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方學界翻譯過程實證研究的方法翻譯譯者大腦中究竟發生了什么？這個問題一直 吸引著翻譯研究者的好奇心。譯者大腦中的認知 心理過程無法被直接觀察，因此，被視為翻譯研究 的黑匣子。直到內省實證方法被運用于翻譯過 程研究，引發有關譯者思維過程的間接證據，這個 問題才開始逐步獲得有效解答。在翻譯研究中引 入實證方法是翻譯學科開展進程中一個真正的里 程碑，其最大奉獻在于使研究那些制約、影響翻譯 過程、翻譯產品和翻譯功能的諸因素之間的相互 關系成為可能，并可增強研究結果的預測能力；實 證研究的這一潛在價值源于實驗的兩個內在特 征：變量的相對可控性和高復制率1 2 2 1 2 2： 過程實證研究將執行翻譯任務

2、時譯者頭腦中發生 的思維過程或認知心理過程作為研究對象，有助 于翻譯學跳出過分倚重感性認識的歸納和經驗 的梳理的以實用為指向的研究范式2。經過近 3 0年的開展，翻譯過程實證研究已成為西方翻譯 研究的前沿性研究。 翻譯學方法論研究是翻譯 學整個學科的根底理論建設的重要組成局部。 3本文將對西方學界翻譯過程實證研究的方法論予以系統歸納，重點論述以內省法為主、以其他方法為輔的多元數據驗證法。一、內省法概述內省法，亦稱自我觀察法，是心理學的根本研 究方法之一。內省法要求被試注意自己的內心思 維活動，并將其用言語的形式報告出來，然后對報 告資料進行分析，得出心理學結論。19世紀末， 心理學開展成為了一

3、門獨立的實驗科學。構造心 理學(structuralpsychology) 是出現于歐美 的第一個心理學派，將心理學的研究對象定為直接經 驗，因此內省法也就成了心理學研究的根本方法。構造心理學的代表人物威廉 馮特(WilhelmWundt)將內省法與實驗法相結合，開創了心理學研究的實驗內省法(methodofexperimental introspection)。該方法將被試置于受控條件之 下，便于測量和重復實驗，從此為心理學研究開辟 了新的途徑，并為實驗心理學的開展打下了基 礎4。但隨后出現的行為主義心理學派將心理學 定位為研究行為的科學，否認了對意識經驗的研 究，并主張使用刺激-反響方法，

4、拒絕從行為數據 得出有關思維過程的結論5，因此完全否認了內省法在心理學研究中的有效性。直到20世紀50 年代后期，隨著認知心理學的興起，意識再次得到了研究者的關注，內省法也再次受到了重視，并獲得了新的拓展。翻譯過程研究的關鍵問題在于不可能直接觀察譯者大腦的認知思維狀態，只能尋求間接途徑探索譯者的 黑匣子里發生了什么，目前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內省法6。內省法的理論框架主要來源于Ericsso n與Simo n的有關論說7-8。具體到翻譯過程研究中，內省法的運用可以分為同步有聲思維法(concurrentthink-aloudprotocol )、回溯報告法(retrospectivereport)、

5、后續訪談法(followupinterview) 、對話報告法(dialogueprotoco l)等四種形態。二、有聲思維法在翻譯過程研究中，以同步有聲思維法的應用最為廣泛，原因在于 在執行持續時間較長任務時，只有對思維的共時報告才能夠充分反映被試的心理狀態 9。一般來說，我們平常所說的有聲思維法即是同步有聲思維法。雖已有近30年的研究歷史，但學界一直對運用有聲思維進行翻譯過程研究的做法存在質疑，可歸結為以下兩個主要方面：(1)有聲思維能否真實反映翻譯過程中譯者的思維狀態？翻譯過程中譯者頭腦中的所思所想，在多大程度上可通過有聲思維報告出來？實驗所得的有聲思維數據與譯者的實際心理思維狀態具有怎

