施肥以及肥料被分解、吸收利用的速度不同,因而,不同時段水體中N、P、K濃度是變化的。假如能夠控制濃度高時段里的排水量,則能夠基本控制面源污染問題。假設H4假如水稻生長經過中的肥素需求是能夠測量的,那么能夠根據作物需求而精準施肥,進而到達控制污染。推論:測土配方肥正是朝這一方向努力的。假如能夠精準采用測土配方施肥技術,則能夠控制面源污染。基于面源污染課題組五年多時間的調查和考慮,本文擬對農業生產中的面源污染研究策略進行總結。面對紛繁復雜的研究對象,通過分類,選取三個最重要的理想類型加以討論。記賬討論的是一個方式方法問題,即怎樣最大限度地測準農戶的化肥使用量,它主要與假設H1關聯;測土配方施肥討論了新型生產技術對減少肥料用量的可能性,它主要與假設H1、假設H3與假設H4關聯;共生農業則討論了新型的生產方式怎樣防控面源污染,它主要與假設H1、假設H2與假設H3關聯。文末就農村面源污染的相關方式方法展開了討論。本文的經歷體驗資料來自太湖流域、巢湖流域及湖北潛江多地多頻次的調查,質性的方式方法主要是觀察和深度訪談。2020年在浙江省長興縣及安徽省肥東縣、肥西縣、舒城縣、巢湖市進行的記賬式調查提供了關于用肥量的基礎數據;2021年在肥東縣的問卷調查則提供了關于用肥及面源污染的一般理解2。二、化肥使用量的測量策略到當前為止,中國農業仍然保存了較多的小農經營的特點。對于怎樣防控小農生產的污染問題,技術專家和地方官員都感到特別棘手,在他們的印象中,農業生產者數量大、文化素質低、行為特點難以捉摸,因此很難掌控。社會學研究者的優勢是嘗試去理解人的行為特點,因而,從了解農業生產者用肥情況入手,能夠突破現有技術治理的盲區,這是課題組試圖理解面源污染的關鍵一步。面源污染之所以很難治理,是由于我們對面源污染的經過了解不夠,經過中的污染難以準確測量。面源污染是彌散型污染,由無數但不甚嚴重的污染點構成,種植業導致的污染問題也充分具體表現出了這一特點。首先,農戶的經營規模比擬小。從20世紀80年代開場,中國農業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其主體又回歸到家庭,分散的小農經營是其主要特征。在太湖、巢湖流域,人均水田面積普遍缺乏一畝。除此之外,20世紀80年代劃分責任田的時候,為了戶與戶之間的公平,田塊的肥瘦、遠近、高低等多種因素都要盡量兼顧,以致于每戶的農田有三、五處甚至更多的田塊,每戶經營若干田塊,田塊面積很小,每塊田用多少肥料只能依靠經歷體驗進行大致估計。其次,田塊的地理特征呈現多樣性。田塊高程有差異,田塊與灌溉渠、排水溝的距離不同,也使得肥素的流失更趨復雜化。再次,也是最重要的,生產者的行為方式呈現多樣性。用什么肥料,每季莊稼用多少次,每次用多少量,什么時間用肥,等等,均沒有統一標準或固定的程式,農業生產者往往依靠經歷體驗,根據莊稼生長的情景而詳細確定,這樣的生產方式要做到精準施肥是非常困難的。上述農業生產的分散性、多樣性特點所導致的后果,就是很難確知施肥的實際情況。研究者試圖獲得農戶用肥信息,通常采用的方式方法是問卷調查,然而,問卷調查很難測量準確,問卷測量者的理性思維方式與農業生產者(十分是小農生產者)所采用的思維方式3是不同的。另外,多數農業生產者沒有實時記錄的習慣,因而,無論是試圖通過回憶過去用肥的數據,還是對將來用肥進行估計,問卷調查的結果都會與實際用肥量有比擬大的差距。在農村經濟社會調查中,農村固定觀察點記賬式調查能較準確地收集資料。筆者受此方式方法啟示,經過課題組內反復討論,決定借用農村固定觀察點記賬方式,跟蹤水稻種植經過中的施肥情況,實時記錄用肥的品種、數量和時間。2020年下半年,課題組設計了農戶用肥用藥記錄冊(下面簡稱記錄冊)。記錄冊看起來很簡單,但要讓農民覺得好用,記錄數據可靠,并不容易,在術語表示出上,既要合適農民的特點,也要科學規范,除此之外,設計的內容不能多,多了農民就不愿合作,但指標太少又達不到記錄的目的。