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擔保公司：風險與未來（之一）中國人民銀行的中國金融2012年第19期刊登了中國金融記者采訪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行長吳國聯、北京信用擔保業協會會長李世奇及浙江紹興萬豐擔保公司總經理俞章新的文章。現全文刊登如下，供參考。擔保行業出險的主觀原因是擔保公司過度高息融資、違規從事短期墊資放貸以及項目投資等，客觀原因則是近年來的宏觀經濟波動        記者：在談論此次所謂“擔保行業危機”之前，我們需要重新來回顧擔保行業的產生發展根源。在什么樣的背景和現實需求下，我國擔保業開始發展起來的？   &#

2、160;    吳國聯：上世紀90年代初期，我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資源配置由計劃向市場轉變，為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各地在政府的主導下進行擔保機構試點。但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和金融業發展水平不高之間的矛盾深化，中小企業的融資難題日益突出，僅靠少數政策性擔保公司已難以滿足市場需求。1999年我國正式啟動以扶持中小企業為宗旨的擔保體系建設，民營資本開始大量介入擔保行業，機構數量爆發式增長，但同時整個行業也陷入了無序混亂的局面。2010年，國家七部委3號令頒布實施，標志著擔保行業從快速發展階段步入邊規范整頓邊發展的階段。目前，我國擔保行業已經形成了以國有、民營和互助

3、型等多種信用擔保模式共同發展的格局。據銀監會數據顯示，2011年末，全國共有融資性擔保機構8402家，比上年末增長39%。其中，國有控股占18.7%，民營及外資控股占81.3%，形成了以非國有控股為主的行業格局。        溫州的擔保公司最早出現在2001年，2006年后遍地開花，最多時登記在冊的有二三百家。2007年，經貿和工商部門曾經提高準入門檻，暫停批設，但后來又有所放寬。2008年至2011年8月民間借貸風波發生前，各類有證、無證的擔保公司數量增長迅速。至2011年6月末，全市納入規范管理的融資性擔保機構有48家

4、。但民間借貸風波發生后，公眾向社會融資中介抽資，擔保公司的資金鏈繃緊，機構倒閉現象增加。在原48家融資性擔保公司中，已有6家出險，至2012年6月末，融資性擔保機構已經銳減至37家，各類地下擔保公司倒閉數量則更多。        李世奇：我國第一家擔保公司是1993年經國務院特批成立的中國投資擔保公司，當時主要是為大項目大企業服務，定位為非銀行類金融機構，由人民銀行進行管理。而擔保行業的真正起源應該從1999年算起，這時把擔保公司定義為非金融機構。1999年國家經貿委出臺了關于建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試點的指導意見（即540

5、號文件）。在上世紀90年代之前，如果企業需要向銀行貸款而又沒有可抵押物，企業需要擔保的時候都是企業之間互相擔保，90年代中后期，企業兼并破產出現后企業間不敢再互相擔保。加上當時大部分地區民營企業剛剛崛起，民營企業因為缺乏抵押物，無法從銀行取得貸款，融資非常困難,“540號文件”出臺后，擔保機構才有了發展的依據。之后，國家出臺的很多政策、文件也多次提到擔保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記者：對于目前媒體頻頻報道的擔保風險怎么看？有人甚至形容它就像美國“次貸”那樣，帶來的是一連串的不良反應。問題有那么嚴重嗎？ 

6、       李世奇：首先我想糾正一點，就我們對北京的調查來看，擔保行業并沒有發生如外界所說的危機集中爆發。“中擔事件”只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個案。而且從“中擔事件”被披露的情況來看，它出現的并不是擔保本身的問題，而是因為其他方面有不規范的行為，如資金的體外循環、變相集資等。應該承認，目前一些擔保公司確實存在一些不規范甚至是違法的行為，但這并不是行業的普遍現象。我們可以用兩個數據來說明問題，即擔保機構的代償率和代償損失率都是非常低的。根據我們的統計，2012年上半年北京擔保機構的代償率為0.27%，如果單算融資性擔保業務其代償率僅為0.3

