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墨家的傳詩版本與詩學觀念兼論戰國詩學系統    【 內容 提要】墨子引詩與“漢代四家詩”各本相應篇章對校，有40左右的語句差別、10以上的字詞差別，另外還有名稱、章次、句次差別等，這說明在墨子成書與流傳的戰國時期，詩三百有多種版本在流傳。墨家引詩，遵循著“以詩為史”和“以詩為訓”的詩學觀念，論詩時沒有“以詩為教”的詩學觀念；這與儒家解詩論詩時所奉行的“以詩為教”的詩學觀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與儒家詩學觀屬于孔子開創的“詩教詩學系統”不同，墨家引詩解詩論詩所展現出的詩學觀，應屬于傳統的“ 歷史 詩學系統”。 【關鍵詞】 墨家/傳詩版本/詩學觀念/詩學系統

2、      私學興起，詩三百(以下簡稱詩)作為一種廣為流傳的古代作品被先秦諸子引用。流傳至今的墨子53篇中，計引詩11條、說詩4條。將其與其他戰國秦漢典籍引詩說詩進行比較，可以考察墨家的傳詩版本、詩學觀念及其所從屬的詩學系統。     一、由墨子引詩看墨家傳詩的版本     墨子引詩計11條，所引文字與詩三百流傳至今的最早版本，即漢代“四家詩”及出土 文獻 所引相校，可分為如下三種情況來敘述。    (一)與“毛詩”及“三家詩”詞語有別者 

3、60;  1. 墨子·明鬼下引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1 (P215)后兩句，毛詩作“亹亹文王，令聞不已”2 (P504)。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未言齊詩、魯詩、韓詩與毛詩有異3 (P824)，是墨子“穆穆”，毛詩及“三家詩”作“亹亹”。墨子“令問”。毛詩及“三家詩”作“令聞”。“穆穆”、“亹亹”，詩·大雅·文王中均用來形容文王之威儀，可以通用；或者，墨子·明鬼下作者記憶有誤，將大雅·文王第四章首句之“穆穆文王”與第二章首句之“亹亹文王”

4、倒用。“令問”、“令聞”，字形相近，吳寬抄本墨子即作“令聞”1 (P215)，此或為墨子流傳中抄寫訛誤所致。    2. 墨子·天志中引大雅·皇矣：“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1 (P186)毛詩字同2 (P522)。“不識不知”，賈子·君道、淮南子·詮言訓引作“弗識弗知”，故王先謙謂“魯不一作弗”3 (P859)。是墨子所引與毛詩同，而與魯詩字異，但魯詩之“弗識弗知”與墨子所引及毛詩、韓詩、齊詩之“不識不知”義同，或魯詩在自口授到寫本的過渡中出現此異。 

5、0;  3. 墨子·兼愛下引大雅·抑：“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1 (P115)毛詩上句作“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下句同2 (P555-556)。因禮·表記引作“無言不讎”，故王先謙曰“齊與毛同”；因列女傳·周主忠妾傳引作“無言而不”、蔡邕集·太尉橋公廟碑引作“無言而不酬”、張衡思玄賦有“無言而不酬兮”句，故王先謙曰“魯讎一作、酬”；因詩考引韓詩外傳卷十之晏子使楚事中作“無言而不酬”，故王先謙曰“韓作酬”3 (P934-935)。是墨子引此詩所用版本與齊、魯、韓、毛之祖本均異。  

6、;  4. 墨子·尚賢中引大雅·桑柔：“詩曰：告女憂恤，誨女予爵，孰能執熱，鮮不用濯。”1 (P46-47)毛詩：“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2 (P559)“三家詩”與毛同3 (P945-946)。墨子所引與魯、韓、毛詞語差別較大，特別是最后一句，“鮮不用濯”與“逝不以濯”(鄭箋“逝猶去也”)意義差別較大。    5. 墨子·尚同中引周頌·載見：“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聿求厥章。”1 (P81)毛詩作“載見辟王，曰求厥章”，無“來”字，“彼”作“辟”，“聿”作“曰”2 (P596)