需要農戶記錄的內容包括水稻種植面積,每次的用肥量,所用肥料的名稱,氮、磷和鉀的含量。2020年5月,在水稻栽插時節,課題組根據研究方案,在太湖流域的浙江省長興縣和巢湖流域的安徽省舒城縣、肥西縣、肥東縣和巢湖市發放記錄冊198份,最終獲得有效記錄冊167份;同年7月,課題組成員進村,對記賬的農戶進行跟蹤回訪,有一部分農戶能夠正常記錄,也有一部分農戶無法正常記錄,對不能正常記錄的農戶,課題組成員協助他們把已經發生的用肥用藥情況進行補錄;11月秋收之后,課題組成員再次下村進戶,回收記錄完好的記錄冊,部分農戶記錄不完好的,由課題組成員協助其補錄。據此比擬具體的記錄數據,課題組能夠了解農戶的用肥量、用肥種類,單位面積的用肥量,N、P2O5、K2O的單位面積用量以及每千斤稻谷的用量,還能夠進一步分析不同種植戶的用肥特點等,進而建立起農戶行為與面源污染之間的邏輯關系鏈。2020年的調查屬于探尋求索性質的,但它卻是獲得種植業生產者實際用肥信息的較為有效的策略。三、測土配方施肥與用肥減量假如有一種施肥技術,能夠根據作物的需要確定施肥量,那么生產者根據技術規程操作而不浪費肥料,面源污染問題也就不會產生。測土配方肥理論上能夠擔當此重任,接近上述假設H4。固然在農業生產實踐中,測土配方施肥還遠不夠精準,但用測土配方肥能夠減少肥料的使用量,這是確定無疑的。所謂測土配方施肥技術,就是指以土壤測試和肥料田間試驗為基礎,根據作物需肥規律,提出氮、磷、鉀及微量元素等肥料的施用數量、施肥時間和施用方式方法。簡單講,測土配方施肥技術就是按需施肥,實現缺什么補什么缺多少補多少以及什么時候缺什么時候補4。與傳統施肥方式方法相比,測土配方施肥方式方法能夠合理使用肥料、減少浪費;從環境的角度看,它能夠減少農業生產中的面源污染問題。2020年4月,課題組訪問了太湖流域的長興縣、安吉縣土肥站及相關部門,了解了測土配方施肥技術的基本情況;6月,課題組訪問了巢湖流域的舒城縣、肥西縣和肥東縣,華而不實肥東縣土肥站在推廣測土配方施肥方面成效顯著。筆者深度訪談了肥東縣土肥站的負責人朱先生,了解到肥東縣測土配方施肥技術推廣的經過、方式方法及效果。肥東縣是第一批全國測土配方施肥資金補貼項目試點縣,除了國家專項資金補貼,縣每年撥付專項配套資金扶持測土配方施肥的推廣工作。縣土肥站的主要工作是:(1)通過儀器進行測土化驗,開展耕地地力評價工作,建立縣域土壤屬性數據庫和空間數據庫,繪制出不同作物測土配方施肥分區圖,便于給出施肥建議;(2)發揮專業優勢,推廣配方肥使用,遴選6家肥料企業作為測土配方施肥推廣合作企業,在各集鎮、重點村居和農民用肥集中地帶建立銷售網點250家。以2020年浙江、安徽五縣(市)記錄冊數據和2021年7月安徽省肥東縣的問卷調查數據為基礎,結合實地調查訪談所了解的情況,就測土配方施肥與減少肥料用量的效果作出分析。測土配方肥使用與面源污染的減少能夠從下述兩個方面加以討論。1.使用配方肥能否會減少化肥使用量?與普通施肥方式比擬,配方肥在多大程度上減少了用量,進而減少了面源污染?根據2020年記錄冊收集的數據,課題組比擬、分析了測土配方肥與普通化肥的用肥差異。在有效的163戶記錄中,使用測土配方肥的30戶,未使用測土配方肥的133戶,總體上配方肥使用量少于普通肥。每1000千克糧食5的N、P205、K2O的使用量:N的用量配方肥約為普通肥的80.78%,P205的用量配方肥約為普通肥的78.06%,K2O的用量配方肥約為普通肥的87.27%(見表2)。這一數據與實地調查所得情況互相印證:當前農業生產中,氮、磷過剩比擬突出,鉀元素相對缺乏,因此施用相對合理。表2不同用肥方式單位糧食產量的N、P205、K2O消耗量比擬課題組對肥東縣石塘鎮同合村馬家與梁園鎮新河村李家的用肥情況進行了比擬(見表3)。表3李、馬兩戶用肥量比擬數據來源:2020年記錄冊數據。