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七章宋元時期的政治思想第一節 宋元時期的社會歷史背景 社會經濟狀況 政治狀況 文化狀況一、社會經濟狀況北宋的建立，結束了五代十國分裂割據、長期動亂的局面。政權的統一大大推動了生產的發展。農業：北宋時，農業生產得以恢復，生產工具進一步改良，生產技術得到普遍推廣，生產效率有了很大提高。到南宋時，農業生產達到了新的水平。手工業和商業：兩宋時期，手工業和商業都有很大進步，絲織、造紙、制瓷、采礦、冶鐵、造船等行業，都有顯著發展。元統一后，在中原和江南地區發達的農業生產和商業經濟的影響下，元朝統治者開始重視農業，實施了一些有利于農業生產的措施，生產技術、墾田面積、水利興修以及棉花種植等都超過了前代。元朝

2、疆域遼闊，民族眾多，水陸交通發達，紙幣廣為流通，促進了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二、政治狀況鑒于唐朝中后期藩鎮割據的歷史教訓，北宋統治者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革政治體制，削弱地方權力，加強中央集權。在中央，限制宰相權力。在軍事上，限制高級將領的兵權。兩宋王朝與西夏、遼、金、蒙古等少數民族政權長期對峙，戰亂不斷，邊患問題十分嚴重。同時，由于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社會階級矛盾不斷加深。宋初統治者強化中央集權的種種措施，雖然取得一時之效，卻最終導致政治弊端嚴重，國家積貧積弱。元朝的統一，一方面加強了各族人民之間的聯系，各民族間的相互交流與融合更加密切，另一方面也帶來了嚴重的民族壓迫。元朝統治者實行民族等級制

3、度，把中國境內的人劃分為四個等級，第一等為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漢人，第四等是南人。如何緩解尖銳的民族矛盾，獲得漢族民眾的支持和認同，以鞏固對中原地區的有效統治，是元朝統治者必須面對和思考的重大問題。元代政治思想的發展多與此關聯。三、文化狀況宋朝時期，文化繁榮燦爛，風格獨特鮮明，理學、文學、史學、藝術以及科學技術領域碩果累累，達到了中華文化史上的又一座高峰。如陳寅恪所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這一時期，儒、佛、道三教合一，為理學思潮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礎。此外，科學文化的進步，也促使人們對自然和社會進行深入思考，成為理學思潮形成的一個重要條件。宋元之際，傳

4、統的儒家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沖擊，北方少數民族的游牧文化與中原的禮樂文明一度激烈沖突和對抗。元朝建立后，中國各民族文化得到廣泛交流與傳播， 文化發展出現了很多新的氣象，游牧文化和中原文明逐漸走向調和與融會。理學逐漸得到元朝統治者的認可，并最終被立為官學。第二節李覯富國強兵的政治思想李覯（10091059），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人。出身于小地主家庭，少時家境衰落。進士不第，以教書為生。晚年由范仲淹推薦為太學助教，后為直講。晚年創辦旴江書院，人稱旴江先生。北宋慶歷初，宋仁宗支持以范仲淹為代表的地主階級革新派實行改革，史稱“慶歷新政”。李覯的政治思想受此影響，力主改革， 富國強兵。其著述被后人編為

5、直講李先生文集，1981年中華書局匯集出版的李覯集最為完備。一、天道觀天道觀是李覯政治思想的理論基礎。他說：“大哉乎乾之四德也，而先儒解詁未能顯闡，是使天道不大明，君主無所法。若夫元以始物，亨以通物，利以宜物，貞以幹物，讀易者能言之矣。”鑒于當時“積弱積貧”的狀況，為實現民富國強，李覯支持改革，強調“通變”“救弊”。“道不以權，弗能濟矣”。二、義利統一觀與王霸并用論義利統一李覯倡導義利統一、重視財利，提出了“焉有仁義而不利”的義利統一觀。李覯認為，歷代儒家恥于言利欲，實際上，利欲是人們得以生存的根本條件。他進一步指出，就整個國家來看，財力是立國的根基。在富國策中，他針對當時的社會矛盾和積弊，提

