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報名地址：重慶市七星崗金湯街79號渝中區委黨校（市婦幼保健院后面）戰國法律制度一、法經(一)李悝變法與法經的制定魏國李悝變法是戰國時期最早、也是一次比較成功的改革。他在政治上廢除“世卿世祿”制度，剝奪舊式奴隸制貴族的世襲特權，在經濟上實行“盡地力之教”和“善平糴”的政策，采取各種措施發展封建經濟，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在進行政治、經濟改革的同時，為保證變法改革的順利進行，保護經濟、政治改革所取得的成果，李悝在變法過程中“撰次諸國法”，即考察各國成文法，吸收各國立法經驗，制定出魏國的基本法典，稱為法經。(二)內容、特點與歷史地位法經原文早巳失傳。從晉書·刑法志等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法經的簡略

2、情況。從篇目結構上來看，法經共有六篇：一為盜法，二為賊法，三為網法，四為捕法，五為雜法，六為具法。其中盜罪即侵犯官私財產所有權的犯罪行為，賊罪即侵犯人身安全及危害國家政權、社會秩序的犯罪行為。李悝認為“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所以將盜法和賊法列在法典之首。網法也稱囚法，是關于囚禁和審判罪犯的法律規定，捕法是關于追捕盜、賊及其他犯罪者的法律規定，網法、捕法二篇多屬于訴訟法的范圍。第五篇雜法是關于“盜賊”以外的其他犯罪與刑罰的規定，主要規定了“六禁”，即淫禁、狡禁、城禁、嬉禁、徙禁、金禁等。第六篇具法是關于定罪量刑中從輕從重等法律原則的規定，起著“具其加減”的作用，相當于近代法典中的總則部分。可見

3、，法經規定了各種主要罪名、刑罰及相關的法律適用原則，涉及的內容已比較廣泛，其基本特點在于：維護封建*政權，保護地主的私有財產和奴隸制殘余，并且貫徹了法家“輕罪重刑”的法治理論。法經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國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首先，法經是戰國時期政治變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戰國時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總結。法經作為李悝變法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對這一時期社會變革的一種肯定。其次，法經的體例和內容，為后世封建成文法典的進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礎。從體例上看，法經六篇為秦、漢所直接繼承，成為秦律、漢律的主要篇目，魏、晉以后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最終形成了以名例為統率

4、，以各篇為分則的完善的法典體例。在內容上，法經中“盜”、“賊”、“囚”、“捕”、“雜”、“具”各篇的主要內容大都為后世封建法典所繼承與發展。二、商鞅變法(一)改法為律，制定秦律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最為成功的一次社會變革。商鞅原姓公孫，名鞅，衛國人。后因在秦變法有功，被秦孝公封于商地，故后人稱之為商鞅。商鞅自幼 “好刑名法術之學”，青年時曾到法家勢力強大的魏國，深受法家思想的熏陶，很快成為法家思想的堅定的實行者。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發布求賢令，商鞅因而攜李悝的法經入秦，很快得到秦孝公的重用，在秦國開始了意義重大的變法活動。商鞅變法的第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改法為律”，制定秦律。這里的“法”，是春秋中

5、后期對法律規范的總稱，由夏、商、周時期的法律稱為“刑”發展而來，取“平之如水”的“法”來代替“有等差”的“刑”，有歷史的進步性。但隨著封建法律的不斷發展、完善和法制建設經驗進一步積累，人們已不僅僅滿足于法的公平性，而要求把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提到更高的位置上來。因此，商鞅“改法為律”，制定秦律。“律”，最早的字義是指定音的竹笛，轉指音樂的旋律、節拍、節奏，具有穩定、恒常、“均布”的含義。商鞅“改法為律”，突出強調法律規范的普遍性、穩定性、必行性，具有“范天下之不一而歸于一”的功能。“改法為律”，是在法律觀念上的又一進步，對于秦國法制的統一和發展具有積極意義。從此以后，中國古代的基本法典大都以“

6、律”為名。(二)連坐法商鞅在變法中頒布連坐法。所謂連坐，即因一人犯罪牽連親屬、鄰里、同伍以及其他與之有聯系的人都要承擔罪責的刑罰制度。連坐的范圍很廣，有同居連坐、鄰伍連坐、軍伍連坐、職務連坐等。并規定同伍有罪互相糾舉，獎勵告奸，告奸者受賞，不告奸者腰斬，匿奸者與降敵同罪。連坐制度在最大限度內把各種危害國家的隱患消滅在萌芽狀態，對于維護國內的社會秩序，保障政權的穩定有重要作用。但也充分體現了法家重刑主義的殘酷性。(三)分戶令為了鼓勵發展小農經濟，擴大戶賦的來源，商鞅還頒布了分戶令，規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強制百姓分家立戶，以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四)歷史意義商鞅變法是一次極為深刻的社會變革，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超過了這一時期其他諸侯國的改革。這次變法從政治、經濟和法律制度等方面，推行全面改革，取得了顯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