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留存與傳播寧夏非遺記錄的影像人類學實踐    張蕊摘 要：非物質文化遺產影像記錄是文化部針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國家級傳承人進行系統影像記錄的國家工程，有著重要的時代文化意義。在地方實踐中，國家意志如何進入，實踐的過程中，傳承人的主體訴求是否與國家訴求相一致，需用實踐樣本加以探討。本文以寧夏非遺記錄實踐為案例，通過對寧夏實踐的分析，探討國家訴求中的“留存”與傳承人主體訴求的“傳播”間的張力結構，反思作為國家意志下行的操作指南，在實際的標準化操作中，已然存在與實踐場域脫節的現實問題。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寧夏實踐;影像人類學;文化傳播：j905 ：a

2、：2096-3866（2020）19-0013-02非物質文化遺產源于日本“無形文化財”概念，后于2003年10月17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界定為“非物質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作為人類文化遺產序列的重要組成部分。相較于歐美與日韓，我國開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較晚，但在汲取國際經驗的前提下，發展迅速，形成與聯合國接軌的四級保護體系。2015年，文化部正式發布關于開展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搶救性記錄工作的通知，由文化部發起、國家圖書館中國記憶項目中心督辦、各省非遺中心承辦的對非遺的國家級傳承人進行影像記錄的國家項目，全面鋪開。旨在通過影像

3、紀實的方式，對高齡傳承人及項目進行全面、真實、系統的數字化記錄，作為文化史料留存。在此背景下，筆者參與到寧夏項目的影像記錄實踐。在對寧夏7個國家級非遺項目的記錄實踐中，影像記錄過程常被傳承人主體認為是“媒體宣傳”“擴大傳播”等目的，要求記錄團隊對其傳承項目進行“宣傳”。這使得影像紀實工作從科學客觀記錄演化成為“被展演”或“被抗拒”的“目標受眾”。這一保護實踐經驗不由讓人反思：影像記錄，在具體場域實踐時，作為一種話語權力的表征，究竟是對文化遺產的“留存”還是“再生產”？生產性保護中，影像記錄是否再造文化資本？基于此，筆者對非遺記錄的寧夏實踐做了反思性梳理。一、留存：國家意志的地方代理對寧夏非遺項

4、目的記錄工作，開始于國家圖書館搶救性記錄工程的培訓班。通過培訓，記錄團隊獲得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搶救性記錄工程操作指南，嚴格依照指南內容，團隊開始了首期記錄工作;2017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搶救性記錄十講，作為對操作指南的深入解讀。執行記錄工作時，這兩個文本即是記錄實踐的根本指南，即國家意志的地方踐行。（一）國家在場：“操作手冊”的標準化控制根據指南內容，記錄團隊快速完成對項目傳承人的文獻資料收集、口述史訪談、項目實踐與傳承教學拍攝等大量繁復的文獻工作。在寧夏實踐中，以指南為本的工作得以落實，一方面，基于項目驗收標準化的機制，使得指南中的量化指

5、標起到了重要指導意義;另一方面，記錄團隊雖為專業紀錄片制作隊伍，但不盡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有知識基礎，指南起到了文化內容的把關作用。但寧夏實踐中，指南的使用亦遇到諸多問題。如：傳承譜系的口述。按照指南口述提綱，傳承人應清楚地口述其傳承譜系。“譜系”是結構性術語，屬典型的學術話語，對于根源民間的藝人而言，對“譜系”的理解有著強烈的主體認知。如，有傳承人認為，傳承譜系即為“家人”，亦有傳承人所指“譜系”視為學生名錄，并非傳承名錄。記錄的過程，強化了傳承人的傳承意識，也傳遞了錯誤的譜系觀。（二）專家在場：精英文化對民間文化的介入依據指南要求，傳承人口述需有學術專家在場，由專家提問，進行傳承問答。這一要

6、求，從記錄工程的有序開展來看，是為了最大限度地保證記錄的客觀性與科學性。但在寧夏的記錄實踐中，卻存在問題。首先，專家在場的談話氛圍，過于學術化，部分訪談呈現出專家引導式訪談，對傳承人的語言與非語言符號表達，產生極大影響。如，專家會引導式地提示傳承人“您的這個技藝是爸爸傳給您的吧？”，這類明顯帶有指向性的提問，不符合采訪學中的客觀中立原則。其次，按照要求，項目聘請的專家均為民族學、民俗學、非遺學等方面專業人士，對于影視技法生疏。因此，專家在場的訪問常出現“打斷”“冗音”等現象，降低了影像的傳播品質。（三）技術再現：影像手段的客觀記錄影像的復制性使得影視技術成為文化遺產傳承的一種良好載體。這也就是