7、5%，大大低于銀行的不良率。如果按代償損失率來算僅為千分之一，融資擔保代償損失率僅為千分之一點二。北京擔保業風險總體控制很好，沒有出現所謂的集中性風險或是危機。        目前擔保業發生的問題完全不同于“次貸”，不是集中性或系統性的問題。個別擔保機構出現問題是正常現象，任何行業都會有這樣的可能。目前我國擔保行業的總體情況是好的，擔保業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小企業的發展以及就業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對于目前出現的一些問題，我們需要正確分析、吸取教訓、規范發展。     &#

8、160;  記者：正是需求催生了擔保業的發展，如今中小企業還是處于“融資需求饑渴期”，擔保公司發展的機遇應當是好的。那么目前擔保行業風險頻發的主、客觀原因又是什么？        吳國聯：從目前溫州的情況來分析，擔保行業出險的主觀原因是擔保公司過度高息融資、違規從事短期墊資放貸以及項目投資等活動造成的，而并非由正規的擔保業務造成。從融資角度分析，擔保公司運營具有高成本經營的不穩定性。一是高負債經營。擔保公司的自有資金有限，需要通過各種人脈關系向社會融入資金，從而形成高負債經營。二是高息融資。據典型調查顯示，擔保公司

9、向社會融資的利率多在月息一分二（即年利率15%）以上，在風波爆發前的最活躍時期甚至能達到二分以上。三是短期借貸。在借款期限上，擔保公司一般不限定期限，當出借人提出收回時，35天就需歸還。從投資角度分析，擔保公司往往從事高風險投資。這些擔保公司的集資款多用于房地產、風險投資或股權投資等投資周期較長的項目，以及用于為企業提供短期墊資、過橋貸款等高風險貸款。高負債高風險投資的企業對宏觀政策的敏感性強，在遭遇貨幣政策和投資政策收縮時，擔保行業便成為宏觀調控中最先倒下的行業。        因此，擔保行業風險頻發的客觀原因是近年來的宏

10、觀經濟波動。受國家宏觀調控轉向影響，包括房地產、股票期貨以及貴金屬等在內的資產價格調整幅度加大，房地產、礦產等暴利行業的高收益難以為繼，擔保公司對這些長期項目的投資回報難以兌現。在信貸收縮背景下，社會資金鏈日益趨緊，擔保公司為企業提供墊資還貸所暗藏的違約風險亦在加劇。同時在資金來源上，隨著民間借貸風波的蔓延，民間金融信用惡化，社會公眾紛紛從擔保公司抽資，項目的后續投資資金面臨斷供。        李世奇：對于擔保業暴露出來的問題，我們需要區別情況來看待。目前，對于擔保公司的分類主要有這么幾種，一類是融資性擔保公司，一類是非融

11、資性擔保公司。還有一類是名字叫擔保公司但是根本不做擔保業務的公司，這類機構不能歸結到擔保業里來，它發生的風險與擔保本身并不是一回事。從風險來說，擔保公司經營的就是風險，如果說完全沒有一點風險，反倒是不正常的，但到目前沒有出現集中性、系統性風險。之所以大家感覺2011年擔保業風險比較集中有其特定的客觀原因。第一，國家4萬億元的投資計劃帶動了銀行投資和社會投資，企業大量貸款、大發展，而到了2011年，資金面突然收緊，這一松一緊間，企業的貸款問題就出來了。原本企業進行了大量投入，擴大了生產，信貸面突然收緊，很多企業一時貸不到款。中小企業的流動生產資金中有很大一部分來自銀行貸款，過去是“借新還舊”，2

