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國家保險發展特點及其經驗借鑒

——OECD國家20年保險發展透視（上）2015-10-21摘要：保險業“新國十條”的頒布開啟了中國保險業的新紀元。本文對OECD國家過去20年保險發展特點進行了總結提煉，以期對中國未來保險業的全面發展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基于OECD國家保險業發展的實際數據與關鍵事實的分析，提出保險業的經濟地位基本穩定、人本推動、責任險高速增長、需求彈性降低、供給質量提升、全球化加深、金融化加深、準公共品演進等八個特點。結合中國保險業發展實際情況，對新形勢下中國保險業深化發展展開若干思考，并形成相關政策建議。關鍵詞：保險，OECD國家，發展特點一、引言保險業作為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關系著金融業的健康發展。保險業為經濟活動提供風險保障，是衡量一國經濟發展成熟度的重要標志。《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保險服務業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新國十條”）首次明確提出現代保險服務業的概念，明確了保險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頂層設計為中國保險業發展提供新的契機。弄清楚保險業發展的基本經濟特點和經驗，無疑對像中國這樣處于經濟快速發展、保險業面臨重要調整的新興經濟體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本文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簡稱經合組織、OECD）國家為參照樣本對保險業的發展特點進行分析。就發展歷史、全球份額而言，OECD國家的保險市場在全球保險市場中具有重要地位。歐洲是現代意義的商業保險的起源地；西歐、北美洲、亞洲發達國家已經是份額最大保險市場；保險占全球市場份額最高的國家也均為OECD成員國（如，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德國等）。盡管最近20年OECD國家的經濟體量占全球的比重有所下降，但這一比重仍維持在70%①以上，表明OECD國家的經濟發展仍保持重要地位。OECD國家的保險業在全球中也具有代表性，近幾年來OECD國家保費收入占全球保費比重保持在80%②以上。OECD國家的保險市場不僅是學者研究保險業問題的重要對象，也可為像中國這樣的新興經濟體的保險業進一步發展提供寶貴的經驗借鑒。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對過去近20年來OECD國家保險發展的特點進行提煉總結，以期對中國保險業的發展提供可以比較的參照系，為中國保險市場的發展總結可以借鑒的發展經驗。通過對OECD國家保險業發展的實際數據與關鍵事實的分析，本文提出了保險業的經濟地位基本穩定、人本推動、責任險高速增長、需求彈性降低、供給質量提升、全球化加深、金融化加深、準公共品演進共八個特點。結合中國保險業發展實際情況，提出了新形勢下中國保險業深化發展的若干思考，并形成相關政策建議。二、OECD國家近20年保險發展的基本特點（一）經濟地位基本穩定：保險作為金融服務業的一支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基本保持穩定以OECD國家為代表，在過去20年間（1994-2013），保險的總保費保持了基本穩定的增長。從圖1可以看到，總保費的對數在過去的20年之間基本上呈平穩的上升態勢。這意味著，OECD總保費的名義增長率基本保持恒定。這20年間，OECD總保費的年平均增長率大約為4.72%③。以年保費收入占GDP的百分比，也就是保險深度（insurancepenetration）來看，在近20年內，保險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基本穩定。既沒有出現大幅度的增長也沒有出現大幅度的降低，全球保險深度大致穩定在6%左右，OECD國家的保險深度大致保持在8%左右。