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意義張力的消解:“漢語新文學概念之于金庸研究的價值意義張力的消解:漢語新文學概念之于金庸研究的價值面對金庸小說，無論是狂熱的崇拜者還是偏激的反對者，都不會否認它在世界范圍內的宏大影響。事實上，幾乎所有的肯定者與否認者，都往往著眼于金庸小說的這種宏大影響力。有人曾套用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的古話，比喻金庸小說的這種影響力，說是凡有華人的地方皆有金庸小說的流行。如此影響宏大的小說在開展缺乏百年的漢語新文學史上出現堪稱奇跡。面對這樣的閱讀奇跡，歧見是必然的。漢語新文學的視角可以解釋這些歧見產生的理論和觀念背景，進而可以為彌合這種種歧見提供學術準備，重要的是可以躲避意義張力對學術評判的不良影響。一、中

2、國現代文學史評價中的意義張力只有特色非常明顯的作品才會像金庸小說那樣，造成批評意見的極大懸殊。褒之者從文學史的意義上將其推許為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口rsquo;的成果，屬于一個偉大寫作傳統的復活，認為對于20世紀的中國文學史具有典范的意義：他真正繼承并光大了文學劇變時代的外鄉文學傳統；在一個僵硬的意識形態教條無孔不入的時代保持了文學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語文北歐化傾向嚴重侵蝕的情形下創造了不失時代韻味又深具中國風格和氣派的白話文。因此有人將金庸與魯迅、沈從文、巴金等并列為20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排列在老舍、郁達夫等之前，甚至茅盾這樣的文學家還不在此列。貶之者那么認為金庸小說屬于胡編亂造、粗制濫造之列

3、，許多論者將金庸視為妖孽，斥為野狐，更有將其歸為禍國殃民者：為了賺錢，只顧興趣，不顧文學，嚴格說來，制造了大量文學垃圾，造成了中國文學空前的災難。無論是褒是貶，都有相當的理由。文學既是閱讀與欣賞的對象，也是研究與批評的對象，因此，越是像金庸這樣有影響的著名小說家，越是應該引起不同的批評和充滿爭議的評價。文學欣賞各有各的愛好，各有各的口味，互相之間不應該彼此勉強，甚至不應該彼此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所有的批評都值得尊重。當然，各種批評意見可以得到怎樣的以及何種程度的認同，那是另一個問題。就文學欣賞而言，對金庸小說如癡如醉的態度值得贊賞，像王朔那樣聲稱實在讀不下去的說法應該同樣值得尊重。就文化定性

4、而言，好之者將金庸小說定位為極其高雅的文學建樹，屬于文學史上榮耀的篇章，甚至與民族文化建立的宏大目的聯絡在一起，說金庸是當代第一流的大小說家。他的出現，是中國小說史上的奇峰突起；他的作品，將永遠是我們民族的一份精神財富而另一些論者那么堅持認為金庸小說就是高級通俗小說，是高等文化快餐的產品與供品，甚至說是低俗的東西，是當代文化幾大俗中的代表。這些定性都不無其自身的道理。不過，就學術研究而言，富有學理性的批評更容易得到認同。對于金庸及其小說這樣已經成為漢語文化圈中的一種文化景觀，成為漢語新文學史上一種文學現象的對象來說，捧殺和棒殺的心思可能很多人都會有，捧殺和棒殺言論的出現都非常自然，但捧殺和棒殺

5、的可能性卻已經接近于零。在這樣的情形下，回歸批評的理性，從學理層面對金庸、金庸小說及其衍生的文化和文學現象作學理性的論析，將更容易得到歷史和文化的認可。圍繞著金庸的批評論爭，大多都表達出上述這樣的學術自覺。除了一些只談感想好惡的定性式言論而外，批評言論都相當普遍地從文學史的角度展述其文學奉獻，或者進展文學定位。將金庸和金庸小說與20世紀中國文學聯絡起來的文章題目，在這些批評文字中占有相當的比例。譽之者將其稱為20世紀中華文化的一個奇跡，是中國小說史上的奇峰突起和我們民族永遠的精神財富；即便是棒之者，也稱其為中國文學空前的災難，將金庸及其小說與宏大的歷史建立起了某種必然的聯絡。這種宏大的反差給學

