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興衰的文化解讀經濟開展史說明，任何一個產業的開展都離不開文化因素。區別只是在于：產業層次越高，文化因素就越濃，文化對產業開展的作用就更大。商業作為第三次產業，是文化因素最易聚集、文化含量較高的產業，徽商的興衰就對此作了歷史的實證。可以認為，文化是徽商的“神〞，而各種各樣的商業活動只不過是徽商的“形〞。在文化更為繁榮興盛的今天，從文化層面解讀徽商的興衰，對于正確認識徽商精神，從歷史借鑒中有選擇地弘揚徽商精神，以進一步開展我們的現代經濟，會有積極的啟迪意義。一、徽商的興盛與徽文化的作用在明清時期中國興起的“十大商邦〞中，徽商以“左儒右賈〞的特色而區別于其他商幫，充分表達了徽商厚重的文化因素。中國的用詞習慣是“左〞重于“右〞，我以為，用“左儒右賈〞而不是“亦賈亦儒〞來概括徽商的特色，可能更為確切、更為深化，其確切與深化之處在于：文化對徽商的興盛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對徽商的興起而產生深化影響的文化，是具有地域特色的“徽文化〞。徽商作為一個商業集團，始于明代的成化、弘治年間〔1457-1505年〕，而徽文化作為一種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它的起點至少可以追溯到東晉時期，比徽商的產生早近千年。徽州是典型的移民地區，古徽州的人口大多是在歷史變故中遷來的中原地區移民，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口是士族富戶。如據史料記載，西晉“永嘉之亂〞〔307-313年〕時，因避戰亂而由中原遷入徽州的士族有程、鮑、俞、黃等十五氏；唐末黃巢起義(875-884)時，遷入徽州的士族有陸、陳、葉、孫等四十八氏；兩宋之際、元末明初，更有大量的北方移民至徽州定居。這些移民帶來了中原地區豐富的文化，徽州地區的每個家族、每個村落，從一開始就有豐厚的文化底蘊。經過千年的文化積淀，在徽州地區特定的自然、地理、人口、資源、經濟、社會諸多條件下，才孕育和造就出赫赫的徽商，徽文化對徽商的“神〞和“形〞都打下了深化的烙櫻徽文化的內容非常豐富，歸納起來可以分為三大體系：一是觀念文化，二是制度文化，三是地域文化。觀念文化是意識形態層面的文化，它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徽州號稱“東南鄒魯〞，又是“程朱理學〞的故土，封建理學的觀念文化在徽州地區結實地處于思想統治地位；制度文化是社會管理和政治層面的文化，在封建社會的基層，它的核心是以家族宗族鄉族為形式的宗法制度文化，徽州地區形成并保存著最完好、最有效的家族宗族鄉族構造體系，世世代代維系和控制著徽州人的思想和行為；地域文化是勞動人民歷史地創造的鄉土文化，但徽州的地域文化卻是層次很高的鄉土文化，揚名于世的就有徽劇、徽菜、徽派建筑、徽州樸學、徽州版畫、徽州篆刻、徽州文書、新安理學、新安畫派、新安醫學等，洋洋大觀，榮耀奪目。觀念文化、制度文化、地域文化在古徽州地區根基很深，又親密聯絡，從不同層面推動徽商的繁榮開展。觀念文化從思想理念的層面推動著徽商的繁榮開展。古徽州地區的一個特殊條件是人多地少，這里號稱“八山一水一分田〞，在晉末、唐末和北宋末期三次大規模的移民潮中，徽州地區人口猛增，導致耕地缺乏、糧食短缺，在人口的重壓下只得外出經商圖生，是產生徽商的最初動因。徽州地區儒風甚茂，受封建理學的深化影響，徽州人仍然崇尚業儒進仕、揚名顯宗，所以，徽州地區書院甚多，明清時期考取進士、狀元的徽州人屢為安徽之冠。讀書做官固然很好，但成功者畢竟只有少數人，而經商是一條相對容易的道路，因此大多數徽州人便“弛儒而張賈〞，經商便漸成風氣，形成“徽人什六七從商〞的場面。