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宏觀經濟政策轉變的基本思路(1) 論文下文為大家整理帶來的宏觀經濟政策轉變的基本思路(1) 論文， 希望內容對您有幫助，感謝您得閱讀。中國經濟處于“加速增長期” ，今年“保七爭八”可期，但現行政府管理體制存在的缺陷和“非均衡發展模式”的現狀要求政府政策應加快向公共政策轉變，努力滿足國民公共需要，不斷增加“公共品”供給“非典”突如其來，對經濟的影響顯而易見。其實，現實情況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可怕，最近幾年經常對中國經濟發表意見的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就由原來低估的 6.5 調高為 7.5 。 中國經濟新一輪周期性繁榮趨勢不會逆轉， “加速增長” 的鏈條不會斷裂， 今年仍可獲得 “保七 (

2、 7)爭八( 8 ) ”的業績，明年8以上是可以預期的，各方面的最新跡象顯示經濟的活力依然強勁。中國經濟“加速增長”具有內在必然性，這種必然性不會因短期沖擊而終止。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處于“加速增長期” ，這是一個客觀的、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增長周期趨勢，短期中可能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甚至危機，但“加速增長”的中長期趨勢不會逆轉。中國經濟中長期繁榮發展趨勢不會因短期事件而中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一是深入進行的體制改革，包括政府體制、企業體制和各種要素市場的改革，會進一步釋放出內部制度效率；二是人口增長特別是城市人口加速增長，會促使消費規模不斷擴大，推動消費需求長期快速增長；三是民營經濟成

3、長加快，會在強化競爭中全面改善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的整體效率；四是擴大開放促使外貿流量、國際 資本流入加速增長，會使內部經濟要素在與國際市場連接、整合 度提升基礎上，全面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素質和效率；五是知識 化、信息化程度較高的新型勞動者伍快速擴大，技術流量的倍數 增長，會不斷增加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六是政府體制創 新會使宏觀調控付出的代價變小，推動宏觀決策效率改進。從“非典”危機可以總結出一些有用的經驗和深刻教訓。其中最突出的，一是暴露出現行政府管理體制仍存在不容忽視的缺陷，二十多年 的農村改革和企業改革已經取得了明顯進展，但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管理制度創新還是比較滯后；二是顯示出“非均

4、衡發展模式”（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一部分領域先發展起來）正在出現效 率遞減趨勢，二十多年國民經濟快速增長，一九八零年至二零零 二年年均達到百分之九點九左右，但公共衛生、教育、養老等以 人為中心的公共基礎設施發展仍然嚴重不足。為了從根本上改變 上述情況，政府要通過制度創新，加快轉變工作職能和重點，重 新分配自己的精力。一是通過加快民營化進程縮小國有經營規模， 加快從競爭性領域退出， 讓我們的政府官員從大量對競爭性項目、 贏利性投資的審批和直接管理中解放出來，讓政府財政真正轉到 公共財政上來，讓政府政策轉到公共政策上來；二是通過加快市 場化進程縮小政府直接調控領域，更多地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 讓

5、政府調節真正轉到宏觀調節上來。只有這樣，政府才有可能集 中精力履行其公共責任，為社會、企業和個人提供足夠的公共物 品和公共服務，不斷滿足國民日益增長的公共需要。近期財政政 策向公共財政政策轉變時仍要堅持 “積極”淡出的精神，但重點、 方式和手段應作適當調整，要“淡出”的是政策措施的強度、范 圍和方向。在宏觀經濟增長的背景下增發國債是可行的，但在條 件成熟時應當加大“結構性減稅”的政策力度按照公共政策思路， 政府財政應當逐步轉到公共財政，這一點已經在近幾年的討論中 形成了共識。目前仍有爭論的是，短期來看“積極財政政策是否 應當淡出”？從理論上看無疑應當“淡出”，一項針對某一特定時 期的擴張型政策

