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大學理念和大學精神的幾點認識紀寶成編者按：大學是有精神的。成功的大學應該有自己特色的辦學理念和大學精神，藉以振奮、激勵和凝聚人心，使學校聲名遠播。重視大學精神的凝煉、辦學理念的提升，是治校治學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我們高興地看到，不少大學的領導和學者已開始關注這一重要的實踐與理論問題；但也感到探索亟待深入。本期刊發的一組文章即是幾位學者近期的研究成果。我們期望有更多的專家、學者關注并不斷深化對這一話題的探討，以提升我們大學的品位。在今日的高等教育界，討論大學的理念漸成時尚。這是時代使然，是高等教育在改革開放中的一種進步。我以為，對于所有的大學校長，大學的理念都是…個非常嚴肅的值得思考的重大問題。一所大學的理念是這所大學的思想、精神和靈魂，它決定這所大學的思維方式和發展方向，不僅決定她的今天，更決定她的明天。而在與社會的互動關系中，某個階段大學的理念總是要受社會發展階段、政治經濟發展水平、教育政策、社會思潮等種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但問時，大學作為目前人類社會教育體制中的最高層次，她的理念對社會的發展、對社會思潮的形成又總是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大學的理念是一個永恒的話題。大學是有精神的.應賦予大學理念以時代特質大學究竟是什么?古今中外都有探索。《大戴禮?保傳》中寫道，“束發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據此，大學應當是學大藝、履人大節的地方。漢代的人學、隋朝的國子監都是中國古代意義上的大學。中國古代四書之?《大學》的開篇之語，“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則可說是從某個方面體現了中國古代大學的精神和理念。但一般來說、現代意義上的大學制度起源于中古時期的歐洲大陸，法國的巴黎大學、意大利的波羅那大學是最早的兩所中古大學。大學自其出現始，就因為其在文化傳承和社會進步上的特別作用而有別于其它機構。特別是一些經歷近千年風雨仍巍然自立的大學，因為其獨特的風格和對人類的貢獻而閃爍光芒。所以，大學是有精神的，唯其精神，使之能經世而獨立，歷久而彌新。在近代以來的大學發展史上，我們總是可以看見一些光輝的名字，如Newman、Flexner、VonHumboldt、蔡元培、梅貽琦、Kerr等，大學功能的發展也從單純的“傳道授業解惑”到“以研究為重”再到今日的“教研并重并須服務于社會“，而Kerr更是用Multiversity來形容今天的大學，以表明今日大學功能之復雜、目的之多元。大學的理念總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今日的大學雖然由昨日發展而來，但又受到所處時代的影響，所以今日大學的理念中自然有了時代賦予它的特質。一所優秀的大學不僅有優良的傳統，也能折射出時代的光芒。能夠立于時代潮頭、站在時代前列，引領時代潮流，這就是大學理念中的時代精神。中國目前正處于一個重要的發展戰略機遇期.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化的變革中、在由這種變革為主要推動力的現代化建設中，國家已取得歷史性的決定性成就，現在了邁入一個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時期。為適應時代的需要，高等教育體制已經發生并且繼續在發生重大的變革。所以，對中國的高等學校來說，探索這個時代人學的理念和精神極富現實意義。由于大學共同承擔著社會賦予的特殊使命，所以大學理念是有共性的。什么是大學的共性？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見解，在我看來，主要有以下兒點：第一，大學是傳授知識和發展知識的地方。大學傳授的知識是相對高級的知識，而且，由于大學是教育中的最高層次，決定了她施行的教育不是一種簡單的知識的灌輸，而是要啟發人的心智，培養人們掌擁較復雜知識、解決較復雜問題、并在今后的-生中可以自覺地進行自我教育自我開發的能力。大學里的教師要達到這一點，自身就不光是要有傳授知識的能力，還需要有在傳授知識中發展知識的能力。許多優秀的學生在大學里也不光是接受知識，在接受知識中他們也經常能發展知識。我猜測，十九世紀末，很多學者擺脫中古大學的傳統、提出大學應是“研究中心”這樣的概念，部分原因是看到大學發展知識的巨大力量正噴薄欲山。第二，大學的開放性。如果說最初的歐洲中古大學是由于歐洲共同的文字（拉丁文）和共同的宗教（基督教）使得人們能夠在一起坐而論道，相互切磋、相互交流，而天然具有開放性。那么今天大學的開放性已經超越了文字和宗教的約束,成為大學的一項傳統，成為大學不可或缺的一項基本性質。大學的開放性讓知識有了更新的力量，讓大學不是i潭死水，而是活潑的極具生命力的可以綿延不息的江河。第三，學術的獨立和自由。這是大學的基本理念之一。一所大學.如果沒有學術的獨立和自由，就很難成為知識創新、發展和豐富的搖籃。大學應當與政府保持密切的聯系，與社會保持互動的關系，但不應當逢迎，不應當媚俗，不應當隨波逐流；而應當遵循自己的發展規律，追求真理，做社會和時代的先鋒，而不是盲從者、媚俗者，也個是單純的所謂“服務器”。第四，大學應有崇高的使命感。大學應是社會的良心和智慧之所在，應當服務于人類社會的整體利益，服務于國家、服務于民族的進步、社會的進步。大學應該是主流價值觀傳播的地方，是先進文化傳承、創造和弘揚的地方，是先進生活方式的倡導者和傳播者。如果一個國家的大學，失去了這種崇高的使命感，失去了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這不僅是大學的悲劇，更是國家的悲劇。大學理念的共性應該還有一些，在此不作贅述。“泛市場化”和“急功近利”有礙大學理念和大學精神的正確形成在我國當前的教育領域中存在的有代表性的兩大問題，必須引起我們高度關注。如果不能清醒地看到這兩個問題，將會影響到對大學理念和大學精神的正確形成。第一一個問題，在最近一些年里，有一一些理論家、一些領導者受到市場大潮的影響，不考慮教育的特殊性，把教育等同于一般商品，鼓吹“教育產業化、市場化”。受這種思潮的影響，有些政府單位希望并且實施通過市場的辦法來發展教育的增量，把“教育市場化、產業化”當成在財政上甩掉教育發展這個“包袱”的幌子，這種氛圍嚴重地影響了大學理念的正確形成。我們很擔心.在這種氛圍下形成的大學理念能不能使大學真正成為“追求真理、追求光明、追求進步”的圣潔的殿堂，能不能培養出具有遠大理想、社會責任感的“國民表率、社會棟梁”。第二個問題，受目前社會上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思潮和行為的影響，現在的大學教育中在相當程度上存在“重術輕道''的傾向。這里的“道”，指的是理論、理性，是觀察、思維、想象和判斷能力的綜合，指向學生的人格、理想、信念、視野和胸懷。“術”，是指具體的操作性知識。大學的發展要重“術”，但更要重“道”。大學首先要重視知識、能力、責任感相統一的素質教育，培養學生人格與心智的完善，同時重視必要的“術”，基本的“術”。具體技能，應該到工作實踐中去鍛煉、學習，想讓學生一出門就成熟練工是不可能的，大學不是職業訓練所，大學培養的不是技術工人。國家發展與然需要大批的技術工人，但應當由專門的職業技術學校來培養。即使職業技術學校也是搞要重“道”的，所以，在當前這個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期，自覺地保持清醒的頭腦.對于形成正確的大學理念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共性，不同的大學也有其不同的個性，不同的特色。比如從學校類型來看，有的學校是研究型大學，有的學校是教學為主型大學；從學科特點來看，有的學校以理工科見長、有的學校以人文社會科學見長、有的學校則有很強的綜合性大學的特點；從校風來看，有的學校嚴謹，有的學校務實，有的學校狂狷。由于每所大學在教育體系中的定位、價值取向、學科結構、傳統和歷史并不完全相同，所以每所大學的理念有其個性的方面是非常正常的，而個性和特色也往往是一所學校的優勢之所在。個性和特色的形成有歷史的深厚積淀在其中，學校要與時俱進，但絕不意味著拋棄個性和特色，都走同…個發展模式。一所大學認清自己的優勢，找準自己的定位，保持自己的個性，不追風、不趨同，辦出特色，辦出水平，更能保持住自己的優勢。從全局看，正是由于大學個性的存在，不同的大學風格、大學精神在??起相映成輝，才形成了高等教育的繁榮景象。大師、大樓、大氣是大學理念和大學精神必有之義大學的理念，不僅反映在對大學功能、定位的認識上，還反映在如何認識辦學的基本要素方面。我以為，大學之所以為大，根本之處在于它的兩大最直接產品 學生和學術。也就是說，大學之大在于學生之大，大學之大在于學術之大。一所大學要想培育出優秀的學生和始終占據學術的前沿，需要具備三大基本要素：第一，大師。梅貽琦先生當年曾說，“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他十分看重大師是完全正確的。