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民初政治小說退潮與作家的抗爭摘要：民初政治小說退潮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既有外部的政治環境變化，小說的商業化壓力，也有小說家自己改變了晚清對小說功能的看法。但民初的小說家仍在抗爭，這就形成了民初小說獨特的相貌。關鍵詞：政治小說；抗爭；過渡隨著“民國〞的建立“，革命〞目的的消失，原先的“革命文人〞紛紛將小說作為遣情游戲的工具。民初小說從一開場，調子就是消沉的，纏綿徘惻的，并沒有風格高昂的如?新中國將來記?、?獅于吼?之類的作品問世。它仿佛已經預感到辛亥革命的失敗，“民國〞的名存實亡。這時由于有著“言論自由〞，某些小說家的“文〞和“小說〞的界限分得很明，他們在文章中掊擊時政，攻擊袁世凱，卻把小說作為遣情游戲的工具。“二次革命〞失敗后，袁世凱推行專制統治，對報刊的迫害，較晚清更甚，租界當局也為虎作倀，配合袁世凱促使?民權報?被迫關門。“共和國〞名存實亡，“約法虛設，所謂言論自由者，孰那么能理論之〞?[1]知識分子頹唐、彷模、落伍乃至背叛者，大有人在，其中一局部知識分子便沿用屈原的“美人香草〞，李商隱的迷惆式愛情無題詩等傳統，抒寫自己政治上失意的感受，創作“哀情小說〞，借愛情悲劇，澆自己的塊壘，用曲折的方式表達他們復雜的心情。劉鐵冷便曾感慨；“近人號余等為鴛鴦蝴蝶派，只因愛作對句故，……然在袁氏淫威之下，欲哭不得，欲笑不能，于萬分煩悶中，借此以泄其憤，以遣其愁，當亦為世人所許，不敢侈言倡導也。〞[2]政治上的壓制束縛助長了以小說遣情的傾向，而這種表達寄托的方式，也具有強烈的士大夫傳統文化的色彩。因此，民初小說家絕大局部都是“民國〞的擁護者，他們反對專制制度，希望維護“民國〞的尊嚴。包天笑覺得民初小說家的態度，大體上是“提倡新政制，保守舊道德〞。[3]李涵秋也在小說中提出：“大家齊心竭力，另造一個簇新的世界。〞[4]其實，民初小說界以小說遣情也是晚清的以小說治國救亡的小說觀念的必然歸宿。“小說界革命〞斷言“欲新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將中國社會之腐敗，歸結為小說之腐敗，把創作“新小說〞作為“治國平天下〞的途徑，可是，中國社會事實上決不可能因為假設干部“新小說〞的問世而得到改觀，這就決定了它必然失敗的命運。作家與讀者的期望值越高，其絕望也就越大。由于“新小說〞的小說觀念實際上并未建立在表現人生的藝術根底上，一旦鼓吹的小說政治功能被社會理論所否認，小說家在絕望之余，便只有向傳統小說觀念回歸來填補政治小說留下的價值真空。小說家的這種絕望，在民初表現得非常突出。曾經在晚清翻譯?身毒叛亂記?，試圖以印度成為殖民地，遭到英國殘酷統治的慘痛教訓警告國人的包天笑，在民初曾絕望地嘆息：“那么曰群治腐敗之病根，將借小說以藥之，是蓋有起死回生之功也；而孰知憔悴萎病，慘死墮落，乃益加甚焉!〞民初社會更加腐敗的現實，促使小說家疑心“小說界革命〞鼓吹的小說功能：“嗚呼!向之期望過高者，以為小說之力至偉，莫可倫比，乃其結果至于如此，寧不可悲也耶!