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僅占居民人數極少部分的既得利益者們獲得了超出社會平均收入9倍的所得一一這公平嗎？更嚴重的問題是，即使是普通居民們只獲得了1/10的收入，他們竟然還是處于繼續被剝削，而非分享僅存的勞動果實的悲哀地位!”物化社會的原罪與魅影文/東達夫一般認為，從野蠻年代走向文明社會，武力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如何建立社會秩序方面，野蠻的武力至今依舊具有深刻的意義。不過，也有一些人對武力統治能否確保人民幸福生活，乃至社會穩定方面，持否定態度。據《先哲的遺言》1中述及俄國先驅者普列漢諾夫就有過一個從武力文明走向民主文明的思想過程，他在看待獨裁社會發展史方面，至死都堅持認為這樣的社會將依次遇到四大危機，分別是：饑荒危機、崩潰危機、社會經濟危機和意識形態危機，直至最終政權瓦解。他認為，這一過程可能持續數十年，但這個結局誰也無法改變。這里尚無必要研究這篇長達三萬多字的遺囑。值得一提的是，他所提及并高度重視的意識形態危機，其實表現在現實社會中首先就是各行各業的基本道德淪喪和民眾的正義信仰的普遍缺失，其次才是涉及對社會與政治及其現實形態的思想）中突。這里暫時不對社會進行性質上的反思，但必須接受我們確實已經處于一個物化或被物化的狀態之中這個事實。所謂物化或被物化狀態，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物化者有意識地利用各種利益分配及流轉等交易手段，緩和社會業已出現的各種物質與精神方面的矛盾與）中突，因為無物則人人自危，大多數略有條件的普通民眾因為紛紛選擇充分利己行為，以利于個人（也包括家人、親朋好友及其所在乎的人）身處物化社會關系中的自我保護目的，而成為被物化者；人數更多的其他普通民眾處于普遍的被工作化（必須通過參加勞動獲得生活來源）和限定化（必須以接受人身受到限制來獲得未必公平的報酬或給養或保障）的弱勢地位，處于社會最底層。于是，物化者很快就實現了不斷割裂或孤立人與人之間的道德關系，并逐步穩坐力量獨大的物化地位。另一方面，被物化者從積極的權利訴求，因為受到物化意志的誘導或被激發，不知不覺地將原本一直被約束或禁閉于美德之下的黑暗本性釋放出來，個人至此之后，在社會性的行為表現方面，最終傾向充分利己；而從精神層面與生活方式上，因為過分狂熱地追逐物質目標，而客觀世界的土地權、課稅權和分配權被牢牢操控于占人口極少數的、擁有絕對武力的既得利益集團手中，社會逐步迷失于充分利己所導致的各種現實危機與供需困境之中。比如，股災和房價居高不下，等等。而且，客觀社會因物化管理，確實能夠維持一個很長的穩定時期。對于我們來說，深入探討重建社會文明問題，是為了尋找和塑造建立新經濟社會的責任、使命與方法，因而在面對現實社會各種復雜的關系時，顯然最有必要的是，我們首先就要弄清楚社會是如何被物化的，以及各種形態的物化社會的異同。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尚無現實的可供直接引用的哲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理論依據，不過，結合一些相應的理論基礎以及對于現實的思考，可以適當地加以總結。這里簡略加以展開。通常，獨裁社會以直接暴力一一武力，作為權力奴役權利這一制度體系的圓心，以軍事等國家暴力機器如豺狼般殘酷地消滅異己并徹底壓制怨憤，快速建立一個物理力量關系高度失衡的兩極社會，并運用極權輿論與奴化教育等方式實現對社會精神的統一的固化與怖化；發展至一定階段，基于此消彼長、國有資產的泛私人化及越來越多的組織貪腐等內外部關系的變動，特別是民眾不斷開始表達對公平與正義的追求以及對自身權利的訴求，而導致社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矛盾與危機，則通過使用物化手段，來轉移民眾精神與權利訴求的視線，并建立一種物化社會的精神奴役世界一一權力奴役權利，實現延續暴力政權統治的唯一目標。