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經濟發展模式的比較

—相似的原理與不同的方法

華民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印經濟發展模式的比較

—相似的原理與不同的方法華民一、中國與印度崛

起的世界意義一、中國與印度崛

起的世界意義1、歷史上的亞洲1、歷史上的亞洲中國與印度所在的亞洲曾經是非常富庶的地方，直到19世紀之前，中國比歐洲或者亞洲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強大，在1820年時，中國的GDP比西歐及其衍生國家的總和還要高出將近30%。中國與印度所在的亞洲曾經是非常富庶的地方，直到19世紀之前，在西方國家進行殖民擴張以前，印度是后來成為西方殖民地國家中唯一的工業品出口國，即使到了英國對印度進行殖民地統治以后的一段時間里，印度的工業規模仍然要比其他任何一個歐洲殖民地的工業規模都要大。在西方國家進行殖民擴張以前，印度是后來成為西方殖民地國家中唯但是，隨著西方對印度的殖民、以及對中國的殖民滲透，本來就已處在停滯狀態的中印兩國經濟更是出現了歷史性的大逆轉，在此后的100多年時間里，中國與印度、以及這兩個大國所在的亞洲很快就成為世界上最為貧困的地區，而且大部分貧困人口恰好集中在中國與印度這兩個人口規模極其巨大的國家里。但是，隨著西方對印度的殖民、以及對中國的殖民滲透，本來就已處2、亞洲的復興2、亞洲的復興亞洲的復興是從1950年代開始的，但是走出亞洲經濟復興第一步的并不是中國和印度，而是日本，這是因為中國與印度在爭得民族獨立與解放之后，出于對西方國家的“敵意”而選擇了被事實證明是缺乏效率的“計劃經濟體制”，結果未能實現有效的經濟增長，從而也就不能有效地解決多個世紀積累起來的貧困。亞洲的復興是從1950年代開始的，但是走出亞洲經濟復興第一但是，當日本于20世紀70年代成功實現對美國與歐洲的趕超，以及隨之而來的東亞“四小龍”與“四小虎”的經濟起飛，給中國以巨大的沖擊。但是，當日本于20世紀70年代成功實現對美國與歐洲的趕超，以中國在經過審慎的思考以后，在1979年以后毅然決然地走上了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道路，從而創造了令世人震驚的中國經濟奇跡。面對中國的經濟奇跡，印度最終也在1992年開始了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結果，在進行轉型后的10多年時間里，也發生了在印度歷史從來沒有過的經濟增長。中國在經過審慎的思考以后，在1979年以后毅然決然地走上了向3、中國與印度崛

起的世界意義

3、中國與印度崛

起的世界意義（1）中國與印度的崛起為解決世

界性的貧困問題提供了新的希望

（1）中國與印度的崛起為解決世

界性的貧困問題提供了新的眾所周知，只有經濟增長才能有效地減少和消滅貧困，或者換句話說，財富的創造是解決貧困問題的關鍵性因素，而分配至多只能解決公平問題，但是絕對不能解決貧困問題。眾所周知，只有經濟增長才能有效地減少和消滅貧困，或者換句話說中國與印度的經濟增長與崛起再次證明了這一點。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只花了短短20多年的時間，就使得大致為4億左右的貧困人口實現了脫貧。中國與印度的經濟增長與崛起再次證明了這一點。自1979年改革印度在剛剛開始改革的時候，其貧困人口要占到全國總人口的36%，但是在市場化改革僅8年之后，其貧困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就顯著地下降了八個百分點，平均每年降低一個百分點。印度在剛剛開始改革的時候，其貧困人口要占到全國總人口的36%毫無疑問，中國與印度在解決貧困問題上的巨大突破既為全世界發展中國家走出貧困樹立了信心，也為世界解決貧困問題提供了可能。毫無疑問，中國與印度在解決貧困問題上的巨大突破既為全世界發展如果我們沿著這樣的邏輯作更進一步的推理，那么中國和印度的崛起還將為改善世界人權狀況做出巨大的貢獻。無數的事實證明，人權狀況的改善極大地依賴于經濟上的脫貧。中印經濟發展模式的比較（2）中國和印度的崛起與15世紀西

方國家的崛起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

（2）中國和印度的崛起與15世紀西

方國家的崛起具有完全中國和印度的崛起有助于減少和消除世界性的貧困，但是在西方國家崛起的過程中則制造了世界性的貧困。在西方國家崛起的過程中，我們不僅看到發生了在他們各自國內的階級分化與收入分配對于資本的過度傾斜，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貧困，而且還看到了由西方國家的殖民活動與帝國主義戰爭所造成的世界性貧困增長，從而使得整個世界日益被分化為發達的工業化富國與不發達的發展中窮國。中國和印度的崛起有助于減少和消除世界性的貧困，但是在西方國家或許有人會以美洲為例來為西方的殖民地活動進行辯解，但是，在我們看來，在美洲發生的現象與其說是殖民還不如說是移民，因此，即使在西方學者的很多著作中，也是從來不把美洲作為西方的殖民地來看待的，相反，他們更加愿意稱美洲為西方的衍生國家。或許有人會以美洲為例來為西方的殖民地活動進行辯解，但是，在我但是，除了美洲、或許還要算上大洋洲之外，我們在世界其它各洲再也沒有看到過由西方國家的殖民活動而帶來的經濟增長，事實是在前西方殖民地國家普遍發生的現象是經濟崩潰與貧困的增長。正是因為有了這種本質上區別，所以，與西方國家的崛起相比，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從一開始就具有和平性、而非掠奪性。但是，除了美洲、或許還要算上大洋洲之外，我們在世界其它各洲再（3）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將對控制世

界人口的增長做出更為積極的貢獻

（3）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將對控制世

界人口的增長做如果說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可以有效地解決世界存量人口的貧困問題，那么從流量的觀點來看問題，中國和印度的崛起還將對控制世界人口增長做出更為積極的貢獻。如果說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可以有效地解決世界存量人口的貧困問題，自從進入工業化時代以來，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一種比較穩定的負相關關系，經濟增長、以及由經濟增長所造成的收入增加會改變人們生兒育女的“成本-收益”函數，人們生兒育女的成本會因為收入增加、生活費用上漲而增加，但人們生兒育女的收益（比如養老送終的收益、增加人口數量以增加家庭總收入的收益等）則會因為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遞減。因此，經濟增長和收入提高的結果將是增量（流量）人口的下降。自從進入工業化時代以來，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一種比較穩定當然，要發生這樣的變化，一個充分條件是工業化與城市化必須同時并進，因為城市可以創造更多的消費活動、城市生活需要更多的社交、城市的生活費用通常也要比鄉村更加昂貴、而且城市的工作與生活節奏也要比鄉村快得多。所有這些將會大大地降低人們的生育欲望，從而產生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的負相關效應。當然，要發生這樣的變化，一個充分條件是工業化與城市化必須同時（4）改革與開放是

