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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檔簡介

李大釗“道德四問”與家風建設優秀獲獎科研論文[摘

要]注重家風建設,是當今我國家庭家教建設的核心,也是精神建設的難點。中華民族歷來重視家庭,家風建設是首要問題。注重家風建設是黨風、政風和社風建設的基礎。李大釗的“道德四問”對于新時代家風建設具有重要啟示意義,有利于解決新時代家文化建設的新問題、新任務。

[關鍵詞]家風建設;家教;家文化;道德四問

家庭的前途命運同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不僅體現在社會、政治、經濟的歷史嬗變中,而且體現在文化、精神、道德的代際交替中。我國已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第二個百年,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為我國人民沿著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開創人類文明的新形態發出了動員令,中國道德建設正在邁向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階段。如何凸顯家庭本位,煥發出中國傳統家庭美德的生命力?如何變革家庭教育,構建適應新時代新生活需要的新家風?這些均是必須回答的新課題。

一、歷史轉型期的文化自覺

每逢歷史重大轉折時期,以政治制度和道德重建為主題的文化革新思潮就會驟然興起。近代以來,關注社會道德秩序重建,對激發民族文化創新活力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1840年,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轟開了清王朝閉關鎖國的大門,中國從此在任人宰割、任意掠奪、肆意瓜分的殖民狂歡中被動、屈辱地接受了世界。為了擺脫列強橫行、生靈涂炭的屈辱境地,不少有識之士承認自己器物落后于人,提出要放眼看世界,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從“師夷制夷”到“洋務運動”,從“戊戌維新”到“中體西用”,始終堅守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立志把根留住,以期中國復興。

1911年,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推翻了千年帝制。面向浩浩蕩蕩、勢不可擋的世界新潮,他提出天下為公、民主共和的政治主張和建國方略,由此引領了中國政治文明向現代轉型的方向。袁世凱竊取革命果實后,開起了歷史倒車,大搞復古主義。面對復古逆流,是積極地面向世界文化革新潮流,向民主共和的新社會前進,還是消極地維護封建綱常禮教,回到封建帝制的舊社會,成為當時社會轉型和道德建設必須回答的歷史性難題。

對中國士大夫文人而言,比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更屈辱、更致命的憂患莫過于西方列強的文化侵略不斷地閹割中國傳統文化生命,由此激發了一場以拯救中國文化為主題的民族自救運動。1916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掀起了一股翻江倒海的擯棄舊道德舊禮教、提倡新道德新文化的文化革新思潮,并由此催生了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中國文化自覺,其鋒芒直擊封建社會舊禮教、舊道德、舊家庭,凸顯了建設新社會新文化、新道德、新家庭的時代主題。

在舊道德遭到猛烈抨擊而新道德尚未建立之際,新舊道德和新舊文化之爭成為新舊兩派文化學者思想論戰的焦點。有人認為,道德沒有新舊之分;還有人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歐洲雖在物質上急于求新,但道德的復舊甚于開新,社會變革大勢是無法阻擋的,“全盤西化”肯定不可取,而舊道德、舊文化是否堅守?新道德、新文化又如何建設?

二、李大釗的“道德四問”

為了澄清思想認識,開示新文化運動方向,李大釗撰寫了《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1919年12月1日)一文,并發表在《新潮》第2卷第2號上。他在文中提出了著名的“道德四問”:“第一問道德是甚么東西?第二問道德的內容是永久不變的,還是常常變化的?第三問道德有沒有新舊?第四問道德與物質是怎樣的關系?[1]”圍繞上述問題,他用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和方法,論述了社會進步與新舊道德變革的諸關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其一,他指出“道德是有動物的基礎之社會的本能,與自己保存、種族繁衍、性欲母愛種種本能是一樣的東西。這種本能是隨著那種動物的生活的狀態、生活的要求有所差異,斷斷不是什么神明的賞賜物”[2]。道德不是超自然、超物質、神明賜予的東西,而是“適應社會生活的要求之社會的本能”。人類社會的本能有多種,如為社會舍己利人的犧牲心,維護共同利益的勇氣,對社會的忠誠,對全體意志的服從,顧恤毀譽褒貶的名譽心以及遇到困難協力互助的精神等。人類依靠建立道德秩序推動社會進步;隨著人類進步,道德隨之變革。