6、出了“去十害，取十利”的具體主張，體現了他注重實效、力主富國強兵的政治思想。王霸并用與義利統一觀相對應，李覯提出了王霸并用的政治思想。他認為，王道與霸道都是治理國家的手段，兩者相輔相成。“所謂王道，則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謂霸道，則有之矣，尊京師也。非粹與駁之謂也。”三、通變救弊之策李覯主張根據形勢的變化和時政的弊端，及時調整統治方略和具體政策。為此他提出了三個方面的具體策略：第一，君主“自治”才能“治人”。第二，君主應廣開言路，兼聽博納。第三，慎選官吏，馭臣以法。四、均田安民、地盡國用的思想李覯秉承傳統的重民思想，強調安民、得民。他說： “立君者，天也；養民者，君也。非天命之私一人， 為億萬人

7、也。”君主的職責在于養民。他主張采用周禮實行井田制，認為“井地立則田均， 田均則耕者得食，食足則蠶者得衣”，這樣就能安民富國。五、“強兵”之策李覯認為，軍隊強大是國家強盛的重要因素。“國之于兵，猶鷹隼之于羽翼，虎豹之于爪牙也。羽翼不勁，鷙鳥不能以死尺鷃；爪牙不銳，猛獸不能以肉食。兵不強，圣人不能以制褐夫矣。”因此，他主張采取有力措施以強兵。李覯提出了兵農合一的主張。李覯還提出了具體的強兵之策。比如，實行軍屯；又如，設置鄉軍；再如， 精選勇兵良將。綜上所述，李覯結合北宋的社會現實，提出了富國強兵的主張，切中時弊，具有很強的針對性。第三節王安石的變法思想王安石（12011086），北宋著名的思想家

8、和政治改革家。撫州臨川人。字介甫，號半山。封荊國公，世稱王荊公。紹圣年間賜謚曰“文”， 一稱王文公。慶歷二年（1042 年）以進士第四名及第，歷任州縣地方官吏。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積極變法， 推行新政。王安石于熙寧六年（1073年）親自主持經義局，重新訓釋詩、書、禮等儒家經典，“ 既成， 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 ，作為科舉取士的標準讀本，人稱“荊公新學”。著述今存臨川集、臨川集拾遺、周官新義、老子注等。1974年中華書局出版王文公文集匯集最全。一、五行說王安石以變法為核心的政治思想，是為解決當時社會存在的實際問題而提出的，這種思想具有一定的理論基礎，即五行論。他說：“太極生五行，然后利害

9、生焉。” 在洪范傳中，他認為五行是指水、火、木、金、土五種物質元素，五行的變化產生萬物。他改造了尚書洪范中的五行思想，提出：“五行也者，成變化而行鬼神。”“有變以趣時，而后可治也。”也就是說，必須順應歷史趨勢而進行變革，這樣才能治理好國家。王安石的五行說注重發展變化，認為發展變化是宇宙的根本法則。他講五行變化，重在論述社會變革，從而論證變法的可行性。二、“變祖宗之法”的政治主張為挽救政治危機，王安石提出要“變風俗，立法度” ，進行改革。王安石認為，先王之法“三十年為一世”，“久必蔽”，因此“世必有革，革不必世”。“夫因循茍且， 逸豫而無為，可以僥幸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王安石認為，變法“貴

10、乎權時之變”，要從實際出發，不能簡單模仿古人之制。“古之人以是為禮，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于古之禮也。”三、“眾建賢才”的思想王安石特別重視法度與賢才在治理國家中的重要作用。在王安石看來，賢才與法治緊密聯系，缺一不可。“蓋夫天下之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 非眾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賢才不用，法度不修，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于大亂。”早在變法之初，王安石就認識到人才是變法成敗的關鍵，力主“眾建賢才”。他說：“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王安石主張“眾建賢才”，其目的在于革除吏治積弊，克服政治經濟危機，挽救宋王朝，其思想主張不乏真知灼見。四、均平思想與理財主張北宋中期，官僚大地主兼并土地之風

11、盛行，使得國家稅收銳減，財用不足，貧富懸殊，國力日削。為此王安石關切百姓疾苦，主張調節貧富不均，表達了均平的政治理念。“抑豪強、伸貧弱。”王安石針對國家財政嚴重不足的狀況，指出“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為了發展經濟，增加國庫收入，必須注重理財。為此，他“觀前世治財之大略”，提出了一系列理財思想。理財必須急農事。他特別強調發展農業生產，認為理財的首要問題是重視農業。理財必須以“良吏善法”做保障。第四節張載以仁道為核心的政治思想張載（10201077），字子厚，鳳翔郿縣橫渠鎮人，世稱橫渠先生。北宋初期著名理學家，“關學” 學派創始人。仁宗嘉祐二年（10