走向富裕的必經之路（4）改革與開放是

走向富裕的必經之路中國和印度的崛起還表明，盡管各國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以及文化遺產可以不盡相同，但是，實現經濟增長、擺脫貧困、走向富裕和現代社會的必經之路則是對內改革，對外開放。中國和印度的崛起還表明，盡管各國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以及文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4年撰寫的《共產黨宣言》中就以十分贊嘆的語句肯定了市場經濟在解放社會生產力中所發揮出來的驚人力量，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用了“法術般地呼喚出來”的詞匯來描述社會生產力得到解放的景象，并且還為我們描繪了當這種被解放出來的生產力隨著市場邊界的擴張而走向全世界時又是怎樣引起整個世界的制度變革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4年撰寫的《共產黨宣言》中就以十分贊在今天的世界經濟中，那些既未向市場經濟轉型、又沒有實行對外開放的國家，至今沒有發生經濟增長也就不足為怪了。在今天的世界經濟中，那些既未向市場經濟轉型、又沒有實行對外開（5）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可以為

世界經濟帶來新的增長動力（5）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可以為

世界經濟帶來新的增長動力首先，中國、特別是印度都是屬于世界“人口年輕”的國家，它們可以為整個世界帶來巨大的“人口紅利”；其次，它們擁有強大的低成本制造能力，這可以讓整個世界在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而不至于發生通貨膨脹；最后，從長期來看，中國和印度的崛起還可以為世界創造一個規模空前巨大的新興市場而使世界各國都有可能分享中國和印度經濟增長的成果。首先，中國、特別是印度都是屬于世界“人口年輕”的國家，它們可結語根據以上幾點分析，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認為，中國和印度的崛起所產生的影響絕不是國別性或者區域性的，而是世界性的。不僅如此，在現有的國際規制下，中國和印度崛起所產生的這種世界性影響不會是破壞性的或侵略性的，只能是和平性與建設性的。因此，與以往發生在西方世界的大國崛起相比，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將更加有利于人類解放與世界和平。結語根據以上幾點分析，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認為，中國和印二、中國和印度為何會

選擇不同的發展模式？二、中國和印度為何會

選擇不同的發展模式？1、中國和印度走

向市場化道路不同1、中國和印度走

向市場化道路不同（1）歷史遺產（1）歷史遺產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前實行的是以公有制為基本制度的計劃經濟而印度在其改革開放以前所實行的則是以私有制為基本制度的計劃經濟這種根本制度上的差異導致了這兩個國家在向市場經濟轉型時，必須要選擇不同的改革道路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前實行的是以公有制為基本制度的計劃經濟（2）中國的產權改革（2）中國的產權改革中國要想完成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首要的任務便是進行所有制的改革，因此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開始正式引入產權和私人企業制度。這項改革最初是從農村開始的，然而就以星星之火燎原之勢迅速地在整個經濟領域中得以推行，從而成功地奠定了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制度基礎。根據世界銀行的估算，僅僅是在1978至1984年間，由于中國政府在農村進行了明確土地產權和其他一些產權的改革，就使中國農業產出提高了四十二個百分點。中國要想完成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首要的任務便是進行所在整個中國的經濟增長過程中，經濟增長與產權改革與私人企業的發展呈現出高度的正相關性。綜觀今日之中國，什么地方民營經濟發展的越好，那么該地區的經濟增長也就越快，人們的生活水平也就提高的越快；什么地方產權改革越是滯后，那么該地區的經濟增長也就越慢，貧困的問題也就會變得更加嚴重。在整個中國的經濟增長過程中，經濟增長與產權改革與私人企業的發從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盡管再分配可以緩解不同地區間的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的矛盾，但是解決這一矛盾的根本方法可能還是在于產權和其他相關制度的改革。從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盡管再分配可以緩解不同地區間的收入（3）印度的自由化改革（3）印度的自由化改革與中國不同，由于印度在改革開放之前就已廣泛地存在著數量眾多的私人企業，因此，對于印度來說，其通向市場化的道路就是放松政府管制、大力推進經濟自由化與貿易自由化就可以了。與中國不同，由于印度在改革開放之前就已廣泛地存在著數量眾多的印度大致上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減少貿易限制的改革，但是真正的自由化改革則是從1992年才開始的。在1991年時，印度的平均關稅為83%，但是到了1998年，印度的平均關稅已經降低了30%以上。貿易自由化導致激勵的市場競爭，這種競爭不僅來之于國內，而且還來之于國際社會，其結果是大幅度地提高了印度企業的生產率，并且還顯著地減少了印度企業關門倒閉的現象。印度大致上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減少貿易限制的改革，但由此帶來的后果是，從1992年改革開放至今，印度的GDP已經翻了一番多，其人均GDP提高了近4倍，并且和中國一樣，印度也非常顯著地減少了貧困。由此帶來的后果是，從1992年改革開放至今，印度的GDP已（4）結語

不管中國和印度在走向市場化的過程中所采取的方法有多大的不同，但是，中國和印度的改革在有一點上卻是非常相似的，那就是兩國都謹慎地采取了漸進改革的方式，從而成功地避免了那種頻頻地發生在前蘇聯和中東歐計劃經濟國家轉型過程中的社會動亂，以及因為社會動亂而造成的經濟衰退。（4）結語不管中國和印度在走向市場化2、中國和印度對

外開放的模式不同2、中國和印度對

外開放的模式不同（1）中國和印度對外

開放模式的差別

（1）中國和印度對外

開放模式的差別

從中國和印度對外開放的模式來看，這兩個國家也存在著相當顯著的差別。就中國而言，對外開放的主要方式是出口導向和引進外資，而印度的對外開放則采取了對外投資與自由貿易的方式。導致中國和印度在對外開放上所采取的幾乎是完全相反的做法的原因就在于兩國所面臨的初始條件是完全不同的。從中國和印度對外開放的模式來看，這兩個國家也存在著相當顯著的（2）中國向市場經