〞[5]假如說晚清的黃摩西、徐念慈對以小說為教科書的做法已經提出批評；那么，民初的包天笑那么是干脆從小說社會功能的理論上否認了“小說界革命〞的宣傳。既然以小說“治國平天下〞的“新小說〞設想經不起理論的檢驗，而小說界又尚未產生一種為大家廣泛承受的新的對小說價值功能的解釋，小說向傳統的“舊小說〞觀念尋找依傍，便成為非常自然的趨勢。中國傳統的小說觀念認為：小說是“閑書〞，供人消遣娛樂的，因此作者和讀者都將它看成是一種“游戲〞，用輕率隨意的“戲作〞態度來對待。以小說作為消閑的娛樂品是中國小說的固有傳統，只是它在民初有了新的開展。它在上海這一特定的社會環境中吸收了西方文學的影響，因此具有了與傳統有所不同的新內容。其實，對于西方的小說傳統來說，將小說作為消閑的娛樂品也是中世紀小說的特點。即使在18及19世紀西方小說實行近代變革之后，將小說作為消閑的娛樂品的小說觀念仍然繼續存在，隨著近代大都市的興起，它們作為通俗小說其作品數量遠遠超過嚴肅小說，某些嚴肅的純文學作家也持類似的小說觀念。中國近代翻譯家在開場翻譯外國小說時，常常將一些通俗小說作為名著介紹進來。林紓把哈葛德視為與狄更斯一樣的小說大家，惲鐵樵將創作?福爾摩斯探案?的柯南道爾作為“歐美現代小說名家最著者〞。晚清在引進外國小說的同時，將某些視小說為消遣品的西方小說觀念也介紹進來。林紓在晚清翻譯了美國著名作家華盛頓·歐文的小說。?拊掌錄?(?見聞雜記?)，歐文在小說中針對那些要求小說傳授學問的讀者，說明他的創作宗旨道：須知當此文明時代、人生睹物竟之思，竟而不勝，那么抑抑如有所失，額上或多皺紋。脫見吾書而竟得單展然一笑，使皺紋立為消褪者，不已足乎!或目既見吾書，而愛群之心或動，稍生其敬老憐貧之思者，那么吾書亦不為無益于社會也![6]歐文表達的創作宗旨極易為中國小說家所承受，因為它與中國傳統的小說觀念完全是相通的。民初小說家大半所持，即是這種小說觀念。王國維在晚清介紹了叔本華的文學觀念，并把它成功地運用到?紅樓夢?評價上。叔本華主張文學是人生的一種消遣，是對充滿人生的欲望不能滿足之苦的一種解脫。民初小說家受到王國維、叔本華等人的影響，與古代小說家相比，他們的游戲消遣觀念顯然有了進一步的開展，其最大的變化即是：他們的以小說為游戲消遣的觀念是同他們的人生觀連在一起的，他們是職業小說家，這在業余戲作的古代小說家是難以想象的。這時的小說刊物常常將人生世界都看成是一場游戲：“不世之勛，一游戲之事也；萬國來朝，一游戲之場也；號稱霸王，一游戲之局也。〞[7]20年代初，周瘦鵑做過一篇?快活祝詞?，宣揚“如今的世界，不快活極了，上天下地，充滿著不快活的空氣，簡直沒有一個快活的人。做專制國的大皇帝，總算快活了，然而小百姓要鬧革命，仍是不快活。做天上的神仙，再快活沒有了，然而新人物要破除迷信，也是不快活。至于做一個尋常的人，不用說是不快活的了。在這百不快活之中，我們就得感謝快活的主人，做出一本快活雜志來，給大家快活快活，忘卻那許多不快活的事〞。[8]這段話歷來被文學史家作為鴛鴦蝴蝶派逃避現實的宣言，頗能代表民初小說家的思想狀況。這種對現實的逃避，顯然帶有人生觀的意義，盡管它是消極的，并缺乏取，但與中國古代僅僅將小說作為瓜棚豆架下的閑聊，茶余酒后的“以資談助〞，并不完全一樣，倒是有點接近叔本華以文學解脫人生痛苦的看法。