“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對一所大學來說，大師就是這所大學的“仙”和“龍”，是學校的靈魂之所在。古人說：“經師易遇，人師難遭”。大師應該是經師與人師的統一，也就是“道德文章，堪為師表”，不但有淵博的知識，有原創性、奠基性、開拓性、前沿性的學術成就，還能做到文以載道，是知識和品格完美結合的代表，是知行統一的典范。有一流的大師，才會有一流的學生;有一流的大師，才會有一流的學術成果。所以，一所大學不僅要推崇大師，吸引大師，還要有讓自己成為培育大師的土壤，讓已是大師者充分展現他們的光芒，讓有潛力成為大師者在這樣的土壤上健康茁壯成長。在這方面，當前以科學的方法、堅定的態度推進新一輪的人事制度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就是帶有根本性的重大舉措。可以斷言，如果沒有相宜的管理體制、沒有良好的運行機制，沒有科學的評價機制，永遠不可能產生世界一流的大師。第二，大樓。我理解，梅貽琦先生當年關于大師大樓的論述，未必就不重視大樓，但發展到21世紀，大樓無論如何都是非常重要的。在這里，大樓是指一所學校的教學和科研設施。要培養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學生，要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就必須擁有現代化的辦學條件和設施。擁有良好的辦學條件和設備，也才能留住人才、吸引人才，所謂“筑巢引鳳要把大樓的問題解決好，就不可能不涉及到經費問題.對此我個人有兩點看法;（■）教育是公益事業，政府義不容辭應當加大對教育的投人。國家在教育方面已經傾注了大量心血，但是我們對教育的投人仍然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這與科教興國的戰略是不相稱的。上一屆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人有了比較大的增長，財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得以回升，但依然沒有達到黨中央國務院一再重申的4%這個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的低標準目標。大學關系到一個國家的未來，大學的實力是考察國家綜合國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政府應當繼續加大對教育的投入。（二）整個社會，包括政府都應鼓勵和提倡捐資助學，特別是要從制度設計上鼓勵捐資助學、以捐資助學為榮的風氣和環境的形成，如對捐贈部分采取稅收減讓的政策，盡快對征遺產稅等等。前不久，我與耶魯大學校長交談.了解到該校去年財政收人的25%來自捐贈。但令人遺憾的是我國至今尚未形成這樣的機制和風氣。大學應當多方面多渠道籌集資金，政府和社會也要提供相應的政策支持和風氣導向。第三，大氣。主要是指一個學校的學術視野、學術氛圍、學術氣度，學術胸懷.就是她的校風她的學風。大氣不僅是一所學校風貌的反映，更重要地是會對一所學校的發展、學生的培養、學術的成就產生根本性影響。關于大氣，我想強調以下三方面：1.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相統一。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如同“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在大學教育中，平衡好人文社會科學教育與自然科學教育的關系是一件至關重要的事情。《周易》有言，“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非常精辟地指出了人文與自然的關系及二者不可或缺的內在聯系。?所學校要培養全面發展的高素質人才，就必須做到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相統一，在傳授學生科學知識的同時注重對學生人文精神的培養，這樣才能為社會提供不僅擁有合理知識結構而且擁有健全人格的人才。.開放的精神。從物理學上我們知道一個系統耍不斷地與外界互相交換能量才能則持正常運行；我們也知道“戶樞不蠹、流水不腐”的道理；一所學校要有活力和創新的能力，就必須有開放的精神，開闊的視野和與外界交流的能力。當今的時代，尤其要更現實踐的發展，重視學科的交叉滲透，重視國內外的學術前沿,不管是一個學校還是一個學科，都不能封閉自守.因循守成。在信息化與經濟全球化把世界變得越來越小的今天，開放的精神尤其重要，沒有這種精神，學校的發展就會受到嚴重的阻礙，更不要談站在時代的前列、代表時代的先進文化了。.兼容并蓄的精神。這種精神，首先是指要有學術的自由，沒有學術自由就沒有學術創新。為此，必須堅決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大學應提倡探索、尊重探索、鼓勵探索。既要支持、褒獎成功的探索，也要容忍、善待失敗的探索。要倡導在遵守憲法和法律、符合“三個代表”思想的前提下，任何學術觀點都有存在的空間。而影響學術自由的往往來自三個方面不適當的做法：一是政界人士不適當的干預，二是學校不恰當的規章制度，三是學術權威不適當的行為。因此，只有務實地處理好這三個方面的問題，才能營造并保持健康的學術環境。這種精神，在大學與大學之間、大學與其他杜會機構之間，則體現為--種“和而不同”的胸懷，即費孝通老先生說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理念。大學不能孤芳自賞，要在競爭的同時善于合作，取長補短，才能從各個方面促進自己的發展。大學間競爭的目的應該不在競爭本身，而在于通過良性的競爭，互相促進，不斷地完善自己發展自己，服務于社會，服務于人類的終極福祗。如果只為眼前的局部利益而忘卻大學的根本宗旨.不具有兼容并蓄、共同發展、相互協作的精神甚至惡性競爭、傾軋他人，我很懷疑這樣的大學能夠得到健康的發展。正如只有大氣的學者才能成為真正的大師一樣，只有大氣的大學才能成為真正的大學。現代大學校長職業化已成趨勢美英等國及中國香港地區將大學校長的身份明確定位于職業管理者，并且通過分配制度、遴選制度、退出制度等各種制度予以保障。中國內地在事實上將大學校長的身份定位于學者兼管理者。對大學校長的這種身份定位已不適應中國高等教育事業改革發展的需要，須與時俱進地將大學校長的身份明確地定位于職業管理者。現代大學校長職業化已成趨勢—中外大學校長身份定位比較美英等國及中國香港對大學校長身份的定位和制度保障?美國：一旦就任大學校長就必須將自己的研究計劃和教學工作在任期內放在一邊。?英國：校長從學校獲取的每一英鎊的薪水都是其作為職業管理者依據合同對學校進行治理的酬勞。?香港：校長是為學者服務，支持學者做好教學、研究工作的職業管理者。美英等國及中國香港地區對大學校長職業管理者的身份定位及理念美國對大學校長職業管理者身份的定位及理念受雇于美國高校的大學校長們職業管理者的身份定位是非常明確的。美國只有不到50%的大學校長可依據與董事會的合同擁有學者頭銜，其他的純粹是管理人員。在美國高校有一個共識，一旦就任大學校長就必須將自己的研究計劃和教學工作在任期內放在一邊。他們不僅不能再給學生上課，而且還必須把原來指導的研究生轉交給別的學者指導。美國之所以對大學校長進行這樣的身份定位，是基于以下理念：任何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英國對大學校長職業管理者身份的定位及理念受雇于英國高校的大學校長們都知道，他們從學校獲取的每一英鎊的薪水，都是其作為職業管理者依據合同對學校進行治理的酬勞。英國的大學校長們在任職期間是不能進行自己原專業的學術研究的。英國劍橋大學校長艾莉森?理查德教授在第二屆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說：“我作為校長，很難兼顧科研與校長的工作，盡管我本人很喜歡進行科研工作。但是，不能忘記自己作為校長的主要工作目標，也不能僅滿足于學校運轉良好，我們根本的目標是要搞好學校的科研、教學，培養出優秀的學生。要使劍橋大學保持一流大學的位置，要使之走向更輝煌的目標，這是我需要明確的工作重點。”艾莉森?理查德毅然放棄了自己所喜愛的科學研究，以職業管理者的身份將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校長的工作之中。其做法在英國高等教育界極具代表性。中國香港對大學校長職業管理者身份的定位及理念我國香港對大學校長身份的定位及理念與美英等國基本相同。香港的大學校長是為學者服務，支持學者做好教學、研究工作的職業管理者。香港科技大學榮譽校長吳家瑋教授在第屆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說：“大學的靈魂是教師。開發大學的人力資源是大學校長的主要工作。大學校長應該培養一個環境，讓所有的教授都能夠最好地做他的研究、教學。這個貢獻我想大概比一個教學科研人員要強。”美英等國及中國香港地區對大學校長職業管理者身份定位的制度保障?分配制度：令校長們滿意的個人收入，對大學校長職業管理者的身份定位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遴選制度：校長職位的競爭者是否具有管理經驗令校長遴選委員會最為重視。?