而資本社會以民主手段實現物化目標，通過自由市場、非常規政府介入等主要采用資本方式，來實現緩和社會存在經濟地位方面的貧富差距，以及通過民主權利方面的公民化，逐步割裂權力對權利進行奴役的社會與經濟結構，為建立權利為圓心的公民社會奠定物與精神的基礎。但是，盡管因均衡的力量對比關系，資本社會無論在社會結構，還是在文明層次上，均優于獨裁社會；然而，資本社會因利己傾向依然無法擺脫人類本性的黑暗，經常要為物化的自由市場喪失道德強制約束，以及盈物之后的精神空虛，付出不同程度的代價。限于篇幅，這里不探討物化的手段與方式及其歷史演變。但首先須明確和統一對于物化者”、物化意志”、物化社會”以及物化工具'等概念的認識與定義。簡而言之，獨裁社會一般由極少數人，甚至僅僅是由個別人統治2社會，他們被稱之為物化者；資本社會則一般由少數人代表各大利益集團，并在相互協商與妥協的基礎上，形成合議權力層，他們被稱之為物化集團。為了便于閱讀和理解，文后將獨裁社會的物化者及資本社會的物化集團，總稱為物化者”。而能直接及間接影響及控制社會精神，并由物化者直接及間接主導或決定社會建設及發展趨勢問題，并具備裁判與執行效力的思想，即為物化意志。并且，因為由民眾及其以家庭為單位構成的社會，實際上受到物化者意志全部絕對的控制（獨裁社會）或部分相對的影響（資本社會），也即物化意志無孔不入，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無論是獨裁社會，還是資本社會，它們事實上都屬于物化社會。其中，物化者實現建立和維系物化社會的方式、方法等各種手段，即為物化工具。需要指出的是，所謂的物化工具”，并不僅僅只是指相應的設定秩序制度、軍事武裝與司法體系等從屬的強制力階層，同時也包括投靠物化者及其強制力集團的學術、思想、教育與中介等附庸的附和階層（也可稱之為應聲蟲階層'域特殊市民階層”3。物化者、從屬的強制力集團以及附庸的附和集團，構成現實社會的既得利益集團，體現為主導社會并占社會主流的權錢階層（既得利益集團及其繼承人）。在此也需要說明一點，處在物化者和被物化者及其他普通民眾之間的中介階層”，并不是一個復雜的利益階層，一般只類似單細胞吸血生物，同其他幾類復雜的附庸的附和階層不同。他們基本上不具有思想與倫理的元素，幾乎沒有任何歷史與社會屬性，其中也有一部分甚至不具有任何政治立場與歸屬，他們多數因為僅僅只是一己利益（生物）之欲，一般不自覺地充當了或被利用為物化者直接或間接實現對社會進行深度剝削與掠奪的單純載體一一也即物化者對民眾進行吸血的一條條嗜血如命的貪婪的管道。比如，非市場化的商業機構、寡頭及壟斷競爭者等。而在當今社會，則主要表現為房地產行業、各個資源性行業、交通運輸行業、超大規模企業的大股東，以及泛政府性質的各類金融業與咨詢業。這個方面，可以通過波士頓咨詢公司（BCG）最近公布了一份關于中國富人的研究報告，深刻感受到社會財富的流向和集中程度。該報告稱，2008年中國擁有百萬美元資產的家庭不到中國家庭總數的0.1%，但擁有45%的總財富，半數以上的百萬美元資產家庭集中在廣東、上海、浙江、北京、江蘇和山東六個省市。另外，據XXX數據顯示，財富在行業及階層的排列情況……略）簡單地加以總結，物化者對社會進行物化的手段，一般是這樣的：物化者體現其意志，在如何控制社會方面，首先，是占有與控制所有核心的和主要的資源，派駐武裝暴力高度戒備和防止這些資源的生產者或原住主人靠近；其次，是占有民眾生活基本所需的糧庫或住房及其他類似生活資料的倉庫鑰匙，并決定權重大小、分配比例以及補充方法；再次，在控制和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再使用物化方法去落實物化意志的真實目的。