7、為何影像技術誕生之初便用作客觀紀實的原因（真實、直接電影）。但實際上，在寧夏非遺記錄的實踐中，我們意識到，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影像再現，其中很大一部分屬于對精神文化進行呈現的表達。因此，技術再現的技法顯得格外重要。例如，在進行楊氏家庭泥彩塑傳承人楊棲鶴老先生的記錄中，我們捕捉到人物身上的匠人精神，其認為“從事文藝工作，是利國利民”，并要將此精神傳遞給家族后人。依據指南，這屬于傳承理念，需要記錄與呈現。但如何通過鏡頭語言進行準確地意義傳達，非常考驗執行團隊的影像敘事能力。這樣的難題，在涉及具體物質場景的再現上，同樣存在。如：泥塑釀土，對土質的表現，需大量影視制作技巧。二、傳播：生產性保護的主體訴

8、求在寧夏非遺記錄實踐中，依據指南要求，只有在綜述片的完成上，需要“一定藝術加工”用于傳播，其他的操作部分并未涉及傳播訴求。因此，在項目驗收過程中，也僅針對綜述片有一定影像藝術要求。換言之，大量記錄工作并非為傳播所做。而在與傳承人的影像田野中，記錄團隊卻常被稱為“電視臺的人”“有記者”，可見傳承主體對記錄工作的性質認知。（一）以生產性保護為目標的主體訴求強烈在寧夏實踐中，口述史中有大量文本指向傳承主體對于項目宣傳的強烈訴求。如楊棲鶴要求我們，“要把這個放到電視上去，讓更多的人看到，不然，這些失傳得太厲害了”。諸如此類的訴求，廣泛存在于7個項目之中。甚至，有傳承人特別正裝接待，整好形象，以備傳播所

9、需。透過訪談文本，我們分析認為：寧夏國家級非遺項目，除少部分傳統醫藥項目運營情況良好，其他大多數均因社會變遷產生的消費場景遷移或消亡，而產生強烈的生產性保護需求。面對日益強勢的媒介環境，傳承主體的傳播訴求，開始增強。（二）影像符號提供大眾傳播的可能實際上，在當前融合媒體的傳播生態下，通過影像進行文化符號的傳播，是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首先，影像具有文化符號的承載功能，并且訴諸于視覺的傳播，更具有生動性與說服力;其次，影像作為數字信號，在移動互聯時代，有著得天獨厚的流動性與傳播力。因此，影像符號為非遺文化的流通與傳播，提供了可能。但在寧夏非遺記錄實踐中，依據指南，卻沒有基于傳播語境的操作指南，規定

10、動作多為紀實性與科學性標準，對影像傳播的藝術性、流通性沒有做出過多指導。（三）困境：錄而不播 傳而未達在整個項目完成驗收提交以后，項目成果送往國家圖書館館藏。盡管能夠在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與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博物館網站上，查閱到項目相關資料，但傳播性不高。近年來，國家圖書館也通過融合媒體進行項目成果的轉化。如，國家圖書館官方微信公眾號于2020年4月13日刊發了“他們鑒證了文明”系列第18篇原創文，題名造像的家族，宣傳寧夏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楊氏家庭泥彩塑，文中對該項目的綜述片進行了播映。但此時，楊棲鶴先生已逝世多年。因傳播語境的缺失而導致記錄工程的學術性遠高過傳播性，但傳承主體的生產

11、性保護需求則強烈指向傳播性。這一悖論，在寧夏實踐中表現明顯。三、影像學與人類學的交叉與邊界這一悖論，實際由來已久。早在影像誕生之初，便初見端倪。影像技術誕生之初，便誕生了民族志電影（ethnographic film）。影視人類學綜合了諸如藝術人類學的研究、攝影術和民族學影片的方法、空間關系學或社會文化空間運用的研究，以及跨文化展望中觀感認識和視覺象征主義的研究。視覺范疇和視覺結構，或者客觀反映了我們所研究的文化，或者摻雜了我們自己的主觀想象。運用這些宣傳媒介來傳達表述主體對客觀世界的認識。首先，影像人類學作為交叉學科，其根植于人類學與影像學兩個不同的學科領域。人類學以“人與文化”為主要關照，

12、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人、自然與社會共生，所產生的文化行為與遺產，被人類學所矚目。因此，人類學基于文化多樣性的學科價值觀，關注不同文化樣本，特別是瀕臨消亡的活態文化遺產，人類學的主要目的在于“留存”;而影像學，作為應用技術型學科，其學科關照于影視技術與制作，屬藝術學領域，其主要目的在于探討影像手段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再現與數字傳播。其次，在實踐領域中，我們可以明確地發現，國家、地方政府、代理機構、專家學者與傳承主體在實踐場域中的不同立場與價值需求，客觀上造成了上述悖論的加劇。作為重要的民族文化符號，非物質文化遺產一直以來都被國家視為重要的權益所在，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上，國家利益訴求顯著1，國家意志在非遺保護工作中起到了根本性作用，“指南”的刊發與使用便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而地方政府與代理機構在具體執行記錄工程時，其各自雙方追求政治與經濟的雙向訴求上，意圖明顯，這也客觀上構成了留存與傳播的張力2。四、結語寧夏非遺記錄工程的影像實踐表明：經過長時間變化發展，對記錄工程的國家標準應該根據實際樣本的經驗，進行及時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