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請注明出處：當代文化研究網 .cul-studies.來源：學說連線文化研究與市民社會 燕谷對于從事或者僅僅是關注文化研究的人來說，英國學者莫萊David Money和學者光興編輯的“斯圖亞特霍爾：文化研究中的批評對話“以下簡稱“霍爾“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恐怕也是珊珊來遲的文集。關于文化研究的歷史起源，一般都要追溯到雷蒙威廉斯、EP湯普森和霍加特的著述和活動，但是實際上，人人都知道我們今天所了解的那種文化研究的成功主要是和霍爾長期不懈的努力聯系在一起的，盡管霍爾本人在表達文化研究的歷史時總是要歸功于這三位前輩，特別是威廉斯的影響。我們知道霍爾是英國新左派的創始成員之一，是“新左派評論“最早的編

2、輯，是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負責人，然而我們似乎對他本人文化研究方面的著述卻了解甚少，這一方面是因為他沒有寫過像威廉斯的“文化與社會“和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這樣的代表性專著；另一方面是因為他的大局部論文都是分散發表在發行量很小的雜志和論文集里，而他本人似乎從來無意將自己在文化研究方面的論文編輯成書。直到1988年霍爾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個人論文集“困難的復興之路：撒切爾主義與左派的危機“/2/，這也是迄今為止他唯一的一部個人論文集，從書名可以推測其中所討論的主要是政治問題。所以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霍爾“一書的出版恰恰彌補了文化研究方面的空缺當然這本書并不是霍爾的個人論文集，而

3、是包含眾多學者的批判性的對話。文集的編輯方法頗有新意，讀者一卷在手，既可了解霍爾的成就，也可以從活潑的批評與反批評中得到相當的啟發。但是這本文集完全排除了政治方面的論文，使人多少有點不安之感，因為文化研究是決不可能離開政治而還能夠保持其特性和生命力的。 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文化研究在美國開場成為一門顯學，并且開場向其他地區擴散，霍爾一時之間似乎成為這門顯學的鼻祖，不斷有人要求他就文化研究的歷史和現狀發表意見。在這件事情上，我們發現霍爾顯然處于一種左右為難的境地。一方面，他屢次表示他并沒有處在一個鼻祖的地位上可以告訴人們文化研究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如果說他是英國早期文化研究的個中人并曾發揮過

4、舉足輕重的作用，則他就尤其需要抑制以*“本質的名義就文化研究應當如何而說三道四的誘惑。但是另一方面，文化研究的國際化特別是在美國學院體制取得的巨大成功又使他深感不安，鎖閉在龐大的學院體制的美國知識分子似乎有一種把他們吸收的任何有生命力的東西形式主義化的傾向：先是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然后是福柯的話語權力分析，現在又輪到文化研究了。英國文化研究有沒有它的應當珍惜和繼續保持的獨特傳統呢？如果有的話，霍爾認為，那就是政治問題在文化研究中所處的核心地位。在承受光興的采訪時他特別指出：在伯明翰中心，即使是就*些特殊的問題所展開的爭論，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文化政治是我們的關切和實踐的焦點。不是*種特定的宗派主義

5、的政治立場，而是文化與權力的關系：文化政治。簡而言之，如果說可以從英國文化研究學習什么東西的話，那就是始終堅持在不同的語境中把握文化與權力的關聯和組合的方式。從字面意義上看，霍爾所說的這個特點和美國的文化研究似乎沒有什么不同。畢竟，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美國文化研究的論著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除了文化和權力之外，還能有什么呢？ 霍爾不是一個原創性的思想家，也不是像詹姆森那種善于博取百家之長以構筑一個嚴密體系的學院派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家。他領導伯明翰中心完成了從文化主義到構造主義的式轉換，但是從來沒有完全切斷和威廉斯的聯系。在他的理論術語中，除了文化和權力之外，出現頻率最高的就是意識形態、領導權，