只是民初的小說家仍從傳統意義上理解“消遣〞，把“消遣〞作為“快活〞，尋開心，因此難以在人生的深處開掘探究，往往采取就事論事的態度，與叔本華對文學的要求大相徑庭。因為對小說的輕視，沒有在藝術上確立小說的地位，粗制濫造常常成為民初小說的特征。上海城市的“趕時髦〞浪潮浸染了小說界，一部小說一旦暢銷，小說家便趨之假設鶩，競相仿效。一位作家一旦成名，成為暢銷作家，便常常按照市場的需求，連篇累牘，不斷炮制作品。李定夷創作生涯不到10年，卻創作了長篇小說40多種。李涵秋在短短的15年內，就創作了1000多萬字的小說。他們都是民初最著名的小說家，其創作速度遠遠超過晚清的多產作家吳研人。言情小說形成浪潮后，模擬之作充滿小說市場，以致連某些著名的小說家也深為感慨：“嗚呼!其真能言情邪?試一究其內容，那么一癡男一怨女外無別人也；一花園一香閨外無他處也；一年屆破瓜，一芳齡二八外無他時代也；一攜手花前，一并肩月下外無他節候也。如是者一部不已，必且二部，二部不已，必且三部四部五部以致數十部。作者沾沾自喜，讀者津津有味，胥不知小說為何物。〞[9]于是，在這些作家的筆下，文學創作不再是一種創造，而變成了批量消費的商品。這種“媚俗〞的創作態度，決定了大局部民初小說家難以從自己的人生體驗出發創作出高程度的探究人生真諦，引起讀者深思的杰作，無論他們創作的是文言小說還是白話小說，也無論他們心目中的讀者對象是市民還是士大夫，這種“媚俗〞的創作態度就決定了作品“通俗〞的性質，它們不可能承當指導文學前進的使命。民初小說總的水準不高的原因即在此，民初小說家在五四新文學崛起之后紛紛成為通俗小說家的原因也在此。晚清“小說界革命〞以小說改進社會的創作宗旨是從中國士大夫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感和“文以載道〞、“以文治國〞的文學觀念糅合而成的，有著深沉的中國傳統文化根底，雖然它也學習日本、西方，其觀念的核心卻是中國的。它為士大夫成為小說家提供了安身立命的根據，使小說家得以向士大夫的“治國平天下〞理想認同，使小說得以側身于文學之林。因此，民初小說家雖然在理論上意識到“小說界革命〞夸張了小說的作用，向傳統小說觀念的游戲消閑復歸，但是有兩個方面的原因阻止他們完全回到傳統小說：一是他們大多是在“小說界革命〞中成長起來的，耳濡目染晚清小說的影響已經形成心理定勢，難以完全割斷。二是他們既以小說為職業，總要尋找安身立命的根據，他們沒有確立藝術的本體價值，又不愿也不可能回到士大夫創作了傳統小說卻不敢署上真名，甚至不敢讓人知道的那種狀況，所以他們舍不得丟掉“小說界革命〞確立的小說價值。民初小說家并未完全放棄晚清“小說界革命〞的創作宗旨：李涵秋對其弟李鏡安說：“我輩手無斧柯，雖不能澄清國政，然有一枝筆在，亦可以改進社會，喚醒人民。〞李定夷覺得“欲求移風易俗之道，惟在潛移默化之文，那么編譯新小說以救其弊，庸可緩耶〞?[10]就連公開聲稱小說是“俳優下技〞的徐枕亞，論起小說之益來，居然也舉起“改進社會〞的大旗：“小說之權力，最足以普及于社會，小說之思想，最足以感動夫人心，得千百名師益友，不如得一二有益身心之小說。〞[11]在這些主張中，都明顯打上晚清“小說界革命〞的印記。