退出制度：榮譽頭銜制度對校長們甘為職業管理者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視。美英等國及中國香港對大學校長，職業管理者的身份定位有與之相對應的各種制度予以保障。在這些制度中，分配制度、遴選制度、退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極大地激勵了大學校長們義無反顧地放棄自己的學者身份，全身心地投入到學校的管理中去。分配制度對大學校長職業管理者身份定位的制度保障在分配制度中，令校長們滿意的個人收入，對大學校長職業管理者的身份定位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在這里分配制度中的個人收入可以進行更為寬泛的理解：個人收入從能否轉化為實際的金錢、待遇為標準，可以分為有形的個人收入和無形的個人收入兩種。有形的個人收入主要是獲得的合法的金錢、待遇等方面的收入。無形的個人收入是指通過擁有某一頭銜或身份而使自己獲得的心理滿足感。美英等國及中國香港地區大學校長們的個人收入，無疑也是由有形的個人收入和無形的個人收入所構成的。從有形的個人收入方面考察，美英等國及中國香港地區的大學校長們作為職業的高級管理者，其依據合同從學校獲得的金錢、待遇在學校內部是屬于最高之列的。從無形的個人收入方面考察，具有大學校長的頭銜或身份本身，就是一種令世人極度羨慕的無形的個人收入。它會使大學校長們無比自豪地感覺到，自己的個人價值已經為社會所充分承認。實際上，在很多情形下，人們對擁有大學校長的頭銜或身份的重視，遠遠超過對有形的個人收入的重視。遴選制度對大學校長職業管理者身份定位的制度保障在遴選制度的執行過程中，校長職位的競爭者是否具有管理經驗，不僅令校長遴選委員會最為重視，而且往往也有利于校長職位的競爭者——潛在的校長們以職業管理者的身份，熱心地投入到學校的管理工作中去。上文指出，美國只有不到50%的大學校長可依據與董事會的合同擁有學者的頭銜，其他的純粹是管理人員。這說明在美國是否擁有學者的頭銜或身份，對一位校長職位的競爭者來說,并不是其能否成為大學校長的先決條件。只要某人具有出色的管理業績和為校長遴選委員會規定的其他競選資格，該人的學術造詣即使不為學界所重，也不具有什么教授、研究員的學者頭銜或身份，并不能妨礙該人通過遴選程序成為某一大學的校長的。退出制度對大學校長職業管理者身份定位的制度保障校長聘任期滿未能續聘的，根據聘任合同要退出校長崗位。在退出制度中所運用的榮譽頭銜制度，對校長們甘為職業管理者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建立榮譽頭銜制度之所以有利于校長的退出，是因為該制度的建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現任校長們的后顧之憂。使得校長們可以將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學校的管理工作中去。榮譽頭銜制度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可以認為是一種補償制度。具有學者背景的人，因擔任校長必然會中斷個人的科學研究和影響個人的學術發展。授予某些具有學者背景的原大學校長以榮譽頭銜，既可以對他們因擔任校長從事管理工作而影響的科研成果和學術發展給予一定的補償，也可以為他們在卸任后的從事教學、科研工作搭建較高的平臺。因為，盡管美英等國及中國香港地區的許多大學校長不具有學者身份背景本來就是職業管理者，可是畢竟還有許多大學校長具有學者背景。雖然他們在任職期間不能從事教學、科研活動，但是在卸任后往往還是要恢復學者身份繼續從事教學或科學研究的。擁有一定的榮譽頭銜，對他們重新開展教學或科學研究的幫助是不言而喻的。實踐證明，對那些退出校長崗位還留在原來大學從事教學、科研的原校長們授予榮譽校長的頭銜，并為其保留適當的金錢、待遇的做法不僅是成功的，而且確實對校長職業管理者的身份定位起到了保障作用。?中國內地對大學校長身份的定位及成因?身份定位：學者兼管理者。?定位成因：政府對高等院校領導班子建設的設計理念決定了校長的選拔和任用；精英教育階段的中國大學往往規模較小，學校的行政管理事務不多；學校教育事業經費來源的單一性弱化了校長籌措資金的職責；盡管在干部使用規則中規定干部“能上能下”，但實際上往往按照“能上不能下”的潛規則行事。中國內地對大學校長的身份定位在中國內地擔任大學校長而不具有一定的學者頭銜或身份的情況是極為罕見的。這是因為在中國內地，大學校長們很少來自于教育系統之外。由于絕大多數的大學校長具有教授、研究員、高級工程師等學者頭銜或身份，因之，在事實上將大學校長們的身份定位于學者兼管理者。這種雙重身份，被稱為“雙肩挑”。如果哪一位大學校長不具有教授、研究員的頭銜或身份，即使這位校長本人在平時沒有缺少什么的不良感覺，別人也會覺得其不可思議。尤其是這位校長在教育領域從事公務活動或進行校際交流時往往可能會產生“圈外人”的不適感。中國內地對大學校長身份定位的成因中國內地的大學校長雙肩挑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其絕非一些同志所認為的：“大學校長雙肩挑不過是對外以大學者的聲望來為學校支撐門面，對內以大學者的聲威來維護學校穩定”那樣簡單。形成于精英教育歷史階段的大學校長雙肩挑,實際上是在中國計劃經濟條件下對大學校長們身份定位的一個必然抉擇。從大學校長的遴選方面考察在以往的兒十年中，中國的大學主要由隸屬于政府不同部委或地方政府的公立大學所構成，因此，政府對高等院校領導班子建設的設計理念，直接決定了大學校長的選拔和任用。“懂政治、懂教育、懂管理”，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一直被作為選拔、任用包括校長在內的大學領導干部的標準。由于“懂教育”的人往往被組織人事部門的同志理解為是在高等院校中學有所長的專家。而在中國內地的高等院校中，學有所長的專家又都是具有學者頭銜或身份的。這樣，是否具有學者頭銜或身份就自然而然地演變成為選拔大學校長的一項標準。從大學的管理方面考察由于處于精英教育階段的中國大學往往規模較小、師生較少、專業性較強、學校的行政管理事務不多，所以，在那段歷史時期內，對學校的行政管理相對于現代大學的行政管理必然要簡單得多。這種態勢的存在，不僅使得那些欠缺行政管理經驗而具有學者頭銜或身份的同志，按照“在學中干、在干中學”的工作方式管理高等院校成為可能，而且，還在客觀上為那些大學校長們在對學校進行行政管理的同時，繼續從事教學、科研工作提供了時間和空間條件。于是大學校長們就理所當然地以學者兼管理者的雙重身份，一邊治校，一邊治學。從大學的經費來源方面考察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主管部門對公立大學經費的全額撥款是學校教育事業經費的唯一來源。高等院校教育事業經費來源的單?性，事實上消除或弱化了大學校長們為學校的事業發展而籌措資金的職責。大學校長們籌措資金時間的節省無疑大大地增加了他們治學的時間。與對高等院校教育經費全額撥款方式相匹配的工資制度，在客觀上也為大學校長們學者兼管理者的身份定位提供了經濟保障。由于奉行學校管理者和學者按級別執行同-固定工資（含各種津貼、獎金）標準，使得大學校長們的收入與學校里同期參加工作的學者們毫無二致。所以計劃經濟條件下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不會使大學校長們因有形的個人收入少于學者而心態不平衡。從干部的使用規則方面考察在高等教育體制改革之前，高等院校按照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對干部的使用的規則使用大學校長。盡管在干部使用規則中規定干部“能上能下”，但實際上往往按照“能上不能下”的潛規則行事。由于干部的退休制度替代了校長的退出制度而導致了事實上校長職務終身制，校長們不存在退休之前的崗位退出問題，所以也就消除了他們“不做校長做什么”的后顧之憂。從高等院校的內部規定方面考察按照中國高等教育的傳統，內地的許多高等院校對學者的教學科研的工作要求都有較為具體的量化規定。在一些高校校長在治校的同時若不帶?定的研究生或不做一定的科學研究，必然會被校內的其他同志認為校長帶頭違反學校規定。高等院校的這些內部規定，在客觀上強化了大學校長學者兼管理者的身份定位。對中國大學校長身份定位的思考??位現代大學的校長在大眾化教育階段的今天，如果要試圖“雙肩挑”，不僅什么都挑不好，而且還可能會對學校的發展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今天的現代大學作為社會化大生產的核心動力，已經發展成為復雜、龐大的社會組織系統，校長作為學校的最高行政長官必須將全部身心投入到學校的管理工作中去。大學校長學者兼管理者身份定位的缺憾形成于精英教育歷史階段，適應于計劃經濟體制需要的大學校長雙肩挑，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型期，已經凸顯出其制度性的缺憾。進入新的世紀后，高等教育事業態勢的變化，使得國內對大學的管理方式亦隨之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所以繼續堅持對大學校長學者兼管理者身份定位的方式，已不再適應高等教育事業改革發展的實際需要。只有具有相對完整的時間，才能進行實質上的教學和科學研究活動是為學界所公認的治學準則。