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才問題與制度創新 什么是人才？人才就是德與才的有機統一，有德無才與有才無德都不能成為完整意義上的人才。其中，德與才的辨證關系是：德具有價值理性，才具有工具理性；德是方向，才是動力；德是目標，才是手段；德體現的是社會境界，才體現的是個人境界；失去德指引的才猶如黑夜中狂奔的馬，危機四伏；同樣，沒有才的充實，德也就失去了動力和牽引，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好心辦不了好事。另外，德與才二者既具有統一性，又具有分離性。對于一個人而言，沒有純粹的德境界，也沒有純粹的才境界。在現實中，德與才只能以某種有機組合的方式出現，脫離才的德與脫離德的才都是不可想象的。為了分析問題方便，本文對德與才采取了一種分離形式的

2、討論，但這并不意味著對德與才有機統一的否定，而是為了理論研究的需要；同時，本文的研究并不影響德與才在有機統一情況下有關結論的有效性。 什么是人才問題？人才問題的實質是人的開發和利用問題，也就是人的發展問題。這里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人才問題不是一個局部問題，而是一個整體問題。人才和人才問題是兩個不同的范疇。人才是一個局部范疇，而人才問題是一個整體范疇。人才范疇更具有結果性特征，而人才問題范疇更具原因性特征。解決人才問題的根本出發點應當是讓更多的人如何才能成為人才，而不是為了借此謀取少數人的特權利益。所以，人才的開發和利用不能僅僅是指一部分人的開發和利用，而應包括對社會中每一個人才能的公平開發

3、和公平利用。只有把人才問題界定為一個全面、整體的范疇，才能為正確解決人才問題提供一個有效前提。二是人才問題是社會的根本問題。對于一個社會而言，發展中遇到的問題很多，但人才問題屬于社會發展根本問題的范疇。人既是社會發展的動力，又是社會發展的歸宿。首先，人的發展是生產力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反過來，生產力的發展又為人自身的發展提供物質保證。人的發展是提高自然資源利用效率的前提，包括工具的改進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等方面，都以人的素質的提高為重要基礎。其次，人的發展是改革生產方式的前提和基礎；反過來，生產方式的改革又為人的發展提供制度保證。再次，人的發展是創新生活方式的前提和基礎；反過來，生活方式的改進又會進

4、一步促進人自身的發展。所以，人既是社會發展的主體，也是社會發展的客體。人在社會發展中，體現的是發展手段與發展目的的有機統一，是發展內容和發展形式的有機統一，也是發展主體與發展客體的有機統一。所以，社會的發展，根本是人的發展，同時，只有人的發展，才是社會的根本發展。 人才問題有兩個方面的重要內容：一是人才的積累；二是人才的運用。積累是運用的前提，運用是積累的目的。積累刺激運用，運用刺激積累，二者相互制約，相互促進。另外，積累和運用既相對統一，又相對分離。在有些情況下，人才的積累過程也就是人才的使用過程，人才的使用過程也就是人才的積累過程，二者表現為一種有機的統一。但在有些情況下，人才的積累和人才

5、的使用又表現為一種分離形式，這種分離不僅表現在空間方面，而且也表現在時間方面。 對于不同類型的人才，積累和使用具有不同的作用功效。人才有三種類型：一種是科學技術人才；一種是企業家人才；一種是黨政人才。對三類人才而言，積累和使用對解決人才問題具有不同的建設功用。對于第一類人才而言，積累的功用相對較大，而使用的功用相對較小；對于第二類人才而言，積累和使用都具有重要的功用；對于第三類人才而言，使用的功用要大于積累的功用。 人才的積累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才的積累；二是德的積累。人才的使用也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才的運用；二是德的彰顯。學習、培訓等是人才積累的主要途徑。人才使用的主要內容就是讓人才的德與才在具

6、體的社會實踐活動中進行充分的展現。處在積累狀態的才屬于才的個人形式和潛在形式，才只有在運用中才能取得社會形式和顯現形式。才的社會形式是才的個人形式的目的。一個人，如果不能將才能貢獻于社會，那么才能本身就不具有任何實質意義。因為意義來自于互動，來自于人與社會的相互關系。所以，意義本身就是社會的產物。一個人只有將才的個人形式轉化為社會形式，才本身才能體現為一種有意義的存在。對于德，也有同樣的道理。處在積累狀態的德，只能是一種個人形式和理論形式，只有運用才能使德取得社會形式和實踐形式。德的社會形式和實踐形式是德的具體作用的一種表現。德的社會形式和實踐形式是德的個人形式和理論形式的實質和目的。德只有取