其中，最直接的做法是將社會上所有的一切，包括精神的與物質的，進行價格化處理，從而達到營造物化社會秩序與變態道德（崇物輕人）的狀態，不斷建筑起公民彼此之間的信任隔離墻。一般來說，獨裁社會首要和核心的任務，是采取使用武力等方式嚴密控制國民全部的身份與言行;同時，通過統一的奴化教育體系實現禁錮社會思維，并主要通過控制與調節課稅、資源獨占和住房等手段，實現從經濟上控制全社會，且通過操控農產品價格實現控制民眾基本生活狀況等各項社會控制目標。由于物化者的權力基本上不受任何約束，在精神方面，特別是一旦品行不端者及其集團占據了統帥地位之后，那么，憲法基本的公平性和正義性必然是絲毫不能得到弘揚的，不尊重民意的自以為是以及以權謀私的腐敗必然同時并存，社會資源被公權力私人（私有者）及其既得利益集團牢牢操控，社會的多元思維被隔離，社會權利被抑制之后的私惡現象不斷涌現，必然構成種種制度的災禍。相比較而言，資本社會最大的進步，就是體現在社會給與民眾對其自身權利的訴求以法律及物質等多方面的切實保護，并逐步建立符合此一發展變化的公權力被程序化與制衡化的社會結構體系。由于憲法已經掃平了公權力可能遭私人化4的地位，實現了社會資源的自由流動與合理配置，社會權利附著的公平、正義與美德逐步得以回歸并深化。但是，資本崇尚私利導致的社會矛盾，還是不能從根本上予以消除。比如，權力侵害權利，以及一種權利侵害另一種權利的犯罪現象等等，仍然呈出不窮。目前看來，物化社會至少存在著一個方面的缺陷，是物化者將無法完美補缺的。這也是導致獨占盛宴和物繁盛世最終必然土崩瓦解的最主要原因。盡管物化意志在對待權錢階層和平民的關系方面，為了規避法理與文明的限制，進而還盜取民主核心，將特權犯罪借正義與人權理由豁免于應得刑罰之外，進一步拓寬社會等級在權力與權利之間的距離，不斷筑牢平民與貴族之間的隔離墻。獨裁社會更是如此。然而，盡管物化社會避免了經濟分配方面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矛盾問題，但無法解決罰不患嚴而患不平（法不患善惡而患于不公）”6這也必然使得物化意志無法徹底讓迷失于黑暗本性的普通民眾沉醉于物化毒酒，總是有一些東西會讓民眾覺悟與清醒。比如，再自私自利的人，也無法忽視子女的權利受到傷害。物化社會的弊端，體現在不同性質社會都不是有利于重建社會文明的。從歷史與現實的角度看，物化社會，特別是獨裁社會，無論是將物化作為手段，還是作為目的，都不是，也不能，從根本上維護絕大多數人的權利與利益的。這個方面，可以舉例說。比如，特殊市民階層事實上同普通民眾就是對立的一一他們作為物化者主要的吸血”工具之一，也分得”了吸食的部分或殘余好處。而且，需要注意的是，盡管均屬于普通民眾階層，被物化者也經常是同其他普通民眾處于程度不同的相互傷害的地位，這更是物化社會程度較輕，也是非常常見的弊端。而普通民眾基本上是無法損害到權錢階層的。比如，合法的相互損害表現為，房屋出租戶和租戶的關系，二手房業主和購房者的關系，小商業者和消費者的關系；非法的相互損害表現為，其他普通人搶劫、盜竊、傷害或通過其他行為損害被物化者，等等。不過，需要注意的是，獨裁社會與資本社會也確實是有一定的差別。而且，就何種物化社會更有利于保護民眾利益的角度而言，資本社會的確更優于獨裁社會。通觀歷史，在我看來，獨裁社會除非有個人道德與德行卓越的圣人首腦配套賢人管理者治世，否則都是不道德的，是不可能保障絕大多數人利益的，是導致人類必定飽受暴力戕害，社會難以邁向幸福的最主要癌癥，無論物質如何繁榮都無法阻止社會道德不斷沉淪的趨勢，人類的精神必定遭受各種各樣不同程度的痛苦折磨。然而，此種圣人社會終究過于理想，很難實現，實現了也很難守成。因為武力必隨私欲膨脹，賢人尚且容易變質，接下來的繼承賢人政治社會必然也就充滿了道德與利益沖突方面的各種風險。