進入大眾化教育階段后，大學中陡然倍增的行政管理事務，迫使校長們將全部時間都用在學校的公務上。特別是高等院校教育事業經費來源的多樣性，迫使校長們將大量的時間用于籌措辦學資金之上，根本無暇再做自己本專業的課題研究，或親自給自己的研究生授業。這些校長的身份通過他們全時段積極作為的公務活動，事實上早已將自己百分之百地定位于職業管理者，這也是為什么這些校長治下的教育事業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一大奧秘。實際上，一位現代大學的校長在大眾化教育階段的今天，如果真正地做到了雙肩挑，不僅什么都挑不好，而且，還可能會對學校的整體利益和事業的發展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校長一邊治校一邊治學是難以規避以下兩種不良事態出現的。其…是疏于管理，不利學校事業的發展。在國內外高等院校之間對教師、學生、經費等事業發展資源爭奪日趨激烈的今天，校長全力治校尚難盡人意，如果不是全心全意地管理學校就無法保證學校事業實現可持續發展。其二是難于平衡，不利于學校內部保持團結。校長在進行校內事務決策時往往會不由自主地向自己項目或教學所在的院系傾斜。隨著高校管理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校長職務任期制逐漸取代校長職務終身制已成趨勢。校長何時退出、怎樣退出是校長及繼任者們必須正視的重大問題。高等院校教育事業經費來源的多樣性所帶來的學校內部分配制度的調整，客觀上要求校長們必須對自己有形的個人收入予以充分地關注。校長們如果不做課題研究或不帶研究生，其有形的個人收入將可能少于校內學者們在學校獲得的收入已經是極為現實的客觀存在。這些在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如果不通過對校長身份的重新定位并進行相應的制度性調整是難以解決的。大學校長職業管理者身份定位的抉擇通過對大學校長學者兼管理者身份定位缺憾的揭示不難得出結論，即雙肩挑的歷史使命已經終結。為適應中國高等教育事業改革和發展的需要，強化大學校長的治校能力，及時地對大學校長的身份予以重新定位，不僅是十分明智的，而且是極為必要的。根據國際上高等教育的發展潮流和高等教育發達國家的慣例，與時俱進地將大學校長的身份，明確地定位于職業管理者不失為一項正確的抉擇。因為，今天的現代大學作為社會化大生產的核心動力，已經發展成為屬員眾多、分工精細、結構復雜、規模龐大的社會組織系統。校長必須將全部身心投入到學校的管理工作中去。所以將他們的身份明確地定位于職業管理者，不僅適應了國際上高等教育的發展潮流，而且與中國高等教育的國情相符合，并且得到了許多中國大學校長的認同。大學校長職業管理者身份定位的制度保障鑒于中國大學校長的學者情結和身份上的雙肩挑是由制度造成的，因此，對這一態勢予以改變也只有通過制度的推陳出新才能得以實現。在中國大學主要是屬于公立大學的國情下，國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門應該在《高等教育法》修改之前,通過遴選制度、分配制度、評估制度、退出制度的建立、修改和完善，明確界定大學校長的權利和義務，保障大學校長職業管理者的身份定位的早日實現。在新的遴選制度中應該明確：聘任大學校長的目的是選擇學校的管理者，是否具有學者的身份或背景不作為競聘大學校長的必備條件；具有管理經驗的公司、企業的行政管理人員可以同等資歷參加校長的競聘。在新的分配制度中應該明確：大學校長等學校高級管理者有形的個人收入，在排除校內學者可能通過技術成果轉移、版稅所得等知識產權性的收入的前提下，在學校內部必須是最高的。在新的評估制度中應該明確：評估的目的是考核大學校長管理學校的業績，校長個人的項目經費額度、專業研究成果、教學工作時數，不納入校長業績評估的范圍。在退出制度中應該明確：校長任職期滿而未能續聘的，必須退出校長崗位。如果確實屬于需要，可以考慮給予對學校事業作出巨大貢獻，退出校長崗位還留在本校從事教學、科研工作的原校長以榮譽頭銜，為其保留適當的金錢、待遇等。治校學問是大學校長的研究方向大學校長的身份定位于職業管理者而不是學者兼管理者，并不是說大學校長除了對學校進行行政管理就什么學問都不必研究了。校長們要實現自己的任職目標、要對學校的管理予以創新、要推動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就必須在研究其他校長治校經驗的同時，把自己對學校管理的心得體會，去粗取精、提煉升華。這當然也是在研究學問，只不過這不是在研究校長在任職前本學科的學問，而是在研究校長的治校學問而已。實踐證明，校長們結合自己主管或分管的公務活動的需要，研究高等教育管理實踐與高等教育管理規律等方面的學問，不僅會開闊他們的視野、提升他們的境界，而且會促使他們把學校的事務處理得更好。（國家教育行政學院教授李樹）來源：《中國教育報》十字路口的中國大學體制2007-3-30

改革大學體制刻不容緩現代大學制度是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如同現代企業制度一樣具有普適性。它曾經在中國長期、有效地運行過，創造了抗戰時期西南聯合大學的教育奇跡，現在也仍在包括臺灣、香港在內的華人地區有效地運行。因而，不存在“水土不服”的問題。□楊東平盡管現代企業制度早已深入人心，現代大學制度卻依然面目不清。今天我們需要特別認識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也許，應當拍?部教育版的《大國崛起》，認識知識權威的確立、大學的興衰與大國的興衰的特殊關系；認識大師云集、人才輩出的氣象，絕不是急功近利的短期政策可以催生的，而是一種制度文明的產物。同樣值得認識的是現代大學制度是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如同現代企業制度一樣具有普適性。它曾經在中國長期、有效地運行過，創造了抗戰時期西南聯合大學的教育奇跡，現在也仍在包括臺灣、香港在內的華人地區有效地運行。因而，不存在“水土不服”的問題。大學的核心制度、大學制度創新的根本要義，就是確立“學術本位”的價值,在大學實行學術內行的民主管理，使教授真正擁有學術權力。丁學良曾經說過，知識經濟時代是以知識分子的創造性活動為根本價值的，如果仍不能確立知識分子的核心地位，那就免談“知識經濟”。的確，時至21世紀，如果一所大學仍沒有建立學術自由的價值，教授不擁有學術權力，那么無論它的樓宇多么高大、校園多么遼闊、設施多么豪華、校長是正部級還是副總理級，它也不可能是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更遑論什么世界一流。長期以來，教育的貧困掩蓋了教育自身的嚴重問題。顯而易見，沒有實質性的制度變革，不破除高等教育的行政化和官本位，僅僅靠增加投入和引進海外人才，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升我國大學的教育品質和學術競爭力。高校暴露的問題，凸顯了先進的發展觀與落后的教育體制的矛盾。由于教育產出的質量具有復雜性、潛在性、遲效性等特點，不像醫療、住房的影響那樣直接，對決策者不易形成顯在的壓力。因而，我們已經有了6套醫改方案，卻并沒有一套教改方案，甚至沉溺于問題不大、水平尚可的自我安慰之中。對教育改革缺乏危機感和緊迫感的遲鈍，與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難以達到4%一樣，是我國教育落后的兩個最典型的表征。重新煥發中國大學的精神活力和創造力，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任務，這就需要恢復大學的自主性，重建現代大學制度。這首先是指政府治理模式的改革，按照“責任政府、法治政府、服務政府”的理念，轉變和規范政府行為，落實高等教育法所規定的高等學校的各項辦學自主權，建立新型的政校關系。要改變目前大學作為“政府代理機構”的尷尬現實，關鍵是要改變政府直接辦學的模式，最終取消高校的行政上級，使大學真正成為“面向社會自主辦學的法人實體”。相應地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支撐，比較重要的，?是改革大學撥款制度，由政府和大學之外的第三方進行高校辦學質量和績效評估，并根據評估結果進行撥款。二是建立大學校長遴選制度，大學校長按照學校發展的需要，由專家系統經過深入細致的遴選產生。三是取消大學的行政級別，如大型國企已經實行的那樣。建議首先取消“副部級”高校的級別以為示范。通過高校職員等級制的建立，最終取消高校各級干部的行政級別。一些政府部門已經實行的改革,例如減少領導人數、黨委領導實行一正二副的改革，高校也應當實行。高等學校內部的管理體制改革，核心是實行基層民主和學術民主，建立學術本位的管理。近年來我國部分高校實行的教授委員會的實踐，體現了這一努力。自2000年東北師范大學首倡在學院一級建立教授委員會以來，目前全國已經有幾十所高校實行教授委員會制度，其中東北師大實行的是“教授委員會集體決策基礎上的院長（系主任）負責制”，教授委員會的權限最大，中南大學則建立了學校一級的教授委員會。雖然各校教授委員會的授權不-\作用有限，但這一制度所建樹的管理理念和架構仍有重要意義，有可能成為一個生長點，逐漸由虛變實，由軟變硬。在我國政治體制改革、行政體制改革、事業單位改革尚沒有整體開展的情況下，恢復高校的自主性絕非易事。