6、樣的關系？行為主義心理學家認為有聲思維法只能算做一種推測性的內省方法，所得數據不能直接反映思維過程，而且有聲思維數據的分析具有很強的主觀闡釋性，不夠客觀10。因此，他們完全否認了有聲思維法作為心理學研究方法的合理性。當代學者對有聲思維那么持一種較為寬容的態度，在充分認識到其局限與缺乏的同時，認為有聲思維法能夠提供有關人類思維過程的豐富數據。盡管如此，對有聲思維報告是否能夠反映心理思維過程的質疑一直懸而未決。J 一 sker . inen指出答復這一質疑的關鍵在于對心理過程的定義，假設將心理過程定義為神經活動，那么任何形式的口述報告都無法反映這一過程11。根據Ericsso n與Simo n所提

7、出的理論框架，心理思維過程被視為信息加工。信息被儲存于幾個具有不同容量和存 取特征的記憶中：感官記憶、工作記憶(亦稱短時 記憶)、長時記憶。發生在工作記憶中的那局部信 息加工，即有意識注意(consciousattention) 的焦點，可通過言語報告出來11。根據這一理論框架，翻譯過程即是一種特殊的信息加工過程，通過有聲思維法所報告出的數據，反映了翻譯時譯者的工作記憶中所發生的心理思維過程。認知心理研究說明，通過反復練習，認知過程的速度將會加快，甚至到達自動化的程度，這將使被試難以口述出頭腦中的思維過程。由于長時間 的經驗積累，職業譯者的翻譯過程中存在大量的 自動化現象，這時的信息加工為無意

8、識過程。因 此，自動化過程將不會由被試通過言語表達出來。這一假設被稱為 自動化假設(automaticity hypothesis)。早期的有聲思維翻譯過程研究，確 實證實了這一假設，學生譯者能夠提供更為豐富 的口述報告數據，而職業譯者的翻譯速度較快，不 能夠提供充分的口述報告數據。但后來有學者卻 發現了與此截然相反的現象：與非職業譯者或學生譯者相比，職業譯者在翻譯任務上花費了更多時間和精力12。職業譯者翻譯時的有些心理過 程變為自動化的同時，某些其他過程將會被激活 而進入意識，即譯者會對新的問題變得敏感 。有聲思維法的批評者與支持者，皆同意只有有意識的過程才能通過言語報告出來，問題在于 并不

9、是所有被注意到的信息都會出現在被試的報告中1340。這是因為思維的速度要比說話的速度快很多，有些想法甚至是一閃而過，還未能來得及 用語言表達，就又產生了新的想法。盡管如此，有 聲思維可使被試將其有意識思維的局部內容用言 語報告出來。有聲思維報告能夠揭示被試執行任 務時所關注的信息，由此可以提供任務執行方式 的準確圖景，如所用策略、推理、記憶的存 取等8 2 2 0 oEricsso n和Simo n認為口述報告可以提供認知過程的直接證據，并指出口述報告的準確性 取決于實驗程序的設計7-8。但有學者認為口述 報告的內容只是思維過程的結果，而不是思維過程本身。Toury指出有聲思維能夠提供心理過程

10、 的直接接觸的觀點是錯誤的，口述報告作為分析 的對象，依然是一種 產品，是譯者翻譯思維的結 果，但研究者假定這種結果與內在心理過程相關； 然而，他并未因此而否認有聲思維在翻譯過程研 究中的作用，而是進一步指出盡管有聲思維數據 不應被視為思維過程的直接反映，但可被視為與 內在思維過程非常相關，是對思維過程的有力 說明1 2 3 5。(2)有聲思維是否影響譯者的翻譯思維過 程？翻譯和有聲思維兩項任務同時進行，是否會 讓譯者感到不自然，從而影響實驗的生態效度？ 從信息在大腦中被發覺至通過口述報告被說 出之間存在時間差。在這期間，可能會發生各種介入過程。根據介入 過程的類型，Ericsso n和Sim