6、是不可以長期化的，是不可以一成不變的。但如 果我們從發國債、減稅等基本措施來理解“積極”，那么，這種“積 極”的精神不能輕易放棄，要“淡出”的是政策措施的強度、范 圍和方向。拿發國債來說。我們的公共設施條件還很差，離現代 化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相差很遠。中、西部農村地區的道 路、橋梁、水利、供電、治污、生態等基礎設施水平依然還很低， 與東部、與城市、與快速的國民經濟發展形成鮮明的反差。這些生產性基礎設施政府不來搞， 誰來搞？還有，包括公共醫療衛生、 養老、失業救濟、弱勢群體扶助等生活性基礎條件反差更大，更 需政府及早投錢來興辦。不管這筆錢是進當年預算內，還是不進 當年預算內，這個責任政府是

7、遲早要履行的。在通貨膨脹厲害、 債券利率高時來履行，融資成本會更高，花錢要比通貨緊縮和低 通貨膨脹時期多得多。有人擔心發債太多會增加赤字，給未來留 下財政赤字危機和通貨膨脹隱患。對此，要做具體分析。同樣是 發一千五百億國債，不同時期的承受能力是不同的。 一九九八年， 我們的國內生產總值只有不到七萬七千億，今年將是十一萬億， 分母不斷變大，發債率在變小，赤字壓力也會變小。另外，如果 現在不花錢搞幾年、幾十年后還是公共設施建設要搞的。如果不發債搞基礎建設，公共設施的供給不能增加，實體經濟發展面臨 的“短邊”問題永遠解決不了，這是一個國家發展的戰略問題， 也是一個國家經濟安全的問題。還有，如果不發債

8、，不給老百姓 更多的投資渠道，在目前銀行和其他金融體制運行效率很低的情 況下，十萬億儲蓄的大部分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覺中浪費掉，或者，他們的錢會或明或暗地流到國外去。這是一個國家發展的戰略問 題，也是一個國家經濟安全的問題。增發國債，作為政府通過直 接投資實現的直接性擴張型財政行為， 就短期平衡而言，要有度， 這個度就是當年的赤字率不超過百分之三，這幾年我們嚴格地在 這個“警戒線”內運行。就長期平衡而言，要有適當的結構調整， 改變部分資金的投向，比如目前和今后一段時間內應繼續加大對“三農”、中西部、社保、公共性文教衛生設施等“短邊”領域的 投入。這既有利于充分發揮國債的職能，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處理

9、好各個利益體之間的公平與效率關系。但是，單純發行國債的“積極”效果是有時限的，我們不能過分依賴它，在條件成熟時應當 加大“結構性減稅”的政策力度，這也是財政政策“積極”的重 要表現。今年五月以來，為了減少“非典”沖擊的影響，政府出 臺了一系列減稅措施，非常及時、有效。但還需要推出常規性減 稅政策措施，以降低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成本，提高生產和消費能 力，保障需求穩定增長。結構性減稅主要可以考慮幾個方面：一 是在費改稅基礎上，從總體上減輕農民的稅賦。除了減免農林特 產稅外，應當逐步取消農村學雜費和其他各種屬于義務教育的收 費，以及減免制約農民生產（對耕地）和生活的各種不必要的收費，以真正解決“三農”

10、問題。二是在畢業生、各類（不僅是國有企業）下崗失業人員創業以及新技術開發等方面，實行更優惠的稅收減免政策，以優化就業和技術創新的政策環境。三是在出口方面繼續實施有選擇的稅收支持措施，以刺激出口總量穩定增長和優化出口結構。四是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以刺激大眾消費，特別是促使中低收入者消費穩定增長。五是在稅制轉型基礎上，靈活調減某些企業稅種的稅率。 “結構性”的主要涵義是，不提“全面減稅” ，力爭國家稅收總量不減少，以滿足政府必要的公共開支增長的需要， “調減部分”的缺口由“調增部分”來填補。哪些能調增呢？至少有三個：一是規范并且增加各地政府使用的國有土地征稅；二是大幅度增加水（主要是城市和工業用