6、術界帶來了某種為難。除了讓學術界在外界面前的觀感大受影響而外，也很容易造成內部學術認知的混亂。一方面將金庸及其作品宣布為本民族永遠的精神財富，是一定時期文學史上的奇跡，而另一方面那么將金庸及其作品理解為禍國殃民的文化災難源體，似乎是十惡不赦的誨淫誨盜者。這樣的反差不僅會導致外界對文學研究界標準混亂、任性而為的不良評價，也會讓文學研究的后來者感到左右為難，無所適從。形成這種宏大反差的根本要害，在于我們的研究者都習慣于從國家、民族的宏大立場審視和界定文學現象和文學作品。這正是中國現代文學、中國當代文學以及中國文學等概念所暗示的文化結果。假設進入詳細的文學史研究，中國現代文學、中國當代文學中的中國所

7、指很可能非常自然地被理解為一種空域范疇，盡管這種空域范疇仍然面臨著太多的問題，例如，這些概念在通常的文學史學術操作中并未將臺灣、香港和澳門等中國空域包括進去，自然也就會將海外的華文寫作哪怕是非常中國的那一類，從學理上排除在外。更重要的問題是，在進展某些文學現象的批評和某個作家作品的評價時，當我們的思路和學術闡述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和中國20世紀文學聯絡起來之際，中國這個概念的空域意義往往就退居其次，而其所代表的意識形態意義會訇然凸顯。這表達出討論對象的詳細性與國家民族話語的宏大性之間所具有的宏大懸殊而造成的意義張力。文學家及其作品即便其地位再突出，與國家、民族等宏大話語之間都無法構成對等的學術關系

8、；但我們的研究者出于某種習慣將這兩個地位懸殊的話語聯絡在一起議論的時候，宏大的意義張力便開始起作用，國家、民族的意義就遠遠超出了它們的本義，比方說空域意義、種族意義，而獲得了意識形態的特別色彩，甚至浸透出意識形態的話語霸權。金庸的小說創作不過是在傳統文化的深沉包裝中，展演了現代人的精神體操與想象游戲，充滿著娛樂的快意，拉伸著現代漢語文字的彈性及其表現力，試練并滿足了文化傳統沿襲下的一種閱讀習慣，其成功在于一度形成了漢語文學世界的閱讀中心和興奮點，在于宏大的文化市場號召力，在于為當代文化增添了一個饒有魅力又豐富歧異的話題。所有這樣的建樹都應該放置在文學和文化的范疇內加以認知和評價，一旦與中國的國

9、家情懷，與中華的民族感興，甚至與永久的人類意識結合在一起，就必然面臨著怪誕的變形，因為它被注入了本來就擔負不起的意義的張力。只要是從中國現代文學或中國20世紀文學和文化的視角對金庸小說之類的作品進展評價，意義的張力就會出現并引起這種怪誕的變形。所有對金庸武俠文學褒貶過度的評價，無一幸免地都在自覺不自覺地受到這種意義張力的干擾。二、漢語新文學視角對意義張力的躲避意義的張力會在文學認知和文學評價過程中對研究對象起著某種怪異變形的作用，而使用中國現代文學之類的強調國族意識的概念，由于其研究對象的詳細性與概念中包含的國家民族話語的宏大性之間的宏大空隙，又必然會形成這樣的意義張力；何況，在特定時代培養出

10、來的學術思維習慣，更特別容易從國家、民族、將來、永久等宏大視角對待任何文學與文化現象。因此，面對金庸小說這樣的文化特征相當明顯、文學品質相當穩定的研究對象，應該設法超越這樣的學術思維慣性，避開國族意識的暗示及其可能產生的意義張力。漢語新文學的視角將研究的重心由國族意識自然而然地轉移到漢語成就方面，可以有效地實現這樣的超越與躲避。漢語新文學是指用漢語寫作的所有新文學作品，或者通過漢語運作的所有新文學現象，它最大限度地包含了習慣上表述的中國現當代文學、臺港澳文學和海外華文文學的所有內容，并且自然地撤除了橫亙其間的人為屏障。漢語新文學概念與其他相關概念相比較，防止了國族概念所預設的政治閾限，防止了由

