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精選優質文檔-傾情為你奉上精選優質文檔-傾情為你奉上專心-專注-專業專心-專注-專業精選優質文檔-傾情為你奉上專心-專注-專業試論事功即學問事功與學問一直以來是中國人心中一個難以處理的命題。單從詞義上看“事功”即事業與功績，“學問”即系統或泛指的知識，處理兩者的關系上，又引出了多層次的問題，孰輕孰重，孰先孰后，是取其一還是兼取。最無爭議的是兼取這項。中國古代哲人多未有以知識本身為好的，即使有能直接為人增加幸福的知識，也只愿意去施行來增進人的幸福，而不愿意空言討論，這就是所謂的“吾欲托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所以中國無單取學問的傳統。至于后來南宋興起的事功之學，更是在兼取的傳統下的

2、一種學說。爭議之處首在輕重，輕重已分，先后也就不成問題了。對這個問題古人早有回答“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這講的也就是內圣外王之道，“內圣”即“立德”，“外王”即“立功”，這也是中國人最高的理想，即實有圣人之德，舉帝王之業，成為所謂的圣王，這倒類似于柏拉圖的哲學王。到此前面的“學問”已經不僅是字面的意思了，放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它應該一定意義上的等同于前面的“立德”與“內圣”，這樣一來，不言自明學問要先于事功，學問與事功換言之就是一種知行關系，所以朱陸都言“知先行后”。然而圣王這種追求本來就是一種矛盾，成圣要天人合一，是出世的，而立功之王業無疑是要入世的，入世和出世的對立正如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

3、的對立一樣，要在兩極中尋求統一正是中國人幾千年來要解決的問題。實現這樣的統一起于孔子，而真正完成應該是陽明先生，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可以說一定程度上的解決了這個矛盾，能夠把事功和學問統一起來，對后來學人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響，然事功即學問這一題要成立，還要再從王陽明處說起。王守仁，字伯安，因常講學于會稽山陽明洞，世稱陽明先生。自28歲進士及第起，王守仁在仕途上一路亨通，但他并不以升遷為意，而是念念不忘講學。除了古人所贊賞的“文章”、“政事”、“氣節”、“勛烈”外不講，僅在講學這一節上也使他無愧于“全人”的稱號。特別是其能統軍征戰，平定江西，擒獲寧王，平定兩廣事變這些出生入死的經歷和輝煌的軍旅生

4、涯以及斐然的政績，都為其人和學說增添了傳奇般的色彩。王守仁這樣的人生或許是趨近中國人內圣外王的理想追求的，我們不禁要問，陽明先生何以可能，這就要歸結于先生的“知行合一”說了。我們可以看到王守仁的思想體系和周敦頤、程顥、陸九淵是一脈相承的，是一種心為宇宙立法，理是由心立的宇宙觀。在這樣的宇宙概念之上，王守仁對大學做了新的詮釋，大學中的三綱領和八條目無疑正是中國人事功與學問的追求所在，王陽明解釋大學就是學做大人之學。關于“在明明德”王陽明說：“故夫為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關于第二條“在親民”，王陽明說：“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也；親民者，達其

5、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親民，而親民所以明其明德也。”，關于“止于至善”，王陽明寫道：“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現，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者也。”，這樣一來，三綱領實際上被歸結于在明明德一條而已，這即是心的本性。一切人，無論善惡，從基本上，都同有此心。這就解決了人性的差別，人人可以成圣。王陽明的弟子慣于說“滿街都是圣人”的原因在此，而成圣之路被王陽明由三綱領歸結為一條，而明德之本體即良知，故都歸結于王陽明的“致良知”。大學還有八條目，是實質上的成圣追求之路，三綱領總結的“致良知”和八條目怎么合題呢？第一步“致知”，按照王陽明的思

6、想，“致知”便是“致良知”，個人精神修養無他，就是順著自己的良知去生活，把來自直覺的知識付諸實行。第二步“格物”，王陽明認為“格者，正也”，“物者，事也”，所以他的格物不同于朱熹，不再是“剖析事物”，而成為“匡正事物”了，他認為人的良知只有通過匡正自己事務的行動實踐而得到延展，除此之外，別無他法，“致知在格物”含義于此。接下來的兩步是“誠意”和“正心”，王陽明以為，誠意無非是“正事”和“致知”，無誠意此兩點絕辦不到，而人不按良知行事便是沒有誠意，故又回到了“致良知”，意誠自然心正，推來也無礙。最后四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更是前一項為后一項的前提，而王陽明認為，修身就是致良知，若不在“致良

7、知”上下功夫，怎能修身，修身除去“致良知”也是別無所修的。因此，八條目也歸結到一條，即“致良知”。 陽明先生通過對大學的詮釋，鑿通其中差別，融匯出“致良知”一條事功和學問統一無礙的中國傳統理想實現之路。然而，良知是當然的本體，但推致良知的功夫卻絕對不能僅僅是“冥行”，如此，“致”本身也就兼加兼行而“知行合一”了。“知行合一”便成了“致良知”的基礎和實踐手段，而能是真正將儒家的道德本體落實到實踐生活之中，使事功與學問，知與行，出世與入世等諸般矛盾得到綜合。王陽明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又說“知行本體是合一的，不可分先后兩事”，這就強調了知行二者不可分離的關系，以及反對知而不行的弊病。

8、他認為知行是互相滲透的，“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離。”，這就基本上解決了知行關系和先后問題。 言及此，我們還是要回到事功和學問上來，清人格言聯璧中有“舍事功更無學問，求性道不外為文章。”，可見在陽明先生的影響之后，事功和學問已經在“知行合一”的調和下得成一定共識，以至于編入格言之書用于鞭策世人。我們就可以說事功即學問，在宋明理學的光輝之后，明朝亡國，明儒故老之后，經過乾嘉考據的沉悶，這種事功即學問的學統并未斷絕，在近代和西方文化最強烈的碰撞中，它浴血涅槃，先后出現了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毛澤東等等事功和學問都卓然者，他們對今天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而這種學統的影響亦將延續而見于今后。 最后我們應該有一種回歸，事功即學問源自孔學，是得孔學精義的，我們需要追本索源，來繼承這種精義。孔子之學，惟有顏回言之最盡，曰“博文”，曰“約禮”。博文的廣大在于六藝和詩書，后學各有所重故成各派，博文必歸于約禮，于是有了朱陸之異同。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又曰：“吾道一以貫之。”，然而孔子之后無孔子，孔學的規模變得狹小了，后學或精一能，或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