濟轉型的初始條件（2）中國向市場經

濟轉型的初始條件第一，勞動幾乎無限可供給；第二，內需因為過剩勞動和農村居民數量過大而嚴重不足；第三，中國城鄉居民雖有很高的儲蓄傾向，但是由于企業和企業家的高度稀缺而不能把國內的儲蓄有效地轉化成為生產性的資本來增加國民財富和居民收入。第一，勞動幾乎無限可供給；（3）中國對外開放的策略（3）中國對外開放的策略這樣的初始條件和經濟特征就決定了中國的對外開放只能采取出口導向和大規模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模式。通過采取積極的鼓勵出口的貿易政策，其方法是人民幣匯率貶值（1994年）和出口退稅，中國有效地解決了由內需不足而造成的生產過剩問題。通過引進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不僅有效地增加了中國的投資總額，而且還激活了市場競爭、激發了中國的企業家精神，促進了中國企業制度的改革。所有以上這些由對外開放所帶來的經濟效應使得中國的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強勁增長。這樣的初始條件和經濟特征就決定了中國的對外開放只能采取出口導（4）印度向市場經

濟轉型的初始條件

（4）印度向市場經

濟轉型的初始條件有比中國更好的企業制度和金融體系。但勞動力素質不高，文盲率要達到40%以上，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印度社會的“種性制度”有關。基礎設施非常糟糕。因為過早地推行西方式的民主而導致政府效率非常低下。有比中國更好的企業制度和金融體系。（5）印度對外開

放的策略選擇（5）印度對外開

放的策略選擇面對這樣的初始條件，印度在開始對外開放時所能做出的選擇只能是對外投資和自由貿易。由于印度政府在對外開放方面的不作為，故爾看不到國家對制造業的這種支持，結果，印度的自由主義的貿易政策從一開始就決定了印度制造業難以有生存和發展的空間。面對這樣的初始條件，印度在開始對外開放時所能做出的選擇只能是把素質較差的勞動力和糟糕的基礎設施這兩個初始條件結合在一起，就會發現，印度是沒有能力吸引世界跨國公司到它國內投資生產的。并且，只要印度本國的公司發展到一定的規模，就將面臨優質勞動力供給不足和基礎設施供不應求的發展瓶頸，而這正是導致印度的制造業發展在遠遠落后于中國的情況下，就不得不到海外投資。把素質較差的勞動力和糟糕的基礎設施這兩個初始條件結合在一起，當我們再把印度民主的、但同時又是分散的和缺乏效率的政治體制與其基于種性制度之上的精英教育體制結合起來，再加上由于英國殖民而留下的語言遺產（英語被英國殖民者確定為印度的官方語言），那么我們就很容易理解印度為何無法采取鼓勵出口的發展戰略，并且在政府無法作為的自由化貿易戰略中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參與全球計算機軟件業外包式國際分工的道路。當我們再把印度民主的、但同時又是分散的和缺乏效率的政治體制與（6）兩個必要的評論（6）兩個必要的評論第一個評論有許多人認為，從事國際軟件業外包生產的印度要比從事大規模制造的中國更有發展潛力，因為在這樣的國際分工格局中，印度似乎要比中國處在科技含量更高的國際分工層次上。但是，在我們看來，這樣的觀點并不正確。首先，無論是中國還是印度，其實都處在國際分工的底端，這是由中國和印度兩國的發展中國家的地位所決定，區別只是在于中國處在國際制造業分工的底端，而印度則處在國際軟件業分工的底端，并且這種區別歸根到底是由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國家各自的比較優勢所決定的。其次，當我們把這樣的區別作更進一步的分析時，卻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制造由于具有較長的產業鏈和更大的產業溢出效應，從而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帶來更為公平的經濟增長；相反，印度軟件生產的產業鏈相當短，并且其產業溢出效應也比較小，因此，印度的軟件生產只創造了有限的就業機會，并且還發生了“軟件新貴”與普通勞動者之間收入分配上的巨大鴻溝。第一個評論有許多人認為，從事國際軟件業外包生產的印度要比從事第二個評論還有人認為，印度在基礎設施上的供給不足是可以得到彌補的，但是中國在制度與技術等軟實力方面存在的問題將是難以得到克服的，因此，從長期來看，印度的發展潛力要大于中國。對于這樣的看法，我們也是不能贊同的。不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往往都同時面臨著雙重的制約：即有軟性的制約，如制度和技術；又有硬性的制約，如基礎設施等。但是，問題就在于，在以上這兩種不同性質的制約因素中，究竟是何種制約因素對經濟增長構成了更大的障礙呢？世界銀行2005年度的世界發展報告通過調查和研究表明，在構成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各種制約因素中，名列首位的并不是制度、技術和金融體制等軟性因素，恰好是人們通常都認為并不重要的基礎設施。第二個評論還有人認為，印度在基礎設施上的供給不足是可以得到彌3、中國與印度的經

濟增長道路不同3、中國與印度的經

濟增長道路不同（1）經濟增長的一般規

律與中印的不同選擇（1）經濟增長的一般規

律與中印的不同選擇從歷史上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遵循人們所熟悉的增長道路，即第一步擯棄農業，轉向制造業，再后來則轉向服務業，并以此作為主要的收入來源。但是也會有一部分國家會直接從農業生產國轉向以服務為基礎的經濟。如果將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加以比較。那么我們就會發現，中國是沿著從農業到制造業，再到服務業的發展道路循序漸進的，而印度則部分地采取后一種經濟增長的道路，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服務業的發展上。從歷史上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遵循人們所熟悉的增長道路，即第（2）中國的增長結構（2）中國的增長結構1990年時，中國農業占GDP的比重為27%、工業（包括制造業和采掘業等）占GDP的比重為42%，制造業占GDP的比重為33%、服務業占GDP的比重為31%。到了2003年，以上這些數據相應地變化為15%、52%、39%和33%。通過計算，我們很容易得到這些產業的年均增長率，它們分別為3.5%、12.3%、11.7%和8.8%。從中國各大產業年均增長率的比較中，我們不難看到，中國工業的年均增長率是最高的，除了農業之外，增長率最慢的就是服務業了。1990年時，中國農業占GDP的比重為27%、工業（包括制造（3）印度的增長結構（3）印度的增長結構印度的情況與中國剛好相反，在1990年時，其農業占GDP的比重為31%、工業占GDP的比重為28%、制造業占GDP的比重為17%、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則高達41%。到了2003年時，印度的產出結構相應地變化為22%、27%、16%和51%，其各大產業部門的年均增長率則分別為2.7%、6.0%、6.5%和7.9%。由此可見，在1990到2003年間，印度經濟中增長最快的部門是服務業，而且與服務業的快速增長相比，工業和制造業甚至有相對萎縮的趨勢。印度的情況與中國剛好相反，在1990年時，其農業占GDP的比（4）導致中印兩國增