如圖2所示。圖3給出了幾個國家保險業的從業人數在總人口中的百分比。在比較發達的日本、德國、西班牙和韓國，保險業是吸納就業的重要行業，保險業就業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都在0.1%以上。但在發展中國家墨西哥，保險就業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比較小，只有0.02%左右。在這幾個國家中，除了日本的保險就業占總人口的比例有較為明顯的下降趨勢外，其他國家的占比在過去20年中，并沒有出現太大的變化。如果我們將現代保險業回溯到1667年尼古拉斯·巴蓬（NicholasBarbon）開辦專門承保火災保險的營業所，那么保險業已經發展了三個多世紀。而從上面的三個總量數據來看，保險業在國民經濟中仍然保持著比較穩定的地位。這也說明了保險業是一個長久的事業，至今不衰。（二）人本推動：人的現代化進程推動保險發展與增長仍在進行中通過財產保險與人身保險的市場份額比較可以發現，從1980年代中期以來，全球的人身保險的市場份額超過財產保險，此后，這個模式一直保持不變。這實際上意味著，隨著人類全面進入工業化時代，財產保險已經基本穩定在一個歷史的平臺上。但人身保險（包括人壽保險和健康保險）的市場仍然保持著持續的增長。這意味著“以人為中心”的全人類的現代化進程仍然處于進行時中。“人”的意識的覺醒，喚醒了對生命、健康的尊重，從而在根本上形成了推動人身保險繼續發展、增長的動力（石曉軍、郭金龍，2013）。特別是，注意到全球的很多國家在近20年都在不斷地推進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但這并沒有成為人身商業保險市場發展的阻礙力量。這進一步地說明了“人”的現代化帶來的人身保險需求增長是勢不可擋的。從圖4來看，并不是所有的國家都是壽險的占比高于非壽險的。圖中的國家明顯分為兩個集團。英國、日本和法國的壽險業占保險業主導市場地位，而在德國和美國卻是非壽險業占主導市場地位。具體到一個國家而言，該國的產業政策、產業結構、文化傳統、自然環境、歷史傳統等都會對保險的市場結構產生重大的影響。以美國和日本為例。日本是典型的壽險業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其壽險業保費深度長期以來居于世界前列。日本壽險業重視家庭保障，強調戶主保險，因此家庭投保率高。在長期發展中，人壽保險保障功能深入人心，已成為國民的基本生活保障（胡文富，2001）。而美國保險市場以非壽險為主導，非壽險中市場份額最高的是意外、健康險，其次是機動車輛保險。僅這兩項在整個保險市場中占據著約40%的份額④（2013年數據）。美國長期沒有全民醫保制度，美國人的健康醫療保險保障主要來自于商業健康保險，因此美國健康保險市場體量巨大。汽車已成為美國人的生活必需品，美國車險市場相對自由的準入和退出機制以及完善的法律法規，使得美國車輛保險市場迅速增長為世界上最發達的車險市場。（三）需求彈性降低：人身保險的需求彈性大大降低隨著“人”的現代化以及對“人力資本”重要性認識的加強，人們對人身保險產品的需求也越來越向“必需品”的方向轉變。近20年來，以人身保險保費為度量的人身保險需求對OECD國家人均GDP的彈性大大地降低。也就是說，人身保險已經由一種富有彈性的需求逐漸變成一種類似“剛性”的需求。從圖5來看，在過去的20年中，保險對財富水平的需求彈性并沒有發生很大的變化，大致維持在1.1的平均水平上。這個數值的大小表明，在現代經濟中，保險并不屬高彈性的商品。即使在2008～2012的后金融危機時代，也未見到保險需求彈性的劇烈變化，它仍然服從一貫的走勢。但是，當壽險和非壽險分解開來，就會發現它們各自的需求彈性的趨勢有明顯的不同。圖5很清楚地表明，非壽險的需求彈性在過去20年中波動很小，基本接近于1.05。但是，在過去的20中，壽險的需求彈性的總趨勢是逐漸變小，逐漸收斂于1附近。這是一個非常有啟示意義的對比。它反映了現實經濟世界對風險認知的重點已經從對物質的“財產損失補償”轉向對“人”的風險保障。這個轉變就使得壽險的需求逐漸變成一種“必需品”，因而需求彈性就逐漸降低。（四）責任險增長：責任保險增長明顯高于其他類型非人身保險對人及人各個方面的保護已經成為保險的首要任務，在財產險方面這一點突出表現在責任險的快速增長上。