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國哲學界缺乏思想創造力的學理根源探究中國哲學界缺乏思想創造力的學理根源探究建構真正無愧于時代的當代中國哲學，無疑是中國哲學界致力于實現的首要目的。而當代中國哲學建構的話題之所以既如魚刺鯁喉卻又揮之不去的直接根源，當然在于中國哲學界思想創造力的匱乏。那么，中國哲學界缺乏思想創造力的根源何在呢？對這一問題的追問和考慮，無疑是中國哲學界恢復和激發思想的創造力，并從而可以參與當代世界哲學建構的前提之一。近期國內哲學界圍繞哲學史與哲學、哲學史研究與哲學研究之間的區別及聯絡所展開的討論，在我們看來，實際上觸及的正是中國哲學界缺乏思想創造力之學理根源的問題。但是，在已有的檢討和闡述中，卻相當程度上存在著對

2、中國哲學界缺乏思想創造力之學理根源的誤判，與此相聯絡，其中關于中國哲學界恢復和煥發思想創造力之學理途徑的設想和討論，既未抓住問題的癥結，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誤導。一在陳波先生的?面向問題，參與哲學的當代建構?一文中，對中國哲學界缺乏思想創造力的學理根源的探究，是從對中國哲學界研究的根本狀況的概觀和現象描繪入手的。誠如陳波先生所言，放眼望去，國內哲學界幾乎是本文由論文聯盟.Ll.搜集整理清一色的歷史研究：中國哲學史，西方哲學史，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原來做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也正在努力把馬克思哲學學問化，把重點轉向了文本研究、源流考辨、義理澄清等等。研究現當代西方哲學的學者，也在做另一種形式的歷史研

3、究，只不過是當代史：把主要精力投放到翻譯、介紹、轉述、詮釋現當代西方哲學家的學說和著作上；各位學者爭先恐后地介紹、引進有影響的西方哲學家的著作和學說，對其做詮釋和評介。這一現象在中國哲學界司空見慣，熟視無睹，但仔細考慮卻非常令人驚訝：幾乎整個中國哲學界都在做哲學史，沒有幾個人在真正地做哲學；幾乎所有人都在研究別人的哲學，沒有幾個人在做原創性研究，開展自己的哲學；幾乎所有人都面向哲學的過去，沒有幾個人活在哲學的如今和當下，參與哲學的當代建構。陳波：?面向問題，參與哲學的當代建構?，?晉陽學刊?2022年第4期。陳波先生所呈現的這幅圖景，恐怕是很難從根本上加以反駁的。就中國哲學界實際狀況的事實判斷

4、而言，在相當程度上，這幅圖景是客觀的。換句話說，中國哲學界大多都在從事哲學史研究，而沒有幾個人在進展真正原創性的哲學研究。而假如這幅圖景是較為切近中國哲學界的實際狀況的，那么我們接下來自然要追問的無疑就是：造成這種現象的學理根源是什么？對于這個問題，陳波先生給出的答案是：中國哲學界受哲學就是哲學史這一說法的影響太深。而假如我們承受了這一說法，那么自然就會把哲學混淆于哲學史，把哲學史研究錯當成哲學研究，并從而忘卻了真正原創性的哲學研究。在陳波先生論文的直接沖擊和影響之下，賈玉樹先生發表了?走出哲學就是哲學史的誤區?一文，賈玉樹：?走出哲學就是哲學史的誤區?，?晉陽學刊?2022年第6期。該文在高

5、度認同陳波先生觀點的前提下，進一步地探究了國內哲學界之所以會承受和贊同哲學就是哲學史這一說法的文化傳統方面的根源。回憶和總結以上三位學者的討論和論說，我們可以說，在他們看來，中國哲學界缺乏思想創造力的表現就是：哲學史研究占據主導地位，而根本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哲學研究。而造成這一現象的學理根源就是，中國哲學界深受哲學就是哲學史這一說法的影響和毒害，或者如賈玉樹先生所言，哲學就是哲學史成了中國哲學界的一大教條。而默認和承受這一教條的思想后果自然就是，把哲學混淆于哲學史，把哲學史研究錯當成了哲學研究，從而遺忘了真正意義上的哲學研究。與此相對應，為了使中國哲學界轉向久被遮蔽和忘卻的真正的哲學研究，并從而