11、水）等稀缺資源的征稅，將征稅計入提價，提價轉入稅收；三是在調減納稅等級基礎上，適當提高所得稅累進稅率。當然，促使國家稅收總量增加的最重要途徑是在擴大投資和消費需求基礎上，保證市場繁榮，促使經濟快速穩定增長。實施穩健貨幣政策，既要注意防范金融風險，加快金融體制特別是產權制度的改革，從根本上控制金融風險，又要注意靈活性和適當彈性，提高金融資源的利用效率近幾年，我們的宏觀調控比較成功，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央正確地選擇了穩健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的組合。在這個政策組合的作用下，我們頂住了亞洲金融危機、 “ 911”后發達國家經濟衰退的沖擊。可以肯定，如果沒有保持政策的相對穩定性和連續性，在今年一季度經濟

12、剛剛好一點時政策就“掉頭轉向”在“過熱”判斷下采取急促的“淡出”措施，實際面臨的困難就會更大，宏觀調控工作就會更加被動。可見，一項政策組合的實踐一旦成功，并在現實中依然表現出積極的效應，就不要輕易改變方向， 不要輕易掉頭， 要留時間先看一看， 看準后再相機抉擇。但是，前幾年的政策操作，尤其是貨幣政策操作，也存在一些可以總結的問題。在貨幣政策操作中，如何掌握“穩健”的力度、靈活性和彈性，如何妥善把握和處理好貨幣供應量、貸款增速、物價變化目標和金融風險等問題，需要在政策操作上形成共識。一、經濟增長率同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速的關系央行這幾年一直提“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這個公式，實際可不可行呢？提

13、出這個公式以來各年份的數字，無論是狹義貨幣供應量M1,還是廣義貨幣供應量M2不僅沒有一個一致，而且相差很遠，實際值大大高于公式值，可見央行并沒有完全按這個公式來操作。最近十多年的經驗表明， 要保持百分之八左右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M2大約需要增長15%左右，調控區間在12%-20%,接近或低于20，需要向上微調，接近或高于20 ，需要向下微調。最近，中國社會科學院王松奇教授一篇文章中談到了他在研究經濟增長和M2之間的關系時發現：經濟增長 7%左右、要求M2增長13% 左右，經濟要多增一個百分點，要求M2多增加三個百分點，在其他條件為一定前提下，經濟加速增長取決于貨幣政策的“邊際貢獻率”，就是

14、說，如果經濟增長百分之八、九，意味著 M2要增長 16至20左右。二、經濟增長率和貸款增速的關系由于目前的貸款 2/3 以上給了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貸款的預算約束要明顯低于私人企業，所以調節企業的貸款行為還不能單純依賴利率等價格杠桿，在相當長時期內還不得不利用信貸數量的控制手段。因此，在操作貨幣政策時，要注意掌握和調控信貸增長速度。從實踐情況看，貸款增長速度控制區間大體可以和上述貨幣供應量控制區間接近。隨著資本市場快速發展，直接融資比重提高，間接融資比重下降，隨著具有硬預算約束的消費信貸、國內私人信貸、外資信貸比重逐漸增加，國有企業信貸比重逐漸下降，銀行信貸的“經濟增長效應”會有所提高，從而信

15、貸增長速度控制目標可以視情況逐漸調低。三、物價變化指標區間應定在零至百分之三之間保持物價基本穩定，是宏觀調控四大基本目標之一，是各市場經濟國家掌握貨幣政策風向和力度的重要經濟參數，也是我國貨幣政策操作的重要目標。多高才合適？多高才算是“基本穩定”？我國經濟正在加速向市場經濟轉型，需要十分重視對物價變化的調控。但今后不僅僅是控制通貨膨脹，還要注意控制通貨緊縮。這和上個世紀九十二年代中期以前的短缺經濟時代不同了。那么，如何掌握物價變化指標呢？比較而言，中國的物價指標可以定得比歐元區和美國高一些，因為中國經濟未來相當長時期內將面臨“加速轉型” （體制的、結構的、發展的）任務，但為了穩妥些， 可留一定