7、。“三家詩”與毛同3 (P1031)。    以上墨子引詩5處26句109字中，與毛詩相異者10句，10句中相異字14字，占墨子所引句數的38，占墨子所引字數的13；與齊詩相異者10句，10句中相異字14字，占所引句數的38，占所引字數的13；與魯詩相異者11句，11句中相異字15字，占所引句數的42，占所引字數的14；與韓詩相異者9句，9句中相異字13字，占所引句數的35，占所引字數的12。這么大的差異比例，我們有理由相信，墨子引詩所用版本與漢代“四家詩”的祖本有別。    (二)與“毛詩”及“三家詩”名稱、章次、句次大異者

8、0;   1. 墨子·天志下引大雅·皇矣：“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1 (P199)“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毛詩作“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2 (P522)。“不識不知”，賈子·君道、淮南子·詮言訓作“弗識弗知”，故王先謙謂“魯不一作弗”3 (P859)。墨子所引版本既不同于毛詩，又不同于“三家詩”。這里最為重要的是：墨子引大雅而名“大夏”。    2. 墨子·尚同中引小雅·皇皇者華：“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

9、驅，周愛咨度。又曰：我馬維騏，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1 (P81)其字句與毛詩同2 (P407)。除“周爰咨謀”魯詩作“周爰咨謨”外，其余均與“三家詩”同3 (P561)。但墨子所引章次與毛詩、“三家詩”不同：毛詩、“三家詩”均“我馬維騏”章在前而“我馬維駱”章在后。    3. 墨子·兼愛下引小雅·大東：“其直若矢，其易若厎。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1 (P114)而毛詩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2 (P460)。“三家詩”同毛詩3 (P727)。墨子“其易若厎”與毛詩、“三家詩”之“周道如砥”不但字詞大異，而且

10、句次位置也不同。    以上3處墨子引詩中，1處與漢代“四家詩”名稱有異，1處與漢代“四家詩”章次有異，1處與漢代“四家詩”句次有異，這說明墨子引詩所用版本，確實與漢代“四家詩”的祖本有別。    還應特別指出的是，墨子·天志下名詩之“大雅”而曰“大夏”，與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詩論中名“大雅”而曰“大夏”的稱謂相同(拙考此詩論非孔子所作，而為持“以詩為史”詩學觀的戰國人所作)4 (P127)，這證明了戰國時確有名“大雅”而曰“大夏”的詩三百版本存在，墨子此引并非“字誤”。這也再次說明了墨子引詩所用版本確實與漢代“四家詩”的

11、祖本有別。    (三)關于墨子所引逸詩    1. 墨子·尚賢中：“周頌道之曰：圣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于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1 (P58)俞樾謂此所引當為“圣人之德，昭于天下。若天之高，若地之普。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5 (P170-171)。此二種詩句，皆不見于毛詩與“三家詩”，當為逸詩。    2. 墨子·所染：“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1 (P17-18)此二句詩亦不見

12、于毛詩與“三家詩”，當為逸詩。    3. 墨子·非攻中：“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1 (P128)此二句詩同樣不見于毛詩與“三家詩”，當為逸詩。    墨子引詩11處，逸詩既達3處之多，占所引詩的27，這便使我們不得不對戰國詩三百的流傳情況，特別是所謂的“逸詩”作進一步考察。    成書于孔子后學的論語中引詩9條，其中逸詩1條，占11；孟子引詩37條，其中逸詩1條，占3；荀子引詩107條，其中逸詩7條，占7。其他，莊子引詩1條，為逸詩，占100；管子引詩3條，其中逸詩1條，占33；韓非子