6、也許還有市民社會，但所有這些術語都是有出處的。在意識形態理論方面，他先是利用阿爾都塞改造經典馬克思主義，然后又利用拉克勞的理論批判阿爾都塞的功能主義；他關于領導權和市民社會的思想來自蘭西的著作，而這只能說是IWO年代以來出現的新蘭西主義的一局部。總之，如果把霍爾看作是開創了一個新研究領域的學派領袖，我們恐怕很難指出屬于他個人的獨特理論奉獻終究是什么。然而，霍爾的價值在于他是一個真正的有機知識分子，要想理解霍爾所說的文化研究在美國失去的政治鋒芒，我們不應當到“文化研究：兩種式“或者是“編碼與解碼“這類好似是純文化研究的文章里去尋找，而是應當探討他介人現實政治斗爭的方式，以及文化研究和政治分析是如

7、何在這種實踐中融為一體的。在這方面，霍爾對撒切爾主義的分析的批判提供了一個難得的例讓我們了解英國文化研究的價值所在，同時也可以讓我們了解它的弱點在哪里。我在本文里將對霍爾的文化政治以及他使用的上述概念作一扼要分析，側重點是文化研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 我們不僅要從政治的角度理解霍爾的文化研究，而且要從文化的角度來理解他的政治分析。在霍爾看來，撒切爾政府于1979年上臺不僅僅是一個政黨政治現象，而且是一個蘭西所說的領導權現象，它標志著長久以來形成的社會共識和未成文25的社會契約宣告瓦解，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或政治哲學即撒切爾主義開場在整個社會的圍占據領導權地位。霍爾所采用的概念以及他對這些概念的改造主

8、要是為了分析撒切爾主義，“意識形態問題：沒有保障的馬克思主義“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在這篇文章里霍爾拋棄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否認性意識形態概念即意識形態作為虛假意識是階級利益和關系的扭曲的反映，是科學認識的對立面，并且以拉倫Jorge Larrain所謂的中立性概念取而代之。最大的變化是霍爾否認了意識形態和階級地位之間的固定關系，也就是說意識形態沒有固定的階級屬性：我所謂意識形態是指由語言、概念、疇、形象和表象體系構成的心理構架，不同的階級和社會集團都利用它們來理解、界定和改造社會。另外一個變化是，受拉克勞的影響，霍爾認為構成意識形態的各種因素語言、概念和表象等也不存在固定的聯系，在不同的

9、語境中不同的社會集團可以按照不同的需要把它們組合成不同的意識形態。他承受了阿爾都塞的觀點，認為意識形態的主要功能就是將個體詢喚為主體，但是他反對阿爾都塞的功能主義概念，即利用現存的國家機器再生產現存的統治意識形態，以維護現存的生產關系的再生產。在抽象的層面，我們很難看出這些概念的意義何在，相反要理解它們就必須進人霍爾的撒切爾主義分析。首先，和傳統的保守黨意識形態相比擬，撒切爾主義似乎是一個大雜燴：既有傳統的父權制的和有機保守主義的托利黨意識形態，又有自由企業制度、占有性個人主義和自由競爭等在傳統上屬于自由黨的意識形態，它的能量似乎正是在于把一些以往是互相沖突的意識形態因素融合為一體，從向構成一

10、種充滿矛盾但仍然保持著統一性的現代保守主義/5/.可以這么說，撒切爾主義的新穎之處在于它把新的自由市場學說和傳統的托利主義的*些因素結合起來的方式。其結果并不是自由主義理論家所說的最弱意義的國家，而是政治理論家AndrewGamble所說的自由市場和強勢國家。撒切爾主義話語同時涉及方方面面的話題：家庭、經濟、民族認同、英國特性、道德、犯罪、法律。婦女、人性。這種話語以一種獨特的方式把各種意識形態因素混合在一起，如果我們要理解這種話語的邏輯和統一性就必須發現其中隱含的各個不同的主體位置：自立和自利的納稅人-占有性個人，有責任感的愛國者，熱情地維護個人自由并且反對國家侵犯自由的主體，可敬的家庭主婦

11、，土生土長的英國人，等等。總之，在歷史變革的關頭，撒切爾主義提出的問題是如何把已經長期習慣于*些位置的主體重新安置在新的話語所設定的位置上，這恰恰是阿爾都塞的拉康主義的反歷史方法所不能解釋的。 80年代許多左派知識分子批判經濟決定論的結果是放棄了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和批判。在這個問題上，霍爾處于一種矛盾的狀態。他毫不疑心撒切爾主義的主要目的當然是摧毀福利國家，解放資本和恢復自由市場經濟，但是同時他也堅決反對在狹義的經濟意義上來理解撒切爾主義，因為它成功地建立起一種新的意識形態領導權。這種成功不僅表現為扭轉了社會思想的方向，改變了政治思想的術語和論證方式，而且為現代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建立了新的社會根底