長模式差異的主要原因（4）導致中印兩國增

長模式差異的主要原因第一，中國的投資環境決定了中

國要比印度更加適合發展制造業中國擁有良好的基礎設施，因而要比印度更適合發展制造業。至于中國為何會比印度擁有更好的基礎設施，其原因在于中國和印度的財政結構完全不同。中國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來之于商品和服務稅，其支出主要用于基本建設，也就是國際上所說的基礎設施建設。與中國很不相同的是，印度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則主要來之于所得稅、利得稅、資本收益稅和國際貿易稅，而其支出則主要用于國內外債務利息的支付，大致要占到其支出總額的30%左右（2003年的數據）最后兩國地方政府的行為也大不相同。第一，中國的投資環境決定了中

國要比印度更加適合發展制造業中第二，中國的商業環境在

總體上也要比印度好的多在創辦企業所需時間上，中國需要41天，印度要花89天財產登記注冊中國只要32天，而印度則需要67天在反映企業雇用職工的僵化指數中（其取值范圍為0-100）中國為30，而印度則高達48最后，中國處理破產企業所需時間平均為2.4年，印度則需要10年的時間2003年政府腐敗構成企業發展限制的數值中國為27.3%，而印度則高達37.4%。導致這種差異的關鍵因素就是因為中國事實上存在著地方政府之間為經濟增長而展開的爭奪企業的競爭。這樣的競爭使得政府的租金率大幅下降，腐敗行為也會因為競爭而趨于減少。第二，中國的商業環境在

總體上也要比印度好的多在創辦企業所需第三，中國的勞動力素質在

總體上也要比印度好的多2003年接受教育的機會，中國小學教育的總入學率116%、中學為67%、高等教育位13%，但在印度則分別為99%，中學為50%、高等教育為11%再從教育成果來看，中國2002年成人的識字率男性為95%、女性為87%，青年識字率男性和女性均為99%，但印度的數據則為68%、45%，以及80%和65%正是這種差異使得中國更加適合發展制造業，而印度則無何奈何地選擇了服務業。第三，中國的勞動力素質在

總體上也要比印度好的多2003年接（5）一個必要的評論在這里我們特別不能接受的是這樣一種觀點，即中國通過對外開放而成為世界加工廠會導致中國資源枯竭和環境遭到破壞的說法。事實告訴我們，發達國家的環境保護總是要好于低收入國家，原因就在于發達國家可以有更多的資金投入用來保護和改善環境，因此今天中國通過對外開放和為世界生產來加快經濟增長，實際上是有利于未來環境改善的。而且，只要我們能夠按照稟賦特征來參加國際產業分工，我們所投入的就主要是勞動，那么就不會對環境造成破壞。中國發展加工貿易來發展中國制造，可以緩解中國國的資源危機。如果說在發展加工貿易過程中有破壞中國環境的產業進入中國，那么這也不是加工貿易或者中國成為世界加工廠的錯，而是由于中國各級政府沒有能夠加強對破壞環境的產業進入中國的管制所造成的。（5）一個必要的評論在這里我們特別不能接受的是這樣一種觀點，三、中國和印度所

必需面對的挑戰三、中國和印度所

必需面對的挑戰1、中印兩國的共同課題：

根除貧困和公平收入1、中印兩國的共同課題：

根除貧困和公平收入（1）保持收入分配公平的意義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是否可持續，不僅取決于它的由各種各樣的技術性因素所決定的經濟增長方式，而且還取決于其社會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因為，公平的收入分配可以增加國內居民消費，從而使得本國宏觀經濟中的供求關系保持平衡。假如一個國家的收入分配過于懸殊，那么就會出現儲蓄率過高和內需不足的問題，這時宏觀經濟增長就會因為投資增長過快、國內居民消費不足而過多地依賴于出口貿易。這種情況假如被不斷地持續下去，那么該國最終將會因為遭遇來之于外國的貿易制裁而陷入因為缺乏需求而引起的經濟衰退。進一步的分析還表明，經濟增長的目的原本就在于提高本國居民的收入與消費水平，假如一國的經濟增長不能帶來這樣的結果，那么經濟增長本身也就失去了意義。（1）保持收入分配公平的意義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是否可持續，不（2）中國和印度的收入分配狀況從吉尼系數來看，中國為44.7%，印度為32.5%；再從收入最高的20%居民占全社收入或消費的百分比來看，中國為50%，印度為43.3%。中國和印度的基尼系數與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雖然要高于發達工業化國家，但是卻比加勒比和拉丁美洲國家、以及大部分非洲國家要低得多（它們的吉尼系數一般都在50%至60%之間）這里有一個令人奇怪的現象是，印度的基尼系數竟然會低于中國。這是由中國和印度兩國間財政結構差異所造成的，印度的稅收是以所得為主的，而中國的稅收則是以交易為主的，因此稅后收入分配印度肯定要比中國更為公平些。（2）中國和印度的收入分配狀況從吉尼系數來看，中國為44.7（3）解決貧困問題仍然是第一位的為了避免產生不必要的誤解，我們在此還須強調的是，在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過程中，基尼系數的變化都不是單調的，它既不會單調遞增，也不會單調遞減。假如我們忽略了中國、以及印度與世界發達國家在經濟增長階段上的差異，而盲目地根據基尼系數的差別來制定收入分配政策，那么其出錯的概率就會很大。無論對于中國還是印度來講，解決貧困問題仍然是第一位的，而解決貧困首先需要鼓勵人們進行財富的創造，而不是財富的再分配。（3）解決貧困問題仍然是第一位的為了避免產生不必要的誤解，我2、中國未來的課題：

轉變政府職能

2、中國未來的課題：

轉變政府職能

（1）政府究竟做什么？計劃經濟中的政府：全能政府轉型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創新、轉變職能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彌補市場無能、糾正市場失靈應當加以防范的政府：盈利政府（1）政府究竟做什么？計劃經濟中的政府：全能政府公共品社保與醫保等私人消費品政府進入私人消費品生產部門擠出民間企業擠出私人消費為養老而儲蓄居民不得不為公共品短缺而買單（2）政府功能錯位導致低效率與不公平公共品私人政府進入私人消費品生產部門擠出擠出私人消費居民不得（3）為讓更多的人分享經

濟增長的成果而改革政府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改革過于市場化的醫療體系增加教育投入增加研發投入、創建國家創新體系發展社會公共安全體系和其他具有公共性的基礎設施（3）為讓更多的人分享經