但應該看到，基層的探索和制度創新仍然是有價值的。事實上，一場真正的改革，必然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努力的合力。自上而下的教育體制改革，需要自下而上的實踐和啟動。在這一過程中，名校肩負特別重要的社會責任，尤其應當主動探索，率先改革。（作者為北京理工大學教授，21世紀教育發展研究院院長）大學制度：從縱向平衡到橫向制衡大學是教師與學生的聯合體，是學術共同體,大學的一切是為了教師與學生,大學是為了一切的教師與學生，大學是為了教師與學生的一切，大學制度必須體現這一點，大學的所有具體制度必須服務于這一點。□顧海兵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了質變，經濟的實力與規模今非昔比。不考慮增長的環境成本，按目前市場匯率計算，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位居世界第三，僅次于美國、日本，與德國并列。地是同樣的地，人是同樣的人，為什么經濟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關鍵在于制度，是集權的計劃經濟制度轉變為分權的市場經濟制度帶來的。中國的經濟由過去的計劃安排或有形之手的自上而下的平衡，變成了現在的市場安排或無形之手的制衡或互為條件、互相依賴。也就是說，過去的經濟是上面審批之下的下面之間的平衡，現在的經濟是上面服務之下的下面之間的制衡，平等的經濟主體之間 企業之間、企業與員工之間、員工之間 的制衡。這種由集權的平衡到分權的制衡，實現了人格與人權的平等，“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達到了多方共贏。但在經濟上從計劃體制走向市場體制的同時，服務于這一經濟基礎的大學制度卻變化不大，仍是基于傳統計劃經濟的平衡體制，沒有形成面向市場經濟的制衡體制，沒有足夠的公平的競爭。由此，中國的大學問題不可能不嚴峻。古人言，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今人言，壞的制度使好人變成了壞人，好的制度使“壞人”變成了好人。大體上我們可以說，西方的中世紀、中國的秦漢至明清實行的是比較壞的制度，是王即制度、帝即法律，人可以因為理念、信仰、言論的不同而被處死；中世紀以后的近代西方、現代的中國，在向好的制度發展。但是很顯然，由于歷史、文化、傳統、起點的不同，各個國家制度建設的進度與質量是相差很大的。具體到中國來說，只是到1978年之后，才重新定位于制度化的方向，即制度管人，這里的制度就是全世界已經公認的人格、人權之保護與物權之不受侵犯。應該說，這些基本制度，中國已經在憲法層面上確立了。現在的問題是，與基本制度相適應的行業制度還多有空白，大學制度就只建立了50%,因為直到今日，中國的大學，絕大部分沒有構成大學制度基礎的大學章程或大學憲法。看起來我們的大學似乎有不少制度，但遺憾的是所有那些制度都只是局部的、分割的、非根本性的，甚至是缺乏可操作性的、相互矛盾的，與國家基本制度往往不一致。如果說國家的基本制度是保護每一個公民的人格與人權，那么可以說大學制度就是保護教師與學生的人格（教格與學格）與人權（教權與學權）。大學是教師與學生的聯合體，是學術共同體，大學的一切是為了教師與學生，大學是為了一切的教師與學生，大學是為了教師與學生的一切，大學制度必須體現這一點，大學的所有具體制度必須服務于這一點。從這一點出發，大學不是行政機構，大學是扁平的，大學的所有教師擁有平等的治校權利，大學的校長、院長不同于軍隊的師長、團長，他們是服務員。正如溫家寶總理在3月16日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所說：“政府的一切權力都是人民賦予的，一切屬于人民，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歸功于人民。政府工作人員除了當好人民的公仆以外，沒有任何權力。”政府尚且如此，何況大學？但是，目前的大學制度或事實上的大學制度與大學的本質 大學是教師與學生的聯合體，是學術共同體 還有相當距離。這首先表現為目前的大學體制主要是縱向平衡，類似政府機構、軍事單位，由學校自上而下地對學院之間的關系進行平衡，學院再自上而下地對系或教研室之間的關系進行平衡，系或教研室也時常是對教師之間的關系進行平衡。由于學校不同于政府、軍隊，平衡者與被平衡者的關系復雜而微妙，平衡的難度很高，管理的成本很高，不少校長好辛苦。由此，中國大學校級領導的數量常常是國外大學的3—5倍（還不考慮龐大的校部機關），院系級領導的數量常常是國外大學的2—3倍。如果中國的大學只配置1個校長、2—3個副校長，顯然不可能完成這種平衡。那么，在什么情況下可以減少校級和院系級領導的數量呢？惟一的辦法就是大學體制由縱向平衡轉為橫向制衡。所謂橫向制衡，就是權力（相應的也是風險）的分解，領導者就是服務者，大學（學院）相當于一個議會，所有的教師都是議員，至少所有的教授都是議員，議長、副議長沒有比議員更多的權力，但有更多的責任和與此相應的更高的工資。自然，正如議會一樣，為了效率必須分工，大學要設立各種橫向的委員會，比如，除了全校（全院）的教授會以外，還應該有分學科的教授會，經選舉產生的全校（全院）學術委員會、學風委員會、教學委員會、經費委員會、審計委員會、人事（包括校長與院長的決定）委員會、辦學質量委員會、學生事務委員會等，這些委員會的委員擁有平等的權利，是決策機構、立規機構（還可以有咨議機構），學校的機關是這些委員會的秘書服務機構。學校或學院的領導不再既是董事長又是總經理，可以專任總經理或秘書長，如此一來，學校或學院的領導其權力與責任就匹配了，其工作時間與工作任務就匹配了，就可以作為一個職業管理者（校長）、專門管理者（院長）履行自己的義務、發揮好自己的角色（雙肩挑可能兩頭都挑不好）。據了解，現代大學校長職業化已成趨勢，美國的大學校長一半以上已沒有學者頭銜，因此不可能擔任各種委員會的主任之職。在這樣的體制之下，學校（學院）的領導不容易變壞、變質；教師之間（學生之間）的關系是在權力平等基礎上的競爭與合作，因此更容易和諧；學校（學院）的領導與教師之間的關系也更容易成為一種伙伴關系。大學制度所要求的這種橫向制衡當然首先要體現在《大學憲法》或《大學章程》里。吉林大學已經有了《吉林大學章程》（其中有這樣的規定：學院院長不擔任學術委員會與教授會的主席），中國科學院已經有了《中國科學院章程》，筆者期望中國所有的國立大學、國立研究機構早日出臺自己的“章程”或“憲章”。筆者深信，沒有這種橫向制衡的大學制度，中國的大學是不可能產生大師、名師的，中國的大學更可能在內耗中衰減！中國將不可能成為創新大國、創業強國！（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李培根:國家層面的高等教育理念華中科技大學校長李培根院士世紀之交以來，我國高等教育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今天中國已經是一個高等教育大國。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高等教育對于中華崛起至關重要。中國在沒有成為高等教育強國時恐怕還不能說是真正崛起了。因此，最近在高等教育界，人們談論很多的是如何使我國在未來二三十年內成為高等教育強國。這涉及的問題自然很多，其中有共識的一點是需要好的高等教育理念。而關于高等教育理念，我們最應該關注的又是什么？一、國家層面的高等教育理念至關重要在高教界內部，人們都非常關注大學或者大學校長的辦學理念，的確這對于一所大學的發展影響極大。但是，最影響我國成為高等教育強國的恐怕不是大學的辦學理念，而是國家層面的高等教育理念（以下簡稱國家高等教育理念）。因為，在眾多的大學中，不乏具有好的、先進辦學理念的校長。哪怕目前這樣的校長仍然是少數，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更多的大學校長們會學習并且結合他們自己學校的實際情況，找到合適的、先進的辦學理念。因此，大學的辦學理念問題不需要政府過多地擔憂，就這一點而言，政府的"無為而治"可能更容易產生百花齊放的效果。這就是說，大學的辦學理念對于一所大學、一個校長是非常重要的，但對于整個國家的高等教育而言則不是那么重要。國家高等教育理念則不然，它對國家高等教育的發展乃至國家發展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之所以說其重要，乃是因為它是整個國家高等教育發展的指揮棒。國家高等教育理念應該回答的主要問題包括：其一，國家把高等教育擺在何種位置；其二，建立什么樣的高等教育生態；其三，讓大學在社會進步中扮演何種角色；其四，國家管理高等教育的基本思路。毫無疑問，這些問題不僅直接影響國家高等教育的發展，而且影響國家崛起的速度。總而言之，有了好的國家高等教育理念，自然會產生一批具有好的辦學理念的大學。但是，若僅僅有兒所大學具有好的理念，如果相關領域和國家部門不予重視的話，未必就能產生好的國家高等教育理念。二、從目標、功能、路徑三個維度審視國家高等教育理念L目標維在一段時期內，國家應該有關于高等教育發展的目標。我國現階段考慮的國家中長期（到2030年）高等教育發展目標，簡而言之，就是把我國建設成高等教育強國。應該把建設高等教育強國這一問題放在特定的歷史方位中去考慮。