7、得社會形式和實踐形式，才能使德本身具有價值意義。 解決人才問題的根本是在社會而不在個人。人才問題既是個人問題，也是社會問題，但深層次是社會問題。從單個的人來看，其是否能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才，與個人努力有很大關系；但從社會整體來看，人才問題就不能僅僅成為個人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相應，解決人才問題的關鍵只能在社會方面，而不在個人方面。從宏觀層面看，首先，社會的經濟結構和發展水平及制度條件為人才的產生提供根本利益誘導。不同的“游戲”規則將導致不同的利益預期，從而將導致人才資源的不同配置。其次，特定的社會經濟結構和制度背景又決定了人才發揮作用的條件和水平。不同的社會制度結構導致不同的人才利用水平。

8、好的制度會使人盡其才，地盡其利；不好的制度只能導致人才的浪費和無效使用。從微觀層面看，對具體的每一個人而言，不同的社會競爭制度將導致其對德與才不同的投入預期，從而產生不同的個人投入努力和投入水平，進而將產生不同的社會整體人才問題結局。所以，只有良好的社會競爭制度，才能既保證人才的有效積累，又保證人才的有效使用。 一個人，要實現德與才的積累并使德與才的個人形式變為社會形式，其效用最大化是根本動力，但不同的社會競爭制度將導致不同的效用最大化偏好結構。一般情況是，不同的社會競爭制度將會導致不同的德與才的投入水平。德與才本質上都是知識系統和行動體系，所以，德與才都是人才謀取效用最大化的工具。一個人的效

9、用是兩個變量的函數：一個變量是名；一個變量是利。用函數來表示就是： U個人=F（U名，U利） 其中,U個人表示個人的總效用水平，U名表示社會的精神評價對個人的效用水平，即名的效用水平，U利表示個人實現的物質利益對個人的效用水平，即利的效用水平，F代表一種個人對名和利的一種偏好結構。一般來說，U個人與U名成正向關系，U個人與U利也成正向關系。同時，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對名和利的偏好結構。有的人對名的偏好強列，而對利的偏好相對較弱；有的人則相反。另外，不僅不同的人對名和利有不同的偏好結構，而且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情況下，其偏好結構也有可能不同。這里，影響一個人對名和利的偏好的因素是多元的。如教育、家庭背

10、景、收入水平、歷史傳統、開放度、制度、社會主導價值觀等方面的變革都有可能會引起U個人=F（U名，U利）的變化。不同的F，將決定一個人對名和利不同的追求行動體系。另外，對于每個人具體的U名和U利，德與才又是實現其U名和U利，極大化的變量投入。用式子表示有如下關系： U名=U名（德，才） U利=U利（德，才） 其中，德的投入，既有可能增加U名，也有可能增加U利；同樣，才的投入，也有可能對U名和U利都有影響。在特定的外部制度環境條件下,不同的德與才的投入將導致不同的U名和U利。在不同的社會制度環境條件，U名（德，才）和U利=U利（德，才）的結構也不相同。一般情況是，在不同的社會制度結構下，導致德與才

11、的投入結果有這樣四種情況：德的投入量增加，才的投入量增加；德的投入量增加；才的投入量減少；德的投入量減少，才的投入量增加；德的投入量減少，才的投入量減少。產生這樣四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是在不同的社會制度環境條件下，德的投入與才的投入會產生不同的收益（這里收益包括名和利兩個方面）回報率。一般來說，德的投入有一定的成本（這里成本包括名和利兩方面的損失），同時也存在著一定的收益；同理，才的投入也有個成本和收益問題。對理性的主體而言，只有某一要素的收益大于成本，才能導致該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對于德與才的投入而言，也有同樣道理。一個良好的制度，產生的結果應當是第一種情況，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既有精神文明，也有物

