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貨幣政策動態不一致問題的研究與借鑒(上)        一、貨幣政策動態不一致性問題的提出及分析 20世紀70年代，“滯脹”成為美國經濟的重要問題。經濟學家在解釋這一問題時形成兩派。來自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所在地)的“咸水”學派主要試圖在凱恩斯學派的框架下解釋滯脹問題；而來自五大湖區附近的芝加哥大學、卡內基梅隆大學、明尼蘇達大學和羅切斯特大學的“淡水”學派則采用新方法，對當時的主流發起挑戰。挪威經濟學家基德蘭德和美國經濟學家普雷斯科特(Kydland.F.E and Prescott

2、.E.C)就屬于后者，他們開始以最優控制論為工具來研究動態經濟系統。1977年，在其共同的論文：“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onal Plans”中，他們提出了貨幣政策的動態不一致性，并認為其是歐美各國在20世紀70年代產生“經濟滯脹”的根本原因。兩位經濟學家也因為此方面的理論貢獻和“商業周期驅動力”理論方面的貢獻而分享200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所謂的“動態不一致性”，是指在t時刻按最優化原則策劃一項t+i時刻執行的政策，而這項政策在t+i時刻已經不再是最優選擇了。設想在符合標準Phil

3、ips曲線的環境中，貨幣當局宣布了一個零通貨膨脹率的目標，如果私人部門認同這個宣告，從而據此調整預期的通貨膨脹率，因此簽訂工資固定的勞工合同，那么實行相機抉擇的貨幣當局就有動機通過制造突發性通貨膨脹(surprise inflation)來偏離事先設定的最優的零通貨膨脹率。如果工資固定的勞工合同期足夠長，那么由于假定公眾的行為是理性的，因此他們是知道貨幣當局的這種動機問題的，最終決策者和私人部門之間博弈所導致的政策的均衡是有通貨膨脹偏差(inflation bias)的。從而，在決策者和理性的私人代理機構之間的博弈中，社會最優的決策在這種相機抉擇的組織結構中是不可信的，因而也就沒有動態一致性。

4、 貨幣政策動態不一致性問題產生的原因在于中央銀行采取“欺騙”策略可以從中獲取某種利益，從而使得其制定的貨幣政策喪失可信性。因此如果通過某種激勵措施或者施加某種事先的貨幣規則約束，能夠降低中央銀行在優化決策過程中的偏離動機，從而增強其貨幣政策可信性的話，那么就可以改善公眾的通貨膨脹預期，消除動態不一致性。 二、降低貨幣政策動態不一致性的理論分析 貨幣政策動態不一致性問題提出以后，大量的文獻著作對此問題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很多種解決該問題的方法建議，大致來講主要有以下幾種： 1.中央銀行的聲譽約束(Reputation)。該思想的主旨在于給決策者提供一種激勵

5、，通過提高其偏離成本，從而使他們不至于偏離最優的政策。該方法最重要的特點就是現在的貨幣政策和這些政策所帶來的未來影響之間的跨期間聯系。 最先把聲譽這一概念應用到貨幣政策中去的是Barro和Gordon(1983)，他們構造了一個無限期重復博弈的模型。具體來講，公眾根據中央銀行宣布的貨幣政策形成預期通貨膨脹后，中央銀行可以采取“欺騙”或“守信”兩種策略。“欺騙”策略雖然通過制造突發性通貨膨脹提高了本期的產出，但是公眾會提高以后的通貨膨脹預期來“懲罰”中央銀行，增加其未來的損失；正是這種“懲罰”迫使中央銀行為避免未來的損失而選擇“守信”的策略，從而保證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達到最優，消除貨幣

6、政策的動態不一致性。 Barro(1986)  運用了著名的Kreps-Wilson (1982)聲譽博弈(Selten連鎖店悖論，1978)，又研究了信息不完全的聲譽模型。該模型假設政策制定者的任期是有限的，他可能是堅定反通貨膨脹的“強力決策者”，也可能是放縱通貨膨脹的“疲弱決策者”，但公眾不能徹底了解政策制定者的類型，而只能依靠中央銀行執行的貨幣政策來推斷中央銀行的偏好。強力決策者肯定是守信的，而疲弱的決策者為了平衡未來高通貨膨脹的損失，在開始的時候不得不執行低通貨膨脹政策，以此向公眾傳遞自己可能是強力決策者的信息。因為公眾總是不能了解政策制定者的類型，疲弱決策者必須不

7、斷地向公眾傳遞這種信息，才能保持自己的“聲譽”，所以政策制定者(疲弱決策者)更著重未來時期的社會福利，而且在位時間越長，他就越看重自己的“聲譽”，這種“聲譽”對其相機抉擇傾向的制約就越大。 Waller(1995)在中央銀行政策的文章中提出了聲譽方法的兩個問題。由于該方法傾向于中央銀行家而不是把中央銀行看作是一個機構，這導致了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和可變性。這是由于中央銀行家是不斷更替的，他們不會永遠執行某種政策。此外，如果中央銀行的激勵機制是錯誤的，由此導致出現一個通貨膨脹偏差，這似乎更應該變更中央銀行的結構，而不是讓私人部門通過懲罰性策略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一種研究思路集中體現在

8、貨幣政策的委托代理模型和最優激勵契約模型中。 2.委托代理(Delegation)。Rogoff(1985)首先提出用委托代理的方法降低貨幣政策的動態不一致性。在Rogoff(1985)的理論模型中，他認為可以通過把貨幣政策委派給一個機構來降低通貨膨脹偏差，該機構比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更為謹慎保守，比如較之總產出更關注通貨膨脹的中央銀行家，即通過任命一個“保守”的中央銀行家來降低通貨膨脹偏差。該人有較低的時間偏好，而相對于失業率來說更偏好物價的穩定性，從而使得社會境況更好。這是因為“保守”的決策者更加重視通貨膨脹導致的成本，必然執行“保守”的貨幣政策，對外部沖擊的干擾只進行比較小的逆向

9、凋整措施。只要公眾確信決策者是保守的，那么公眾的預期通貨膨脹將降低，從而使中央銀行能降低通貨膨脹的偏差，使實際的通貨膨脹與最優通貨膨脹更加接近。 Rogoff(1985)的理論模型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因為在許多國家，中央銀行對政府具備一定的獨立性，而且在低通貨膨脹國家或者在低通貨膨脹時期，人們通常將實現低通貨膨脹目標的成就歸功于反通貨膨脹的“保守”中央銀行。 Lohmann(1992)對Rogoff模型進行了巧妙的擴展，它主要強調了中央銀行運作中的可信性與靈活性之間的權衡。在Lohmann(1992)的模型中，中央銀行獨立行事，要么誠信地執行某一原則，要么在總供給的波動區域內比社會上其他人更為保守，同時如果總供給跳出波動區域，那么就由政府否決其決策。即政府不但有權選擇保守中央銀行的決策者，而且還保留了特殊情況下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否決權或者更換中央銀行決策者的權力，因此這類模型被稱為具有免責條款的委托代理模型。政府行使否決權或者更換中央銀行決策者需要付出成本，較高的成本伴隨著較低的妨礙中央銀行決策的動機。 政府保留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否決權，而且行使否決權要付出成本的制度安排對政府和中央銀行雙方都產生約束力，前者迫使中央銀行在特殊情況下更加偏重產出波動，后者使政府不能隨意地行使否決權，避免政府實行完全相機抉擇的策略，隨意選擇不同偏好的中央銀行來實現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