在世紀之交的前后，世界格局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已經處在了崛起的進程之中。中國政府和人民都希望這一進程不僅要加快，而且是可持續的。欲如此，高等教育起著很關鍵的作用。歷史上英國、德國、美國的崛起，無一不是伴隨著高等教育的強國。非但如此，其中還包括高等教育理念的創新。如德國洪堡時期開始的崇尚科研，從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等開始的社會服務理念，對德國、美國的發展和崛起分別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今后把建設高等教育強國作為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目標，不僅是中國崛起進程的需要，也是此進程的必然。把建設高等教育強國作為目標，首先需要清楚高等教育強國的主要標志是什么？筆者認為，其一，中國大學未來將培養出一批世界級的人才，如諾貝爾獎獲得者；其二，世界上很多國家（包括發達國家）的學生愿意到中國來接受高等教育。目標的另外一個因素是高等教育體系。可以想象，高等教育強國的標志主要體現在少數一流大學中。但作為國家高等教育發展的目標卻不能僅僅考慮少數兒所大學。作為國家高等教育發展目標，需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我們需要什么樣的高等教育體系。美國今天擁有一批世界一流大學，但是如果她沒有一批州立大學甚至社區大學的存在，那些一流大學也未必就是世界一流的大學，美國大概也不可能成為世界高等教育強國。一流大學必定與眾多的一般大學相伴而生。高等教育體系目標應包括：中國高等院校類型及其成分、區域分布等。國家在支持一流大學建設時，顯然需要考慮區域因素，這其實也是國家發展的需要。同樣可以想象，如果美國的世界一流大學都集中在兒座城市，也難以令人信服地說明其高等教育強國的地位。.功能維今天，中國的很多大學都強調三大基本功能：教學、科研、社會服務。筆者認為，未來中國要成為高等教育強國，其一流大學一定要具有"引領"的功能，這一點恰恰是中國的大學（即使是一流大學）普遍欠缺的。在規劃國家中長期的教育發展時，突出大學的引領作用，應該成為國家高等教育理念的基本內涵。引領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在科學與技術方面；二是在社會進步方面。最近10年來，國家對科技的投入成倍增長，中國的一流大學不斷致力于科技創新能力的提高，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總體而言，我們的研究成果多屬于跟蹤性的，或集成創新性的，真正的原創成果少。就是說，我國大學的研究對國家科技的引領作用還很不夠。造成這種現象當然有其必然性，是我國科技和高等教育發展必經的過程。另一方面，盡管其中必然原因很多，但不容否認的是，我國科技、教育部門的導向亦存在值得反思之處。作為國家高等教育發展的理念，需要盡快使大學在引領國家科技進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否則，隨著中國向創新型國家的邁進，中國企業自身的創新需求越來越高，而中國的大學在未來的科技工作中若僅靠集成創新、僅靠解決某些工程問題，就很難找到自己的位置了。今后，中國大學即便在社會服務中也應該強調引領的作用。此外，目前中國的大學在其他社會進步方面也很難發揮作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和人民生活水平發生了舉世矚目的變化。在此之前，我們曾經懷疑"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們曾經對市場經濟諱莫如深;我們不敢批評政府；我們曾經對人權的概念嗤之以鼻……。而今天，觀念的改變給我們的國家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家和人民從這種變化和進步中得到了好處。這些改革、變化和進步是因為有了黨的正確領導。但是，在這場變革中，大學究竟發揮了多少引領作用？客觀地說，是可以忽略不計的。當然，在改革開放的早期階段，更應該強調思想統一-,更應該強調穩定，大學的引領作用不大也是必然的。那么，在未來的二三十年中國的大學，尤其是一流大學，是否依然在此類問題上作壁上觀呢？答案應該是否定的。中國的大學未來一定要在社會進步的廣泛領域中發揮引領作用。經過改革開放30余年，國家更強大了，黨和國家的自信心增強了，社會的承受能力也增強了。今后的時代是中國迅速崛起的年代，是中國社會全面進步的時代，也是中國更深融入世界的年代，甚至是中國未來逐步引領世界的年代。要如此，肯定需要改變更多的不適應國家快速崛起的觀念、體制等。欲如此，僅靠領導人的號召和決策是不夠的。在今后二三十年內，中國勢必會出現一批世界一流的大學。在改革開放的前30年，中國的大學更多地肩負著服務于社會、服務于國家經濟發展的責任。而未來，那些一流大學理所當然地肩負著引領中華崛起的歷史責任。可以想見，今后中國優秀知識分子的社會參與意識、責任意識將進一步加強。所有這些因素都使新時代賦予中國大學作為社會脊梁的引領作用。胡錦濤同志指示過，”理論要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于創造性"。在改革開放、社會政策的制定、社會精神文化的導向方面，甚至黨的自身發展方面，應該更加鼓勵大學走在前面，起到引領的作用。.路徑維了解了國家未來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標和功能，通過何種路徑實現其功能并達到其目標？這也屬于國家高等教育理念的范疇。路徑設計自然不那么簡單，所涉及的問題也頗多，這里僅描述幾個必須考慮的問題。其、預算投入。國家對高等教育是否重視，主要表現在具體的舉措上，而加大預算投入是最重要的。近些年來，我國政府的確做出了很大努力，大大增加了教育經費。但隨著國家的進一步發展，未來若干年內，國家對教育的投入還應該增加到新的水平。這既是國家崛起的需要，也是人民的期望。其二，領導機制是未來中國高等教育必須面對的問題。從宏觀的角度看，目前中國大學的領導機制的確存在一些問題，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大學存在著行政化傾向，辦學的自主權不夠，大學內部官僚主義盛行，大學精神缺失，這其實都與領導機制有關。今后需要思考的問題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黨和政府如何管理大學，管到什么程度，通過何種形式管理；二是如何改革大學內部的領導方式,如何進一步完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作為國家中長期高等教育發展理念，這些問題不能不觸及。其三，高等教育生態。從國家層面上考慮高等教育，必須要著眼于培育一個良好的高等教育生態。有了好的生態，才能生長出參天大樹，才能百花齊放，中國才可能出現世界一流大學，中國才有可能成為高等教育強國。?所大學辦得如何，政府未必能發揮關鍵作用，但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生態如何，僅靠一所大學難以有所作為，而政府的作用卻是至關重要的。教育生態涉及的問題很多，這里僅談若干主要因素:首先是多樣性。生物多樣性是生態環境中的一個最基本的問題，高等教育的生態環境一樣需要多樣性。其實，教育界人士及政府都已經認識到了這個問題的意義所在，只是堅持不夠。今后，多一份堅持，則不會有那么多升格的大學；多一份堅持，則不會有那么多博士點；多一份堅持，則不會有那么多學校追求綜合性；多一份堅持，評估就不會受到那么多批評；多一份堅持，高等院校就會更加追求個性更具特色，中國的高等教育就會百花爭槍。需要注意的是，良好的教育生態導致百花齊放；反之，百花齊放也會好的營造出一個良好的教育生態環境，形成良性循環。堅持多樣性、堅持百花齊放，就會產生好的國家高等教育理念。因為，從各個大學的辦學理念中一定能夠凝練出適合國家高等教育發展的共性理念。正如前述的德國崇尚科研和美國的社會服務理念就都是從大學的辦學理念中凝練出來的。再則是學術自由。學術自由是大學之魂。國家是否真正鼓勵學術自由，是建立良好的高等教育生態的關鍵，也是我們未來能否成為高等教育強國的關鍵之-O學術自由的本質是鼓勵學者探索、探求，而這種精神是一個民族的創新之魂,也是培育各種創新型人才的沃土。蔡元培先生當初在北京大學推行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思想對于北京大學的發展起了巨大的作用，現已成為人們的共識。似乎沒有任何理由能說理這個念僅適合于過去，而不適合于將來。最關鍵的問題是國家是否提倡學術自由以及在實踐中能否把這一理念真正變成一種習慣。第三，評價體系很重要。這里講的評價體系是指政府層面的，而非大學內部的評價體系。這一點之所以重耍，在于它實際上明確了高等院校的競爭方向。政府鼓勵什么，大學應該追求什么，大學獲取更多資源的條件是什么……，都隱含在其中了。評價體系首先涉及質量觀，這是評價大學水平的根本。盡管人們關于質量的看法不盡統一，但是政府的大學質量觀卻極大地影響著國家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另外，評價體系制定的主體構成很重要，他們應該是官員還是教育家？