12、011年變成了“還舊借新”。即使能貸到款，中間也需要間隔一段時間，企業只好求助于民間借貸。第二，各銀行大幅上浮利率，有的銀行甚至上浮80%，再加上其他各種費用，導致2011年企業從銀行貸款的平均融資成本為12%13%，企業沒有那么高的利潤，但又并不甘心就此停止生產，只能求助于民間借貸，導致融資成本大增，風險隨之增大。        俞章新：在紹興，擔保公司情況并沒有出現重大問題，其中一家出現倒閉，倒閉的原因是股東涉及高利貸引起，并不是由擔保業務引起的，其他擔保公司生存情況良好。客觀上來說，在粗放發展、監管不到位及經濟金融環境

13、惡化等綜合因素影響下，擔保行業容易發生風險。銀行提高對與之合作的擔保公司的要求、門檻，有利于促進擔保行業的規范和發展。但是，“以出身論英雄”有失偏頗。如果無法解決道德風險問題，政策性擔保機構同樣面臨較大的風險。記者：就北京的情況來看，擔保公司的結構構成是怎么樣的？政策性和商業性擔保公司各自的比例是多少？ 李世奇：從北京的情況來看，正常從事擔保業務的政府出資的政策性擔保機構有十幾家，民營擔保公司有100多家。開展過擔保業務的的擔保機構有170家左右，拿到融資性擔保業務許可證的有127家。大部分擔保機構是兼營融資性擔保業務和非融資性業務。其中有十幾家是專營非融資性擔保，不需要許可證。目前北京市的擔

14、保機構發展總體情況良好，非融資性擔保的代償率更低。從融資擔保額來看，政策性擔保公司約占到三分之一，民營擔保公司占到三分之二。記者：擔保行業的風險出來后，一些銀行對與之合作的擔保公司進行梳理，其中一條準入條件就是要求必須是政策性擔保公司。這樣做是否能有效避免風險？民營擔保公司的風險是不是相對大一些？李世奇：目前我們正在對“銀擔合作”進行深入調研。第一，僅從代償率來看，民營擔保公司和政策性擔保公司差不多，風險是同等的。包括“中擔”在內，擔保本身發生的代償率其實都很低，沒有突破過1%，它出現的問題并不與擔保直接相關。任何一個機構，都有違法的可能性，并不是說因為是民營所以風險就高，這一點數據是很清楚的

15、。客觀實際地說，政策性擔保公司因為有政府出資的背景，出資人為政府或政府相關機構，在管理上會比較嚴格，資金穩定性較強，因為對紅利的要求不太高，所以相對來說風險也會比較小。銀行提高對與合作的擔保公司的要求、門檻，這是正常的市場反應，有利于促進擔保行業的規范和發展。但是“以出身論英雄”有失偏頗，也與中央的精神不相吻合。如果按所有制進行“一刀切”，真正受影響的將是那些急需資金支持的中小企業。隨著一些事件的發生，我們也對民營擔保公司提出了一些明確的要求。一是要依法規范經營。提高自身的素質水平。二是在企業融資成本高、下半年又面臨還款高峰的情況下，要對企業進行全面排查，發現問題及早解決，協調幫助企業解決困難

16、，避免出現集中性、系統性風險。三是要采取多種途徑、開辟多種渠道為中小企業服務，贏得社會的支持和信任。四是認真履行自身的社會責任和義務。如，對于今年上半年發生的代償，擔保公司基本一天不差一分不少地代替企業還款，取得了銀行對擔保公司的信任，建立起良好的合作關系。俞章新：政策性擔保公司的經營目標與民營擔保公司存在一定的差別，政策性擔保公司在業務規模與風險控制上的選擇是可少做業務，不可出風險，民營擔保公司則是多做業務，少出風險；在收益方面，政策性擔保公司沒有這方面的過高要求，不虧損就可以，而民營擔保存在逐利性。因此，從本質來講，政策性擔保公司出風險的可能性就小多了，但銀行與擔保公司的合作空間將大大縮小