濟增長的成果而改革政府完善社3、印度未來的課題：

改革落后的種姓制度

3、印度未來的課題：

改革落后的種姓制度

（1）印度的種姓制度印度社會有別于其他社會的主要特征是它的種姓制度。這種制度將全部人口劃分成相互排斥的、具有界定明確的、并且是可以繼承的社會職能的不同群體。在這種制度中，最高種姓是婆羅門，他們原來是由社會最上層的祭司們組成，他們儀式性的純潔不容被體力勞動所玷污；其次是剎帝利或武士種姓；再下面是吠舍或商人種姓；處在最低層的則是首陀羅或農民種姓。除此之外，在印度還有一大批不能進入種姓系列的階級，他們就是那些從事卑賤和骯臟工作的賤民。問題的關鍵在于印度的這種種姓制度是剛性的，即不同種姓的成員相互之間不能通婚、不可在一起吃飯，也不可以有任何的社會交往。由此產生的后果便是階層或者階級劃分的凝固化，以及社會地位和職業的自然繼承。（1）印度的種姓制度印度社會有別于其他社會的主要特征是它的種（2）印度種姓制度的消極后果第一，它會削弱人們開展經濟活動的動力。因為在種姓制度下，當人們不能通過自己的努力、甚至是沒有機會來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及其對于財富的占有，那么人們就會失去工作動力而走向宿命論；第二，它會削弱人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性。由此產生的后果是印度人口中的識字率很低，文盲率比起中國來要高得多，這就決定了印度底層勞動者的行為能力必定要比中國低得多，以致印度雖然能夠參與國際軟件分工，但是卻不能大規模地進行制造。把以上兩個方面的影響聯系在一起加以分析時，就可看到印度的種姓制度必將成為印度未來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重大障礙，因為種姓制度既會導致普通勞動者缺乏財富創造的動力，又會使得大部分底層勞動者缺乏財富創造的能力。（2）印度種姓制度的消極后果第一，它會削弱人們開展經濟活動的（3）印度需要宗教改革種姓制度賴以存在的基礎是以“轉世說”為核心的印度教。因此，為了改革無效率的種姓制度，就必須對印度教進行必要的改革。最近，《我們時代的印度教》一書的作者阿爾溫德·沙爾馬提出了一個非常具有建設性的改革方案，那就是把深深地烙上了種姓制度烙印的印度教改造成為一種新型的、能夠與現代化發展兼容的“無種姓制度的印度教”。（3）印度需要宗教改革種姓制度賴以存在的基礎是以“轉世說”為結論不管是中國還是印度，這兩個擁有古老文明的國家要在21世紀中真正地崛起，首先就必須保持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但是，為了保持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就必須對傳統的文明加以變革，對于中國來講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就是政府職能的轉變。對于印度來講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則是不合理的種姓制度。因為沒有這些問題的徹底解決，市場力量就無法有效地發揮作用。所以，盡管中國和印度所要走的道路是非常不同的，但是發展經濟的基本原理仍然是相同的。結論不管是中國還是印度，這兩個擁有古老文明的國家要在21THEENDTHEEND中印經濟發展模式的比較

—相似的原理與不同的方法

華民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印經濟發展模式的比較

—相似的原理與不同的方法華民一、中國與印度崛

起的世界意義一、中國與印度崛

起的世界意義1、歷史上的亞洲1、歷史上的亞洲中國與印度所在的亞洲曾經是非常富庶的地方，直到19世紀之前，中國比歐洲或者亞洲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強大，在1820年時，中國的GDP比西歐及其衍生國家的總和還要高出將近30%。中國與印度所在的亞洲曾經是非常富庶的地方，直到19世紀之前，在西方國家進行殖民擴張以前，印度是后來成為西方殖民地國家中唯一的工業品出口國，即使到了英國對印度進行殖民地統治以后的一段時間里，印度的工業規模仍然要比其他任何一個歐洲殖民地的工業規模都要大。在西方國家進行殖民擴張以前，印度是后來成為西方殖民地國家中唯但是，隨著西方對印度的殖民、以及對中國的殖民滲透，本來就已處在停滯狀態的中印兩國經濟更是出現了歷史性的大逆轉，在此后的100多年時間里，中國與印度、以及這兩個大國所在的亞洲很快就成為世界上最為貧困的地區，而且大部分貧困人口恰好集中在中國與印度這兩個人口規模極其巨大的國家里。但是，隨著西方對印度的殖民、以及對中國的殖民滲透，本來就已處2、亞洲的復興2、亞洲的復興亞洲的復興是從1950年代開始的，但是走出亞洲經濟復興第一步的并不是中國和印度，而是日本，這是因為中國與印度在爭得民族獨立與解放之后，出于對西方國家的“敵意”而選擇了被事實證明是缺乏效率的“計劃經濟體制”，結果未能實現有效的經濟增長，從而也就不能有效地解決多個世紀積累起來的貧困。亞洲的復興是從1950年代開始的，但是走出亞洲經濟復興第一但是，當日本于20世紀70年代成功實現對美國與歐洲的趕超，以及隨之而來的東亞“四小龍”與“四小虎”的經濟起飛，給中國以巨大的沖擊。但是，當日本于20世紀70年代成功實現對美國與歐洲的趕超，以中國在經過審慎的思考以后，在1979年以后毅然決然地走上了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道路，從而創造了令世人震驚的中國經濟奇跡。面對中國的經濟奇跡，印度最終也在1992年開始了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結果，在進行轉型后的10多年時間里，也發生了在印度歷史從來沒有過的經濟增長。中國在經過審慎的思考以后，在1979年以后毅然決然地走上了向3、中國與印度崛

起的世界意義

3、中國與印度崛

起的世界意義（1）中國與印度的崛起為解決世

界性的貧困問題提供了新的希望

（1）中國與印度的崛起為解決世

界性的貧困問題提供了新的眾所周知，只有經濟增長才能有效地減少和消滅貧困，或者換句話說，財富的創造是解決貧困問題的關鍵性因素，而分配至多只能解決公平問題，但是絕對不能解決貧困問題。眾所周知，只有經濟增長才能有效地減少和消滅貧困，或者換句話說中國與印度的經濟增長與崛起再次證明了這一點。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只花了短短20多年的時間，就使得大致為4億左右的貧困人口實現了脫貧。中國與印度的經濟增長與崛起再次證明了這一點。自1979年改革印度在剛剛開始改革的時候，其貧困人口要占到全國總人口的36%，但是在市場化改革僅8年之后，其貧困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就顯著地下降了八個百分點，平均每年降低一個百分點。印度在剛剛開始改革的時候，其貧困人口要占到全國總人口的36%毫無疑問，中國與印度在解決貧困問題上的巨大突破既為全世界發展中國家走出貧困樹立了信心，也為世界解決貧困問題提供了可能。毫無疑問，中國與印度在解決貧困問題上的巨大突破既為全世界發展如果我們沿著這樣的邏輯作更進一步的推理，那么中國和印度的崛起還將為改善世界人權狀況做出巨大的貢獻。無數的事實證明，人權狀況的改善極大地依賴于經濟上的脫貧。中印經濟發展模式的比較（2）中國和印度的崛起與15世紀西