一旦形成物化社會，文（思想）及武（實踐）圣人就更是為私欲所不容，其中愿意并有能力堅韌入世者更是非常罕見。這里補充兩點認識。一是對于圣人”的理解，參照一般理解7：指品德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但我傾向認為他們特別強調德行的高尚與無我的理智。類似于政治圣人堯舜，思想圣人孔孟等人。對于賢人'的理解，也是參照一般理解8:指有才德的人。”但我傾向認為他們重視強調德行的相對高尚，但未必完全能做到無我，時或游移于美德與愚忠或主義（意識形態）之間，并不一定僅止恪守與追求一套道德文明標準，且經常出讓社會道德與職業道德的價值以換取個人道德對皇權或老板的附從資格及其信任比重。類似于政治賢人一一廉吏，學術賢人一一大師。就獨裁社會的危害，以物化者故意導致社會在基本權利方面的不公平，最為常見。至于入學、就業、待遇及提升的機會方面早已司空見慣，社會底層的普通民眾早就認權錢階層作為貴族（即精英既得利益的成功者，不包括精英非既得利益的失敗者），并且將有幸躋身”作為個人與家庭追求跨越等級差別的夢想。另外，結合一種權利能否盡量多地獲得損害或占有另一種權利的利己目的考慮，處于社會上層確實是最為有利的。比如，體現在刑罰方面的不平等顯然是最直接的，是首先就支持權錢階層的特權的。打個比方說，普通人為了劫取錢財而犯殺人或嚴重傷害案件即可被剝奪生命，是一般法理保護生命權的公平體現；然而，處于領導系列的公務員貪腐或商業領域的罪犯往往身負數千萬甚至上億萬的罪惡，一般卻逍遙于死刑甚至是無期徒刑之外。這就是特權不公平的最主要與囂張之處。我們可以試著分析下。如果人的地位平等，是公民的基本權利；那么，作為公民基本權利的經濟權，也應該是平等的。這符合法理與道德的基本原則。從客觀方面講，假定普通人平均年收入如果是一個人1.2萬，假定他存活80年，那算上他被撫養（前輩或前系所得）、勞動所得和被贍養及供養（后輩及后系所得）的全部收入是96萬。站在民事法理與經濟價值的立場上講，也就是說，假定現在進入市場交易，一個普通人基本生存的全部年齡的總價格是96萬。那么，貪腐或經濟犯罪數額在數百萬、數千萬、數億以上的，他們剝奪了多少公民一生的生存價格呢？如果這樣比較，殺他們一次是顯然不夠的！再從主觀惡性方面講，殺一人僅止侵害一個人的權利，而貪腐及經濟犯罪侵害的則是多數人的利益。再比如說，如果按照房屋價格的漲幅取10倍系數，農產品的價格自2000年至今也應該至少漲10倍，但如今基本維持現狀。為什么沒有漲呢？這就是權錢階層對社會的一種既能實現社會穩定，又能實現對社會財富持續掠奪的精妙絕倫”的陰謀一一這一物化管理手段的確是高明的。姑且不論農業生產工具及生產資料廠商對產品的漲價與弄虛作假，也不討論財政貨幣政策因素。上面所說的物化管理活動大體是這樣的：物化者盡量壓低農產品價格，也即通過壓榨與剝削農民，來滿足社會的生理衣食需要，避免了社會出現饑寒之亂；通過房屋價格與無處不在的課稅名目套牢、壓榨與剝削全社會；通過交通、能源、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領域以絕對壟斷的全商業與產業化，通過給與特殊市民待遇而建立起一支思想與物質方面的附庸階層作為應聲蟲及擁護陣營，再通過他們實施變動的制度以及不斷更改的政策，實現連續不停地掠奪普通民眾本來就來之不易且數額絕對不公平還得節衣縮食的微薄的收入。如此，一套完整有力與銜接緊密的物化流程就形成了，很快為建立物化社會關系打下了堅實的、牢固不破的人身隸屬于經濟的物化基礎。物化者一旦建立物化的社會物質基礎，之后，隨即就開始建立物化社會的精神基礎。通過以形成物化價值觀，并主動兜售物化紐帶實現孤立人際之間的進行心理聯系的信任地位，實現社會言行逐步習慣并從屬于物化者進行普遍的物化管理，以及所謂的中間裁判活動。