不過，他們在經商過程中，總以多種方式與封建衙門保持親密的聯絡，徽州鹽商更是依靠封建朝廷授予的特權而大發暴利，出現了一批“紅頂商人〞；他們在經商獲利后，為了子孫后代的利益，又“寧弛賈而張儒〞，利用雄厚的資財，重振儒業。在儒、賈兩個方面，徽人“一弛一張，迭為相用〞，不是力圖從賈成富，就是追求業儒為官，官與商互助，成為徽商的一大特點。而在封建社會條件下，這正是商業集團獲得成功的社會政治條件。在從商過程中，徽商更以儒商為榮，他們篤信“生財大有道，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黟縣三志?卷十五?舒君遵剛傳?〕，以誠待人，以信接物，仁心為質，和合為用，程朱理學的價值觀、義利觀漸成徽商的經營理念。徽商的大量史料說明，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學從觀念文化層面對徽商繁榮開展的影響，是深化而宏大的。轉貼于論文聯盟.ll.制度文化從家族和社會層面推動著徽商的繁榮開展。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存在著“雙重統治格局〞的制度體系，即封建朝廷的上層統治和基層組織的社會統治，亦即“國〞與“家〞的統治，兩者的統治通過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封建文化在深層次上的聯絡而結實地連接起來，史學界稱之為“家國同構〞。中國封建社會基層組織統治體系的根底，是家族宗族鄉族嚴密而有序的組織，這在古徽州地區表現得最為充分。從中原遷來的每一戶土族都希望能在徽州繁衍開展、舉族興隆，乃以家譜、宗祠、祭祀等多種形式維系著家族的精神與文化聯絡，各姓氏、各門戶都有很強的凝聚力和進取性。往往是，一人從商，族人跟進，一人有難，全族相助。宗族中的每一戶人家，都以家族為重，以從商的業績光耀門戶，為族人爭光；而族人又以經商富戶為楷模，鞭策子孫，努力奮進。徽州的商人以家族宗族鄉族為紐帶，表現出很強的團隊精神，所以，他們能走出徽州，在各大城鎮和商埠從商，不僅站穩腳跟，而且能蓬勃開展，形成氣候。他們結合宗族權利在許多城市建立華美堂皇的會館，就是歷史的見證，可以說，這種以家族宗族鄉族為根底的制度文化對徽商繁榮開展的宏大作用，是中國的其他商幫難以相比的。地域文化或鄉土文化從個人素質層面推動著徽商的繁榮開展。徽商是一個文化修養程度較高的社會階層，他們非常注重從書本中去學習經商技能，又不斷地在理論中總結進步，非常注重個人道德修養，可以說，這也是繁榮興盛的徽州地域文化所培育的。徽州商人在幼年時期大多在由宗族興辦的學堂或書院受過啟蒙教育，成人后已具備一定的文化知識而走向商海；許多商人本身就是理學信徒、詩畫戲曲愛好者或文物方面的收藏家，更有一些商人本身就是理學鴻儒、詩人、畫家、金石篆刻家、書法家、戲曲家。他們經商致富后，更加熱衷于鄉土文化建立，在家鄉投資辦學、刻書、藏書、建戲班、辦文會，給后世留下珍貴的文化遺產。繁榮興盛的徽州地域文化撫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徽商，而徽商的開展又為徽州地域文化的繁榮提供了豐厚的物質基矗在濃郁的地域文化熏陶下，徽州商人的個人文化素質比較高，對徽商繁榮開展起著極為重要的根底性作用。二、徽商的衰落與徽文化的局限從明中葉到清朝嘉慶年間，徽商雄飛中國商界300余年，清道光以后那么逐漸趨于衰落。徽商的衰落有多種復雜的原因，但與徽文化的局限性也有親密的關系。徽文化是歷史的產物，它固然有歷史的奉獻，也必然有歷史的局限。深化研究徽文化的三大構成體系可以看出，徽文化的歷史局限性是非常明顯的。首先，從觀念文化而言，程朱理學是徽文化的核心，當中國社會逐步進入近代社會時，程朱理學作為封建社會的思想理論，仍頑固地維護走向衰落的封建制度，嚴重地禁錮人們的思想觀念，已成為社會進步的思想桎梏。其次，從制度文化而言，家族宗族土族體系是封建社會基層制度的組織體系，在基層社會維護封建宗法制度，當中國社會逐步進入近代社會時，家族宗族鄉族的落后性也就日漸顯現，成為社會進步的制度鎖鏈。