其二,道德是隨著社會和人的生活需要而變動的。道德是精神現象的一種,精神現象是物質生產的反映。社會生產力發展是推動社會變革的根本動力,如在改變社會男女分工的同時人倫道德也隨之變革。在游獵時代,狩獵與戰爭是男子的專門事業,女子則以懷孕、哺育、養育子女為主要職責。進入大工業時代,女子在從事相宜職業的過程中逐漸提高了家庭地位。社會生產力越是發展,道德變動就越大。在農業、畜牧時代,女子靠著男子生活,一夫多妻制盛行,女子的貞操是絕對的、強制的、片面的。進入大工業生產時代,女子可以與男子一樣工作,不需要男子養活,所以女子的貞操就由絕對的變成相對的,由片面的變成雙方的,由強制的變為自由的。從前重從一而終,現在可以離婚了;從前重守節殉死,現在可以再嫁了。“社會上風俗習慣的演成,也與那個社會那個時代的物質與經濟有密切的關系。例如老人和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也因時因地而異,這也是因為經濟的關系。[3]”社會生產和經濟關系的變化,促進了婦女地位提高,舊的家庭倫理體系隨之變革。

其三,道德因時因地而常有變動,所以道德就有新舊問題發生。適應從前的生活和社會而發生的道德,在新社會、新生活中就失去了約束人們行為的作用與價值,變成了舊道德。新社會、新生活需要產生相應的新道德,這是社會本能的體現。新道德是新社會的必然產物,替代舊道德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當舊社會成為歷史了,“一代圣賢的經訓格言,斷斷不是萬世不變的法則。什么圣道,什么王法,什么綱常,什么名教,都可以隨著生活的變動、社會的要求,而有所變革,且是必然的變革”[4]。

其四,新道德與新物質的變動關系,取決于生活狀態和社會要求的變化。社會發展有其自身規律,遵循著歷史發展邏輯。物質與精神原是一體的,斷無自相矛盾、自相背馳的道理。所謂物質的變動,就是物質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的變革。從人類社會發展史看,進化是一個健行不息的長流,只有前進、開新,沒有后退、反顧。物質若是開新,道德亦必跟著開新。道德的發展在總體上始終是在揚棄舊時代的東西中獲得“重生”“再興”,沒有復舊的道理。

李大釗的“道德四問”,是對新道德建設的理性思考,反映了中國社會轉型期重建新道德的客觀要求,揭示了中國社會變遷與道德改造的一般規律。百年歷史證明,道德“重生”“再興”是由現實社會和生活變革決定的,推動新道德建設,提升人民群眾適應新社會新生活變革的文化品位,既是政治文明建設的基礎,也是道德秩序建設的本旨。

三、弘揚家庭美德與家風建設原則

道德文明是政治文明的基礎。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實踐證明,中國的政治文明和政治制度建設必須深深扎根于中國社會的土壤,照抄照搬別國政治制度是行不通的。為筑牢中國現代社會的道德文明基礎,中國共產黨人不僅在新文化運動中著力喚醒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在黨的百年奮斗歷程中構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牢固地樹立了“四個自信”,而且在未來的強國建設中,必須更加“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5]”,更加注重中華民族精神建設。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開辟了馬克思主義新境界。在中國文化自信顯著增強的今天,全黨全社會注重家庭家教家風建設,既是文化強國建設的應有之義,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政治制度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道德是國家文化精神的根本。中國家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基礎,滲透在生活中,體現在家風上。經過百年奮斗,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無論是社會性質、政治制度、物質生產、意識形態,還是社會結構、家庭模式、生活方式、家庭道德,都已經奇跡般地實現了歷史性跨越發展。中國傳統文化的舊道德、舊禮教,早已被歷史洗滌和淘汰。在今天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文化建設,持續深化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大力培育時代新人,弘揚時代新風,關鍵是讓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新文化需求得到更好滿足,讓每一個家庭都成為國家發展、民族進步、社會和諧的重要基點;關鍵是堅持以家為本的家風建設,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穿于家庭生活教育全過程,推動形成有益于高質量小康社會建設的好家風。