方國家的崛起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

（2）中國和印度的崛起與15世紀西

方國家的崛起具有完全中國和印度的崛起有助于減少和消除世界性的貧困，但是在西方國家崛起的過程中則制造了世界性的貧困。在西方國家崛起的過程中，我們不僅看到發生了在他們各自國內的階級分化與收入分配對于資本的過度傾斜，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貧困，而且還看到了由西方國家的殖民活動與帝國主義戰爭所造成的世界性貧困增長，從而使得整個世界日益被分化為發達的工業化富國與不發達的發展中窮國。中國和印度的崛起有助于減少和消除世界性的貧困，但是在西方國家或許有人會以美洲為例來為西方的殖民地活動進行辯解，但是，在我們看來，在美洲發生的現象與其說是殖民還不如說是移民，因此，即使在西方學者的很多著作中，也是從來不把美洲作為西方的殖民地來看待的，相反，他們更加愿意稱美洲為西方的衍生國家。或許有人會以美洲為例來為西方的殖民地活動進行辯解，但是，在我但是，除了美洲、或許還要算上大洋洲之外，我們在世界其它各洲再也沒有看到過由西方國家的殖民活動而帶來的經濟增長，事實是在前西方殖民地國家普遍發生的現象是經濟崩潰與貧困的增長。正是因為有了這種本質上區別，所以，與西方國家的崛起相比，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從一開始就具有和平性、而非掠奪性。但是，除了美洲、或許還要算上大洋洲之外，我們在世界其它各洲再（3）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將對控制世

界人口的增長做出更為積極的貢獻

（3）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將對控制世

界人口的增長做如果說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可以有效地解決世界存量人口的貧困問題，那么從流量的觀點來看問題，中國和印度的崛起還將對控制世界人口增長做出更為積極的貢獻。如果說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可以有效地解決世界存量人口的貧困問題，自從進入工業化時代以來，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一種比較穩定的負相關關系，經濟增長、以及由經濟增長所造成的收入增加會改變人們生兒育女的“成本-收益”函數，人們生兒育女的成本會因為收入增加、生活費用上漲而增加，但人們生兒育女的收益（比如養老送終的收益、增加人口數量以增加家庭總收入的收益等）則會因為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遞減。因此，經濟增長和收入提高的結果將是增量（流量）人口的下降。自從進入工業化時代以來，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一種比較穩定當然，要發生這樣的變化，一個充分條件是工業化與城市化必須同時并進，因為城市可以創造更多的消費活動、城市生活需要更多的社交、城市的生活費用通常也要比鄉村更加昂貴、而且城市的工作與生活節奏也要比鄉村快得多。所有這些將會大大地降低人們的生育欲望，從而產生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的負相關效應。當然，要發生這樣的變化，一個充分條件是工業化與城市化必須同時（4）改革與開放是

走向富裕的必經之路（4）改革與開放是

走向富裕的必經之路中國和印度的崛起還表明，盡管各國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以及文化遺產可以不盡相同，但是，實現經濟增長、擺脫貧困、走向富裕和現代社會的必經之路則是對內改革，對外開放。中國和印度的崛起還表明，盡管各國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以及文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4年撰寫的《共產黨宣言》中就以十分贊嘆的語句肯定了市場經濟在解放社會生產力中所發揮出來的驚人力量，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用了“法術般地呼喚出來”的詞匯來描述社會生產力得到解放的景象，并且還為我們描繪了當這種被解放出來的生產力隨著市場邊界的擴張而走向全世界時又是怎樣引起整個世界的制度變革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4年撰寫的《共產黨宣言》中就以十分贊在今天的世界經濟中，那些既未向市場經濟轉型、又沒有實行對外開放的國家，至今沒有發生經濟增長也就不足為怪了。在今天的世界經濟中，那些既未向市場經濟轉型、又沒有實行對外開（5）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可以為

世界經濟帶來新的增長動力（5）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可以為

世界經濟帶來新的增長動力首先，中國、特別是印度都是屬于世界“人口年輕”的國家，它們可以為整個世界帶來巨大的“人口紅利”；其次，它們擁有強大的低成本制造能力，這可以讓整個世界在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而不至于發生通貨膨脹；最后，從長期來看，中國和印度的崛起還可以為世界創造一個規模空前巨大的新興市場而使世界各國都有可能分享中國和印度經濟增長的成果。首先，中國、特別是印度都是屬于世界“人口年輕”的國家，它們可結語根據以上幾點分析，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認為，中國和印度的崛起所產生的影響絕不是國別性或者區域性的，而是世界性的。不僅如此，在現有的國際規制下，中國和印度崛起所產生的這種世界性影響不會是破壞性的或侵略性的，只能是和平性與建設性的。因此，與以往發生在西方世界的大國崛起相比，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將更加有利于人類解放與世界和平。結語根據以上幾點分析，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認為，中國和印二、中國和印度為何會