馬家:每畝施底肥17.5千光復合肥(N∶P2O5∶K2O=15∶15∶15),17.5千克尿素(含N46.4%),第一次追肥20千光復合肥(N∶P2O5∶K2O=15∶15∶15),第二次追肥10千克尿素(含N46.4%),第三次追肥5千光復合肥(N∶P2O5∶K2O=15∶15∶15),畝產水稻400千克。李家:每畝施底肥(測土配方肥)30千克(N∶P2O5∶K2O=20∶10∶15),追肥10千克尿素(含N46.4%),畝產水稻587.5千克。從上表能夠看出,兩戶的用肥量差異非常大。以畝均化肥用量計,馬家每畝使用的N、P205、K2O量分別是李家的1.80、2.12和1.42倍;以單位產量1000千克稻谷計,馬家使用的N、P2O5、K2O量分別是李家的2.6、3.1和2.1倍。再用李家的數據與表2肥東縣的數據進行比擬。李家的用量比肥東縣測土配方肥的平均用量略低,但非常接近。在氮、磷、鉀三種肥料方面,李家鉀的用量與肥東縣鉀的用量均值基本一致,講明當地土壤確實缺鉀,但李家氮、磷的用量比肥東縣均值有顯著降低。李先生已經70多歲,是一位農業技術專家,他固然不是正規農業院校畢業的,但數十年來兢兢業業鉆研農業技術,他所用肥料少,得益于他豐富的生產經歷體驗與科學的用肥方式方法。馬先生平常比擬忙,別人施肥他也施,他以為追肥能夠提高產量,是非常有必要的。固然兩戶用肥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個體的理性程度的差異造成的,但我們可以以看到測土配方施肥的奉獻。根據肥東縣土肥站的數據以及上表的數據顯示,近期幾年,肥東縣農田主要缺鉀,李先生施用鉀肥的比例高,而馬先生使用普通復合肥,氮、磷的用量多。2.配方肥的普及程度怎樣?有多少人、詳細是哪些人在使用測土配方肥?根據課題組2021年的問卷調查,340戶抽樣種植戶中使用測土配方肥的種植戶為89戶,占26.2%;未使用測土配方肥的種植戶為251戶,占73.8%。固然使用測土配方肥的種植戶比例不算很高,但使用的面積卻很大。340戶抽樣種植戶總種植面積為21563.6畝,華而不實使用測土配方肥的種植面積達12388.7畝,占總面積的57.4%,實際使用測土配方肥的面積已經過半6。造成種植戶測土配方肥的比例不甚高但面積比例較大這一差異的原因,是由于小戶頻數高但經營面積小,種植面積20畝下面的種植者占總戶數的87.35%。根據肥東縣340戶樣本不同規模的頻數分布情況,筆者劃分了6個組,如表4所示。規模在20畝下面的小農戶,測土配方肥使用率大約為20%;規模為20~100畝中等規模的農戶,測土配方肥使用率在33.4%;規模在100畝以上的規模經營農戶,測土配方肥使用率則到達50%。表42021年肥東340戶抽樣種植戶使用測土配方肥情況不同規模經營戶使用測土配方肥的差異,主要是由于技術敏感性和生產理性程度的差異。非農業產業是大部分農村家庭的主業,而農業往往只是其知足家庭口糧的兼業,農業生產的目的是解決自家的糧食需求,或不使土地拋荒。因而,小農對新技術不敏感,對成本投入也不敏感。而規模較大的種植戶,則是理性生產者,他們關心新技術,對新技術能夠節約成本或提高產出反響比擬敏感7。四、共生農業、水循環與污染防控在化肥發明之前,肥料是農業生產的主要約束條件,因而,從水田向外部環境排水并不產生現時的所謂面源污染,比擬接近假設H3的情況。在西南苗侗地區,種植高桿糯稻品種的水田保水而不外排,很接近假設H2的情況。近些年開發的共生農業類型,在其生產經過中,水在田中循環,不外流或外流較少,同時,不用化肥或少用肥料。共生農業是最接近假設H2、假設H3兩種情況的生產方式,因而,這種生產方式對防控面源污染有特殊的意義。傳統的稻作生產的水田是一個復雜的復合生態系統,它以糧食生產為主,魚蝦等水產品是水田生態系統演進中自然產出的副產品,當然,也有一些地區,很早就發展了稻田養魚,如浙江青田、西南苗侗村寨,但即便是稻田養魚的農業,仍然以糧食生產為主、水產品生產為輔,水產品的產量較低。