12、57年）中進士，曾任丹州云巖縣令.宋英宗末年，任簽書渭州判官公事，協助渭州軍帥蔡挺籌劃邊防事務。宋神宗初年，任崇文院校書，不久辭職，回鄉講學。后又任同知太常禮院，不到一年即告退回鄉，在途中病逝于臨潼。著述今存正蒙、橫渠易說、經學理窟、語錄等，1983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張載集收錄最全。一、“天人合一”論張載的政治思想以仁政為核心，具有改革時弊的傾向，這種思想是以他的“天人合一”論為基礎的。他說：“一物兩體，氣也。”在氣一元論的基礎上，張載提出天人合一說。張載的天人合一思想，在于論證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天與人不可分割，人道、人理本于天道、天理，仁義禮智的人道是符合天道的，君主推行仁政治理國家，則是符

13、合天理的。這為他的仁政思想奠定了理論基礎。二、“為萬世開太平”的社會政治理想張載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一）“仁道及人”的政治主張張載從“為萬世開太平”的政治抱負出發，提出了具體的實現路徑：“仁道及人”。他說：“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眾，擴之天下，施之無窮。”“道遠人則不仁。”具體言之，實現“仁道及人”的主要路徑是“足民”。（二）“井地治天下”的均平思想他說：“ 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茍而已。”為此，他從解決土地問題入手，提出了“井地治天下”的均平思想，以此來緩解尖銳的社會矛盾。張載認為，“治天下之術，必自此始。今以天

14、下之土棋畫分布，人受一方，養民之本也”，希望以此實現均平理想政治。張載認為，實行“井地治天下”的關鍵在于要與封建制互為表里。他指出：“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因此， “井田”與“封建”二者需有效結合，才能實現“有教有養”的理想政治局面。三、恢復宗法與分封的思想主張為使宋王朝擺脫政治困境，張載和其他思想家一樣， 到先王之道中尋找解救之方。為此，他提出加強宗法制的主張。首先，加強宗法能敦厚風俗，增強人們的道德習尚。其次，加強宗法制能為君主專制建立堅實的權力基礎。與加強宗法制相關，張載還主張施行分封制。張載提出實行分封制，就是想通過分封制來鞏固君主專制的政治秩序

15、。張載提出加強宗法和實行分封制，目的是形成穩定的統治秩序，為推行“仁道”理想政治建構社會道德與制度前提。第五節二程以仁政為核心的政治思想程的著作主要有河南程氏遺書、河南程氏外書、河南程氏文集、周易程氏傳、河南程氏經說、河南程氏粹言等。1981年中華書局出版的二程集（全四冊）匯集較全。程顥（10321085），字伯淳，世稱明道先生。河南伊川人，出身于官僚家庭。嘉祐二年（1057年）進士，曾任地方官吏，后任監察御史里行。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推行新法， 程顥為其屬官。因多次上疏反對新法，批評新學而遭貶，旋即罷歸，與程頤在洛陽講學。元豐八年（1985年）宋哲宗繼位，被召回任宗正寺丞，未及上任而

16、病故。嘉定中賜謚“純公”。程頤（10331107），字正叔， 世稱伊川先生，長期在洛陽講學。宋哲宗元祐元（1086 年）擢崇政殿說書。宋哲宗親政后，紹述新政，程頤被目為奸黨，放歸田里。紹圣四年（1097年） 被送至涪州“ 編管”。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宋徽宗即位后，程頤才恢復自由，回洛陽“權判西京國子監”，不久革職。大觀元年（1107年） 卒于家。嘉定中謚“正”。人物簡介一、“天理”觀“理”是宋代理學的核心范疇，是理學政治思想的理論基礎。二程的貢獻突出地體現在“天理”觀上，他們最先將“理”或“天理”上升為思想領域的最高范疇。程顥和程頤認為，“理”或“天理”是世界的本原。二程明確提出了“天者

17、，理也”命題。理是自然萬物的根本法則，也是社會的根本法則，“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二程講天理，重在論證君主統治的合理性。他們認為，是根據這種永恒的天理來治理天下國家的，“圣人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二、王道理想與仁政主張二程把實現王道理想作為救治時弊的根本路徑。“危亂之虞，救之當以王道也。”救治時弊和治理天下須依靠王道，實現王道的關鍵是仁政。他們指出：“王道之本，仁也。”關于如何實行王道，他們提出：“人君欲附天下，當顯明其道，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四海蒙其惠澤可也。”仁政的精髓是“仁心”。具體而言，施仁政最根本的是順民心、厚民生。養民方法有二：一是要愛惜民力；二是要足食保民。三、