17、。但只要是民營擔保公司就有風險嗎？答案是否定的，民營擔保只要規范做、專業做，是不會對銀行產生風險的。我們的業務模式、所有客戶都是經過兩道審核的，一道是銀行，一道是擔保公司。目前銀行中小企業的不良貸款率（浙江省）一般不會超過3%，萬豐5年的平均代償率不會超過0.5%。試想一下，如果擔保公司擔保貸款的不良率也按3%來測算，擔保放大倍數為10倍（按1億元注冊資金計），擔保公司收到的擔保費按2.5%計，那么，一年出現代償的貸款金額是3000萬元，擔保費收入是2500萬元，經營費用是500萬元，擔保公司虧損1000萬元，即使是這樣，擔保公司注冊資金尚有9000萬元，按此比例，要有10年的虧損，銀行才會有

18、損失。吳國聯：有一種觀點認為，由政府出資建立擔保機構可以解決風險問題。但是，以中小企業為服務對象的政策性擔保公司如果無法解決道德風險問題，這也意味著政策性擔保機構越發展，將有更多的政府信用投向中小企業，加之政府行政干預、投資可持續性差，政策性擔保機構將面臨更大的風險問題。另外，擔保行業風險頻發的主觀原因在于行業經營的規范性差。目前擔保公司規模普遍偏小、自有資金少、擔保能力弱，無法與銀行建立合作，在主營業務盈利有限甚至無法開展的情況下，這些規模小的擔保公司過多地從事非主營業務，經營風險和投資風險加大。溫州37家融資性擔保公司的平均注冊資本僅5800萬元，2012年上半年全行業僅實現利潤27萬元。

19、調查顯示，正常的貸款擔保收益較低，如果沒有超過2億元的擔保業務規模，很難保證擔保公司保持盈利性經營。即使是相對正規的融資性擔保公司也在不同程度地從事非主營業務。(待續）擔保公司：風險與未來（之二）中國人民銀行的中國金融2012年第19期刊登了中國金融記者采訪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行長吳國聯、北京信用擔保業協會會長李世奇及浙江紹興萬豐擔保公司總經理俞章新的文章。現全文刊登如下，供參考。“銀擔合作”即是雙方利益，那么風險就應該共擔。政府和監管部門有義務以適當的方式，建立行業系統風險防范機制、引導行業做好事前風險防范措施、規范行業健康發展 記者：請問俞章新總經理，在經營中你們覺得最大的風險在哪里

20、？采取哪些有助于風險最小化的措施或制度？俞章新：風險之一是企業的經營風險，中小企業是實力弱、抗風險能力差，無疑對擔保公司經營產生重大影響。與之相對應，我們采取了小額、分散的策略；加強風險控制手段，根據小企業的特點，采用多種方式方法，盡量降低風險程度；創新產品模式，通過產品設計將風險控制在一定的限度。風險之二是銀行內部政策的調整直接影響擔保公司的業務風險。如工行停止與民營擔保公司的合作，造成一部分擔保公司產生代償。我們的對策是，分散各家銀行的授信，客戶通過其他銀行發放貸款解決了企業的問題，沒有造成代償。風險之三是員工隊伍的道德修養與業務素質。我們的對策是，注重員工隊伍建設，定期進行員工企業文化培

21、訓；加強業務培訓，提高員工的業務素質，提高風險識別能力。記者：據了解，目前萬豐擔保公司的運營情況還是很好的，在當前的形式下，這非常難得。很多企業主反映，在此次溫州民間借貸危機中，“誠信”受到了很大的打擊。如何建立一家有誠信的民營擔保公司？俞章新：萬豐擔保公司成立于2008年，注冊資金1億元。多年來公司一直堅持服務中小企業，并取得當地18家銀行20多億元的授信，至今已經為1000多家客戶提供了擔保，累計擔保額達20多億元。目前，我們的在保客戶有500多家，在保余額7億元。公司99%的業務為融資性擔保業務，非融資性擔保業務占比非常小。在保企業中68%為制造企業，擔保額占總擔保額的80%以上，堅持了