6、參與當代世界哲學的建構，我們就必須批判和解構哲學就是哲學史這一教條，并重新辨析和確認哲學與哲學史、哲學研究與哲學史研究之間的根本差異，在此根底上，使更多的學者把目光轉向真正意義的哲學研究上來。前面所論及的三位學者，給中國哲學界缺乏思想創造力之學理根源這一問題所提供的答案，是否令人信服呢？是否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誤判呢？諸如此類的問題值得我們做進一步的探究。當然，為了提醒中國哲學界缺乏思想創造力的學理根源，我們就必須先行地考察和確認中國哲學界缺乏思想創造力的外在表現，即其現象或表象。就此而言，我們以為，前面論及的陳波先生所提供的現象概觀或圖景描繪，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偏向。首先，除了沉迷于哲學史研究，中

7、國哲學界是否存在對哲學研究的充分關注呢？我們以為，這一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甚至可以說，五四以來的中國哲學界，從來都不缺乏對哲學研究的關注，也不缺乏對哲學研究與哲學史研究之間的差異和區別的自覺意識。雖然在進入21世紀的晚近這十來年時間里，沉迷于哲學史研究的現象有所強化，但對原創性的哲學研究和當代中國哲學建構的關注和討論，從來都沒有中斷過，我們看到了太多的而不是太少的關于當代中國哲學建構的考慮和論說。而假如這一事實判斷是符合中國哲學界的實際狀況的，那么中國哲學界缺乏思想創造力的表現就不是研究哲學史的人太多，從事哲學研究的人太少了。退一步講，即便中國哲學界從事哲學研究的人很少，這也無礙于當代中國哲學

8、的建構。一個時代，比方30年或60年，出幾個哲學家才夠數呢？假如我們出了十個或八個哲學家，那么建構當代中國哲學的話題恐怕都不會被人們所想起。而假如中國哲學界有那么幾十個人甚或上百人在從事哲學研究，那么中國哲學界缺乏思想創造力的根源就絕不在于進展哲學研究的人太少了。更何況中國哲學界具有哲學研究的意識、愿望和沖動的人又何止以百計啊！所以，中國哲學界缺乏思想創造力的表現，并非是從事哲學史研究和哲學研究的人數的多少問題，中國哲學界既有充足的人力沉迷于哲學史研究，也不缺乏熱衷于哲學研究的學者。其次，認為中國哲學界大多數學者都在做哲學史研究而不是哲學研究的學理根源，在于中國哲學界深受哲學就是哲學史這一說法

9、的影響和毒害，并從而搞不清楚哲學與哲學史、哲學研究與哲學史研究之間的根本差異，把哲學史錯當成了哲學，而把哲學史研究錯當成了哲學研究，這一說法幾近荒唐。說哲學與哲學史、哲學研究與哲學史研究之間存在差異，這幾乎是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承受的一句廢話。而強調哲學研究與哲學史研究之間的所謂本體差異，以及過分地凸現哲學研究相對于哲學史研究的獨立性，那么明顯地具有誤導作用。二既然關于中國哲學界缺乏思想創造力之學理根源的以上論說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那么重新考慮這一問題就是順理成章而又非常必要的。我們知道，中國哲學界既不缺乏哲學史研究，也不缺乏哲學研究，更不缺乏致力于原創性的哲學理論建構的意識和愿望。與此相一致，中國

10、哲學界缺乏思想創造力的學理根源也絕不在于，中國哲學界的大多數學者對于哲學史研究與哲學研究之間的差異缺乏自覺的意識。在我們看來，中國哲學界缺乏思想創造力的外在表現就是，我們所從事的哲學史研究，與我們所從事的哲學研究之間是互相脫節的。換句話說，從表象的層面來看，不難發現，哲學史研究與哲學研究之間的互相脫節，乃是較為普遍地存在于中國哲學界的一種理論現象。而與此相一致，中國哲學界所進展的研究工作也主要表現為以下兩種形態：一方面，是與哲學研究相脫節的哲學史研究；另一方面，那么是與哲學史研究相脫節的哲學研究。當然，與哲學研究相脫節的哲學史研究，在更為根本的意義上就成為了一種具有史學性質的觀念史研究，而在相