12、。對此是無法僅僅從經濟的角度說明的，或者說并不存在*種經濟狀況必然決定其領導權地位。霍爾是在蘭西的意義上使用領導權概念的它和霸權不完全是一回事。領導權概念要求我們放棄統治方式的靜態的理解，而轉向一個領導集團的權威的形成過程，因為這種權威是不可能利用強制的方式形成的，而只能通過利用不同的社會力量建立聯盟的方式作為自己的根底，建立聯盟的過程包含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在被統治階級中贏得人們對權威的積極贊成。領導權概念的優勢在于人民的積極贊成至關重要。霍爾認為這個概念在解釋撒切爾主義方面的優越性在于，它能夠說明撒切爾主義如何通過斗爭贏得對于整個社會的優勢，它是如何同時在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展開斗爭而贏得領

13、導地位的。撒切爾主義者并不是*種既定的意識形態天然的繼承者，他們不得不進展意識形態斗爭，與自己黨的反對派斗爭以建立自己的地位。他們必須消解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共識，必須消解一系列人們早已習以為常并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意識形態和福利國家的承諾。通過意識形態斗爭，他們改變了框架構造，從根本上改變了根本的力量比照關系。我們在這里發現了霍爾否認意識形態有固定的階級屬性的理由：有些人按照他們的階級地位本來是不會贊成撒切爾主義的，當這樣的人突然開場發現撒切爾的語言比福利國家和凱恩斯主義的語言更可信，更切合他們的經歷，這就是領導權發生轉移的轉折點。這就是我為什么預言撒切爾將贏得1979年的大選。我發現許多人不再談論

14、工黨。社會和福利國家的語言，突然開場談論另一種語言：本錢效益、貨幣價值、選擇、自由，等等。你無法用一種簡單的階級分析來解釋這種現象。它所取得的顯著成功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它深深地滲透到左派的社會根底之中，相當大一局部的熟練和半熟練工人、工會組織成員、城市工人階級、大局部失業者都放棄了對左派的忠誠。這樣，撒切爾主義一方面自上而下地推行社會規訓，另一方面自下而上地進展民粹主義發動，這兩者的結合即權威民粹主義authoritarian populism使它贏得被統治階級相當大一局部人的積極贊成。/6/這就是說，撒切爾主義利用各種意識形態因素來建構新的社會共識，而這些因素并不是哪個階級和社會集團所獨有的

15、；另一方面，新的社會共識一旦形成就足以影響各個階級的成員。 在撒切爾主義形成的過程中，霍爾特別關注的另外一個問題是*些私人機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經濟事物研究所從50年代就開場宣傳自由市場、自由競爭等新自由主義學說。它把許多撒切爾主義概念投人公共流通領域，而在那個時候它們還沒有直接依附于一個任何政黨或黨派。應當如何理解這些私人機構及其作用呢？在這個問題上，霍爾則傾向于采用蘭西的市民社會理論，而不是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因為阿爾都塞認為所有這些機構雖然是私人的，但就其功能而言卻屬于國家機器，即但凡通過意識形態維系社會關系再生產的功能都是屬于國家的。阿爾都塞的觀點是利用現存的國家機器再

16、生產已經存在的統治意識形態，我的觀點是開辟空間以建立意識形態領導權。阿爾都塞的功能主義使他對意識形態再生產提出一種過分籠統的解釋，完全抹殺了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區別，仿佛它沒有實際的效果。但是我對撒切爾主義的分析說明，我們不僅不能抹殺而且要堅持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區別，不能把二者混為一談，因為市民社會是生產社會共識的關鍵場所。在市民社會的自由空間建構的意識形態權威和領導權是一種更為持久更為深刻的權力，因為它不是憑借強制力量贏得人們的認同和追隨的。與國家的直接介入不同，在市民社會形成的意識形態領導權仿佛是人們對權力的積極贊成而自由和自發產生的。/7/霍爾對阿爾都塞的批評有些是正確的，有些則屬于誤