13、引詩5條，其中逸詩1條，占20；呂氏春秋引詩18條，其中逸詩4條，占22；戰國策中引詩8條，其中逸詩4條，占50。另外，極有可能產生于戰國時期的“三禮”中，周禮引詩19條，其中逸詩3條(均為貍首)，占16；儀禮引詩50條，其中逸詩13條(笙詩10條、新宮2條、貍首1條)，占26；禮記引詩139條，其中逸詩6條(貍首4條、其他逸詩2條)，占4。    由上可見，戰國時期的儒家書和非儒家書引詩時，逸詩都占相當大的比例，特別是非儒家書引詩，逸詩一般都在20以上。這說明在戰國時期，并沒有一個大家都共同遵奉的詩三百版本。反過來講，是各家各派各自承傳著不同的詩三百版本。這一情

14、況，與上海博物館所藏戰國楚竹書詩論所反映的情況是一致的。    而從儒家書引詩看， 時代 越往前者逸詩比例越高，如論語11，而孟子僅3，荀子引詩數量多，逸詩比例也只有7；如儀禮26，周禮16，禮記僅4。這可能是，戰國儒家在詩三百的承傳中，逐步積淀為相對穩固的版本所致。     二、由墨家引詩論詩看墨家的詩學觀念     墨子引詩計11條，各有不同的引用目的。由此目的，可以推見墨家對詩的 社會 作用的認識，可以考察墨家的詩學觀念。    (一)墨子引詩所表現的“以詩為史”的詩學

15、觀念    墨子引詩11條中，有7條將詩句所述作為歷史事實來對待，認為詩可反映歷史，并以此所反映的史實作為說理的重要論據，來證成自己的思想觀點。這種對詩的作用的認識，這種引詩方式，都表現著作者具有“以詩為史”的詩學觀念。    墨子具有“以詩為史”詩學觀念的最明顯例證，莫過于墨子·明鬼下載墨子與時人討論有鬼無鬼時所說：“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1 (P215-216)墨子竟將

16、周人祭祀時贊美文王的想象之詞“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作為文王死后鬼魂升天的事實證據，來證明自己“有鬼”論的正確性。將詩句所反映的周人的想象內容也視作史實，說明了墨子確實具有“以詩為史”的詩學觀念。這類例子還有墨子·天志中載墨家所論：“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1 (P185-186)另外，墨子·天志下亦曾引大夏(雅)·皇矣詩句：“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為法也，于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

17、然：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為法也，而順帝之則也。”1 (P199)此兩引都可見，墨子以皇矣所述周朝代殷，作為周文王“順天之意，得天之賞”的證據，將周人臆造的“帝謂文王”云云當作歷史事實，其中蘊含的“以詩為史”的詩學觀念十分明顯。    上述例證表現出：在墨家眼中，詩同書、春秋等古代作品同樣，都是載錄歷史的。這種觀念，是對春秋詩學觀念的一種繼承。筆者在另文中已論述過：自西周至春秋中期，在“詩載史”思想指導下，以詩所述作為史實或格言來引用，逐漸成為多數人認可的引詩方式。他們在引詩時，或把詩句當作格言或公理，或把

18、詩句所述當作歷史事實，以此作為當世君王施政措施或社會道德規范的比照，反映著彼時逐漸形成了“以詩為史”的詩學觀念6。從上述墨子引詩中可透視出，墨家繼承的正是這種“以詩為史”的詩學觀念，墨家采用的正是這種“以詩為史”的詩學觀念指導下的引詩 方法 。    (二)墨子引詩所表現的“以詩為訓”的詩學觀念    墨子引詩，也有將詩句作為格言來運用的。格言，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積淀出的言簡意賅、廣為傳播的熟語。其中或飽含社會經驗，或飽含人生體悟，或飽含社會公理。在傳世詩篇中，或因作者用已長久流傳的格言入詩，或因某些詩句的哲理意蘊在流傳中被人們認可而成為新的格言，它們都被先秦諸子引作論據來說理詰辯。今查墨子中作為格言來引詩者主要有以下3例。    墨子·尚賢中引大雅·桑柔：“詩曰：告女憂恤，誨女予爵。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古者圣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般爵以貴之，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1 (P46-48)此引詩中“孰能執熱，鮮不用濯”作為格言，來勸諭君王應明白“唯毋得賢人而使之”的道理，教導君王要像“執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