11、o n將口述報告劃分為三個層次7-8:第一層次：被試對當前注意焦點中信息和思維的直接言語化。這種情況下，信息在被試頭腦 中的內部表征形式為言語，在口述報告時無需對 此信息進行另外加工，而直接用言語表達出來。第二層次：被試對當前注意焦點中信息的解釋。這種情況下，信息在被試大腦中的內部表征 形式為非言語，在口述報告時被試需將此信息轉 化為言語形式，才能口述出來。第三層次：該層次報告將會引入另外的心理過程，影響被試的注意焦點。被試對頭腦中的想 法、假設、動機作出解釋。該解釋過程將工作記憶 中的信息與先前的想法與信息聯系起來。該層次 報告會影響到當前注意焦點中信息的序列，以致 影響被試的認知心理過程。

12、因此，為防止這一影 響，實驗者不應鼓勵被試對自己的行為作出解釋 或辯護。根據Ericsso n與Simo n的觀點，第一、二層 次的口述報告，不會影響被試的認知心理過程，可 以作為有關任務表現的有效數據，而第三層次的 口述報告會引入其他認知過程，因而對被試的認 知心理過程造成一定的干擾，故不能作為過程研 究的有效數據。為了保證有聲思維實驗所得數據 的有效性，即所得數據屬于第一、二層次，在實驗 準備階段，實驗者向被試進行實驗說明時，須詳細 介紹有聲思維口述報告的具體操作，要求被試盡 量不要對自己的想法作出解釋、辯護、評論等，只 要把自己內心的想法、思維過程自然地表達出來 就算到達了實驗要求。解釋

13、、辯護、評論等都可以 被視為由于社會互動而產生的報告數據，會影響 到被試頭腦中信息的序列8。因此，應盡量減少被試在進行有聲思維時的社會互動，如應盡量減少實驗者對被試口述報告過程的介入，讓被試 熟悉實驗環境和程序，以放松自然的心態投入 實驗。對于任務的類型和難度也會影響有聲思維報告數 據的有效性。有聲思維研究所涉任務的選擇須謹 慎，須將參加者的認知能力考慮在內14。如果任 務的難度過高，執行任務的同時需進行有聲思維， 未免會使被試大腦處于高認知負荷的工作狀態， 這使工作記憶的壓力過大，以致有些本可以通過 有聲思維報告出來的語言信息喪失，大大降低了 所得數據的有效性。如果任務的難度過低，執行 任務

14、時的許多認知心理過程都趨于自動化，那么 被試所口述出的數據量會過少，很難說明問題，不 足以作為實驗分析的對象。Charters指出： 目標組來說，一項中等難度水平的語言活動，可能 是比擬適合有聲思維研究的任務，因為這樣可以 防止任務的高度自動化，也不會產生過高的認知要求。 14 首先，翻譯任務作為一項語言活動，能 夠滿足有聲思維研究對任務類型的要求。其次， 實驗者須把握好翻譯任務的難度，所涉專業領域 不宜過偏，所選文本材料應是被試學習或工作中 經常接觸的文體，文本中所涉專業術語亦不能過于艱澀或生僻，導致被試甚至通過文獻檢索也難 以獲取正確的譯名。在有聲思維翻譯過程中，一方面，被試需要將 頭腦中

15、譯文的構思過程用口語形式表達出來；另 一方面，被試還需將頭腦中的譯文呈現為書面形 式。所以這一過程將會涉及口譯和筆譯兩種翻譯 模式°Toury就指出了這兩種翻譯模式在有聲思 維實驗中并存，認為這兩種模式可能會相互干擾， 以致影響到最終翻譯產品1 2 3 5。由于口譯和筆譯 所涉翻譯策略不盡相同，而且任何語言中口語和 書面語皆各具不同特征，這就可能導致被試的口 述譯文與其書面譯文不一致的情況.Krings就 發現 受試者在翻譯時所產生的TAPs數據和其 真正遞交上來的最終書面翻譯成品有時會有諸多 不一致的地方10,這是否就是由于實驗中兩種 不同翻譯模式互相干擾所致？針對Toury提出 的這一質疑，翻譯學界一直未能給出一個令人滿 意的解答。亦有研究者針對有聲思維對譯者翻譯過程的 影響專門進行實驗研究，旨在為該問題的解答提 供實證支持。Jakobsen對兩組被試在進行和不 進行有聲思維的兩種情況下的翻譯過程進行了對 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