最初形態的財產保險是實物資產在遭受意外事故產生損失時對價值的重新補償，承保的是物質利益風險，而責任險的標的是被保險人對第三者造成傷害而產生的民事賠償責任，因此責任險可以說是財產險中的“人的保險”。責任保險開始于19世紀中葉，產生之初并沒有得到足夠重視。隨著社會各種民事活動增加，法律制度不斷健全，人們的索賠意識增強，責任保險得到迅速發展，如今已成為財產保險中的支柱性險種之一。從圖6中可看出，在過去20年責任險占財產險的比重呈現上升趨勢。美國1994年的責任保險總保費收入約為222.57億美元，占財產險總保費收入的5.01%，而到2013年這一比例上升至10.30%。在所有OECD國家，近幾年責任險保費收入的每年增長速度大約為8%，而總保費的增長接近5%。1994年所有OECD國家的責任保險保費收入總額為508.61億美元，到2013年增加到1617.05億美元，增長了217.93%。而同期財產保險的增長為145.10%，遠小于責任險的增長速度。責任保險的索賠額也出現了大幅提高，責任保險索賠的總規模在2002年是840億美元，占到非壽險索賠額的16%。特別是醫療事故的責任索賠，從2000年開始每年以10%的速度上升，索賠率以每年3%的速度增長，索賠的嚴重程度以每年7%速度增長。（五）供給質量提升：供給方的供給質量不斷提高盡管在近20年中，新的保險產品層出不窮，但是保險的根本經濟宗旨仍然和亞當·斯密（AdamSmith）所強調的一樣，就是對“風險的管理”，尤其表現為對損失的補償。從帕累托優化的角度來說，只有因損失補償而帶來的經濟福利（包括直接的和間接的）超過保險機構所獲得的利潤，這樣的保險制度才是值得存在的。否則，保險將成為社會總福利的減少者。從全社會福利的角度來說，那樣的保險制度就應該取消。衡量保險供給質量的一個簡單、簡潔的指標就是“賠付率（lossratio）”，即保險公司賠付占保費的比率。這個指標在財產類保險中更為適用。從全球的角度來說，近20年，總的平均賠付率基本穩定在70%，而且總的趨勢是平緩地增長。這反應了兩個重要事實：第一，保險公司的服務供給質量處于較高的水平；第二，全球保險的經營能力和水平在近20年在不斷地提高，這也要歸功于近20年全球金融市場的快速發展和高度整合帶來的外溢效應。（六）全球化加深：全球化整合程度越來越高近20年來，保險業的全球化整合程度越來越高，風險在全球范圍內分攤的機制越來越成熟。最主要的一個表現就是全球性再保險的快速發展。近20年OECD再保險市場（包括分入和分出）的年平均增長率將近8%，明顯高于總保費的平均增長率5%。全球性的再保險是風險在全球配置、分攤的重要機制。它的高速增長一方面反映了全球化趨勢下的風險管理要求，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保險業正在成為全球系統性風險的重要承擔者。圖8給出OECD再保險與總保費增長率（都是5年移動平均）的對比。總體上，再保險市場的增長比總保費增長要快，但是，再保險增長的波動性也比總保費增長的波動性大。再保險市場具有更明顯的保險周期（underwritingcycles）特性。從圖8中來看，再保險市場的繁榮周期是1999～2004年；疲軟周期是2005～2012年。再保險周期不僅受經濟因素的影響，也會受到全球巨災風險發生情況影響。另外一個體現保險市場全球化的現象就是外資保險公司在國內市場上的份額。圖9描述了OECD國家近20年外資保險公司在國內市場中份額的變化。可以明顯地看到，在20年中，保險公司在國際間的滲透是不斷加深的。近年來，外資保險公司在國內市場的份額達到20%左右。（七）金融化加深：與其他金融產品深度嵌入從保險產品的形態上看，近20年最大的變化是，保險產品與金融衍生品深度嵌入。保險在結構化金融工具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保險成為一個風險引導的橋梁，將原本難以管理的風險（比如垃圾等級的信用風險）引向有更大風險胃口（riskappetite）的投資者成為可能。當然，風險胃口不等于風險承受能力，這種風險轉移也許會導致投資者的損失。但是，在此以前，將垃圾等級風險有效地管理起來幾乎難以想象。另類風險轉移（ART，AlternativeRiskTransfer），是對利用非傳統保險產品轉移風險機制的代稱，其中保險與其他金融產品的深度嵌入是主要內容和特點。ART的產生源于美國的巨災風險賠付。1992年的安德魯颶風導致了170億美元的損失，比保險公司的預計損失高出2倍。