第三，從地域文化而言，盡管同觀念文化與制度文化的性質不同，其功能與作用也不因社會制度的變化而喪失，但在科技開展和社會進步的條件下，其功能與作用必然會受到很大限制，有的只有歷史價值而完全沒有應用價值。徽文化孕育著徽商，從深層次推進徽商的繁榮開展；同樣，徽文化的這些局限性也束縛著徽商，在社會進步和制度變革的歷史潮流中，成為導致徽商衰落的重要因素。受觀念文化的影響，徽州商人在社會進步的條件下，仍然背負封建理學的思想包袱，當中國進入近代社會時，許多人仍將故里理學的義利觀繼續視為商業成功之道，固守傳統的經營理念，依附封建社會的經濟體系，沒有將商業資本轉變為產業資本，走“以末致財，用本守之〞的老路，仍將大量的商業利潤流向進貢官府、購置土地、奢侈消費乃至建祠堂、修墳墓、敘族譜等方面，在封建社會的末期仍然充當堅決的封建制度衛士，當封建制度的大廈搖搖欲墮時，他們也就禍及自身，最后只得破產衰敗。比方，作為徽商支柱的鹽業壟斷權在道光年間被朝廷剝奪，就注定了徽商作為封建商幫的衰落。沿海地區的一些大商人就注意到把商業利潤轉向產業資本，投資、興辦近代企業，走資本主義道路，與安徽毗鄰的浙東寧波商幫、蘇南洞庭商幫就能在社會轉型時期適時調整資本投向，成為中國第一代民族資本家。可以說，受觀念文化局限性的束縛，徽商在歷史轉變關頭喪失了開展機遇，也就不可防止地走向衰落。轉貼于論文聯盟.ll.受制度文化的影響，徽州商人竭力維護家族宗族鄉族對基層社會的統治格局，既限制了他們的開展力量，又分割了他們的商業利潤，在社會進步的條件下也就必然會走向衰落。徽商以家族宗族鄉族為紐帶，商人之間“相親相助〞，對于化解風險、開拓市場有著重要的作用，但是，徽州商人卻長期固守家族宗族鄉族的狹隘聯絡，單憑一家一族經營，就限制了自己的開展力量，在市場競爭中難免處于不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徽商的企業形式還是一種落后的家族組織形式，家族宗族鄉族之間的商業關系只處于“聯誼〞狀況，沒有跨過資本聯結這個“坎〞，大量的商業利潤不是轉向產業資本，而是流向家族宗族鄉族的消費性投資方面，并且以此為榮，代代相繼，從而嚴重地消解了資本增值才能。還有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是，受家族文化的深化影響，為維護家族下一代的門戶平等和子孫興隆，徽州上一代商人艱辛創業所積累的資本，往往是向子孫均分遺產，將家族的整體資金分割為零散資金。如明清之際的徽州休寧商人汪正科，將經商30余年所積資本購置田地、山場后，讓子孫拈鬮均分〔見?汪氏閹書?，現藏安師大圖書館〕。遺產均分制分散了徽商的商業資本，與資本主義的積累走勢完全相反。可見，以家族宗族鄉族為核心的徽州制度文化的影響，必然會加速徽商的衰落與消亡。受地域文化的影響，徽商的行為理念有很大的封閉性和保守性，越來越落伍于時代進步的潮流，也是導致徽商衰落的重要因素。以徽劇、徽州建筑、徽州版畫、徽州文書、新安理學、新安畫派、新安理學等為代表的徽州地域文化或鄉土文化，是中華優秀民族文化的組成部分，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社會的開展，這些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也應該吸收其他先進文化的積極因素，加以改造和提升，才能具有時代的新活力，為社會開展和時代進步效勞。比方徽劇就是因為進京后汲取其他劇種的新因素而改造為京劇，已成為國粹而經久不衰，深受國內外人民群眾的喜歡。但是，其他門類的地域文化就沒有這樣的幸運。