11、這種政治閾限帶來的歧異與糾結，同時更躲避了國族意識所必然產生的意義張力對學術評判的干擾。漢語新文學是經過空間拓展的中心概念，它本身并不意味著任何標準和品質，其中心標志是漢語的語言性質和新文學的根本素質。漢語當然不僅僅是語言，它更承載著與之相關的所有漢語文化的全部信息及其意義。當代社會文化學的知識告訴人們，一種社會文化的凝聚力主要表達在同一語言共同體的語言向心力方面，也就是說，語言是連接一定文化心理的根本要素。這就意味著，用漢語閾限原來人們習慣于認知和表述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并不會失去漢語所承載的文化信息及其意義表達的權利。其次，新文學是新文學創造者們的概念選擇，它帶著新文學運動的原始記憶，表達著

12、新文化運動中形成的偉大文學傳統的根本脈息。假設說現代文學可以而且應該表達這段文學史的時代涵括力，也就是說，必須提示研究者將所有發生于這一現代，時期的所有文學現象都涵括在內，就中國范圍而言，它既包括漢語現代文學，也包括少數民族語種的現代作品，那么，新文學在強調與五四新文化運動親密相關的新的文學傳統的同時，就可以不必對它所不能負責的其他語種的現代文學擔負起學術闡述的責任，因為它畢竟只是漢語新文學，而不是中國現代文學。在漢語新文學的意義上闡述金庸及其小說，才可能避開國族意識所必然喚起的意義張力，從而在漢語文化的最一般概念和范疇的層面上分析其價值。金庸武俠小說脫胎于傳統武俠文學，帶著傳統文化的厚度與穿

13、透力，但無論從語言形態還是從文化觀念、歷史觀念和人生觀念等方面，都表達著新文學的文化傳統和相應魅力。沿襲著武俠文學的市民文化消費的興趣特性，金庸小說在漢語新文學文化市場的拓展方面，以及在對新文學讀者的閱讀口味的重新開發方面，都建立了不朽的功勛。從這一角度說，劉再復對金庸小說價值的概括較為容易承受。他說金庸真正繼承并光大了文學劇變時代的外鄉文學傳統；在一個僵硬的意識形態教條無孔不入的時代保持了文學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語文北歐化傾向嚴重侵蝕的情形下創造了不失時代韻味又深具中國風格和氣派的白話文，這是從語言和言語文化、從作家的創作心理和新舊新文學傳統等高度，表達文學規律的內質因素，考察和評價金庸小說的

14、較為公允之論，所切中的是漢語白話文和新文學及其傳統的關鍵詞。當然，劉再復同樣沒有意識到漢語新文學作為學術概念在認知和評價金庸作品方面的優勢，他仍然沿著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既定概念評估和闡述金庸，于是仍然防止不了意義張力的干擾和侵襲，將漢語白話文的金庸風格概括為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崇高品質。這個典型的學術范例說明，諸如中國現代文學、20世紀中國文學這樣的國族意識非常突出的學術概念，在用于詳細作家作品等微觀對象的評衡與分析之際，必然發揮出對于學術判斷特別有害至少有礙的意義張力，從而對作家作品評價出現意識形態化的痕跡。在漢語新文學意義上研究金庸及其小說，才可能讓金庸回到他原來創作這些小說時的心理狀態