選擇不同的發展模式？二、中國和印度為何會

選擇不同的發展模式？1、中國和印度走

向市場化道路不同1、中國和印度走

向市場化道路不同（1）歷史遺產（1）歷史遺產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前實行的是以公有制為基本制度的計劃經濟而印度在其改革開放以前所實行的則是以私有制為基本制度的計劃經濟這種根本制度上的差異導致了這兩個國家在向市場經濟轉型時，必須要選擇不同的改革道路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前實行的是以公有制為基本制度的計劃經濟（2）中國的產權改革（2）中國的產權改革中國要想完成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首要的任務便是進行所有制的改革，因此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開始正式引入產權和私人企業制度。這項改革最初是從農村開始的，然而就以星星之火燎原之勢迅速地在整個經濟領域中得以推行，從而成功地奠定了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制度基礎。根據世界銀行的估算，僅僅是在1978至1984年間，由于中國政府在農村進行了明確土地產權和其他一些產權的改革，就使中國農業產出提高了四十二個百分點。中國要想完成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首要的任務便是進行所在整個中國的經濟增長過程中，經濟增長與產權改革與私人企業的發展呈現出高度的正相關性。綜觀今日之中國，什么地方民營經濟發展的越好，那么該地區的經濟增長也就越快，人們的生活水平也就提高的越快；什么地方產權改革越是滯后，那么該地區的經濟增長也就越慢，貧困的問題也就會變得更加嚴重。在整個中國的經濟增長過程中，經濟增長與產權改革與私人企業的發從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盡管再分配可以緩解不同地區間的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的矛盾，但是解決這一矛盾的根本方法可能還是在于產權和其他相關制度的改革。從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盡管再分配可以緩解不同地區間的收入（3）印度的自由化改革（3）印度的自由化改革與中國不同，由于印度在改革開放之前就已廣泛地存在著數量眾多的私人企業，因此，對于印度來說，其通向市場化的道路就是放松政府管制、大力推進經濟自由化與貿易自由化就可以了。與中國不同，由于印度在改革開放之前就已廣泛地存在著數量眾多的印度大致上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減少貿易限制的改革，但是真正的自由化改革則是從1992年才開始的。在1991年時，印度的平均關稅為83%，但是到了1998年，印度的平均關稅已經降低了30%以上。貿易自由化導致激勵的市場競爭，這種競爭不僅來之于國內，而且還來之于國際社會，其結果是大幅度地提高了印度企業的生產率，并且還顯著地減少了印度企業關門倒閉的現象。印度大致上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減少貿易限制的改革，但由此帶來的后果是，從1992年改革開放至今，印度的GDP已經翻了一番多，其人均GDP提高了近4倍，并且和中國一樣，印度也非常顯著地減少了貧困。由此帶來的后果是，從1992年改革開放至今，印度的GDP已（4）結語

不管中國和印度在走向市場化的過程中所采取的方法有多大的不同，但是，中國和印度的改革在有一點上卻是非常相似的，那就是兩國都謹慎地采取了漸進改革的方式，從而成功地避免了那種頻頻地發生在前蘇聯和中東歐計劃經濟國家轉型過程中的社會動亂，以及因為社會動亂而造成的經濟衰退。（4）結語不管中國和印度在走向市場化2、中國和印度對

外開放的模式不同2、中國和印度對

外開放的模式不同（1）中國和印度對外

開放模式的差別

（1）中國和印度對外

開放模式的差別

從中國和印度對外開放的模式來看，這兩個國家也存在著相當顯著的差別。就中國而言，對外開放的主要方式是出口導向和引進外資，而印度的對外開放則采取了對外投資與自由貿易的方式。導致中國和印度在對外開放上所采取的幾乎是完全相反的做法的原因就在于兩國所面臨的初始條件是完全不同的。從中國和印度對外開放的模式來看，這兩個國家也存在著相當顯著的（2）中國向市場經

濟轉型的初始條件（2）中國向市場經

濟轉型的初始條件第一，勞動幾乎無限可供給；第二，內需因為過剩勞動和農村居民數量過大而嚴重不足；第三，中國城鄉居民雖有很高的儲蓄傾向，但是由于企業和企業家的高度稀缺而不能把國內的儲蓄有效地轉化成為生產性的資本來增加國民財富和居民收入。第一，勞動幾乎無限可供給；（3）中國對外開放的策略（3）中國對外開放的策略這樣的初始條件和經濟特征就決定了中國的對外開放只能采取出口導向和大規模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模式。通過采取積極的鼓勵出口的貿易政策，其方法是人民幣匯率貶值（1994年）和出口退稅，中國有效地解決了由內需不足而造成的生產過剩問題。通過引進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不僅有效地增加了中國的投資總額，而且還激活了市場競爭、激發了中國的企業家精神，促進了中國企業制度的改革。所有以上這些由對外開放所帶來的經濟效應使得中國的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強勁增長。這樣的初始條件和經濟特征就決定了中國的對外開放只能采取出口導（4）印度向市場經

濟轉型的初始條件

（4）印度向市場經

濟轉型的初始條件有比中國更好的企業制度和金融體系。但勞動力素質不高，文盲率要達到40%以上，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印度社會的“種性制度”有關。基礎設施非常糟糕。因為過早地推行西方式的民主而導致政府效率非常低下。有比中國更好的企業制度和金融體系。（5）印度對外開

放的策略選擇（5）印度對外開

放的策略選擇面對這樣的初始條件，印度在開始對外開放時所能做出的選擇只能是對外投資和自由貿易。由于印度政府在對外開放方面的不作為，故爾看不到國家對制造業的這種支持，結果，印度的自由主義的貿易政策從一開始就決定了印度制造業難以有生存和發展的空間。面對這樣的初始條件，印度在開始對外開放時所能做出的選擇只能是把素質較差的勞動力和糟糕的基礎設施這兩個初始條件結合在一起，就會發現，印度是沒有能力吸引世界跨國公司到它國內投資生產的。并且，只要印度本國的公司發展到一定的規模，就將面臨優質勞動力供給不足和基礎設施供不應求的發展瓶頸，而這正是導致印度的制造業發展在遠遠落后于中國的情況下，就不得不到海外投資。把素質較差的勞動力和糟糕的基礎設施這兩個初始條件結合在一起，當我們再把印度民主的、但同時又是分散的和缺乏效率的政治體制與其基于種性制度之上的精英教育體制結合起來，再加上由于英國殖民而留下的語言遺產（英語被英國殖民者確定為印度的官方語言），那么我們就很容易理解印度為何無法采取鼓勵出口的發展戰略，并且在政府無法作為的自由化貿易戰略中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參與全球計算機軟件業外包式國際分工的道路。當我們再把印度民主的、但同時又是分散的和缺乏效率的政治體制與（6）兩個必要的評論（6）兩個必要的評論第一個評論有許多人認為，從事國際軟件業外包生產的印度要比從事大規模制造的中國更有發展潛力，因為在這樣的國際分工格局中，印度似乎要比中國處在科技含量更高的國際分工層次上。但是，在我們看來，這樣的觀點并不正確。首先，無論是中國還是印度，其實都處在國際分工的底端，這是由中國和印度兩國的發展中國家的地位所決定，區別只是在于中國處在國際制造業分工的底端，而印度則處在國際軟件業分工的底端，并且這種區別歸根到底是由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國家各自的比較優勢所決定的。其次，當我們把這樣的區別作更進一步的分析時，卻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制造由于具有較長的產業鏈和更大的產業溢出效應，從而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帶來更為公平的經濟增長；相反，印度軟件生產的產業鏈相當短，并且其產業溢出效應也比較小，因此，印度的軟件生產只創造了有限的就業機會，并且還發生了“軟件新貴”與普通勞動者之間收入分配上的巨大鴻溝。第一個評論有許多人認為，從事國際軟件業外包生產的印度要比從事第二個評論還有人認為，印度在基礎設施上的供給不足是可以得到彌補的，但是中國在制度與技術等軟實力方面存在的問題將是難以得到克服的，因此，從長期來看，印度的發展潛力要大于中國。對于這樣的看法，我們也是不能贊同的。不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往往都同時面臨著雙重的制約：即有軟性的制約，如制度和技術；又有硬性的制約，如基礎設施等。但是，問題就在于，在以上這兩種不同性質的制約因素中，究竟是何種制約因素對經濟增長構成了更大的障礙呢？世界銀行2005年度的世界發展報告通過調查和研究表明，在構成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各種制約因素中，名列首位的并不是制度、技術和金融體制等軟性因素，恰好是人們通常都認為并不重要的基礎設施。第二個評論還有人認為，印度在基礎設施上的供給不足是可以得到彌3、中國與印度的經