17、解。正確的局部是對阿爾都塞的功能主義的批評，因為撒切爾主義完全是一個動態的領導權現象，即它的一個突出特征恰恰是其進人所謂的市民社會開拓和占領空間的能力，利用市民社會的空間的能力，利用市民社會的塹壕和堡壘在嚴格意義的國家之外掌握意識形態和思想權威的能力，以及在正式進入國家權力之前作為一個必要條件在權力集團部進展斗爭的能力。阿爾都塞的再生產理論顯然不能很好地說明意識形態中無時無刻不在進展的斗爭和沖突的狀況。但是，另一方面，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和強制性國家機器有著嚴格的區別，當霍爾說嚴格意義的國家或國家的直接介入時，他顯然是指強制性國家機器。如果說這里有什么混淆的話，那也是霍爾的而不是阿爾都塞

18、的混淆。更重要的是，在意大利以外阿爾都塞是最早注意到蘭西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實際上是一次很自覺的對蘭西的市民社會理論的系統化，他在一個注釋里說道：據我所知，我現在所走的路以前只有蘭西一人走過。他有一個令人驚異的觀念，認為國家不能被縮減為強制性國家機器。他提出國家還不可少一定數量的市民社會機構，如教會、學校。工會等等。令人遺憾的是，蘭西沒能把這些機構系統化，有關文字僅是一些精辟卻不完整的筆記。問題在于，阿爾都塞系統化的方向是國家理論，也就是說市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不是互相對立的而是互相補充的，它們是具有不同功能和運作方式的國家機器，而在80年代人們普遍把市民社會的自由空間視為解放

19、的希望之所在的情況下，他的這種努力顯然是不合時宜的。霍爾在提到市民社會的自由空間時總要加上引號，說明他對此并不抱有空洞的夢想，但在當時特定的語境里他無疑是站在社會思潮的主流一邊，強調應當嚴格地劃分國家與市民社會。 80年代以來市民社會概念的流行是一個當代話語事件，而不能簡單地視為傳統市民社會話語的復興。在16和17世紀的英國政治思想中，市民社會這個術語的早期用法決不是用來建構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對立，而是把這兩者混為一體，市民社會就是國monwealth或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的同義詞，無論是霍布斯還是洛克都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市民社會一詞的。在18世紀，市民社會開場表示一個

20、從國家分化出來的獨立的人類關系和活動領域，它既不完全是公共領域也不完全是私人領域，或者可以說它既是公共領域又是私人領域。市民社會中的社會關系主要是從經濟角度考慮的：一個歷史地形成的經濟關系網絡，是市場、生產、分配和交換的領域。市民社會從概念上完全分化要求出現一種自主的經濟，而這正是自亞當斯密以來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市民社30會概念。這個概念的重心從政治轉向經濟有沒有什么更深奧的涵義，還有待于進一步分析，但是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構成市民社會的根本條件，從此成為市民社會話語主要容。到19世紀，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把市民社會表述為需要的體系及其滿足方式，是一個勞動和生產財富的私人領域。在“論猶太

21、人問題“等早期著作中，國家與市民社會的概念上的分化成為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的先決條件，但是他分析的結果是取消了這個二元對立的存在，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二元對立在馬克思主義政治話語中或多或少消失了。不僅因為馬克思一生致力于政治經濟學批判，而且因為他把國家視為市民社會中階級關系的表達，或者說代表著經濟領域中統治階級的利益。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是蘭西對市民社會概念的重新闡述，使它成為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個根本原理，從而使反對資本主義的斗爭不僅針對其經濟根底，而且針對其植根于日常生活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實踐。然而，市民社會概念在蘭西的思想中發生的一個重要變化，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說，就是市民社會的上層建筑化。阿爾都塞

22、把蘭西意義上的市民社會改造成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也是一種上層建筑化的闡釋。在闡述蘭西思想的諸多著作中，把這個變化說得最清楚的是波比奧的“蘭西與市民社會的概念“和德克西爾的“蘭西，上層建筑的理論家：論市民社會的概念“/9/。蘭西所引進的變化對當代左派的市民社會理論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既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我在這里主要分析兩個方面的問題：市民社會中的權力關系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問題。這兩個問題或問題的這兩個方面不能混為一談，但我側重于從資本主義經濟角度分析現代社會中的權力關系。 按照目前流行的用法，市民社會一般用來指稱國家之外的一個自由的領域，一個自主性、自愿結合和多樣性的空間。這個概念不僅突出國家