15、和文化身份，將他復原為一個文人、一個文化人、一個文學閱讀機制的成功營構者、一個文化市場的成功開發者。他運用的是漢語，憑借的是新文學的構思體式和新文學的思想文化傳統，同時合理地利用了傳統文化中極富魅力的因素。他所有的成功和成就都不應在國族意識上作意義擴張，那樣的結果勢必讓他成為時代的文化英雄，當他負起時代文化英雄盛名的同時，責罵與聲討必然隨之而至。遺憾的是，幾乎所有精彩的和出色的金庸研究，包括對金庸小說的表揚與貶抑，都是在中同現代文學或20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框架下和歷史語境中研究和評價金庸作品，這樣的歷史感是非常必要的，但國家概念所具有的天然的國族意識，其所醞釀的意義張力會自然地削弱研究與評價的

16、學術理性的色彩，從而使得本來在學理軌道上運行的學術評價演化為意識形態色彩較濃的價值論定。這是造成金庸作品在文化意識形態意義上被過度抬高或過度貶低的根本原因。就金庸研究而言，分開了漢語新文學或者類似的視野，就很容易落入國族意識及類似宏大語境對金庸作意義張力的推崇或貶低。在金庸研究中，有些學者確實成功地繞開了中國文學的價值定位，但仍難防止在民族語境下作意義張力的推貶。周寧發表于1990年代的論金庸的文章影響較為廣泛，原因可能是他的視野比其他論者更為寬闊，他超越了中國的語境而將焦點鎖定在金庸與全球華人的關系，他看到了金庸和以他為代表的武俠小說在當今華人世界擁有了那么廣泛的讀者，更看到了每個讀者都以個

17、人的形式閱讀來參與這個屬于全體華人的民族精神儀式，于是得出了金庸武俠小說是現代華人共同的神 話這樣的結論。既然金庸用夢想構成的武俠世界已經是一個相對自足的意義世界，再將這個意義世界說成現代華人共同的神話就難免夸張。這樣的夸張仍然與意義張力的作用有關，而這個意義張力產生于金庸及其小說這樣一個詳細的微觀對象(無論它擁有多么宏大的讀者群，其意義世界是自足的)與世界中華民族這樣一個宏大概念之間的宏大落差。即便不從國族意識及其相關語境出發，也還是比較容易落入意義張力的夸飾或苛責之中。這樣的夸飾可能通過將金庸與其他具有宏大話語價值的對象相提并論而造成。魯迅雖然與金庸同樣屬于詳細的研究對象，但是長期以來他又

18、被視為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創作的主要代表人物，成為中國現代文化和文學的標志性符碼，在幾代中國人的心目中早已經從一個作家演化為一個時代的民族文化英雄，甚至是民族精神的教父；更重要的是，魯迅以一個非凡的思想家和深化的社會文明批判家的姿態，為現代中國文壇和文化界奉獻了無比豐厚的思想遺產，這些思想遺產長期以來已經積淀為幾代中國人離不開的精神資源，他的偉大批判功績也形成了中國現代文化的一脈重要傳統。正因為魯迅不僅僅是中國現代文化英雄，更重要的還是中國現代文化的精神資源，是現代文化傳統重要一脈的創始者，因此在與其同時及此后的所有其他文化人和文學家中，可以被擢拔出與魯迅相提并論或構成比較者寥寥無幾。同樣的道理

19、，由于魯迅事實上已經進入了現代漢語文化的宏大語境并成為關鍵詞之一，任何一位試圖與魯迅進展比較的研究對象因此都可能受到意義張力的擾動，故而所有的這種比較都可能顯得不倫不類。于是，有的研究者將金庸與魯迅聯絡起來，認為在金庸小說中，存在著無可辯駁的深層次的魯迅精神的影響，這種影響表如今對英雄人物的塑造，對個性解放要求的追求和對lsquo;吃人rsquo;文化的批判方面，雖然言之有理，但仍然存在著意義張力的痕跡，仍然會在人們的學術理解和學術承受方面造成挫折感。關鍵是為什么要將金庸與魯迅聯絡起來進展評價?這實際上因循的還是20世紀文學大師排名的思路，從整個世紀、整個中國、整個民族的宏觀語境來定位金庸及其