11、當程度上喪失了哲學史研究的哲學特性；而與哲學史研究相脫節的哲學研究，或者說，不以哲學史研究為根底的哲學研究，那么在相當程度上成為懸空的主觀臆想。這樣的哲學研究當然談不上什么思想的原創性，它更多表現出的那么是思想的任性，以及漠視中西哲學傳統的自我中心的傲慢。而假如以上的分析大致可以成立的話，即就是說，假如中國哲學界缺乏思想創造力的主要表現就在于哲學史研究與哲學研究之間的互相脫節，那么進一步地追究和考慮這一較為普遍的理論現象得以產生的學理根源，就是我們接下來的任務。我們知道，在國內通行的學科分類以及相應的二級學科劃分的框架中，作為一級學科的哲學涵蓋了八個二級學科。與此相一致，研究生階段的哲學教學和

12、人才培養也相應地劃分為八個專業。這八個哲學的二級學科和哲學類的八個研究生專業分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外國哲學、科學技術哲學、倫理學、美學、宗教學和邏輯學。這種通行的哲學二級學科和哲學類研究生專業的劃分形式，對哲學界所從事的學術研究及其研究方式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對哲學類專業研究生的教學和人才培養無疑也具有標準和導向性的作用。在較為間接的意義上，這種通行的劃分形式對于哲學類專業本科生的教學和人才培養同樣具有不容無視的作用。而在我們看來，這種通行的劃分形式及其所具有的內在缺陷，恐怕是促成哲學史研究與哲學研究之間互相脫節的主要學理根源之一。何以如此呢？讓我們從這種劃分形式的內在根據及其

13、缺陷的透視入手，來展開分析。首先，就哲學類研究生的專業劃分或哲學的二級學科劃分來看，把宗教學和邏輯學放在哲學之內，具有明顯的不合理之處。相對于哲學而言，邏輯學具有勿庸置疑的學科獨立性。即便從必要性的角度著眼，邏輯學也只是哲學的一個輔助性的學科，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哲學研究之工具。同時，邏輯學并不是哲學獨有的工具。思想的邏輯性也不是哲學考慮和哲學理論的專屬品性。不僅如此，哲學考慮的特質絕不等于思想的邏輯性，思想的邏輯一致性只是哲學考慮的一個方面的特性。換言之，說哲學考慮應該是符合邏輯的，無疑是對的；但符合邏輯的并非就一定是哲學考慮。因此，邏輯學不應被包容在哲學之中，雖然邏輯哲學毫無疑義是屬于哲學的

14、。至于把宗教學包容在哲學學科之內，之所以是不合理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宗教學的學科性質的含混性。一般而言，人們可以從各種不同的學科維度來研究和透視宗教，比方，我們既可以從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的角度，也可以從哲學的角度，來研究和反思宗教。與此相聯絡，也就相應地形成了宗教政治學、宗教社會學、宗教經濟學和宗教哲學等這樣的分支學科。宗教哲學當然屬于哲學，但其他的對宗教進展研究和透視的學科就不應屬于哲學了。其次，在以上的簡單說明和論證的根底上，我們可以對哲學類研究生的專業劃分或哲學的二級學科劃分做出必要的修正。也就是說，我們應該用邏輯哲學和宗教哲學替代邏輯學和宗教學。這樣一來，在修正之后的八個哲學的二級

15、學科之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兩種截然不同的劃分標準，與此相對應，哲學的八個二級學科也可以符合情理地分為兩個大的類別。即中國哲學和外國哲學為一類別，而科學技術哲學、倫理學、美學、宗教哲學和邏輯哲學構成另一類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情況較為特殊。不過，從學理的角度來看，馬克思主義哲學無疑包括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和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而前者符合邏輯地屬于中國哲學的構成局部，后者那么自然隸屬于外國哲學的范疇。如此一來，前一類別的劃分根據的是地域性的標準，而不同地域的哲學之存在方式無疑是歷史性的，因此，中國哲學和外國哲學實際的所指就是中國哲學史和外國哲學史。后一類別的劃分根據的乃是對象性的標準，即從哲學反