如此，以混淆民眾價值觀作為物化管理的最終目的就達到了。那么，物化手段的效果如何呢？這里簡單地結合前面的農產品價格與農民命運來談。以一個普通農民家庭為單元，如果夫妻二人耕種10畝地（這里暫不討論地區人均耕地可能不足10畝及逐年減少問題），年畝產1000斤，加總是1萬斤。按糧價每斤1元算，是1萬元收入（這里暫不談需要扣減農業生產的投入成本、稅費及各級攤派問題入好，該戶農民家庭的年收入是1萬元，系夫妻二人全部勞動所得。然后，夫妻二人如何進行分配呢（均按現實取最低標準）？.留存至少四人（三口之家，不負擔父母贍養，余一個人糧食為變動所需，以備家庭基本成員吃多吃少及可能的待客問題）的糧食期限為半年，按每人每天1斤的標準，單項合計730斤(元)；.單個小孩的學習費用，學費按每年6000元計，住宿費按每年1200元計，基本交通往返費用按每年4次單次100元計，衣物生活資料總投入400元，單項合計8000元；.基本家庭生活費用(假定符合衛生要求的飲用水、生活燃料、一般食物可以天然獲取或自行生產所得)：(1)耗電，按每天1度每度0.6元計，年365度，為219元；(2)無自種或自養的食品消費占1/3年，其中，蔬菜按每天2斤每斤1元算，為243.3元，肉類每天平均消費0.5兩，每兩0.7元計(實際上很多農民家庭并非每天消耗)為42.6元，計286元。(3)基本衣物及家用品購置及維護費總約400元。單項合計905元。.其他必要的最低開支(假定雙方父母健在且基本生活能自理)：(1)人際交往，按父母生日每人100元計，夫妻共計投入400元；(2)對自身及長輩的生養死病，平均攤算按每年每人100元計，600元；(3)額外費用，親友情感、個人喜好及意外投入，此處不計。加總可知：一戶育有一個孩子的農民家庭每年共計剩余-635元。即夫妻二人辛勤勞動一年還缺635元，才能滿足基本溫飽所需；否則，家庭就難以平安運轉。而且，這說明一戶這樣的農民家庭是千萬不能有成員生病，更不能生重病的，也是希望友情、親情及娛樂活動能免最好別有的。于是，這樣的條件下，農民家庭除了要安排好完整的農業生產之外，必須擠占休息時間或干脆外出從事其他勞動獲得收入補充必要開支；否則，除了借貸，就面臨吃不飽穿不暖、子女輟學、疾病無醫或父母無力贍養等現實。至于年老失去勞動能力之后的保障問題，除了指望子女，照樣和他們的父母一樣，只得各安天命了。那么，這時我們就要指出了：假如農產品恢復至公平市場的價格水平呢？這一切不就迎韌而解了嗎！(這還只是最基本的，并非完全尊重了農民權利。)如果糧食價格為每斤10元，則基本大米價格平均至少維持在15元斤的水平。其他農業種養戶的收入，自然也是應該依此計算的。如果照此計算并進行簡單比較，即可知，農民們甚至是不需要政府減免過去的農業稅的，他們就可以達到國頒小康生活標準了。對此，甚至也可以說，所謂的減免農業稅，不過是一副物化工具，起到迷幻藥的效果：農業社會以為得了實惠而大慶萬幸，事實上卻是對維護自身基本公平權的無知；也說明物化社會對于何時釋放農民權利訴求問題，依舊處于遙遙無期的現實！因為，如果除農產品以外的漲價及現行價格都是公平定價的話，那么，農民的勞動就是受到了不公平待遇一一農產品定價就是極度不公平的！好，分析到此，另外一些普通民眾就要反對了，尤其是沒有或無法獲得任何公平收入以及部分補貼的普通城市居民、產業工人和小商業從業人員就衣食有憂了，也即面臨無錢或缺錢購買基本生活品的問題。那他們怎么生存呢？問題還在于他們的收入依舊處于不公平的地位。假如他們的收入也同時增加了10倍，這個問題和維持現狀還是沒有變化的，他們根本不存在買不起的難題和困境。問題就在這里，假定財政貨幣體系穩健，也不存在紙幣發行數量和通貨膨脹之間的矛盾，假定收入標準及其數額的制定都是符合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如果承認這里的分析，那么，普通的農民們、市民們和一線從業者們有超過9成的公平收入始終沒有獲得一一這些收入去了哪里呢？