徽商是地域文化建立的投資者，他們為故里豐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而自豪，熱衷于設義學、辦書院、建試館，“好儒而賈〞，但他們所好之“儒〞，卻是日漸落后之“儒〞、排斥先進文化之“儒〞，在義學、書院里培育出來的后代，也是滿腦舊思想、舊文化、舊傳統、舊習慣的后代，他們難以應對時代開展對徽商的挑戰，不能擔當改變徽商衰落的大任。加上其他多種多樣的社會經濟因素，徽商的衰落也就具有必然性。三、歷史的啟迪：沿著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構建“新徽商〞徽商的興與文化相通，徽商的衰又與文化相關，徽商從興到衰的歷史說明，徽商也是一種文化現象。這種文化現象所包含的觀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地域鄉土文化，在徽州商人身上融為一體，互相影響，是徽商的“神〞。這種文化現象又是以儒家思想和封建理學為核心，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必然是既有精華，又有糟粕。在徽商處于上升時期，文化的精華因素起主導作用，在徽商處于下落時期，文化的糟粕因素在起主導作用。假設認為文化是徽商的“神〞、各種商業活動只是徽商的“形〞的話，那么，它給我們的歷史啟迪是：商業不只是利潤，更重要的是文化；任何商業集團都應該著力充實文化因素，特別是要不斷地吸收先進文化因素。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構建具有時代風格和安徽特色的“新徽商〞，必須以先進文化充實和提升徽商的“神〞，沿著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構建“新徽商〞。沿著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構建“新徽商〞，首先應該正確認識徽商文化的精華，剔除徽商文化的糟粕，將不因時代變遷而褪色的“徽商精神〞發揚光大。研究徽商的大量文獻對“徽商精神〞都作過概括，但我以為，真正的“徽商精神〞應該是“徽駱駝精神〞。明清早期的徽州商人在非常困難的境況下，敢于闖天下，把生意做到大半個中國乃至東南地區，就是在于他們特別能吃苦，特別能耐磨，他們在商業競爭中“一賈不利兩賈，兩賈不利三賈，三賈不利猶未厭焉〞〔見光緒?祁門倪氏族譜?卷下?誥村淑人行狀?〕，從而將商業由小做大、由弱做強。這種如駱駝般的自強不息、負重進取的精神，是一種不因時代變遷而褪色的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而那些封建理學的保守性、封閉性和自私性，以及亦賈亦官、以官通賈、以賈求官的行為觀念，都應作為糟粕而要唾棄。因此，不能以懷舊的心態評價徽商，也不能不加區別地提出弘揚徽商精神，而要去其糟粕，弘揚精華，發揚光大徽商精神中的精華———徽駱駝精神，才可能重振昂揚向上的徽商雄風，構建新時代的“新徽商〞。轉貼于論文聯盟.ll.其次，在文化多樣化的新時代，既要積極汲取先進文化因素，又要堅決抵抗腐朽文化因素，以提升商業文化的品質為主線，培育和增強“新徽商〞的核心競爭力。一方面，商業不是制造業，進步商業的核心競爭力，文化因素比技術因素更為重要。商業企業固然要引進先進技術，改進經營方式、進步效勞效率，但更重要的是應積極汲取先進文化因素，將提升商業文化品質作為培育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主線，在企業與顧客之間、經理人員與職員之間，營造濃郁的文化氣氛和人文關心。當前，制造業的經營戰略已由市場占有率上升優先戰略轉向消費率上升優先戰略，商業企業的經營戰略也應該由利潤增長優先戰略轉向文化提升優先戰略。實際上，徽商的許多經營之道，就浸透著濃郁的文化品味。在文化繁榮和進步的新時代，積極汲取先進文化因素提升商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