有的小說刊物，也重復“小說界革命〞對小說的闡述：“小說界于教育中為特別隊，于文學中為娛樂品，促文明之增進，深性情之我刺。〞“小說界以罕譬曲喻之文，作潛移默化之具，冀以挽回末俗，蕩輸新機，一曰救說部之流弊也。〞[12]這些現象本身便證明了“小說界革命〞雖然早已進入低潮，但它在公眾心目中仍然具有廣泛的影響。轉貼于論文聯盟.ll.小說家對現實的不滿，公眾期待揭露現實的小說，以及小說作為鞭撻強權，揭露黑幕的工具的觀念仍然具有廣泛影響，這一切合起來便形成了某種環境，幫助鞭撻強權，揭露黑幕的作品問世。何海鳴早在1912年10月便已懺悔：“記者當日亦頗惑于‘共和’二字，以為‘共和’之國，國即政府，政府即國民，絕無相沖突之虞。..政府者國民之政府，決不至為袁氏所把持，于是亦坐視眾人贊同之〞[13]“二次革命〞失敗之后，這種絕望情緒開展尤甚，有的小說家感慨：“各國革命大抵流血，然往往獲政治上改革之益。而吾國獨不然，曇花一現，泡影幻成。〞[14]小說家的這種絕望情緒也注入到小說創作之中。創作的書信體小說?冥鴻?，便在小說中感慨：“回憶光復之初，將以蕩移滌污，發揚清明，抑知不轉瞬間，而穢更甚于昔。〞“當日志烈之士介種族革命之說，今種族革命已遂矣，而所逾于清朝末季者幾何耶?〞民初作家身處上海，目睹租界上種種不平等行為，深感氣憤，他們大都具有強烈的愛國熱情，當祖國面臨亡國危機時，常常自發地起來宣傳愛國。1915年5月9日，日本乘西方忙于大戰，向袁世凱提出侵略中國的“二十一條〞；報刊披露后，上海的小說家群情激憤，稱5月9日這一天為“國恥日〞。?禮拜六?等刊物專門發表了“國恥專號〞，搜集當時各報的正義新聞，辟為“國恥錄〞。周瘦鵑在1915年“國恥〞時，專門創作了?亡國奴日記?“，舉吾理想中亡國奴之苦痛，以日記體記之，而復參考韓印越埃波緬亡國之史，俾資印證〞。[15]到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在“還我青島〞的浪潮中，周瘦鵑又將?亡國奴日記?單獨成冊，廣為散發，希望民眾知道亡國的痛苦，奮起救國。李涵秋也將“五四〞愛國運動寫入?戰地鶯花錄?中，以主人公的蹈海自殺，來鼓勵國人的愛國熱情。楊塵因的?新華春夢?，記下了袁世凱復辟帝制的種種丑態，為丑類們立此存照。對于這些作家來說，愛國是做人的最高準那么，為了愛國，他們甚至愿意犧牲衣食飯碗。王鈍根在1915年“國恥〞時，堅決主張宣傳要大方激昂，與?申報?多老板的意見不合，決然辭去這一收入豐厚的編輯職務。[16]因此，?禮拜六?等刊物在國恥時宣揚愛國，并非是小說刊物迎合讀者的投機心理，而是由主編自己的思想決定的，從中顯然可以看到晚清“小說界革命〞的影響。民初小說家對社會黑暗的鞭撻，有時還延伸到晚清所無視的角落。張恨水在五四前夕發表的?小說迷魂游地府記?，通過“小說迷〞魂游地府的經歷影射現實，上至段祺瑞、徐樹錚編練“參戰軍〞的無法無天，下至晚清小說很少觸及的出版界、新聞界、文學界的黑暗，一一揭諸筆端。殺人只要掛上“參戰軍〞的招牌，“都不要緊〞。“豐都圖書館〞里公然張貼淫畫，書肆中大量出售?男女行樂指南?，小說商“只要能賣錢時，你就把它渾家秘史做上，他也只當是黑幕書當有的〞。地府中的出版界是“文明騙子〞，學到了“東洋佬賣藥的廣告法子〞。?神報?、?興文報?(即?申報?、?新聞報?)