如果否認這里的分析，那么，那些僅占居民人數極少部分的既得利益者們獲得了超出社會平均收入9倍的所得一一這公平嗎？更嚴重的問題是，即使是普通居民們只獲得了1/10的收入，他們竟然還是處于繼續被剝削，而非分享僅存的勞動果實的悲哀地位！這里還需要特別說明一點，一些人經常會以不存在溫飽饑寒問題，也即生產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來掩蓋社會矛盾問題。我是不完全同意這種說法的，暫不做深入展開。簡而言之，首先，我認同工農業生產技術與管理能力的綜合提高確實提升了生產總量，也提高了單位生產效率和產量;其次，我認為正因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于單位產量的大幅度提升，更加重了統治者對勞動者的剝削程度；其三，直至2002年左右，政府才扭轉一直以來損害農民利益發展城市工業與商業以及軍事工業的財政稅收與社會發展策略，當然最近一些年也直到導致社會矛盾向城市高度集中。可見，這背后必然肯定是有物化者及其附屬的強制力階層，在確保和維護全部的權錢階層肆意掠奪與浪費社會財富。至于那些耕地不足10畝的農民，以及大量的失業或無工可做的城市居民的生存處境，在物化社會就可想而知了。而像楊元元懇請教育領域的既得利益者在多余的學生寢室為母親安排一個房間或床位，讓一位辛苦一生的老人感到慰藉”而不得，最終走向自殺這類被多數人定義為偏激'實則悲慘的遭遇，又豈是一句都說知識改變命運，我學了那么多知識，也沒見有什么改變”可以形容的呢一一這何止是唯一一次制度的災禍。現在就要問了，有沒有一種方法可以有效解決這一物化的弊端呢？這里首先必須要認識到一點，假如社會制度的根本條件無法走向消除私欲的話，私有制就必定無法避免。既然人的私欲意味著社會必須確定私有制秩序，那么，利益如何才能進行公平分配與保護呢？事實上，所謂新經濟社會的使命，無非還是一個以經濟方式實現社會均衡發展的愿景。同樣是站在尊重人的私欲和進一步完善公平利益秩序這兩大基礎之上的。是因為我們無法回避人性確實存在灰色，甚至是黑暗的一面。顯然，我們追求重構社會文明的出發點，依舊是站在如何實現建立新經濟社會并避免種種物化弊端這一遠大目標之上。因為如果不首先建立一種全新的確保公民權的，或性質上確實不同于抑制公民權利的一一新的社會秩序，那么，所謂的重構社會文明，就只能是無本之木和空中樓閣。公平社會制度的締造，必須首先就建立在合理的社會結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公共管理架構之上。甚至可以絕對地說，建立一個公平社會，其實只要做到兩點就夠了：一是必須維護每個人的權利訴求，二是確保一種權利不去損害另外一種權利。但是，圍繞這兩點所做的全部社會管理活動卻非常艱難。例如，其中最大的難題是，一旦品德低劣或變質的公職人員受托或代行公權力，就很容易將這部分權力私有化，從而實現將公權力演變成個人特殊權利的目的一一借政府之名行謀私利的特權之實。如此，社會權利就會存在明顯的不平等現象。如何解決這個難題呢？顯然，在這種情況下，權力架構之間就必須要保持并進行力量對等的相互制約與抗衡。然而，避免公權力被私人化，無論其宗旨以及制度與秩序，也是完全不同于或干脆就是反對物化者的追求目標的。對于這樣的特權，物化者自然不會心甘情愿地拱手相讓。怎么辦呢？民眾對公平權利的最終訴求，必須采取暴力途徑突圍及這類理論，并非現實唯一的選擇，也非我這類學者的原創。歷來，面對民眾權利的覺醒，不同性質的物化者有著不同的態度，甚至會出現截然相反的對待。稍作適當展開。（囿于現實，本稿不做社會實例分析，僅以企業泛論。）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