評價體系的制定雖然表面上是由專家們決定的，但實際的主體未必就是專家。此外，資源分配的主導也是一個重要因素。總之，評價體系表現在教學評估、各種評獎、資源分配（如211工程、985工程等）等，甚至高校主要領導的遴選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對高校工作的評價。第四是開放性。高等教育生態環境絕不是封閉于大學中，甚至不是封閉于高等教育系統內部的。開放性表現在高等教育與其前后端的聯系，即與中等教育和社會的聯系。為了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高等教育如何影響中等教育？招生機制的改革勢在必行，這是高等教育生態的主要問題之一。開放性必須體現在與社會及業界的聯系，此聯系不僅表現在大學對社會的服務，而且表現在社會和業界對大學教育的影響和作用。另外，在校大學生（包括研究生）的知識面到什么程度為宜？實踐能力應該到什么程度？哪些知識或能力應該是在社會和業界中接受再教育的？要培育一個良好的教育生態環境，這些都是不能回避的問題。最后，理論與實踐的融合。教育理念是一種理論。遺憾的是，我國近些年關于教育理念的研究很多，但遺憾的是這些研究未能真正指導實踐。雖然有些文章其實還是有深度的，但卻是用教育實踐者很難理解的語言去描述，這不利于理論在實踐中的應用。如果理論不能有效地指導實踐，其意義就大打折扣了。另一方面，很多大學教師也進行了一些有益的實踐，但既缺乏理論的指導，又缺乏向理論的升華。三、改革者要牢記“與時俱進”--結語與時俱進是改革者應該記住的基本道理。若不如此，我國難以成為高等教育強國，更難以真正在世界上崛起。從國家中長期高等教育的發展角度思考國家高等教育理念，需要我們改變觀念。在繼承中改革，在改革中繼承。我國高等教育尤其在改革開放后的3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績，這就注定了繼承的必要性。但真正有意義的繼承是在改革中的繼承。因為，任何時期的政策或機制都存在不適應未來發展的因素，這就需要與時俱進，需要改革，所謂"變則通，通則久，對過去某些做法的改革與變化不等于否定過去，說某項政策或某種觀念需要改變，并不等于此前的做法是錯誤的，只是表明以前的做法已經不適應發展的需要。要敢于自我批判，未來的高等教育要在不斷的自我批判中成長并增強自己的生命力。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改革就是對過去某些做法的批判。要相信，我們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們已經足夠強大，自信地面對批判將使我國的高等教育更加成功和強大。要建立時空觀念。即一是應盡可能在世界語境中探討我國的高等教育發展。"強國"本來就是世界范圍的概念，僅僅在國內比較或分析，則無所謂強國。其二,要在一定程度上脫離當前語境。試想我們用30年前的語境探討今天的發展，不會有多大意義。對這個問題的研究需要突破原有的條條框框。總之，"與時俱進，唯變所適"，是從國家層面思考未來高等教育理念的基本原則。大學校長成長為教育家需良好制度環境最近，北京大學、吉林大學、山東大學等…批高校校長職務變動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也引發人們對于大學校長職業化發展的思考……要使我國高等教育獲得快速、健康的發展，培養一批優秀的大學校長并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是題中應有之義。我們的大學校長，尤其是研究型大學的校長,從自身和大學所處的位置來說，是最有條件成為教育家的人群。而中國經濟的巨大發展、高等教育的巨大進步和辦學條件的巨大改善，也為大學校長們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質基礎。那么，如何更快、更好地促成一批杰出的大學校長成為教育家呢？顯然，在強調大學校長自身努力的同時，根據現實國情，挖掘歷史上的優良傳統并借鑒世界其他國家的有效做法，創造有利于大學校長成長的制度與環境，是促進大學校長成長為教育家的關鍵之一。當前我國大學校長所處的成長環境不夠理想，仍存在以下一些問題：大學校長的角色定位不夠明確。國內外學者對大學校長的角色有多種描述,但一般來說，由于大學校長要領導和管理一所大學，所以大多數人認為校長首先應該是教育管理專家，懂教育規律，懂管理，會經營，有領導力。管理能力是大學校長的第一能力。但我國現行做法對大學校長的學術頭銜、科研能力過于偏重,而管理能力反而在其次或更次。另外，比照官員管理制度的大學校長職務級別制度也容易導致角色定位模糊不清。大學校長的職業榮譽感不夠。大學校長按行政定級，既不符合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的傳統習俗，也沒有體現出大學校長作為教育文化事業領袖的現代精神。與此對應，我國現在缺乏對校長的激勵機制，也沒有建立??個體現校長職業地位與勞動價值的合理的薪酬體系。校長任職期限的設定不夠合理。我國目前大學校長的任職期限仿照行政部門，并有任屆之限制，這不符合教育事業的特性。大學的發展和人才的培養有自己的規律，周期較長。大學校長的任期過短和更換頻繁不利于大學理念的實施和辦學的可持續發展，容易造成大學發展戰略上的急功近利。我們認為，堅持教育家辦學、完善與大學校長相關的各項制度化建設和探索大學校長的職業化發展道路是當前中國大學校長隊伍成長與發展過程中的3個關鍵方面。其中，教育家辦學是基礎，職業化發展是重要途徑，制度化建設則是保證。大學校長應是教育管理專家大學校長的角色定位首先應是教育家或教育管理專家，教育管理能力是大學校長的第一能力。大學校長應該從事過學術工作并懂得學術規律，但并不要求…定是一流學者。成功的大學校長，雖不一定是某一專業的頂尖學者，卻一定是深刻認識和理解高等教育發展規律和高等學校辦學規律，從而形成先進的教育思想與辦學理念，并有能力將其應用于大學實踐，取得光輝業績的教育家。在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史上，涌現出了??批著名的大學校長，如吳玉章、陳垣、馬寅初，等等。他們中有的官居高位，有的在本學術領域聲名卓著，但他們被評價為教育家,并不在于職位高低或學術貢獻大小，而在于他們的教育思想和治校方略。制訂和完善與大學校長相關的制度時，應將大學校長首先是教育管理專家這一-角色定位作為一項基本指導原則。探索大學校長職業化發展道路國外的職業分類中都明確把校長作為一種區別于教師的職業。大學教授的選聘標準是其學術能力與學術水平，而選聘大學校長，更多考慮的是其管理能力和辦學水平。大學校長職業化意味著將校長作為一種職業，而不是一種學術工作之外的兼職工作，有其獨特的職業資格要求、考核評價體系及薪酬待遇。職業化的校長不同于學者化的校長，一旦被任命為大學校長，即使是著名學者，其主要精力也要投到校長崗位上，其主要職責就是履行校長職責，以校長為職業，以謀求學校發展為第一要務，研究學校工作并全身心投入。大學校長的工作已經成為一個具有特殊性的職業領域，這樣的性質決定了只有專業人士才能勝任這樣的工作。工作的專業化性質從一個重要的方面提出了大學校長的職業化問題。今天，無論是從大學校長的自身發展，還是從大學的發展來看，都需要從根本的制度設計上探索我國大學校長的發展道路建立符合教育規律的任期制高等教育和大學的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無論是學科建設還是人才培養，其周期都較長。高校的發展需要好的理念，更需要一以貫之的實踐。根據2006年的可比數據，我國大學校長的平均任期為4.1年,美國大學校長的平均任期為8.5年。我國大學校長的平均任期不到美國的一半，也明顯短于建國初期大學校長的任期。建立一個不同于公務員的任期制度，賦予大學校長任屆彈性，因人而異地延長退休年齡，適其時也。當然，在對任期制度進行改革的同時，要特別重視健全和完善對大學校長的評價和考核制度。任期制度改革的目的是為了不浪費優質資源，真正保證優秀的校長能較好地實現其辦學理念，而不是讓不合格的校長久居其位。提高大學校長的待遇和地位激勵機制是確保吸引優秀人才擔任大學校長并使之努力工作的重要保障。大學校長是重要的人力資本和稀缺的社會資源，要正確評價他們的勞動價值，并為他們實現自己的價值創造必要的條件和保障。要使杰出的、貢獻大的大學校長享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從而使他們擁有較高的職業聲望，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我國目前沒有專門的校長薪酬體系，校長的工資待遇?般是依據行政級別確定，或者執行教師職業技術職務工資標準，并沒有體現大學校長的職業地位與勞動價值。當前世界大學校長的薪酬標準有上升趨勢，其中美國和澳大利亞大學校長的高薪現象引起了人們的關注。雖然國外的做法不一定適合我國國情,但確實需要我們開拓思維，深入研究，盡快改變現狀。明確大學校長的權力和責任要轉變政府職能，科學界定政府與大學的關系，賦予高校特別是校長充分的自主權，從而為學校辦出特色、辦出水平創造條件。另一方面，也需要進一步明確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的具體內容，減少由于模糊化導致的不必要的矛盾和牽制，既發揮校長在工作中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力，保證校長順暢地行使法定權力，又發揮黨委在大方向上的領導作用和監督保障功能。