16、思的對象之性質和差異的角度來劃分哲學的二級學科。這一劃分標準不是地域性的，而是共時性的，或者說，是非歷史性的。根據對象性的標準，我們就得到了科學技術哲學、倫理學道德哲學、美學藝術哲學、宗教哲學和邏輯哲學。當然，根據對象性的標準所可能提出的哲學分支學科劃分，無疑將不限于這五個學科，其他的如政治哲學、歷史哲學等，也都應該是與這五個學科并列的哲學分支學科。另外，像本體論或存在論ntlgy和知識論epistelgy這樣的哲學之主要理論形態，也可以被看做與科學技術哲學等并列的哲學分支學科，因為本體論和知識論的成立根據和區分標準，大致說來，也是研究的對象域或問題域的性質和差異。再者，假設以上的說明和討論可

17、以成立，那么哲學的所有二級學科就可以被歸屬于兩個大的學科類別，與此相對應，也存在兩種有所差異的哲學分支學科劃分標準。而與地域性的標準相對應的學科類別，即中國哲學和外國哲學，通常更多地表現為對中西哲學的歷史研究，即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對以往的哲學家、文本和哲學思想體系的考釋、辨析和詮釋上。同時，這種對中西哲學的歷史研究，常常也無關于當代哲學的思想論爭和理論討論。換句話說，就實際狀況而言，該學科領域的研究者們大致都在從事哲學史的研究；而且，這種哲學史的研究通常也不具有指向當代的哲學研究之意義。一句話，在該學科領域內存在的主要就是與哲學研究相脫節的哲學史研究。而與對象性的標準相對應的后一學科類別，即科學

18、技術哲學、倫理學道德哲學、美學藝術哲學、宗教哲學、邏輯哲學、政治哲學以及本體論、知識論等，那么更多地關注本學科的當代論爭和主流論題的討論，更多地表現出以非歷史性的方式對問題的探究，同時又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對本學科的學術傳統和思想譜系的歷史維度的無視甚或漠視。應該說，該學科類別的學者們更多地在從事著哲學研究，但這種哲學研究卻相當程度上與相應的哲學史研究相脫節。我們知道，以上所述的兩種哲學分支學科的劃分標準，各自都可以提供一種完備的哲學學科分類，而根據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劃分標準所提出的哲學學科分類，兩者之間卻是互相穿插和互相重疊的。而在目前的哲學分支學科劃分中，兩種互相穿插和互相重疊的哲學學科分類的共

19、存，事實上制造了思想的混亂。而為了把互相穿插和互相重疊的兩種哲學學科分類區分開來，人們可能就傾向于把本來互相結合在一起的東西人為地割裂開來；換言之，我們可以說，根據兩種不同的標準所進展的哲學分支學科及哲學類研究生專業的劃分，在相當程度上，已經人為地造成了哲學史與哲學、哲學史研究與哲學研究之間的互相脫節。三雖然國內通行的哲學類研究生專業和哲學二級學科的劃分形式，一定程度上，具有促成和強化哲學史研究與哲學研究之間互相脫節的客觀效果，但是，對于研究活動的主體而言，這種劃分形式畢竟只是一個外在的影響因素。而假使研究者對于哲學史研究與哲學研究的關系問題具有切題而又深化的考慮和認識，對于如何實現哲學史研究

20、與哲學研究之間的內在統一具備方法層面的自覺，那么這種劃分形式所造成的消極后果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克制和超越。也正因為如此，造成哲學史研究與哲學研究之間互相脫節的學理根源，就絕不限于國內通行的哲學類研究生專業和哲學二級學科的劃分形式及其缺陷。在上面的分析中，我們曾指出，在國內通行的哲學二級學科的劃分形式中，存在兩種具有根本差異的劃分標準，而與地域性的標準相對應的中國哲學和外國哲學的研究，相當程度上，表現為一種與哲學研究相脫節的哲學史研究。那么，為什么我們所從事的中外哲學史的研究會與哲學研究相脫節呢？這恐怕只能從研究者對哲學史的學科特性、研究方法的認識和理解的方面來找原因。在哲學史研究方法的考慮和

21、討論中，我們曾提出兩種研究方式的分類，即史學式的哲學史研究方式與哲學式的哲學史研究方式的區分，或者，哲學史家的哲學史研究方式與哲學家的哲學史研究方式的區分。這兩種研究方式的分類是互相對應的，也就是說，史學式的哲學史研究方式與哲學史家的哲學史研究方式的所指或含義是一樣的，而哲學式的哲學史研究方式與哲學家的哲學史研究方式也是同一種研究方式的不同名稱。另外，我們還把史學式的哲學史研究方式或哲學史家的哲學史研究方式進一步區分為兩個子類，即歷史情景的解釋與內在理路的解釋。參見拙作：?論證與解釋政治哲學導論?的導論之三、四、五節，復旦大學出版社，2022年；?哲學史研究的方法省思與哲學史的重構?，?吉林大

