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會計準則制定：一種機制設計觀                        摘 要 會計準則的性質是什么？回答至少有“技術規范”、“經濟后果”與“政治過程”、“公共合約”、“產權制度”等，我們對這些觀點進行了剖析，并考察了會計準則的產生與變遷過程，認為會計準則本質上是政府用來保護外部投資者信息產權，以維護資本市場穩定和發展的一種經濟機制。“經濟機制觀”的認識

2、使會計準則的制定得以機制設計理論為指導，為會計準則制定者提供了一個清晰的理論指南。作者嘗試著構想了一種具體的機制設計方案以闡釋會計準則制定的機制設計思想。 關鍵詞 會計準則 經濟機制 機制設計自從會計準則產生以來，關于會計準則性質一直是理論界研究的一個焦點。由于會計準則涉及到許多會計中的基本問題與矛盾，各學者的觀點也是見仁見智，按實證會計理論（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 的倡導者Watts 和Zimmerman（瓦茨、齊默爾曼，1999）的觀點，理論的價值在于解釋現實和預測未來。作為會計準則理論的主要使用者，會計準則制定者（Accounting Standard S

3、etters）要在許多紛繁復雜、觀點迥異的理論說教中選擇一種用以有效指導工作，常常感到為難。從1992年我國頒布企業會計準則算起，我國會計準則建設已逾十年，在準則建設方面已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但隨著我國經濟更全面深入融入到世界經濟體系以及國內資本市場的發展完善，我國會計準則建設將面臨更多的問題和挑戰，對理論的需求日趨強烈。本文試圖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行整合以提供另一種可供選擇的理論觀點。一、會計準則性質：一個綜述對會計準則性質的定位，角度不同，結論迥異。有的從企業作為一個生產組織，會計作為一種計量技術，其目的是得出經濟收益的角度認為會計準則是一種技術規范；有的從企業本質上是一系列契約的

4、聯結，會計是企業契約的一個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履行契約責任的角度，認為會計準則是一份公共合約；也有的從會計準則的實施可能造成經濟后果來看會計準則的性質；還有的著眼于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認為會計準則是一種政治程序。此外，許多學者從制度經濟學，博弈論等角度分析了會計準則的性質。葛家澍、劉峰曾對會計準則的性質作了一個較全面的綜述，把會計準則的性質分為“技術觀”、“經濟后果觀”和“政治程序觀”（劉峰，1997）。我們認為，對會計準則性質的認識可歸納為“技術觀”和“非技術觀”兩大類（謝詩芬，2000），“技術觀”強調客觀性，“非技術觀”強調社會經濟性，“經濟后果觀”和“政治程序觀”屬于此類。從會計準則制

5、定者的角度而言，“技術觀”由于其目標的單一性和明確性，更易用于指導準則制定并能突出準則制定者在準則制定過程中的地位和獨立作用，但由于未考慮可能帶來的經濟后果而往往在制定過程受到很大的阻力。而“非技術觀”考慮到了實施的影響而使其在現實中更易執行，但準則制定需考慮的目標復雜而不明朗，難以做到前后一致，準則制定者也常因受到各種壓力而難以做到中立和貫徹自己的意圖。雖然實踐證明會計準則的制定受到經濟后果與政治程序的影響，但對于會計準則是否應該考慮經濟后果的影響，仍然存在爭議（Zeff，1987）。考慮經濟后果的影響是否超出了會計所能夠承擔的職能范圍呢？畢竟，經濟公平與效率是政府經濟政策所關心的問題，會計

6、只提供有關經濟事實的信息而已，并且，會計若很好地完成了這一使命，則能達到長期經濟后果的公平有效。反之，如果僅從短期經濟后果來考慮會計準則的制定，缺乏中立的會計信息會扭曲經濟事實，同時給使用者帶來不穩定的預期，倒是可能導致長期經濟后果的不公平和非效率。近年來，用交易費用理論、契約理論、制度變遷理論來解釋和重構會計理論成為當前會計研究中一種重要且富有成果的方法和思路，其突出成果要數瓦茨和齊默爾曼倡導的建立在契約理論基礎上的實證會計理論。實證會計理論研究會計政策選擇與企業契約之間的關系，形成了當代會計理論中與資本市場研究的“信息觀”和“計價觀”相并立的別具一格的“契約觀”。“契約觀”認為會計信息主要