濟增長道路不同3、中國與印度的經

濟增長道路不同（1）經濟增長的一般規

律與中印的不同選擇（1）經濟增長的一般規

律與中印的不同選擇從歷史上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遵循人們所熟悉的增長道路，即第一步擯棄農業，轉向制造業，再后來則轉向服務業，并以此作為主要的收入來源。但是也會有一部分國家會直接從農業生產國轉向以服務為基礎的經濟。如果將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加以比較。那么我們就會發現，中國是沿著從農業到制造業，再到服務業的發展道路循序漸進的，而印度則部分地采取后一種經濟增長的道路，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服務業的發展上。從歷史上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遵循人們所熟悉的增長道路，即第（2）中國的增長結構（2）中國的增長結構1990年時，中國農業占GDP的比重為27%、工業（包括制造業和采掘業等）占GDP的比重為42%，制造業占GDP的比重為33%、服務業占GDP的比重為31%。到了2003年，以上這些數據相應地變化為15%、52%、39%和33%。通過計算，我們很容易得到這些產業的年均增長率，它們分別為3.5%、12.3%、11.7%和8.8%。從中國各大產業年均增長率的比較中，我們不難看到，中國工業的年均增長率是最高的，除了農業之外，增長率最慢的就是服務業了。1990年時，中國農業占GDP的比重為27%、工業（包括制造（3）印度的增長結構（3）印度的增長結構印度的情況與中國剛好相反，在1990年時，其農業占GDP的比重為31%、工業占GDP的比重為28%、制造業占GDP的比重為17%、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則高達41%。到了2003年時，印度的產出結構相應地變化為22%、27%、16%和51%，其各大產業部門的年均增長率則分別為2.7%、6.0%、6.5%和7.9%。由此可見，在1990到2003年間，印度經濟中增長最快的部門是服務業，而且與服務業的快速增長相比，工業和制造業甚至有相對萎縮的趨勢。印度的情況與中國剛好相反，在1990年時，其農業占GDP的比（4）導致中印兩國增

長模式差異的主要原因（4）導致中印兩國增

長模式差異的主要原因第一，中國的投資環境決定了中

國要比印度更加適合發展制造業中國擁有良好的基礎設施，因而要比印度更適合發展制造業。至于中國為何會比印度擁有更好的基礎設施，其原因在于中國和印度的財政結構完全不同。中國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來之于商品和服務稅，其支出主要用于基本建設，也就是國際上所說的基礎設施建設。與中國很不相同的是，印度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則主要來之于所得稅、利得稅、資本收益稅和國際貿易稅，而其支出則主要用于國內外債務利息的支付，大致要占到其支出總額的30%左右（2003年的數據）最后兩國地方政府的行為也大不相同。第一，中國的投資環境決定了中

國要比印度更加適合發展制造業中第二，中國的商業環境在

總體上也要比印度好的多在創辦企業所需時間上，中國需要41天，印度要花89天財產登記注冊中國只要32天，而印度則需要67天在反映企業雇用職工的僵化指數中（其取值范圍為0-100）中國為30，而印度則高達48最后，中國處理破產企業所需時間平均為2.4年，印度則需要10年的時間2003年政府腐敗構成企業發展限制的數值中國為27.3%，而印度則高達37.4%。導致這種差異的關鍵因素就是因為中國事實上存在著地方政府之間為經濟增長而展開的爭奪企業的競爭。這樣的競爭使得政府的租金率大幅下降，腐敗行為也會因為競爭而趨于減少。第二，中國的商業環境在

總體上也要比印度好的多在創辦企業所需第三，中國的勞動力素質在

總體上也要比印度好的多2003年接受教育的機會，中國小學教育的總入學率116%、中學為67%、高等教育位13%，但在印度則分別為99%，中學為50%、高等教育為11%再從教育成果來看，中國2002年成人的識字率男性為95%、女性為87%，青年識字率男性和女性均為99%，但印度的數據則為68%、45%，以及80%和65%正是這種差異使得中國更加適合發展制造業，而印度則無何奈何地選擇了服務業。第三，中國的勞動力素質在

總體上也要比印度好的多2003年接（5）一個必要的評論在這里我們特別不能接受的是這樣一種觀點，即中國通過對外開放而成為世界加工廠會導致中國資源枯竭和環境遭到破壞的說法。事實告訴我們，發達國家的環境保護總是要好于低收入國家，原因就在于發達國家可以有更多的資金投入用來保護和改善環境，因此今天中國通過對外開放和為世界生產來加快經濟增長，實際上是有利于未來環境改善的。而且，只要我們能夠按照稟賦特征來參加國際產業分工，我們所投入的就主要是勞動，那么就不會對環境造成破壞。中國發展加工貿易來發展中國制造，可以緩解中國國的資源危機。如果說在發展加工貿易過程中有破壞中國環境的產業進入中國，那么這也不是加工貿易或者中國成為世界加工廠的錯，而是由于中國各級政府沒有能夠加強對破壞環境的產業進入中國的管制所造成的。（5）一個必要的評論在這里我們特別不能接受的是這樣一種觀點，三、中國和印度所

必需面對的挑戰三、中國和印度所

必需面對的挑戰1、中印兩國的共同課題：

根除貧困和公平收入1、中印兩國的共同課題：

根除貧困和公平收入（1）保持收入分配公平的意義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是否可持續，不僅取決于它的由各種各樣的技術性因素所決定的經濟增長方式，而且還取決于其社會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因為，公平的收入分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