22、學社會科學學報?2022年第1期。另外，在?哲學史研究中的語境史觀與分析史觀?載?中國社會科學?2022年第1期一文中，韓東暉先生在概述和梳理西方學術界近幾十年來對哲學史研究方法討論的根底上，所提出的語境史觀與分析史觀這兩種理想類型的劃分，以及這兩種理想類型所內蘊或意指的哲學史研究方法的區分，與我們所做出的區分是類似的。再那么，我們想進一步指出的是，這兩種哲學史研究方式的存在和理論乃是一個源遠流長的事實。比方說，中國傳統的我注六經與六經注我的說法，就可以被看做對這兩種哲學史研究方式之區分的籠統表述，而朱熹對?四書?的注解，也無疑是哲學家的哲學史研究方式之運用的典范之一。而從以上的區分和闡述來看

23、，我們以為，中外哲學史研究蛻變為與哲學研究相脫節的哲學史研究的學理根源，就是史學式的哲學史研究方式或者哲學史家的哲學史研究方式占據了主導性的地位，而哲學式的哲學史研究方式或者哲學家的哲學史研究方式那么在相當程度上是缺失的。不過，為了可以更好地呈現和分析我們所從事的中外哲學史研究何以會與哲學研究相脫節，我們想變換一個角度來討論和闡發哲學史的研究方式問題。我們可以把哲學史的研究過程區分為前后相繼的三個階段或步驟。在第一個階段以下簡稱為步驟A，我們追問和考慮這樣的問題：作為研究對象的哲學家何以會產生和提出這樣的哲學觀點和理論，什么樣的歷史情境、個人經歷和內在的生命感受觸發和刺激哲學家意識到某個或某些

24、重要的哲學問題，并萌生了相應的哲學觀點和理論，等等。總之，一句話，在步驟A，我們把負載相應的哲學觀點和理論的哲學文本，重新放置在這一哲學文本得以產生的社會歷史情境、歷史性的思想語境之中，通過想象和追蹤哲學家相應的個人經歷、內在心路歷程等，來對相應的哲學文本及其中表達的哲學思想進展歷史情境的解釋。在第二個階段以下簡稱為步驟B，我們追問和考慮，哲學家研究的問題是什么，哲學家是如何對問題進展辨析和探究的；針對這些問題，哲學家說了什么，他或她是怎么說的。換言之，在步驟B，我們把目光從外在的歷史情境和哲學家的個人經歷、內在生命感受轉移到相應的哲學文本本身上來，我們關注的是，文本本身所展現的理論構造和思想

25、理路，是對文本本身所包含的哲學論證的追蹤、呈現和重構，即對哲學文本本身的內在理路進展客觀的再現。而在第三個階段以下稱之為步驟，我們的主要關切那么是，哲學文本之中所展現的理論構造和思想理路是否可以成立，是否存在某些缺環或者不合情理的地方，文本之中所蘊含的觀點和理論是值得分享的深化洞見，還是應該加以揚棄的思想迷誤，文本本身所展現的論證是否仍然具有自己的說服力，等等。換言之，在步驟，我們的主要關切，乃是對文本本身所展現的哲學觀點、理論和論證的哲學價值和哲學意義的批判性鑒別和考量，就是說，對文本本身所展現出的哲學進展哲學式的考察和辨析。最后，應該指出的是，步驟無疑是以步驟B為前提和根底的，而由步驟A到步驟B那么存在著視角上的轉換。回頭來看，假如我們所從事的中外哲學史研究止步于步驟B，而沒有走到步驟的話，那么這種哲學史研究就是與哲學研究相脫節的。換言之，這種與哲學研究相脫節的哲學史研究形成的學理根源，就是哲學史研究的步驟的缺失。原因很簡單，因為在步驟A和步驟B，哲學史研究所指向的乃是研究對象的歷史再現和客觀再現，而不關涉研究者對研究對象之哲學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