23、與社會的對立關系，而且它的一個突出特色是盡量把資本主義或所謂的經濟化約為現代社會形形色色領域中的一個領域。市民社會的概念可以通過兩種方式來到達這個目的。比擬通常的做法是把經濟包括在一個更大的非國家體制和關系的領域之，英國學者基恩Johnn Keane在“與市民社會“以及拉克勞和莫芙合著的“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均持這種觀點。另一方面，市民社會可以表示既反對國家也反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強制性的多樣性本身，美國學者科恩Jean Cohen在階級與市民社會：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的限度一書以及她與阿雷托合著的“市民社會與政治理論“里提出一種由二個根本成分組成的社會理論：國家、經濟和市民社會/10/。按照這

24、種模式，傳統上作為市民社會主要構成成分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被排除在市民社會之外，而且成為它的對立面，填補其位置的是一種被理想化了的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無論按照哪一種觀點，市民社會這個疇都是通過一系列簡單的二元對立來界定的：國家及其軍事、警察、法律、行政機構和非國家的市民社會領域市場調節的、私人控制的或自愿結合的；政治權力和社會權力；公法和私法；國家支持的宣傳和自由流通的公共輿論。按照這種定義，市民社會包括形形色色的體制和關系，從家政、學校、媒體、工會、自愿結社、醫院、教會到市場。資本主義企業，也就是說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唯一真正有意義的對立關系就是國家與非國家，或者是政治與社會之間的對立。這個

25、二元對立顯然是和由國家表達的強制和市民社會中的自由和自愿行動之間的對立相對應的。在這里談一談福柯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或許有助于澄清我們所面對的分歧。福柯在談到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對立時明確表達了他的不安：它把兩種組成對立起來，這樣就具有一種馬基雅維里式的色彩；賦予國家的觀念以貶損的涵義，同時把社會理想化為一個善良、溫暖、充滿生氣的整體，他認為相信社會通過部的調節就能夠解決自身的問題，這是對社會的一種非常樂觀的態度。與此相反，福柯明確表示對于把市民社會與國家對立起來的做法，我是持審慎的態度的。對于任何一個規劃，如果它賦予市民社會以獨創和決定性的地位，而把國家看成是以一種專制的方式把市民社會吞并的話，我

26、們都應該小心：不管是怎樣的情形，一種權力關系都會被建立起來，問題仍然是怎樣限制它的效應。和那些市民社會樂觀主義者相反，福柯的一個突出奉獻是說明了在現代社會中權力發生的變化和重新部署。在“權力的眼睛“里福柯指出，僅僅把權力同法律和憲法，或者是國家和國家機器聯系起來，那就一定會把權力的問題貧困化。權力與法律和國家機器非常不一樣，也比后者更復雜。更稠密、更具有滲透性。和自由主義關于權力的觀點相反，福柯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的誕生，權力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加了：19世紀的時髦人物有一種天真的樂觀主義，把資產階級想象成蠢貨。正相反，我們還是得成認他們是很聰明的，能夠建立權力來保障利潤的流通，而利潤的流通又反過來強

27、化和改造了權力機器，使之呈現為一種動態的模式。封建權力主要通過苛捐雜稅和窮奢極欲得以發揮，最終把自己給埋葬了。資產階級的權力是不斷自我強化的，不是通過保護的方式，而是進展不斷的更新。因此它與封建主義不一樣，沒有一個明確的形態。因此它既不穩定，又充滿了創新。在同一次訪談里福柯還間接談到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和公共輿論的問題：既然公共輿論肯定是好的，是全社會機體的直接意識，他們l世紀的改革家認為人們只要在全社會注視的目光之下，就會變得善良、對他們來說，公共輿論是社會契約自發的再現。他們無視了公共輿論產生的真實條件，公共輿論的媒介，陷在權力機制中并以報刊、出版及以后的電影和電視形式出現的物質性。而且他們