22、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宗旨。擔保公司是經營信用的公司，沒有信用就沒有擔保。所以公司要有誠信，所謂誠信就是讓銀行放心（債權人）、讓客戶放心（物有所值）、讓政府安心、讓社會有信心。擔保公司出問題，很大部分原因在于沒有堅持“擔保”這個主業。所以，我們必須要堅持主業不動搖，堅持“小額、分散、嚴把風控關”的運作模式，積極創新業務模式，針對固化資產較多的企業，重點推出優質資產抵押全額貸，解決企業因資產固化而臨時導致的“機體缺血”困難；針對部分行業整體轉型升級的情況，及時解決其發展所需資金問題，使企業搶先獲得了發展機遇，更幫企業逃出了因互保而導致的風險成倍放大的困境；針對流動資產優良的企業，充分認可其資產價值，設

23、定相應質押貸等系列產品；還有組合貸、權益貸等產品。萬豐擔保公司還與國開行浙江省分行、紹興市金融辦等合作開展“銀證保”項目，為130余家小微企業帶去3.5億元的超低利率貸款。記者：擔保公司出問題，銀行會受影響，但最終影響的將可能是實體經濟中的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如何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李世奇：我們的希望是，銀行主管部門應該對銀行履行社會責任提出明確的要求，要落實國務院的要求，各家銀行都必須要拿出一定比例資金來為中小企業服務。“銀擔合作”即是雙方受益，那么風險就應該共擔，哪怕由銀行承擔5%甚至1%都行。目前的情況是擔保公司承擔了100%的市場風險，個別銀行則可能放松應有的監管，忽略了貸前檢查

24、甚至是放任風險的存在，導致最后的風險集中到擔保公司。記者：那么誰有可能來為擔保公司“擔風險”，監管部門？政府？還是企業自己？俞章新：擔保公司產生的社會效益遠遠大于經濟效益，也就是說，通過擔保公司的擔保服務，使中小企業獲得了急需資金，促進了企業的快速發展，為社會創造了更多的財富，為國家創造了更多的稅收收入。許多擔保公司敢冒風險去從事不合法、不合規的業務，就是因為擔保公司經營風險較大，收益相對風險來說又太小。擔保公司盈利能力的決定因素不是擔保費率的高低，而是風險控制的水平，而為中小企業服務存在很多不確定的風險因素，所以政府應該出臺合理的扶持政策，確保擔保公司可持續發展。李世奇：風險分擔方面，北京再

25、擔保公司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如，2012年上半年出現的代償，再擔保公司履行責任很好，幫助擔保公司分擔了部分風險。吳國聯：我個人認為，擔保的市場風險和事后風險仍應由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自身來承擔，但政府和監管部門有義務以適當的方式，建立行業系統性風險防范機制、引導行業做好事前風險防范措施、規范行業健康發展。一是嘗試建立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臺灣地區設立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的經驗值得借鑒，該基金通過建立穩定的資金補給機制、構建風險共擔的銀擔合作機制等獨特制度設計，使得金融機構、信保基金和中小企業三方形成互利共贏的良性發展格局。二是探索建立完善的再擔保機制。國外經驗表明，再擔保在推動經濟發展、保障社會穩定方面起到積極作用，而政府的適度控制，有利于再擔保朝著最優路徑發展。國內再擔保試點地區出現問題，主要是由于政府力量太強，使再擔保路徑的演化無法按照正常市場規律發展，脫離了市場軌道。因此，政府的支持力度要和市場經濟現狀結合起來，適度發揮政府作用。要促進擔保業的健康規范發展，需要進行頂層設計，如適度規模、分類管理。專業化經營將成為擔保公司發展的優勢，而未來的行業整合不可避免記者：在如今看似困難重重的背景下擔保業的未來走向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