雖然此前保險公司根據人口增長、財富集中等因素對自然災害頻發地區的風險損失進行了充分的估計，但仍然出現了這種超出預期的情形。巨災的直接后果是一些保險公司因此而破產，再保險公司不愿意或者沒有能力提供和以前一樣的巨災風險覆蓋。傳統承保能力面對巨大的損失顯得力不從心，人們開始尋求其他（另類）風險轉移手段。除了傳統的再保險機構之外，更廣闊的資本市場具有更強大的風險承受能力。這個思想直接催生了“證券化”的另類風險轉移工具。1996年，保險連接證券（Insurance-linkedSecurities，ILS）正式交易。最初的保險連接證券基本是轉移自然巨災風險的工具，典型的如巨災債券（Catbonds）。2005年遭遇了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損失最嚴重的自然災害：Katrina，Rita，Wilma，Ophelia和Dennis颶風，保險公司共計面臨損失800億美元的賠付要求。2007年，32家保險和再保險發起公司發行了85億美元的巨災債券。巨災債券是通過發行收益與指定的巨災損失相連結的債券，將巨災風險轉移給債券投資者。政府、跨國公司以及地區性和全球性的保險公司都會使用巨災債券來對沖風險。就債券發行機構的角度而言，巨災債券的功能類似于多年期再保險合同。巨災債券發行后，未來債券本金及債息的償還與否，完全根據巨災損失發生情況而定。除巨災債券以外，還有巨災風險擔保義務、巨災連接衍生品（如PCS巨災期權）等證券化產品。根據瑞士再保險資本市場研究報告，就全球保險連接證券市場的發展規模而言，截止2014年底，保險連接證券未償還總額達到241億美元，是1997年的33倍。盡管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2007年之后幾年，不論未償還證券還是新發行證券的數量都有所下降，但近幾年快速發展的趨勢說明，保險連接證券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這也說明，保險與其他金融產品的融合規模在不斷增加。多種新的證券化產品的出現也說明這種融合程度在不斷深化。（八）準公共品演進：保險的準公共品性質突顯和保險——政府PPP模式盛行近半個世紀以來，保險業不斷地突破商業服務業的邊界。最近20年，在很多領域中，保險部門與政府的合作愈發密切。保險由于本身保障功能的特性，不再局限于商業品的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準公共品的性質。保險的保障性質保險和政府稅收在資金匯集形式上的相似性為保險和政府有機融合機制的實現提供了契合點（陳雨露，2014）。保險-政府的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私合營模式）模式是指，政府與商業保險資本為提供保險服務而建立起公私合作模式，政府與商業保險企業的合作貫穿于整個體系設計。目前，這種模式典型表現在關系國計民生的醫療、農業等部門。一般而言，國家建立起社會醫療保險保障制度，為廣大人群提供基本保障。這種政府控制的強制性保險存在保障程度低、靈活性低的缺點，而商業保險公司提供的保險計劃具有量身定制的靈活性，市場化的運作使得保險公司有動力進行產品創新、簡化手續、降低成本，因而更有可能滿足個人日益增長的全面醫療保險需求。然而醫療費用的增長加重個人和政府的經濟負擔，醫療服務提供的復雜性造成醫療市場的低效率，這些市場力量難以解決的問題仍然需要政府的干預。因此在OECD國家，很難看到醫療領域單獨由政府或單獨由商業保險公司提供保障服務。OECD國家醫療體系各有不同，但商業醫療保險的基本狀況是與公共保險計劃共存，形成基本保障（如西班牙、比利時等）、替代保障（如希臘、墨西哥、英國等）、補充保障（如丹麥、法國等）、附加保障（加拿大等）。據瑞士再保險估計，2007年全球5萬億美元的醫療費用中，約有五分之一通過商業醫療保險獲得。保險-政府PPP模式的另一個典型表現是農業保險。由于存在可能的巨災損失、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單純由財政支持或者單純由商業保險經營都會造成市場效率低下，削弱經營者參與積極性。公私合營的方式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可能，在OECD國家得以廣泛運用。