16、余地， 將選擇區間定在零至3 之間， 區間以下為通貨緊縮，應當向上微調，區間以上為非常規通貨膨脹，應當向下微調。四、加快金融體制特別是產權制度的改革，從根本上控制金融風險中國的金融風險不僅有可能來自貨幣信貸政策操作失誤；來自貨幣供應量的短期過度放松，而且更重要的是來自金融體制的缺陷，特別是來自預算約束依然比較軟的國有企業，既包括實體經濟領域的國有工商企業， 又包括銀行、 證券、 保險、投行等虛擬經濟領域的國有服務企業。這些國有企業要錢的積極性非常高，有時幾乎是不計成本，不考慮以后能不能還（或者干脆就不打算還？） ，而如何在，如何在精打細算前提下充分履行回報責任，積極還貸，沒有一個持續有效的機制

17、來做保證。在體制創新緩慢的前提下；將貨幣信貸口子收得緊緊的，每年的存貸差三、四萬億，老百姓和企業的錢像洪水一樣洶涌流入銀行，雖然可以控制短期風險，但這會隱含三個問題：一是降低金融資源利用效率，就像水流入一個靜止的池塘一樣，沒有動起來，它就沒有活力， 就不會產生能量； 二是將金融風險過分集中到國有銀行，實際上是過分集中到政府身上；三是金融風險從短期轉入長期，幾年后銀行、金融市場一旦放開，我們有可能面臨巨大的“開閘式”金融風險！制度性金融風險是金融市場逐步走向開放過程中要嚴加防范的最大風險，這一點對中國來說顯得尤為突出。要從根本上消除國家金融風險的隱患， 從宏觀調控上時刻注意調節 “籠頭” （貨幣

18、供應量和信貸總量）的松緊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構筑安全的 “管道系統” （銀行和企業體制） 。 加快金融體制的改革，特別是加快銀行、資本市場和國有企業產權制度的改革，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是防范和控制金融風險的“治本”的途徑。防范金融風險要“標” 、 “本”兼治， “治標”得到的是短效， “治本”得到的是長效，長短結合了，金融風險才能夠真正控制住。在開放化、全球化程度不斷提高的新背景下，政府應注意減少不必要的“對內管理” ，加強“對外管理” ；花更多精力研究和應對國際競爭，重點研究那些對我國影響最大、最直接的國際經濟活動經過 25 年的對外開放， 中國經濟的開放水平在數量上已經非常高了，形成了在

19、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全面推進的全球范圍開放的新格局。 上個世紀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 對外貿易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只有 13.5 ，目前在50左右。進口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重， 1978 年只有 12， 目前超過了 50。 外商直接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 1983 年只有 2.4 ，目超過了15。在對外經濟流中，與發達國家之間的互聯、互動程度也已經比較高了。去年，中國向美、日、歐三大經濟體的出口額為 1666 億美元，占總出口額的 52，其中對美國的出口占到 42。這些數字說明，目前中國經濟的國際關聯度相當高，人流、物流、資本流的國際化程度相當高，基本上形成了大進大出的對外經

20、濟格局。這個大進大出的對外經濟格局，有利于調劑國內市場余缺，緩解商品、資本的供求矛盾， 加速市場競爭機制的發育， 促進國內技術進步，提升國民經濟運行的效率，但同時也會給我們帶來很多的問題和挑戰：貨物、資本和人員的流入、流出帶來的安全沖擊，匯率變動和石油等戰略物資的價格波動帶來的市場沖擊，以及其他方面的沖擊和影響等。如果不能及時、有效地應對和處理，就有可能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僅去年一年，中國出口企業的 71、出口產品的 39 遭國外技術壁壘的限制，約損失170 億美元，其中食品和土畜產品出口有90的企業受損， 造成損失約 90 億美元， 輕工、機電類產品在“入世”后受技術壁壘限制加大，損失分別約

21、40 億美元和 20 億美元。在對我進行技術壁壘限制的國家中，歐、日、美三大經濟體總共占到95，分別是 41、30和24。 要減少甚至在某些領域消除這些代價， 責任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政府頭上，需要政府花更多的精力、動用更多的人財物來應對挑戰，來解決可能造成損失的各種國際經濟爭端問題。這就要求我們的政府加強對外經濟管理，對對外經濟活動進行全方位的、深入細致的調研，搜集詳實的經濟情報，建立及時快捷的內部預警機制，形成各種備用應對方案，使爭端處理的代價最小，保證國家利益最大化。以往，由于我們政府經濟管理的重心在國內，在對外經濟活動管理中，花的精力少，人手少，投入小，缺乏主動性和進攻性。“入世”后，我們