家庭文化的主要表現形式是家風。經過五千年的文明積淀,我國形成了愛國愛家、親情至上、相親相愛、夫妻和睦、重生優育、相夫教子、尊老愛幼、嚴父慈母、妻賢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讀傳家、勤儉持家、尊師重教、知書達禮、遵紀守法、敬天法祖、鄰里守望、誠信重義、家和萬事興等優秀傳統家風。這些作為中華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和獨特的精神標識,深植于中國人的心靈,融入中國人的血脈,是支撐中華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傳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設的寶貴精神財富。

我們必須清醒,精神財富價值與物質財富的不同之處在于,只有精神財富的價值滿足于社會發展、家庭生活方式變革的需要,才有生命力,才能促進社會進步。社會在發展,道德內容在變化,家風亦在改變。在新時代如何繼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家風,是家庭教育的理論問題,也是家風建設的實踐問題。

早在1936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推行生活教育時指出,教育是有目的、有計劃的文化改造。“有計劃的生活便是有計劃的教育,沒有計劃的生活,就是沒有計劃的教育。”中國人要過現代社會的生活,就必須接受現代的教育。現代生活教育是什么?是基于生活的、行動的、大眾的、前進的、世界的、有歷史聯系的教育。由此他主張“生活即教育”。所謂生活教育,“是供給人生需要的教育”,是“要從生活的斗爭里鉆出真理來”的教育。

陶行知指出,中國遺留下來的舊文化、外來的各種文化,以及推銷外國文化的買辦,都是與“生活即教育”的主張相沖突的。中國有幾千年的歷史文化,既不可全面肯定,也不能全面否定:“我們必須把歷史的教訓,和個人或團體的生活聯系起來。歷史教訓必須通過現生活,從現生活中濾下來,才有指導生活的作用”[6]。這是說繼承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必須將它融入到現代生活中,經過現代生活的實踐檢驗、過濾后仍值得弘揚的東西,就納入生活教育,否則,就應該拋棄。當時,陶行知針對日軍侵占東三省、全面侵華戰爭一觸即發的嚴峻形勢,嚴肅地告誡人們:“中國已經到了生死關頭,爭取大眾解放的生活教育,自有它應負的歷史的使命。[7]”他提出要凸顯中國文化建設的歷史使命,即將“爭取中華民族解放”“爭取大眾生活的自由”落實在生活教育實踐中,以此培育愛國愛家的家國情懷,形成強大的中華民族精神力量。這是他提出的生活教育的任務,也揭示了繼承弘揚傳統家庭美德應持有的立場。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論和實踐,凸顯國家和民族精神培育,注重道德建設與現實生活實際需要緊密結合,其實是對家國一體文化傳統的繼承與弘揚,對我們今天的家風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家風是一個家庭文化的靈魂,一個家庭(家族)的精神內核,是調整維系家庭成員之間情感關系和利益關系的道德行為規范,是一個家族世代傳承的精神積淀和人生修為基準,不僅對子孫后代立身處世、言談舉止有直接影響,而且對涵育一個國家公民的家國情懷意義重大。從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要求家風建設,將大德、公德和私德糅合為一體,落實在家庭生活的教育中,是中國家文化的本質體現,也是中國家風建設的基本做法。