例如，美國多重風險農作物計劃由政府出資、私營保險團體進行操作；西班牙采用公私合營的制度安排，涉及政府部門、私營保險公司共保聯合體、再保險聯合會三個主要參與者，農戶還可以參與保險產品設計；墨西哥農業保險制度則是一種混合體系，在公私合作體系中政府通過多種形式提供服務。綜合來看，發達國家比較成功的農業保險計劃都采用了公私合營的方式，體現了社會保障和經濟效益的平衡。墨西哥政府不僅提供保費補貼，還對農戶提供技術援助，通過墨西哥農業保險公司（Agroasemex）對互助基金提供再保險。而私營商業保險公司可以自由銷售產品，開展業務。人口結構變化、經濟深化發展將帶來新型風險的日益增加。應對日益復雜化的風險，“保險-政府”PPP模式將有廣大的發展空間。例如，針對企業跨國經營海外風險的保險服務、針對老年人的長期護理服務等，已經開始有相關的實踐。三、基于OECD經驗對中國保險業發展的若干思考我國保險業發展存在著發展模式粗放、結構性矛盾突出、產品同質化、服務滯后等問題。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階段，這些問題如何解決正受到更廣泛的關注。保險業轉型發展既要借鑒發達國家保險業發展的經驗，也要立足于本國基本特點。本文從借鑒國際成功經驗的角度出發，結合中國保險業實際情況，對保險業深化發展進行若干思考。首先，從保險深度看，中國保險業仍有較大發展空間。從總量上考慮，盡管中國保險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已進入世界“第一梯隊”行列，但2014年中國保險深度僅為3.18%⑤，與全球6%和OECD發達國家8%的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如果將發達國家保險深度水平作為保險業發展的穩態，那么就中國的經濟總量規模和龐大的人口規模而言，中國的保險業仍有可觀的發展空間。從發展趨勢上看，OECD國家的特點暗示著成熟的保險市場將以較平穩的速度發展。中國作為后起的新興市場，保險業發展速度迅猛，2000～2013年間平均年增長率達到20%。而近年來保險業增長速度有震蕩型下降趨勢，近三年（2011～2013年）的保費平均年增長率僅為6%⑥，這與目前中國保險市場面臨轉型調整的宏觀經濟背景密切相關。同時發展的波動性表明中國保險業還未達到平穩發展的常態，并不是一個成熟的保險市場，與保險強國相比仍有較大的差距。其次，把“人”的全面保護作為深化我國保險業發展的第一動力。保險業與“人”緊密相關的是人身險市場。從數據上看，我國人身險份額在過去幾十年中占據著主要地位，大部分年份該份額超過70%，近幾年比例有所下降，但仍超過60%。我國人身險（尤其是壽險）占據主導地位與宏觀經濟環境和政策背景緊密相關。20世紀90年代高利率的市場環境激發了壽險市場高利率產品的需求，分紅險、萬能險等非傳統保障型險種占據了重要市場份額。然而，分紅險一家獨大的局面導致人身險市場結構長期不均衡，保險業的健康發展需要產品結構調整。我國保險業近幾年對產品結構、銷售渠道、市場利率等多方面的改革調整，反映了業界對這種不均衡的認識。養老、醫療、健康等領域一系列新的政策意味著，“人的價值”已經開始得到關注，將對引導消費者深化“人力資本”意識和合理利用保險進行風險保障起到正面作用。從人身險對財富的需求彈性看，我國人身險（包括壽險、健康險和意外險）需求的收入彈性總體趨勢是逐漸變小，但年度間具有較大波動性，相比之下財產險的需求收入彈性平穩得多。我國保險的需求收入彈性類似于OECD國家的特點說明，保險尤其是人身保險產品逐漸向“必需品”轉化，隱含的意思是，人們對自身價值更加重視，對自身價值的風險保障也具有強烈的需求。然而，人身險的需求彈性劇烈波動說明我國人身險市場發展并不完善，消費者對自身價值保障的需求易受政策環境、產品服務等因素的影響。財產保險領域對人的價值的重視體現在責任險的發展上。社會由人的組成，具體來看，人與人之間的血緣、情感、道德、法律、利益、政治等因素，使得個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際活動編織在一起形成了整個社會體系。人與人的利益沖突需要公正合理的制度安排予以協調。責任保險誕生的本源就在于充當協調糾紛的一種機制。近10年我國責任險年均發展速度達到20%，幾乎與總保費收入增長速度持平，但從責任保險占財產保險公司保費收入比重來看，近10年間比重幾乎不變，平均僅為3.2%⑦，總量、相對量遠遠不及美國、英國等OECD國家。