12、質文明，社會是一個良性發展的社會。只有不好的制度，才會產生第四種情況，這時，社會既沒有物質文明，也沒有精神文明，社會所呈現的只是一種全面破壞狀態，如人類社會的戰爭，就體現的是這種狀態。第二種情況和第三種情況也是一種不均衡和不理想的狀態，應當努力改進之。 一般情況是，從社會發展的整體趨勢和總體狀態來看，人類社會主要是表現為第一種狀態。即從總體和整體看，人類社會是在向著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斷提升的方向演進。但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片斷和局部來看，第二種和第三種情況較為具多。第四種情況對人類社會發展而言，只具有局部和短暫的意義。每逢在社會大的轉型和變革時期，第四種情況發生的幾率相對較高。轉型本身就是一

13、個總體問題，既包括生產方式的變革，也包括生活方式的變革。所以，轉型為個人利益的擴張提供了秩序空間，這時就有可能造成個人利益對公共利益的嚴重侵蝕。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有可能使生產系統呈現出對個人利益的高效率但對社會利益的低效率，從而使才對社會的貢獻度趨于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價值系統的紊亂，有可能導致德的無所適從，其結果只能使德的彰顯趨于萎縮。當然，轉型有可能使德的價值系統得到重建，但這需要一個過程，并且只能是在轉型完成以后。但不管怎樣，德的價值系統穩定性是保證德的投入量增加的重要條件。因為只有穩定的德的價值系統才能為德的投入與產出提供穩定預期；反之，則反之。要實現第一種情況，社會競爭制度必須應當

14、為德和才的投入都提供足夠的回報。如果一個社會只對德提供足夠的激勵，而對才激勵不足，其結果就會導致第二種情況；如果一個社會只對才提供足夠激勵，而對德激勵不足，其結果就會產生第三種情況。 社會競爭制度如何才能為德與才的投入提供足夠的激勵，關鍵是社會制度應體現公平性、競爭性、人道性以及實現三者的有機統一。所謂公平性就是社會應當為每一個人提供公平發展的機會，同時，社會應當真正體現按勞分配和按貢獻分配的原則。所謂競爭性就是社會應當充分引入競爭機制，應當在盡可能的條件下，允許人們去積極競爭并為競爭者提供良好的競爭條件。所謂人道性就是社會應當有完善的社會救助體系，應當能讓弱者得到充分的利益表達和利益保護。公

15、平性和人道性是秩序之源，而秩序又是催生道德的前提和基礎。一個社會如果失去了公平和人道，同時也就失去了秩序和道德。競爭性是社會活力之源。一個社會如果失去競爭性，社會就失去了發展的動力，社會只能以停滯和循環的形式存在。同時，社會的競爭性既為德的產生提供需求，又為才的產生提供供給。所以，一個良好的社會制度，應當是公平性、競爭性和人道性的有機統一。 如何實現社會制度的公平性、競爭性和人道性以及三者的有機統一，起主導作用的是政府。制度本身是人類長期利益博弈的一種均衡，但政府在制度供給方面有巨大的規模效應和乘數效應。所以，在制度創新方面，政府應充分發揮這種優勢，并努力使這種優勢轉化為社會效益。 問題是，政

16、府也是一個由大量“經濟人”組成的聯合體，也有自己的利益追求，所以，有政府參與的利益博弈并不能保證制度創新的公平性、競爭性和人道性。對此，可有三種解決辦法：一是要大力發展民間各種非政府組織。組織化是變弱性為強勢的一個基本條件。民間力量弱小與分散化有直接關系。大力發展民間各種非政府組織，主要應靠民間的自組織；同時，政府應當努力排除自身利益的干擾，給予民間非政府組織發展提供各種可能的支持。二是寄希望于政府內部握有核心權力的領袖人物的有力推動。政府的改革必將涉及政府官員的整體利益，但改革的成本落到每一個官員身上，其體現的效用水平是不一樣的。有的官員更偏好名，有的官員更偏好利。同時，對于改革而言，改不改，如何改，對其產生決策的最主要影響力來自于核心權力及握有核心權力的領袖人物。所以，這時領袖人物的偏好就成了影響改革的關鍵變量。如果領袖人物更偏好社會公共利益，并且富于個人犧牲精神，又能采取有力措施推進改革，這時，一種良性的制度創新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