7、反映了契約履行的需要，會計準則的制定也可從契約履行的需要中得到解釋，一個重要的事實是謹慎性原則在歷史和現實中的廣泛運用，并且沒有證據表明其將退出使用的跡象（Watts ，2001），這正符合債務契約履行的要求。但瓦茨和齊曼爾曼并沒有給出會計準則性質的說明。我國學者謝德仁從解決“剩余計量悖論”出發，認為會計理論是廣義企業理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用交易費用理論解釋了會計準則產生的原因，認為會計準則本質上是一份公共合約（謝德仁，2001），從而使會計準則的契約性質得到了一個完整的理論說明。這種分析的角度能給“經濟后果觀”與“政治程序觀”提供一個更根本的理論支持，也使兩者更有邏輯地融為一體。經濟后果的

8、產生緣于會計契約是企業契約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會計對企業產出（剩余）進行計量以決定利益各方（企業契約各方）對企業產出（剩余）的分享。會計規則顯然會影響到計量的結果，因而也影響到相關各方的利益，作為一種公共和通用的會計規則，自然就有了經濟后果。也正因為會計準則是一份公共合約，其產生只能是相關各方共同選擇的結果，這種公共選擇的過程往往是通過某種民主程序實行的，因此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必然是一個政治過程。這一邏輯過程可圖示如下：              

9、60;                                       對權益估價的目的而言，會計信息必須有助于對企業價值的評估，從本文第三部分的數字例子也可以看出，此類信息應包含 ，即經濟環境對企業價值的影

10、響，這與計價模式的思想非常耦合。但在不確定環境中，對企業的直接計價即使不是不可能也非常困難，例如自創商譽就是直接計價要解決的一個突出問題，但目前的討論仍只能停留在理論層面而無法納入準則范疇。只有在理想狀況下，直接計量企業價值的信息才是既完全相關又完全可靠的（司可脫，1997）。權益估價本身是一個過程，會計信息只是估價的輸入變量，而不是結果（這正是與直接計價的區別所在），有直接的價值信息固然好，可以減少估計的誤差。若直接估價存在困難，配比模式下關于間接估價的思想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在持續經營前提下，企業投入的生產資產并不用于直接出售，而是為了產生未來的收入流，通過對收益的計量并用權益估價模型得出的

11、價值完全符合現代經濟學中價值的本質含義。 但這種間接計價要求收益具有可預測性（一定的穩定性），如果收益的風險很大，當前的配比收益不足以提供權益估價的有效信息，投資者的估價就會存在較大的誤差，導致資本市場效率低下。由此可知計價和配比在特定情況下都能給權益估價提供有價值的信息，同時，囿于市場環境、技術手段、人員素質、成本效益等客觀因素，目前仍不存在一種能適用于企業所有經濟業務的計量模式。為了得到計價模式與配比模式各自的適用范圍，我們從規范分析的角度出發，把企業的經濟活動分為經營活動和金融活動兩大類。哪些活動屬經營活動，哪些活動屬金融活動，應視企業的行業性質及企業的設立目的而定。對于一般的工商服務行

12、業，產品生產、商品購銷、勞務提供是主體性的經營活動，為進行此類活動而發生的資金融通（在經營過程中自然形成的融資屬經營活動，如應付賬款），以及不直接用于資產經營目的的投資行為屬于金融活動；對于一些特殊的行業，如房地產開發、石油天然氣、采掘業、農業以及金融業等需要作一些特殊的考慮，許多國家（包括IASB）都有專門的準則規范之。由于這些特殊行業涉及的問題非常廣泛而復雜，要在這里對其進行具體討論是作者力所不逮的，故存而不論。但我們同時認為，基本的分析思路是可以通用的。企業的經營活動由于投入資產的專用性（包含人力資本及形成的社會資本）往往比較穩定和持久，即使受到市場環境的影響，轉移主營業務也需要一段較長

13、時間，同時投資者得到市場環境變化的信息也不困難，因而可以不必把市場環境納入會計計量的參考體系，這也是由企業性質決定的資產計量基礎由現行市價向歷史成本的轉化（謝德仁，1996）。經營活動的這些特性決定了用配比模式對其計量能夠基本滿足權益估價的信息要求，業務的穩定和持久性保證了配比收益的可預測性，投資者也能夠把未來的收益風險納入估價過程。在物價水平沒有變動或變動不大的情況下，基于歷史成本的配比，能如實地反映經濟現實和企業業績，也可以較好地滿足投資決策（權益估價）的要求。在物價變動的環境中，基于歷史成本配比得到的收益已失去意義，既不能反映現實的經濟事實和企業業績，也無助于對未來收益的預測以用于企業的