現代大學制度應該包括根據明確的規定對大學校長的工作進行定期評估、實施有效監督的內容，從而保證大學校長圓滿地完成各項工作任務，實現長期的工作規劃，并減少學校的辦學理念和大的政策因人而變的現象。建立科學的大學校長培訓機制大學校長是重要的人才資源，組織部門和主管部門要發揮好黨管人才的作用，更加有意識地提升大學校長的管理水平與領導能力。在高等教育日益發展的今天，需要改變僅由黨校、行政學院等單位培訓校長的單一格局，使一些高水平的大學、研究機構和部分高水準的教育中介組織或機構參與到校長培訓中。同時,要鼓勵盡快成立大學校長協會之類的組織，促進大學校長之間的互動和交流，促進行業自律。閔維方：以改革開放精神創建世界一流大學作者閔維方北京大學黨委書記中國的發展正在進入一個新的偉大時代。與之相適應，中國高等教育也正在進入一個偉大的新時代。這不僅是呼喚高等教育大眾化和教育公平的時代，更是以時代的強音呼喚代表中國文化、科學技術發展水平和高等教育發展水平的世界一流大學的時代。自1978年年底開始的30年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歷史進程，使中國在經濟社會各個方面的發展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中國正在不可逆轉地走向世界，世界也正在不可阻擋地走進中國，這使中國面臨著激烈的國際競爭。建設創新型國家、發展自主創新能力是一個國家的核心競爭力所在，其關鍵是靠世界一流大學培養出來的具有世界?流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學術領軍人物和拔尖創新人才。在經濟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漲的今天，在我國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新時代，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是關系國家發展的根本性戰略問題之一，也是實現科學發展的客觀要求。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必須以改革創新精神實現跨越式發展跨越式發展就是要通過改革創新，在辦學理念、辦學戰略、用人制度和管理體制等各個方面，突破原有的范式，達到一個新的更高的層次。我們必須十分清醒地看到，我們的大學在努力創建世界?流大學，在建設，在發展，在前進。發達國家的大學也在建設，在發展，在前進。我們計劃用20年達到某個標準，但是它們20年后可能會達到一個更高的水平。它們現在前進的步伐并不比我們慢。所以，一流大學的標準是動態的而不是靜態的。這里涉及到?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要想真正趕上去，就必須比別人發展得更快，必須通過革創新實現跨越式發展，使得我們的一流大學同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不斷縮小，而不是越來越大。跨越式發展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并不簡單。盡管不容易，跨越式發展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跨越式發展是原有的舊平衡的突破和新格局的形成。因此，按照辯證法的思想，跨越式發展是規律性的東西。從中世紀第?所大學--意大利波隆那大學誕生到17世紀，國際高等教育中心和科學研究中心一直在意大利和法國等歐洲大陸國家。18世紀英國的大學在工業革命的浪潮中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在許多方面超過了歐洲的老大學。而19世紀德國教育家洪堡提出并在德國的大學中采取了新的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思想，使得德國的大學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成為其他國家學者所向往的學術高地。就是在那個時候，美國學者開始了長達六七十年的留學德國的浪潮，為美國高等教育后來通過跨越式發展超越歐洲大學奠定了基礎。跨越式發展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也有過先例。如果說北大在20世紀中國的社會歷史進程和高等教育發展中，作出過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貢獻，也是由于北大經歷了幾個跨越發展的階段。從1898年建校到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時間內，北大的發展狀況并不是很樂觀，學術氣氛沉悶，學術水平很低，封建腐朽思想在校內蔓延。1916年蔡元培來到北大后，推動北大進行了一系列重要變革，領導這所大學實現了一個偉大的跨越式發展。他借鑒德國的洪堡思想和世界各國大學的辦學經驗，強調大學的學術自由，主張對不同學派兼容并包。在當時舊思想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蔡元培的主張兼容了新思想，具有很大進步意義。特別是在用人體制上，蔡元培上任之初就辭掉很多沒有學術才能的人，并在很短的時間內把李大釗請來任圖書館館長，陳獨秀任文科學長，理科學長夏元碟是中國第?個研究相對論物理學的人，還有著名科學家李四光等人。陳獨秀等人在當時是喊民主、科學最響的人。李大釗則是在中國第一個舉起馬克思主義旗幟，系統地接受、傳播和實踐馬克思主義的人。他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成立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宣傳進步思想，引導社會潮流。這一步跨越非常重要，從辦學理念到管理體制和用人機制上的跨越，使得北大產生了很明顯的變化，不僅推動了學校的改造，也推動了整個社會的改造與進步。正如著名學者馮友蘭先生所說：“蔡元培所領導的新北大的出現，好像一座燈塔，使全國的人們看見了光明，認識了前途，看清了道路，獲得了希望。”北大在上世紀50年代院系調整以后也實現了一次在當時條件下的跨越式發展。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百年校慶后實施“985工程”以來，北大又同全國高等院校一道實現了一次新的跨越。對于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大學，跨越式發展是非常重要的。跨越式發展就是要通過改革創新，在辦學理念、辦學戰略、用人制度和管理體制等各個方面，突破原有的范式，達到一個新的更高的層次，不僅努力在人才競爭和科技競爭中占領優勢地位，而且在更深層次的競爭中，就是在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的競爭中掌握主動權。我們的大學現在努力從世界各地吸引人才，一定要創造出相應的體制和環境，使這些人才能夠真正地發揮出聰明才智和創新潛力。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與發展先進的文化、科學技術是密不可分的。前者是后者的載體。因此，通過改革創新實現跨越式發展，不僅要體現在辦學理念和體制機制上，還要體現在大學日常活動的操作對象上，即文化、科學技術的創新發展。這在發達國家的世界一流大學中比比皆是，那些產生了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成果都是科學技術上的創新和跨越的結果。這在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更具有重要意義。北京大學的王選院士正是繞過了照排的二代機和三代機在機械、光學等方面的巨大技術困難，大膽選擇了別人不敢想的第四代激光照排，才取得了成功。西方從1946年發明第一代手動式照排機，花了40年的時間，經過二代機和三代機的興衰，到1986年才開始推廣激光照排機。王選院士1976年提出直接研制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統，?步跨越了40年，今天看來，最可寶貴的，正是這種具有凌云氣概的科學技術跨越。在當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要實現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這種跨越式的發展精神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是改革開放時代最重要的強國戰略在目前的高等教育國際化環境下，在中國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并不是具體哪所學校的事情，而是涉及國家長遠發展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