20、小說的影響。魯迅顯然無可爭議地被視為中國現代文學最出色的締造者和指導者，是中國現代文化精神資源的象征，任何一個需要在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化這一宏大視野中顯示地位的對象，自然都需要與魯迅建立起某種學術聯絡。然而，這種與宏大語境重要關鍵詞的學術聯絡，必然導致意義張力的沖擊，熱愛金庸的研究者往往在這種意義張力的作用下反而誤讀了金庸。在文學的百花園中，魯迅自魯迅，金庸自金庸，他們用漢語寫作新文學，都在各自的軌道上成為漢語新文學的寫作典范，實在無須建立某種勉強的學術關系。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那種堅持認為金庸在lsquo;雅rsquo;的方面也有奉獻，但其奉獻非常有限，他主要是在通俗文學的層面上是lsquo;

21、出色小說大師rsquo;，從而將金庸放在通俗文學的范疇內所進展的研究，雖然在文學理論觀念方面確實不夠新潮，但比那種試圖消滅雅俗文學界限，從而把金庸甚至所有武俠小說都放置在雅文學、純文學的意義上進展評價的方法和思路，似乎更可以維護金庸文學的特性、魅力和價值，學術評估也較容易為人承受。這就要求研究者跳出中國文學或中華文學的宏大思維框架，從白話文學和新文學建立，也就是漢語新文學的詳細視角看取和評論金庸的創作。漢語新文學視角與其相應的概念相一致，有效地祛除宏大思維的引領、規約和暗示，可以讓金庸這樣的研究對象在獨立價值的語境中展示其普遍意義，在平凡、樸素、尋常的理論中顯示其非凡水準。三、漢語新文學之于金

22、庸研究的可能性由于較為普遍的思維習慣的作用，由于中國、中華等概念之所指和能指的文化寓意的影響，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或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學術平臺上研究金庸，都難免受到意義張力的干擾，從而對研究對象產生過度評價的現象。金庸已經是漢語文化閱讀圈中最明顯地被廣為承受的小說家，對他的棒殺顯然達不到殺的結果，但對他的捧殺也很可能造成捧壞的情形。許多對金庸及其作品過度指責的言論其實就來自于對其意義過度拔高的反彈。有鑒于此，需要引入漢語新文學或類似的學術平臺，免除國族意識的激發與暗示機制，防止不必要的意義張力的負面影響，讓金庸研究和金庸小說的評價回到學術理性的格局。可以想象，這種躲避了意義張力侵擾的研究對于金

23、庸及其小說，不僅相當有益，而且相當缺乏。漢語新文學天然地包含著文學傳統和文化傳統的成分，強調中國新文學傳統的宏大輻射力、穿透力和影響力，但是，它的定義所面對的是其他語種的文學，是在世界性意義上對自身語言文化品格及其魅力的肯定。在這一意義上說，金庸本人對其文學的理解，乃是基于漢語新文學的概念而不是基于中國現代文學的概念。在那篇備受爭議甚至因為語焉不詳而令其蒙羞的講話中，金庸所重視的正是在與世界其他語種文學相對意義上的漢語新文學：中國近代新文學的小說，其實是和中國的文學傳統相當脫節的，很難說是中國小說，無論是巴金、茅盾或魯迅所寫的，其實都是用中文寫的外國小說。他堅信，相對于用漢字寫外國的句子與文章

24、，最好用真正的漢語來寫中國的文學作品。這樣的說法當然過于夸張，不夠公允，但他著眼于漢語文學建立，將漢語文學置于與外國語文學相比較的意義上強調其漢語語言特性，以及相應的傳統凸顯，這樣的意圖相當明確，態度也相當懇切。雖然他對中國文學傳統的理解也顯得較為片面，認為武俠小說才是中國形式的小說，包括他自己創作的現代武俠小說繼承了中國小說的傳統，但他關注的畢竟是用真正的漢語寫作的小說，思維的中心乃在于與外國語小說的區別性中凸現漢語小說自身的魅力。用語的不夠準確并不能成為其從漢語文學而且是漢語新文學的立場界定、審視和評價小說的正當性的理由。當他將現代著名作家的小說稱為外國小說的時候，他自己對外國小說的概念顯