綜合來看，要實現我國由保險大國向保險強國轉變，應將對“人”的全面保護作為保險業發展的第一動力，從健康、壽險、養老到責任險，全面提高產品設計、服務和管理的水平。第三，以再保險市場與對外開放為著眼點提高我國保險業的全球化整合水平。全球經濟一體化突出了再保險市場、國內與國際保險市場接軌的重要性。經過幾十年發展，中國再保險市場的市場容量、市場結構、市場監管有了重大改善，市場主體除中國再保險集團，還有多家專業再保險公司，此外，還有大量境外再保險人通過離岸方式介入中國市場（史鑫蕊，2012）。從市場地位看，中再集團在國內再保險市場上占據60%的市場份額，處于再保險市場的主導地位。“新國十條”為國內其他資本投資再保險市場提供了準入證，民間資本頻頻的響應說明再保險市場的發展需要制度的松綁和政策的指引，同時，可以預見將有更多的國際再保險主體進入國內保險市場。再保險市場發展的影響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規模擴大的再保險市場促進直保公司的經營，風險容量和風險轉移分散技術水平不斷提升；二是促進國內與國際再保險市場的滲透融合，為國內保險公司利用國際市場進行籌資提供便利。不可否認，國內再保險市場主體力量的增加及其國際競爭力的提升，將直接影響我國在全球再保險市場的定價權、話語權。國內與國際保險市場相滲透的必要性也顯而易見。從西方經驗來看，歐美保險公司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著眼于海外業務拓展，跨國公司海外投資引發的保險需求為美國保險公司提供了業務拓展領域，美國保險公司逐漸在世界保險市場、尤其是歐洲保險市場擴大業務范圍和影響力。歐盟區的保險公司則以收購方式進入外國市場，布局其區域性和全球性的發展。在當今世界經濟緩慢復蘇、國際經濟政治格局面臨深刻調整的國際背景下，“一帶一路”的提出和規劃為國內企業走向世界提供了機遇。中資保險公司以為我國海外企業提供出口信用保險、境外投資保險、航運保險等風險保障為契機，推動業務向海外拓展，并逐步實施全球戰略。中國保險業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提高，但國內外資保險公司的市場份額仍處于低水平的狀況，2013年外資保險公司市場份額僅為3.95%⑧，與OECD國家平均20%的水平存在相當的差距。打破地域限制、開放交強險市場、“下放”外資保險部分行政審批權等政策的實施已逐漸為外資保險公司提供擴張平臺。然而，除了制度、政策的限制，由于業務領域限制，外資保險公司的效益與在華外資企業保險需求和外資保險母公司的全球戰略調整緊密相關。外資保險公司在國內保險市場中的發展更受“本土化”和中資保險公司競爭加劇的困擾。保險公司在國際間的不斷滲透和中國外資低市場份額，意味著中國這一新興保險市場對外資保險公司的全球布局來說具有較大的發揮空間。需要注意的是，外資保險公司擁有相對成熟的經營、技術手段、業務管理和服務理念，在優化業務結構、規范合規意識、提升效益觀念、完善售后服務和理賠體系等方面對中資保險公司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在外資保險公司進入國內保險市場時，如何提高其技術、經驗在國內保險市場上的正外溢性效應，需要深入思考。第四，積極推進我國保險與金融產品的融合創新。金融市場深化發展的主要表現是，金融產品創新程度和金融各子市場之間融合程度加深。保險市場與金融市場融合的途徑包括保險資金運用、投資型保險產品的開發、保險證券化、保險公司機構的融合，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保險市場與金融市場融合的路徑不僅限于此。從2009年《保險法》頒布實施以來，保險資產投向不動產、未上市銀行股權、私募股權基金等另類資產的比例迅速上升，2013年已達投資總額的12.35%⑨。另類投資的比重增加意味著保險資產配置更加多元，事實上保險資金投資收益水平也有所提高。在經濟個體/組織之間的經濟聯系更加緊密、保險市場與金融市場甚至經濟市場聯動性不斷增加的背景下，無論保險產品創新，還是保險資金運用，所涉及的風險都由單一、傳統向多元化發展過渡，保險不僅局限于風險轉移的手段，商業保險公司已經逐步向提供全面風險管理服務發展。