近年來,南方稻作區開發了多種多樣的共生農業,它是利用水田這一濕地系統的生態特點,借助傳統生產技藝而進行技術開發的當代生態農業。共生農業利用不同生物間相生相克的特點,同時產出稻谷、魚蝦類水產品。共生農業的類型很多,植物以水稻為主,但可以以是蓮藕、茭白等其他水生植物;動物以魚類為主,但還包括鱉(甲魚)、龍蝦8、鴨等多種多樣的水產、家禽類。共生農業大致有下面特點:(1)水田被改造成更合適植物、動物生長的濕地系統(考慮行文方便,本文仍然使用水田,實際上它們與原來意義上的水田差異不同較大);(2)就農產品的經濟價值而言,水產品價值往往高于稻谷,這一特點決定了生產者愈加重視魚蝦類水生動物的環境,在水稻品種的選擇、水田與外部環境的水交換等方面,會優先考慮水生動物的生長環境;(3)生產者理解水稻與水生動物之間的相生相克關系,并充分開發利用這一有利的生態關系形式,提高產出,減少消耗;(4)技術部門或公司已開發出共生農業的技術標準,并可供其他生產者采用。筆者以湖北省潛江市的水稻小龍蝦共生農業9為例加以講明。20世紀90年代末,由于農村勞動力大量外出打工,加上農業稅費重,導致農田拋荒棄種現象嚴重10。潛江市積玉口鎮寶灣村農田多為低洼湖田,承包田棄種現象更為嚴重。1998年,時任寶灣村村支書的劉主權租用農民棄種的70畝低洼田,以租用承包田的方式代農民繳費,解決農民拋荒問題,他本想利用這些低洼田養魚,但沒有找到一個適宜的方式方法,通過日常生活中的觀察、思考,他發如今水田里野生的小龍蝦繁衍、生長很快。1999年春,劉主權購買了250千克小蝦放養,到6月初捕獲了1000千克左右,之后,他逐步探索出小龍蝦的人工養殖規律,他的這一做法也逐步被其他村民仿效。經過十余年的探尋求索,龍蝦已經是潛江市的主導產業。2021年底,潛江市蝦稻共作面積到達31.5萬畝,約占水稻種植總面積的40%11;2021年,全市蝦稻共作面積到達49.5萬畝,綜合產值到達230億元;2021年,力爭蝦稻共作面積到達65萬畝12。潛江市水產局的負責人吳先生談到蝦稻共作田所起的防洪作用時講道,2021年夏,湖北省普降大暴雨,潛江市周邊的幾個縣市都受災,但潛江市30多萬畝的蝦稻共作田,下雨時只要不淹水稻就能夠,多滯留了雨水,所以2021年潛江市大暴雨但未見澇災13。蝦稻共作的水田不像普通的農田那樣急著把水排出去,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蝦稻共作生產時,選擇了比擬耐水的水稻品種;二是龍蝦比水稻的經濟價值高,所以水稻的產量即便有所下降對生產者的收入影響有限。從防控面源污染的角度看,蝦稻共作這一保水的特點恰巧能夠控制或減少農業對環境的污染。每年67月份是南方的雨季,也是水稻初栽和生長的早期,大量的基肥留在水田還沒有被吸收完,如遇暴雨,水田中的水大量外泄,則肥素勢必會進入外部環境,而像潛江市這樣蝦稻共作的生產形式,把水留在農田里,則有效地避免了肥素的流失。蝦稻共作生產方式盡量少用化肥的特點也有助于減少面源污染。龍蝦對化肥很敏感,為避免對龍蝦的傷害、保證龍蝦產量,生產者在水稻生產經過中一般不用化肥或少用化肥。蝦稻共作水田系統肥素的充分循環有助于截斷肥素的外流。以氮循環為例,生產者在收割水稻時只是把稻谷收走,而稻草打碎后留在田間,隨后放水浸泡稻草,使其腐爛。在稻草腐爛經過中,微生物和蟲子等生長起來,成為龍蝦幼仔的餌料。投入的黃豆等龍蝦餌料,大部分為龍蝦所消耗,沒有吃掉的,在水環境中腐爛,與龍蝦的排泄物一起,被其他微生物、蟲子等食用,再次成為龍蝦的食物,或分解后作為植物的肥料被吸收利用。水田中的其他植物以及水稻的枯葉,成為龍蝦的食物或再腐爛進入類似的循環經過氮素經過龍蝦餌料而進入水田,通過稻谷及龍蝦產品從水田帶出氮素,其他物質中的氮素主要在水田生態系統中循環。除產品外,流出的氮素越少,生產者的經濟效益越高,對外部環境的影響(面源污染)就越少,在這里形式中,生產者的收益與環境的正外部性呈現正相關關系。