18、“以擇任賢俊為本”的人才觀二程認為，實施仁政的關鍵在于任賢。“天下之治，由得賢也，天下不治，由失賢也”。為此他們提出，統治者要善于選用人才，以擇任賢俊為本。二程認為，求賢才的關鍵并非賢才之多寡，而在于求賢才的方法，所謂“世不乏賢，顧求之之道何如爾” 。至于如何擇賢，二程提出了“慎擇”。四、“仁義未嘗不利”思想和重義輕利的傳統看法不同，二程認為，義內含著利，義與利不可截然分開。合乎理而無害的就是利。君子也有利的需求。只要有利于君、親，就是仁義。二程得出結論：“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第六節朱熹以德治為核心的政治思想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別

19、稱紫陽。徽州婺源人。19歲中進士，歷任福建同安縣主簿、樞密院編修官、秘書省秘書郎、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等官職。晚年卷入黨爭，因反對權臣韓侂胄，被罷官。直至南宋理宗崇尚理學，才恢復名譽。朱熹是程頤的四傳弟子，繼承了二程的理學思想，成為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的著作很多，重要的有四書章句集注、周易本義、朱文公文集、朱子語類等。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朱子全書（修訂本）匯集較全。一、“天理”觀朱熹思想體系的核心范疇是“理”或“天理”。朱熹認為，理是萬物的根本，既有道德屬性，是封建道德的根本準則，又是自然界的基本原則。正是以天理論為基礎，才形成了朱熹以德治為核心的政治思想。他說：“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其張之

20、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朱熹認為，圣人君主推行德治是符合天理的，從而為封建帝王施政的合理性進行論證。在他看來，封建統治階級奉行的“三綱五常”是天理的體現，是治國的根本。朱熹“天理”觀的重要內容就是“理一分殊”論。他說：“理一分殊。合天地萬物言，只是一個理； 及在人，則又各自有一個理。二、“為政以德”的仁政觀朱熹提出為政以德的仁政思想，這是他政治思想的核心。朱熹認為，君主要遵守先王之道，推行仁政，只有用仁德之心來處理天下國家的事情，才能使天下順服。關于君主如何做到為政以德，朱熹強調君主應修德。朱熹認為，為政以德的要務在

21、于恤民，要維護封建統治，獲得民心不容忽視。他繼承了儒家傳統的民本思想，提出“人君為政在于得人”、“天下之務莫大于恤民”的觀點。為了“得人”與“恤民”，朱熹又提出“足食為先”。三、“仁義為先”與理欲之辨在義與利問題上，朱熹主張以仁義為先。他說：“竊聞之古圣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存天理、滅人欲”是二程和朱熹政治道德學說的重要命題，誠如朱熹所言：“圣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他們認為“天理”和“人欲”是對立的。朱熹說：“ 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也就是說，那些符合三綱五常、仁義禮智的意識和行為都符合天理。朱熹把“存天理、滅人欲”視為最高的道德規范

22、，約束的對象是包括君主在內的天下人。四、改良積弊的治理觀朱熹鑒于南宋偏安一隅的局面和社會腐敗的積弊，提出了“變科舉，均田產，振綱紀，罷和議”等政治主張，其中改革軍制、均田產是他治理觀的中心內容。首先，改革軍制。其次，“均田產”。此外，他創建社倉，存取糧食，春放秋收，既幫助農民度過饑荒，又使農民避免高利貸的剝削。朱熹的上述主張，有助于緩和當時的社會矛盾，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第七節陳亮、葉適以功利為核心的政治思想陳亮（11431194），字同甫，號龍川，婺州永康人，其學派史稱“永康學派”。曾講學于龍川書院，世稱龍川先生。據宋史 陳亮傳載，他“家僅中產”，屬于中小地主家庭。少時熱心國事，喜談兵略，作

23、中興五論，反對朝廷“和議”，又上書宋孝宗，力主抗金，受到當權者的嫉恨，兩次被誣入獄。晚年考中進士，授官，未到任而病死。陳亮是中小地主兼商人利益的代表，提倡功利，反對空談性命義理。在南宋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銳的情況下，他始終站在中小地主階級的立場，主張改革，與官僚大地主頑固派進行了不懈的斗爭。著有龍川文集，中華書局出版有陳亮集。一、陳亮的功利思想“道行于事物之間”陳亮的功利思想，與他的自然觀是一脈相承的。他主張“道行于事物之間”，這成為他政治思想的理論基礎。他說：“夫道非出于形氣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間者也。陳亮認為“道”即事物的根本法則或規律，這種法則或規律不是離開事物而獨立存在的，而是存在