25、然相當模糊，完全沒有進展學術界定的意識。這時候，他心目中的中國小說或者漢語小說就需要在語言表述和文化傳統方面與外國文風影響下的小說劃清界限。他理解的中國文學傳統也相當片面，實際上，當他將他所深陷其中的漢語文學表述為中國小說或中國傳統影響下的小說，并且與他模糊其辭地稱為外國小說的作品進展比照的時候，他也像他的批判者一樣受到了意義張力的符咒的作用，錯誤地擔負起了他其實無力承擔的歷史責任和意識形態責任。顯然，金庸的直覺是準確的，雖然他的理論表述大有問題。從漢語文學與外語文學的比照意義而言，武俠文學所具有的傳統根系更深更密，漢語承載的公案小說、武俠文學確實最具有中國特色，并且與外國語言文學的同類作品比

26、起來，其民族文化特色也最明晰。但金庸說武俠小說才是中國形式的小說，似乎只有武俠小說才繼承了中國小說的傳統，這就失之于片面和夸張。他應該將他強調的中心詞始終表述為漢語小說，避開中國小說的表述，而且也力求防止將文學傳統表述為中國的文化傳統和文學傳統，只僅僅理解為漢語小說的傳統，那么他這一番關于現代小說與武俠文學關系的闡述應該說并無明顯不妥。從中人們應能看出，他所致力于建構的只不過是漢語小說自身的特征與風格，而不是對國族文化傳統全面負責的中國文學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假設將金庸的文學理念在如此意義上進展展析，那么能斷定在漢語新文學和漢語小說的概念平臺上研究金庸最為適宜。漢語新文學視角之于金庸及其小說

27、的研究因此獲得了較大的學術空間和開展可能性。從漢語新文學的視角研究金庸及其小說，可以有效地防止將詳細的研究對象與國家、民族等宏大概念直接聯絡起來的思維方式和表述方式，從而也有效地防止這樣的思維方式和表述方式所天然地帶來的意義張力對于學術表述的影響。與此同時，研究者的思路會很自然地調適到與金庸的觀察點相接近的學術焦點之上，那就是在相對于外國語文學的意義上去看武俠文學的特性和價值。當人們將武俠文學和金庸小說放在與外國語文學相對的意義上進展考察的時候，人們一般不會再去計較它們與所謂精英文學或者純文學、雅文學之間的復雜關系，甚至不會在歷史的縱向開展面上過多地糾纏文學的雅與俗的問題。從對于研究對象進展學

28、術分析的理論角度來看，區分文學的雅與俗，不僅非常必要，而且也相當有效。嚴家炎雖然一直高評金庸小說的創作成就，但他從來都趨向于從雅與俗相對應的意義來理解金庸及其小說，只不過認為金庸的創作超越了雅俗文學的一般傳統，到達了雅俗共賞的理想境界，而文學的雅俗對峙那么是根本的文化格局，甚至是文學開展的內在動力。于是，比起那種為了抬高金庸及其武俠文學地位而矢口否認文學雅、俗區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甚至有意貶雅文學而褒俗文學的偏激傾向來，這種研究思路顯然更富有學術理性的精神。另一方面，雅俗文學都是在非常相對的意義上分別言說并且仍然難以說清楚的對象，兩者之間的區分很難有明晰的理論厘定。因此，那種關于泯卻雅俗之爭甚至模糊雅俗之分的學術呼喚也不是沒有道理，當雅俗之爭或雅俗之分退隱之后，金庸這樣的文學其文學史地位的獲得就會順理成章，同時更容易貼近文學歷史的真實。誠如嚴家炎所明晰地指出的那樣，既然20世紀中國文學中充滿著雅俗對峙的情形，甚至這樣的對峙成為文學開展的內在動力，那么，從20世紀中國文學和中國現代文學的視角進展詳細的寫作現象研究， 往往就很難繞開雅俗之爭或雅俗之分的問題。只有從面對世界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