“原是營業性質，算不得真正的言論〞，“小說商借著他大報披露，他就借著廣告收費，兩人目的一達，這里頭大寬轉就把看報人句上斜路去了〞。他發現“這幾年來，一班忤奴，被小說商弄壞了，假設要再不整頓，龍蛇混雜，卻掃了我小說界的聲譽〞。所以小說界頭一項使命就是“和似是而非的小說商宣戰〞。這意味著正直的作家們也發現了小說“商品化〞帶來的迎合讀者低級興趣，黃色小說泛濫的弊病，他們也想予以痛擊，改變這種狀況。民初這類“掊擊時政〞的小說，是晚清“譴責小說〞在新時期下的延續，它們的共同特征，是把小說作為“言論監視〞的工具，希望小說起到類似報紙的監視職能。這樣，它們的著眼點勢必集中在社會黑暗上，鞭撻的目的以丑惡現象為主，鞭撻時只求痛快淋漓，以“新聞化〞的方式揭出現象，不求藝術塑造，深化開掘。開展到極端，使產生出完全脫離藝術，只是羅列丑聞的“黑幕小說〞。“黑幕小說〞只是小說的素材，完全沒有藝術加工，稱不上文學，但是因為它同樣能起到言論監視作用，因此得到小說界的欣賞，許多民初作家都創作過“黑幕小說〞，或類似“黑幕小說〞的作品，他們的小說觀念沒有建立在藝術的根底上。對民國的絕望，引起知識分子的考慮。晚清時對西方文明的迷戀，在一局部知識分子中轉為疑心。晚清的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人到上海，都受到“租界〞代表的西方文明的沖擊，曾經大加贊美，但是他們到了民初，又紛紛對西方文明產生疑心，帶頭弘揚“國粹〞，這種疑心助長了民初“復古〞思潮的泛濫，也促使民初小說家企圖用“保守舊道德〞的方式來拯救社會，拯救國家。民初小說家有時向往農村，將農村視為純潔之地。他們企望通過弘揚農村的舊道德，來改變“禮崩樂壞〞的場面。蔚云在小說“征婦〞篇后議論：“自新學輸入，一般蹈襲皮毛者恒斷章取義，好為無界限之自由。而固有之道德乃日就澌滅。〞“不謂山村僻壤間竟有姑慈婦孝，一團摯愛，如陳化者，孤燈如豆中，一席痛苦，足令聞者酸鼻。〞這些議論便表達了對農村的向往，它帶著新舊文明之爭和中西文化之爭的內涵。在這種爭斗中，民初小說家又是矛盾的，幾乎處在進退失據的地位。商業化弱肉強食的生存競爭，以及由此而來的傳統道德的解體，使得小說家深感痛苦。然而在西方近代思想的影響下，他們便不可能像封建士大夫那樣，把禮教看得那么神圣，他們所承受的新思想幫助他們看出舊道德的許多弊病，而且從本質上說，他們大多已承受了西方的進化論，不再遵從越古越好的古訓。他們彷徨于舊禮教與新思想之間，價值觀念處于矛盾混亂的狀態。與李涵秋相近的還有蘇曼殊，他曾經是一位堅決的個人英雄主義者，在革命派與保皇黨人斗爭最劇烈的時候，他曾打算親自去刺殺康有為，促進革命的成功。在翻譯雨果的?慘世界?時，他曾經在小說中增加了一位英雄“里德〞，一個人包打天下，主張自由民主。但是，在民初的黑暗社會中，他的自由民主理想并未得到實現，現實使他意識到，個人英雄主義不能包打天下。他創作了小說?焚劍記?，塑造了一位俠士獨孤粲，雖然為友報了仇，但卻無法保護兩位女主角，無法改變現實的黑暗，終于無可奈何地燃燒了自己的寶劍。蘇曼殊也找不到出路，只好以佛學來求得自我解脫。這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