24、于事物本身。陳亮主張“道行于事物之間”，關注百姓日用之間的“事”，認為只有明確認識這種日常之道，體順民心，關心百姓日常利益，才能有助于國家政治秩序的穩定與鞏固，從而為強調民利的重要性奠定認識基礎。“正人心、活民命”的思想理學家朱熹讓人民遵守封建道德規范；陳亮則將道還原至百姓日常生活，提出了“人之同欲”的思想。陳亮認為統治者要注重民心的純正和百姓生活的基本保障。“正人心以立國本，活民命以壽國脈。”提倡事功的政治主張陳亮反對空談性命義理，積極提倡事功。他說：“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 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認為要從事學問

25、，應以“適用”為主，“正欲攪金銀銅鐵镕作一器，要以適用為主耳。”他揭露理學末流互相欺騙、互相蒙蔽、誤國誤民的實質。在他看來，與其空談性理，以求滅欲存理，王道純正，不如躬行禮法，追求合乎道的事功，在具體的道德踐行和政治運作中去實現理想的社會政治局面。“君臣戮力”的君臣觀 陳亮把維系君臣關系視為中興大業的關鍵，給傳統的君臣觀賦予了新的內容，提出了“君臣戮力、事無不濟”的主張。 陳亮指出：“上下同心、君臣戮力者，事無不濟；上下相蒙、君臣異志者，功無不隳。”他針對南宋政治之弊，就如何理順君臣關系提出了具體的建議：其一，“君以仁為體，臣以忠為體”。其二，“操其要于上，而分其詳于下”。其三， 重用“雄偉英

26、豪之士”。其四， 帝王應無“私天下之心”。王霸雜用陳亮辨析王霸、義利關系，認為其間自有貫通處，主張王霸雜用。他指出，王與霸、義與利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現。陳亮認為，王道與霸道在立道為“公”的前提下可以統一起來。他說：“道之在天下，至公而已。”這種“王霸雜用”、“天理人欲”并行的思想，體現了他政治思想的務實品格。二、葉適“以利與人”的政治思想葉適（11501223），字正則，號水心，溫州永嘉人。出身于“ 貧匱三世”的小地主家庭。淳熙五年（1178年）中進士，歷任太學正、太常博士、尚書左選郎官、權兵部侍郎、寶文閣待制等。開禧三年（1207年），被誣附和韓侂胄起兵遭革職，返鄉。晚年居永嘉城外水心村講學

27、，后人稱為水心先生，其開創的學派史稱“永嘉學派”。著述今存水心文集、水心別集及習學記言序目等。前二種由中華書局于1961年合編為葉適集出版，習學記言序目也于1977年由中華局校勘出版。“通變在于事物”的自然觀葉適“以利與人”政治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通變在于事物”的自然觀。葉適指出，圣人要順應道的規則治理國家。他說：“上古圣人之治天下，至矣。其道在于器數，其通變在于事物。”圣人治理天下，必須遵循事物的規律。“寬民”之政的治國思想葉適的民本思想重在寬民。他說：“為國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眾而兵強。田墾稅增， 役眾兵強，則所為而必眾，所欲而必遂。”民是君主建立功業的基本前提，統治者應“以

28、養人為大”，視民如子，施行仁政。“以利與人”的思想葉適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以利與人”。他說：“仁人視民如子，知其痛毒，若身嘗之，審擇其利，常與事稱。療之有方，予之有名，不以高論廢務，不以空意妨實。”治國者應寬民重民，不能空談，必須有實際體現，要真正讓民眾得到實惠。葉適強調義統一于利，認為離開了利就無所謂義。他贊同古代圣王“以利與人”的做法，反對虛言道義， 注重民利，認為只有這樣，才能顯示出道義的光明。在他看來，社會生活中沒有實際功效的事情是沒有用處的，仁義道德也只有在有利于社會民生的時候才有意義。重勢分權的治國主張關于君臣關系、中央與地方關系，葉適提出了重勢分權的主張。他認為，君主應重勢，即掌握絕對的權勢；同時應該分權，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