典型ART產品如保險證券化產品，已經為全球范圍內需要全面風險管理的企業提供傳統保險產品所不能提供的風險分散途徑。近兩年，監管部門對保險資金參與資產證券化的支持力度加大，保險資管項目資產支持計劃等獲得一定的發展。互聯網的發展可能為保險產品、金融產品的創新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基于大數據的互聯網技術已經開始服務于保險業的服務產業鏈拓展。例如，健康醫療保險與互聯網產業相結合的“移動醫療”、大數據技術支持的“車聯網”與商業車險的結合等。可以預見，互聯網的發展對保險業與其他行業，包括金融業其他部門的融合具有顯著的助推作用。第五，中國的新國際戰略需要保險業提高準公共品服務。隨著經濟發展和各部門之間經濟聯系的深化，我國的商業保險在越來越廣泛的領域提供風險保障、風險管理服務。在健康、養老、農業等領域，商業與政府的結合已經有所體現。在醫療領域，“大病保險”引入商業保險機構經營；《農業保險條例》明確農業保險的開展由“政府引導、市場運作、自主自愿和協同推進”，由保險公司、農業互助保險等保險組織進行承保。保險-政府的PPP模式在更廣泛的領域也有可操作空間。“一帶一路”的提出和構建，為我國企業布局區域化、全球化發展提供機遇，同時也對企業的風險管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一帶一路”面臨的風險主要包括地緣政治風險和經濟風險。參與國國內利益集團分歧、政局變化將影響“一帶一路”項目實施的穩定性甚至合法性；國家動蕩和地區沖突、甚至局部戰爭，不僅影響動蕩地區參與“一帶一路”，也會影響周邊穩定；宗教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形成潛在威脅；地區外勢力，例如美國，可能施加壓力。投資風險，例如企業收入面臨損失，文化和法律體系差異可能提高企業法律成本。這些風險將增加政府、企業開展區域、國際活動的不確定性。在通常意義上，商業保險是企業進行風險管理的重要路徑。出口信用保險、進出口貨物保險、遠洋船舶保險等可以為企業開展跨境投資貿易合作提供風險保障與服務；境外投資保險可以引導能源礦產、基礎設施、制造業產能向外轉移；保險可以發揮資本融通功能為企業項目進行融資，支持“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然而在面臨巨大不確定風險時，商業保險也可能無法正常發揮作用。這就需要政府的指導和參與，例如加強國際合作，積極推進貿易協定的簽訂，提高對外投資合作公共信息服務質量和水平，建立高效的境外投資合作風險預警系統等，不僅為企業走出去提供投資保護，還要為商業保險發揮保障功能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和國際環境。第六，高度重視保險行業的就業和人才培養問題。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規律表明，隨著經濟成熟度的提高，產業結構向以服務業為重調整。保險業作為重要的現代服務業，是吸納就業的重要部門。我國保險業就業對金融業、全社會就業的貢獻率甚至高于銀行業（呂秀萍、趙建軍，2008）。我國2013年的數據顯示，保險業從業人員占總人口比重為0.28%，這一水平與部分OECD國家基本持平，但是，如果剔除保險營銷員數量，這一比例僅為0.06%⑩。保險代理人隊伍對緩解再就業壓力具有重要作用，同時也是國內保險市場需要優化解決的問題之一。另外，經濟全球化、區域化整合給保險公司帶來更多業務領域，意味著需要培養相應的專業人才。“一帶一路”區域發展戰略使得企業“走出去”、跨區域合作面臨新的風險，運用市場機制為企業提供風險保障，例如發揮出口信用保險支持機電產品、大型成套設備等產業發展的作用，提高境外投資保險對能源、基礎設施等領域的服務水平，必然需要完善的專業人才配套機制。新的經濟形勢和國際環境意味著，保險業發展新方向對從業人員提出了更高專業水平的要求。第七，通過賠付率的提高從根本上提高保險供給質量。保險公司的經營水平直接影響到保險商品的供給質量。以賠付率來分析保險商品的供給質量，我國保險尤其是財產保險的賠付率遠低于OECD國家?。低賠付率的起因和影響與保險行業的眾多因素相關，其中一個直接的表現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