四、道德重建與家風重建的新課題

家風形成于父母言傳身教、身體力行的榜樣示范,形成于長輩對晚輩耳濡目染、潛移默化的教導。有什么樣的家風,就有什么樣的家教;有什么樣的家教,就有什么樣的人。家風不僅對家庭、家教建設有直接影響,而且還是社會風氣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相互聯系和作用,家風正則民風淳、政風清、黨風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領導干部的家風,不是個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領導干部作風的重要表現。實踐證明,良好的家風既是砥礪品行、“過好三關”的“磨刀石”,也是反腐倡廉、抵御“四風”的“防火墻”。

我國傳統家庭人倫道德體系,已經在現代社會政治制度、物質生產和生產關系、家庭結構和生活模式的系列變革中發生了歷史性轉變,數千年的傳統農業國家已經變成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由“中國制造”打造的經濟實力,不僅改變了中國綜合國力,而且還為中國深度融合全球并主導全球經濟發展產生著深遠影響。中國現代科學技術進步以及網絡化和大數據的廣泛應用,學校教育快速發展,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社會醫療、養老保育政策不斷完善,促進中國家庭的部分生活功能、教育功能、文化功能向社會溢出。今日中國傳統大家庭基本消失,家庭規模小型化、角色關系簡單化、個體社會價值凸顯,導致家庭親情關系淡化,家長影響力趨于弱化,家風建設遇到了新課題。

其一,親情危機日重,父母對家風建設失控。社會越發達,親情關系就越趨于疏遠。傳統的家風建設以親情至上為根本,主要是依托大家庭成員共同居家生活進行的,教育方式主要是“前喻”與“互喻”,即父母對子女、長輩對晚輩和家庭成員之間面對面施加影響,在家庭親情賦能下的教育效果是明顯的。如今社會以核心家庭為主,且不斷滋生出單親家庭、丁克家庭、重組家庭、留守家庭(農村留守、國內留守)、特殊家庭等,親子教育難為是普遍問題。此外,尊重孩子的隱私權是現代家教的基本原則,但這也可能導致一些家長對自己未成年孩子的了解停留在表面。等到子女長大獨立生活后,其勞動收入不再像過去那樣交給家長統一支配,相反家長還要極盡所能地滿足子女不斷增長的物質要求和生活需要,如購車、買房、帶孩子等。這種幫扶其實難以養出孝子,反而讓親情綁架了父母。父母對子女管教失控,是當今家風建設主導性缺失的根本。

其二,對子女來講,“孝親”無力,孝道難為,故家風難成。傳統大家庭不僅能為個體提供最源初的情感,即“親其所親”“尊其所尊”,而且還能為家庭成員提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價值實現途徑。但今天,現代高等教育與擇業制度緊密結合之后,普通核心家庭子女求學、就業、創業、晉升等只能靠自己拼搏,受時間、精力、能力、條件局限,即使有心躬行孝道,但自顧不暇,力不從心。此外,由于黨和政府注重社會養老事業,老人的社會福利不斷提高,子女對父母的“孝順”逐漸被“尊重”替代。在此情境下,什么家風傳承,什么父母之命,什么家規家訓,什么敬天法祖,什么養兒防老,都很難落實在子女的實際行動中。

其三,貞操觀念與婚姻觀念變革,導致結婚生育成為社會問題。如李大釗所言,社會生產力越發達,男女分工越趨于平等,個體的社會性約束越來越大于家庭道德的約束力。如男女平等,戀愛自由,婚前同居,離婚隨意等,使傳統的婚姻節操觀念遭到唾棄。由于現代青年受教育的年限過長,女性高學歷、高能力、高收入的比例不斷攀升;城市發展迅猛,虛擬世界發達,網戀之風強勁;功利主義、享樂主義和攀比之風盛行,男女結婚和生育成本翻倍增長;確立戀愛關系即可同居,男女情感經歷復雜,導致結婚年齡不斷延后,讓錯過生育最佳期的大齡女性更加畏懼生育,人口出生率急劇下降;此外,夫妻之間輕忽家庭經營,對家庭忠誠度減弱,造成離婚率不斷攀升。凡此等等,如果對戀愛、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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