28、也不能看出媒體必然是在經濟政治的利益支配之下工作的。他們不能發覺公共輿論的物質和經濟構成。他們相信公共輿論天生是公正33的，是自發地產生的，是*種的監視。/11/福柯的權力理論對文化研究無疑發生過極其深刻的影響，但是霍爾認為福柯的無中心權力理論犯了另一個極端的錯誤：它把市民社會的橫向權力和國家的縱向權力的關系這個深刻而又困難的問題，完全置之度外了。福柯的權力理論也許確實存在著這樣的以及其他的問題，但是他對市民社會權力關系的批判是非常深刻的，可以說他是為數不多的主要從權力關系角度研究市民社會的當代思想家之一。 流行的市民社會理論要求我們把市民社會視為自由和自愿活動的領域以及強制性國家權力的對立面

29、，但是這種劃分是非常可疑的。我們能夠把現代世界設想成一方面是吉登斯所謂的作為權力集裝箱的國家，另一方面是作為權力真空地帶的市民社會的自由空間嗎？在一定意義上，國家確實與市民社會發生了分化。這就是說政治權力通常不采用前現代的方式介人經濟領域和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另一方面，這種分化又是非常虛假的，不僅市民社會的私人領域中存在各種復雜的權力關系，而且國家的公共強制性權力的一個主要功能就是維護市民社會中的私人權力，同時國家也從私人權力得到很多好處。當代市民社會理論確實成認市民社會并不是盡善盡美的自由和領域，家庭、工作場所以及社會的各個角落都存在著形形色色的壓迫關系，如性別歧視、種族歧視等等。但是人們不

30、認為這些壓迫關系是市民社會的構造性特征，而是把它們看作市民社會的機能障礙。按照這種觀點，人類解放就在于市民社會的自主性、在于市民社會的擴大。完善和豐富，在于它從國家獲得解放以及對它的保護。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的是市民社會中的剝削和壓迫關系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權力關系，而所有這些關系都不是外在的可以糾正的錯誤而是它的在本質。市民社會作為現代世界特有的社會形式，國家與市民社會分化之所以可能的歷史條件，在于市民社會構成社會權力的一種新形式，以往屬于國家的許多強制性功能現在轉移到私人領域之中了，表現為私有財產權，階級剝削和市場命令。福柯是不贊成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的，但他非常清楚如果沒有一種新的權力關系

31、，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會失靈：如果不擁有權力機器，就不可能開展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拿18世紀大工場里的勞動分工來說吧：如果沒有在生產力管理層面上新的權力分配的話，這種任務的分工怎么可能到達呢？/12/馬克思主義和福柯的差異在于，它認為經濟領域的權力關系并不是各種權力關系中處于同等地位的一種，而是決定性的權力關系，是資本主義的總體性邏輯。市民社會不僅徹底改造了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關系，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構成一個全新的私人領域，有它自己的壓迫形式，獨特的權力和控制構造以及無情的體系邏輯。它的獨特性在于，一方面是公共權力的私有化；另一方面則是作為私人領域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呈現為一種公共存在。所以，市民社會

32、包含著復雜的社會關系和權力網絡，我們不能簡單把它看作是強制性國家權力的對立面，而是應當視為這些權力的重新部署和重新定位。它包含國家的公共領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間的一種新的勞動分工，具體表現為占有、剝削和支配脫離了公共權威和社會責任，盡管這種私人權力離不開國家的保護。市民社會使私有財產及其所有者可以支配他人及其日常生活，這種權力得到國家的保護但卻不對任何人負責。即使是處于資本的巨大政治權力直接控制圍之外的活動和經歷，也無法擺脫市場的競爭和利潤法則的支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對自生自發秩序的規約、控制和壟斷，它所包含的強制性力量能夠讓所有的人類價值、活動、經歷和關系受制于市場的法則。換言之，強制決

33、不是市民社會的失序或紊亂而是它的一個構造性原則。蘭西重新闡述市民社會概念毫無疑問是為了更好地進展反對資本主義的斗爭，盡管援引蘭西的權威成為當代左派社會理論的一個特色，但是在流行的市民社會概念的使用中卻不再有這種旗幟鮮明的反資本主義涵了。這里主要的危險是，在市民社會概念的掩護下，資本主義的總體性邏輯和強制性權力消失了，其結果是把資本主義排除在視野之外，把社會分解成為一系列碎片，沒有整體性權力，沒有總體性統一體，沒有系統的強制。換言之，沒有資本主義體系及其滲透社會生活每一個方面的擴性動力和能力。奇怪的是，恰恰是當資本開場進人新一輪全球擴的時候，左派知識分子卻紛紛在批判經濟決定論和經濟化約主義的名義