22、有了一定的實力（ 11 萬億人民幣的國內生產總值， 分別 3 、 4 萬億人民幣的投資和消費， 3200 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和市場（人均 1000 多美元的 13 億人口的市場） ，在有些對外經濟領域， 在對外限制和技術壁壘上我們可以主動出擊， “先發制人” ，以抬高談判籌碼，控制和影響與我國發生爭端的過程。這需要我們在人、財、物上有充足的條件，要有一套嚴密的制度和強有力的組織機構來作保證，要實施始終心中有數的對外經濟管理戰略和策略。在轉變政府職能時，應注意減少不必要的“對內管理”加強“對外管理” 。國內經濟在加快市場化、企業化、個體化過程中，越來越多的事情交給了市場、企業和個人，政府在許多領

23、域可以退出來，退出后的精力可以用到公共服務上，用到對外經濟管理上。對于一個國家來說，特別是對于一個大國來說，對外經濟管理， 包括貨物、 資本， 技術、 人員的流入、 流出的協調管理，各類經濟安全管理，市場保護管理，國家的戰略物資（糧食、能源、外匯等）管理，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在國家管理上，我們要改變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只是“治內”的習慣行為，用“一致對外競爭”代替“內部兄弟競爭” ，共同保護和發展國家的整體利益。與其安排一大批公務員對國內投資項目進行審批，或者在制度安排上讓各地、 各部門花很多精力爭審批權， 搞本位利益爭奪，有時甚至規定企業這個不能干，那個不準進入，打擊保證國內所有各種經濟主體的

24、積極性， 還不如在對外經濟管理上花更多精力。這樣，國家的蛋糕做大了，內部分配的整體水平便會隨之提高， 個人和部門的利益也會隨之增加。加強對外經濟管理，重點要研 究那些對我國影響最大、最直接的國際經濟活動：一是外貿管理 中的進出口貿易的拓展和安全監管，包括反傾銷、反技術壁壘及 其他反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二是資本管理中外資流入、國內資本 流出的安全監管，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選擇和外幣流動性操作； 三是重要戰略物資的對外限制和向外爭奪；四是人員流出、入管 理，國際技術轉讓管理等等。近幾年，我們加強了貿易方面的對 外管理，如加大了反傾銷管理、反技術壁壘管理等，但還很不夠。 譬如，在外幣資本和國家戰略物資的

25、對外管理方面，還相當薄弱,我們在國際市場波動時經常要承受巨大損失。最近一段時期，大 家的目光主要集中放在國內“非典”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上。實際 上，在對外經濟管理方面，至少有兩個損失是非常大的：一是巨 額外匯儲備因美元大幅度貶值帶來的損失（較大比例的美元儲備 至少造成巨大的帳面損失）；二是伊拉克戰爭前后我們在高價位大 量進口石油帶來的損失（今年一季度外貿出現近年來少有的逆差 與急劇增加石油進口有關）。如果說“非典”造成的損失有的可以 彌補的話，對外經濟管理中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總之，在“入 世”后中國經濟出現大進大出的新形勢下，加強對外經濟活動的 組織、協調和管理，在對外競爭中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是政府 職能轉變、政策體系創新的重要任務之一。今后我國經濟發展的 長期戰略和短期政策都應當突出“經濟增長”目標。當經濟處于 低潮時，宏觀經濟政策短期操作的主要任務是：增加就業，控制 通貨緊縮，刺激經濟復蘇、繁榮；當經濟處于高潮時，宏觀經濟政策短期操作的主要任務是：控制通貨膨脹，抑制“過熱”“十六大”報告對宏觀調控目標的新提法是：“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 穩定物價和保持國際收支平衡” o這個提法，完全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