南方稻作區普遍適用共生農業形式,由于技術形式很多,所以,從理論上講,每個地區都能夠找到適應于當地的共生農業技術形式。共生農業從收獲單一農產品到收獲多種農產品,且多為無公害或綠色優質農產品,因而,單位面積的產出是普通生產的三到五倍,甚至十倍,生產者有較高的積極性。假如能積極加以試點、引導,在重點湖泊上游地區推廣,則能夠事半功倍地控制面源污染問題。五、結論與討論通太多年的研究,課題組逐步理解了當下農業面源污染問題在技術、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基本特征,理解了面源污染研究的基本思路以及解決面源污染應該采取的基本策略。由于在共生農業生態系統中水生動物對化學物質具有排擠性特點,迫使共生農業的生產形式不用或少用化肥、農藥。共生農業的生產經過與普通水稻生產相比,大大減少了向環境排出的水量,因而,共生農業能夠不產生污染或很少產生污染。與此同時,共生農業呈現出良好的經濟效益,有很好的發展前景。隨著多種共生農業技術類型的發展和共生農業面積的擴大,南方稻作區的面源污染問題有望得到逐步緩解。測土配方施肥是精準用肥、減少面源污染的重要技術手段。傳統小農主要依靠經歷體驗施肥,這在肥料特別稀缺的時代,并不會產生面源污染問題,但在化肥充裕、勞動力價格日趨高漲的今天,過剩是很難避免的。測土配方施肥固然有減少肥料用量的效果,但對高度分散的小農而言意義有限,不過隨著土地經營規模的不斷擴大,測土配方施肥對于減少農業面源污染的價值日益突顯。怎樣理解小農的行為,一直是農村社會學、農村經濟學的重要話題。基于已有的對小農行為特點的理解,課題組采用記賬方式測量農戶的用肥數量,是理解小農施肥行為和散戶面源污染特點的基本方式方法。固然課題組在測量樣本、數據完好性方面還有待于進一步完善,但作為測量農戶用肥的基本方式方法,筆者以為是成功的,也值得向同行推薦。面源污染課題五年多時間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方式方法層面的探尋求索,課題組重點探尋求索和收獲的是,在什么情景下,采用什么樣的方式方法更容易、更精準理解農業面源污染問題。五年多時間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關于面源污染解決策略的探尋求索。具備良好的經濟效益并易于操作的生產形式或技術方案,才能最終解決農業生產中面源污染問題。長期存在的對基礎科學的忽視,包括對社會科學的忽視,使課題組的研究定位在解決農業面源污染的基礎認知領域中。沒有科學認知基礎的對策,是無法真正解決現實問題的。當然,從科學認知到實際解決問題仍有一段相當長的路要走。作為多學科主題的農業面源污染研究,單一學科很難真正理解問題的所在。現有的研究是開放的,或者講還很不完善,等待更多本質性的研究成果呈現出來。以下為參考文獻：[1]馮克亮.淺談海洋的面源污染[J].海洋環境科學,1984(1):78-79.[2]李恒鵬,黃文鈺,楊桂山,等.太湖地區蠡河流域不同用地類型面源污染特征[J].中國環境科學,2006(2):243-247.[3]萬超,張思聰.基于GIS的潘家口水庫面源污染負荷計算[J].水力發電學報,2003(2):62-68.[4]孟春紅,趙冰.御臨河流域農業面源污染負荷的研究[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2007(6):794-799.[5]杜軍,楊培嶺,李云開,等.不同灌期對農田氮素遷移及面源污染產生的影響[J].農業工程學報,2018(1):66-74.[6]李文超,翟麗梅,劉宏斌,等.流域磷素面源污染產生與輸移空間分異特征[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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