34、下，無條件擁抱市民社會的自由空間。 霍爾介人市民社會話語的動力不是來自東歐的反極權主義斗爭，而是來自英國新右派利用市民社會在西方卷土重來的現實。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他不得不在新右派的攻勢和勝利面前重新思考社會和福利國家的得與失，重新思考社會主義與國家和社會的關系，重新思考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各自的邏輯資本和市場的邏輯對社會需要的邏輯以及它們之間的互相妥協的利弊得失。毋庸諱言，這種思考是以社會主義在國家問題上的失敗為背景的。在他看來，社會主義推論的邏輯是這樣的：資本主義有它自己的邏輯，即私有財產、資本積累、占有性個人主義和自由市場的邏輯。這個邏輯的發揮作用會產生不可防止的代價：人民群眾的被剝削、貧

35、困和不平安，階級不平等，以及它的成功必然要造成許多犧牲品。而左派似乎只有一種替代抉擇：這就是打破市場邏輯并且按照一種不同的邏輯來組建社會-社會主義邏輯。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它需要一個不同的權力中心以對抗資本與市場的權力。這個相對抗的權力中心就是國家。在這個問題上，社會主義有兩種選擇：或者國家可以侵入到市場邏輯部，遏制和緩解它的極端不公正，把一種不同的目標即需要而不是利潤植入到資本主義體系之中，用分配公正來抑制資本主義“自然產生的不平等的分配資源的方式。這是改進主義的替代抉擇。或者必須積極地打碎資本和市場的權力它們隱藏在資本主義國家的背后，主要的生產資料實行社會化或逐步吸收到國家中或由國家接收的方

36、式實行公有化。這是革命的道路。兩種道路都要通過利用甚至擴大國家的作用以抑制市場的邏輯，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聯和中國走的是革命的道路，而包括英國在的西歐國家走的是改進的道路。霍爾在“國家與社會，18801930“一文里扼要地分析了從19世紀末以來，社會力量關系比照的改變是如何使資本與勞動的妥協在西歐國家成為可能的，以凱恩斯主義方式實現的歷史性妥協是如何在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國家和市民社會之間建立了新的平衡，以及戰后資本主義世界的穩定是如何在這個妥協的根底之上建立起來的。如果可以把這種歷史性妥協看作是一種社會主義的話，則霍爾深深為這種社會主義在國家問題上的矛盾而苦惱：一方面我們仍然在講資本主義國

37、家，但事實上我們已經不再認為它只有一種單一的階級性。換言之，左派對于福利國家有相當程度的認同，因為沒有這樣的國家就不可能在各個階級之間進展利益的再分配。如果我們了解這為無數普通人的生活帶來了多么大的好處，我們就不能說它是反社會主義邏輯的。我們希望更多而不是更少：生活中應該有更多的方面按照類似的原則組織起來。我們傾向于認為1940年和1950年的國有化以及對于經濟生活的凱恩斯主義干預的失敗，不是因為走得太遠而是因為還不夠徹底。左派依然相信國家在社會主義建構方面的積極作用。但是，問題不則簡單，社會有它陰暗的一面。隨著國家的擴，它的壓制性的警察功能也在擴大，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越來越多地感覺到感覺的監控

38、和規訓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福利國家不僅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而對資本施加限制，更重要的恐怕還在于它對于資本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16/。霍爾深切感受到人們對國家的不滿是非常真實的，即使撒切爾主義對它的解釋是錯誤的。它揭露出現存體系的一個致命弱點，福利國家和社會制度的非性質。 霍爾比其他左派知識分子更深切地意識到，新右派意識形態占據領導權地位的一個后果是自由的觀念被右派壟斷，按照他們的解釋，自由就是資本和市場的自由，這種自由觀念必然是與平等的觀念相對立相沖突的。但是，自由的觀念，在社會解放的意義上，向來是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概念。在左派的思想體系中，解放的一個必要條件是生活條件的平等，把自由等同于市場和占有性個人主義恰恰限制了自由，使自由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成為不可能。所以左派必須重新奪回自由的觀念，在深化生活的語境中給予它一個不同的意義。問題在于這個社會主義的自由觀念和包辦一切的國家觀念是不相容的。霍爾贊成劃分國家與市民社會反對阿爾都塞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