14、間接估價，基于現行成本的配比模式，從理論上可以解決這一問題。 在二十世紀通貨膨脹相當嚴重的七十年代，許多國家都試用過這一方案。由于企業持有長期性經營資產的目的并不是用于出售也不能隨時出售，其價值體現在與其他經營資產一起創造的收益，對單項資產進行價值計量意義不大，也無法反映其對企業的整體價值。 而像產成品等用于出售的經營性資產，作為生產經營活動的一個關鍵環境銷售尚未完成，其價值也不能確定。 因此，把計價模式引入企業的經營活動缺乏可靠的理論依據。 但也有例外，企業擬清理和出售的長期經營資產已不再用于收益創造，對企業價值的貢獻在于其出售的單項價值，對其以價值計而不再以成本計更具相關性。 無形資產帶來

15、收益的不確定性及其成本收益之間缺乏相關性的特點使其在計量上需要特殊考慮。此外，無形資產往往可單獨出售而不影響其價值，計價模式對無形資產也許是適用的。 對無形資產用價值計量而不是成本計量，能降低對未來收益的預測誤差，提前釋放企業風險。從奧爾森的權益估價模型也可看出賬面價值越接近其真實價值，對未來超額收益的估計就越小。總體而言，規范分析表明對企業的經營活動用配比模式（基于歷史成本或現行成本）能較好地實現權益估價目的，而一些特定的項目用計價模式更適用。隨著這些項目（如無形資產）在新經濟環境中的不斷擴大和日趨重要，計價模式的適用范圍也將不斷擴大。企業的金融活動有獨特的性質，它并不重復穩定地發生，產生的

16、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常常存在活躍的市場，能迅速地按市價出清，價值波動大，并與投入的成本不存在相關性（事實上許多衍生金融工具并不存在成本，除了一些手續費和擔保費用外）。對另外一些由融資租賃之類金融活動引起的不存在活躍市場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其未來的利益流入或流出有合約的明確規定，用現值技術可保證其價值的公允性。顯然，在企業的金融活動領域，配比模式沒有存在的理由，對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的公允價值計量是與權益估價唯一相關的選擇。即使如此，仍有個別的金融工具，如私募權益投資（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由于缺乏基本的可靠性而無法采用公允價值計量。用規范的思路對為達到權益估價目標

17、所需要的計量模式進行了一番推導后，要把其真正付諸實施，用于準則制定時，我們仍心存疑慮：對投資者使用會計信息方式的假設合理嗎？對投資者權益估價過程的設定是否正確？有沒有遺漏重要的因素和變量？對這些問題難以給出直接的答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證會計研究的成果提供了一些綜合的回答。下面列舉的一些結論摘自巴思（Barth）關于價值相關性（Value Relevance）實證研究的一篇綜述文章（Barth， 2001）。（1）債務和權益證券，特別是銀行和保險公司持有的證券，公允價值（Fair Value）比歷史成本（Historical Cost）更具價值相關性；（2）衍生工具（Derivati

18、ves）的公允價值比名義金額（Notional Amounts）更準確地反映了內含的經濟價值（Economic Amounts）；（3）無形資產的資本化成本能反映股價中內含的無形資產價值，研發費與廣告費被投資者認為是企業的資產，無形資產的重估值（Revaluation）與股價有顯著的正相關性；（4）有形長期資產（Tangible Long-lived Assets）的現行成本和不變美元估計（Constant Dollar Estimates）缺乏價值相關性。原因可能是經營者有意的操控或估計的偏差導致可靠性的喪失。上述證據基本上驗證了我們的分析結論，但長期有形資產現行成本的實證結果與基于現行成本

19、配比模式的要求不符，根源在于計量的可靠性。隨著計量技術和相關監督機制的完善，這一問題應該可以解決，因此我們在設計方案中仍保留基于現行成本的配比模式，在證據表明缺乏基本可靠性的條件約束下，選擇基于歷史成本的配比模式。我們已經以權益估價為目標，從計量的角度對會計準則制定進行了粗略的框架設計，這些設計尚未考慮約束條件業績評價的要求。前已闡明，業績評價與權益估價的根本區別就是須剔除外部環境因素對企業業績的影響。在配比模式與計價模式中，配比模式能較好地滿足這一要求，但物價變動會影響配比收益，因而用現行成本與現行收入配比從理論上講更能反映經營者的努力程度。然而，在業績評價中，可靠性的要求比在權益估價中更高

20、（主要是因為用于業績評價目的的會計信息更易引起經營者的操縱）。這是現實中基于歷史成本的配比模式根深蒂固的原因。但無論是用于權益估價還是業績評價，基于現行成本的配比都具有更大的相關性，更能反映經濟真實，而反映經濟真實是會計的基本職能。這就要求我們不斷提高計量水平和完善監督機制。適用計價模式的資產負債價值的變動大多反映的是外部經濟環境的影響，難以為經營者所控制，其價值變動與配比收益應分別列報，以利業績評價。總之，會計信息用于業績評價這一激勵相容約束條件要求對環境影響和經營者努力程度分別作出反映，由物價變動等外部因素引起的成本變動（現行成本與歷史成本之差）和價值變動同配比收益應列入不同財務報表，以供

21、不同目的使用。最后，我們用兩個表作為對從機制設計角度構想會計準則制定的一個總結（詳見表1、表2）。值得說明的是，這種構想是很粗糙和概括性的，顯然有不盡人意之處，其目的在于闡述準則制定的機制設計觀，以拋磚引玉，盡快建立起我國高質量的會計準則體系。表1 會計準則制定的計量模式設計 活動類型一般項目特別項目經營活動基于歷史成本配比（物價變動小或公允價值缺乏基本可靠性）基于現行成本配比（物價變動大并具有合理可靠性）公允價值計量（如待售長期資產、無形資產等）金融活動公允價值計量歷史成本計量（如私募權益投表2 會計準則制定的財務呈報設計 計量模式呈列報表信息的主要使用目的報酬契約履行權

22、益估價配比配比收益利潤表業績評價永續收益模型模式成本變動綜合收益表企業產出（剩余）計量結果奧爾森估價模型 五、結束語本文以資本市場為背景，從經濟機制的角度給出了會計準則性質的一個闡釋。會計準則的“經濟機制觀”能更好地解釋會計準則的產生和變遷，它同時結合了“技術觀”與“非技術觀”的優點，更有利于指導會計準則的制定。無疑，這給會計準則理論的主要使用者會計準則制定機構提供了另一種可供選擇的行動理由。制定一套高質量的會計準則體系是我國會計理論界、實務界和政府主管部門共同追求的一項宏偉目標。雖然我國資本市場還不發達，會計準則也不僅僅適用于上市公司，但市場導向的改革目標已不容動搖，現代企業制度終

23、將建立，以股東利益（公眾利益）作為準則制定的目標能為資本市場的發展和完善創造良好的信息環境，世界經濟的發展證明了這一目標的正確導向作用。把準則制定看作一個機制設計過程，其中隱含的一個前提是準則制定者（政府）是公眾利益的代表，如果說在西方對這一前提還有懷疑的話，則我們有理由相信作為社會主義政府代表的我國準則制定機構完全符合這一前提假定，我國的準則制定應該比西方國家能更好地實現其目標，完成會計的歷史使命，促進我國的經濟發展。參考文獻1. 杜興強。 2001. 契約·企業信息產權·博弈。 廈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打印稿。2. 葛家澍、劉峰。 1996. 從會計準則的性質看會計準則的制

24、定。 會計研究， 2：19-24.3. 劉峰。 2000. 企業準則變遷。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4. 邁克爾·特菲爾德著。 文碩等譯。 會計思想史。1989. 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5. 田國強。 2003. 經濟機制理論。 經濟學（季刊）， Vol. 2， No.2.6. 湯姆·科普蘭著。 賈輝然等譯。 1998.價值評估公司價值的衡量與管理。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7. 瓦茨、齊默爾曼著，陳少華等譯。 1999.實證會計理論。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8. 威廉姆R.司可脫著。 陳漢文譯。 1997. 財務會計理論。 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9. 謝詩芬。 2000. 高級財務會計問題研究。 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0. 謝德仁。 2001. 企業剩余索取權：分享安排與剩余計量。 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1. Barth， Beaver， and Land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