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學校長教育取向對教育方法的影響    提要：大學校長的教育取向對大學教育教學方法有重要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教學制度的建立與改革、能力訓練的選擇與強化、校園文化的培育與建設等方面。許多著名大學的經驗表明，教學制度、能力訓練、校園文化均具有方法意義，遵循正確的教育理念對其不斷創新，往往會收到人才培養的可喜成效。 “如果教育計劃的質量取決于培訓目標的質量，那么，它同樣受制于教學法的質量。”1在教育目的和內容確定之后，教育方法則對達成教育預期效果具有重要影響。如果說課程設置是大學校長實現自己教育目的理念亦即教育取向的必經途徑的話，那么，教

2、育方法則不僅是實現校長教育目的理念的基本保證，而且是使課程具有實際操作意義的技術路徑，教育教學內容是不可能離開教育教學方法而獨立存在的。因此，有明確教育目的理念的大學校長是不可能不去影響或不去關心怎么教的方法問題的。但是，由于校長與教師工作性質上的差異，他們作為治校者的方法觀或方法運用，更多是指向具有宏觀性質的教育及教學的方法而非某門課程的具體的教學方法。本文著重從教學制度、能力訓練和環境創設三方面來討論校長教育目的理念對教育方法的影響。 一、教學制度的方法意義 有學者指出：“教育產品(學生)的應有質量，是在設計階段決定的。”2這話是有道理的。但是，這一設計階段不僅包括教學

3、目標、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的設計，還應包括教學管理亦即教學制度的設計。對人才培養而言，教學制度具有教育方法的意義和作用。優秀的大學校長往往通過教學制度的創設或改革來體現自己的教育目的理念，從而使之變為對所有學生的現實具體的影響。選課制、學分制、導師制等一系列由大學校長創造的教學制度，從實際效果上看，我們更驚嘆它們在人才培養過程所發生的方法創新的作用。 查爾斯·埃利奧特是美國高教史上最著名的大學教育思想家和改革家，他在任哈佛大學校長的40年間的最大貢獻，就在于創立了自由選課制。作為一種教學制度的創新，它無疑反映了埃利奧特關于“所有學科在大學教育中都具有同等價值”3的課程觀，更反

4、映了他關于塑造一個得到最充分發展又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完整的學生”比傳授特定的知識更為重要的教育目的理念。自由選課制的創立，不僅使大學教學組織方式發生了根本變化，而且推動了學分制的建立，使學生在更大程度上成為學習的主體。隨后，埃利奧特的繼任者勞倫斯·洛威爾在發揚哈佛已有教學制度改革成果之長處基礎上，亦根據自己關于“在當代復雜的世界中，自由教育的最好目標是，培養知之甚廣而在某一方面又知之甚深的人”，“學院應該培養智力上全面發展的人，有廣泛同情心和判斷能力的人”，“使學生具有正確的態度，熟知思考的方法，具有應用信息的能力”的人才培養理念，4分別建立了既能確保專業深度、又能拓寬知識廣度的“

5、集中與分散課程制度”，增強學生交互影響、減少外界干擾、強化學習氛圍的“住宿制”，減少授課時間、增強自主學習能力的“輔導制”，激勵學生斗志、強化學習競爭的“榮譽學位制”。以上教學管理制度的建立，極大地改變了哈佛的人才培養方式，保證了學生生活與學習、學校秩序與學習自由的結合，使哈佛的人才培養形式生動而富有成效。 導師制是牛津大學新學院創辦者威廉·威克姆首創的一種教學制度，隨后便成為劍橋和牛津學院制的核心。所謂導師制，即學院為每個新生指定一名院士為其導師，并根據課程學習的需要，安排若干學習導師即輔導教師。導師主要對學生品行發展、遵紀守法等負責，指導學生選擇自己的發展方向和健康成長

6、。學習導師則對學生的學術發展、學業安排等負責，指導學生的課程學習。在學期間，學生每周必須接受學習導師的輔導至少一次。每學期結束，學習導師須將每個學生的學業進展情況向其導師報告。這兩所大學培養的人才之所以質量高，其關鍵就在于“導師制”的作用。對此，兩度訪問牛津的加拿大文學教授斯蒂芬·利考克總結到：“學生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從導師那里或者不如說同導師一起學到的。”5導師制當然也有其鞭長莫及之處，但它畢竟不失為一種有效的人才培養手段，否則各國的研究生教育不會仿效至今。竺可楨校長在浙大的本科生教育中也采用過導師制并獲得成功。 劉道玉教授信奉教育必須“竭能盡智地培養學生的創造力，開發大多

7、數人所具有的類創造力和潛創造力”6之理念，為此，在80年代初期任武漢大學校長后，就推行有利于大學生個性發展和創造力培養的教學制度改革，逐步實行了轉學轉專業制、跨系和跨專業選修制、學分制、插班制等教學制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武漢大學因此也出現了生動活潑的教學局面，涌現出了一批專業成績突出的優秀人才。 綜上所述我們清楚地看到，任何教學制度實際上都是一種對大學教學方法的規定，良好的教學制度往往造成生動活潑、有利于學生成長的教學環境。優秀校長深諳此道，為了保證自己教育目的理念的順利實現，他們重視通過具有方法作用的教學制度的建立、改革和創新，使之為教育目的的達成獲得一個可靠的通道。 

8、二、能力訓練的方法意義 由于分類的方法不同，能力可劃分為許多的種類。從社會對大學教育的要求來看，使學生獲得認識能力、實踐能力、研究能力的訓練和提高是大學的本分。這三類能力分別決定了學生獲取知識、運用知識和創造知識的本領，構成學生不可或缺的能力系統。凡優秀大學校長無不對上述三類能力予以重視，并在人才培養過程中力求通過教學方法的科學選擇和有效運用以強化學生這些能力的訓練。 1注重認識能力的訓練 教學并不只是為了使學生獲得經過分類的系統化知識，更應讓他們掌握認識的手段和方法。國際教育發展委員會指出：“如何學習，這不僅僅是另一個口號，它是指一種特殊的教學方法”，7是一種需

9、要對其加以重視并通過某種形式使學生掌握的方法。許多教育家對此早就予以了高度重視，譬如，著名教育家葉圣陶指出，教是為了不教。為了達到“不教”的目標，我們的“教”就必須把學習的方法教給學生。而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高等教育及培訓司司長的納伊曼說得更明白：“學會學習的概念，意味著受教育的人將會知道從哪里很快、很準確地找到自己不知道的東西，在各級教育體系里，特別是在高等教育階段，如果現在約用80的時間來傳授知識，用20的時間來獲得學習方法、研究方法的話，這種比例一定要根本改變，這個比例應該倒過來。”8為適應不斷變化和發展的時代要求，接受終身教育亦即選擇終身學習成為唯一的有效途徑，而其前提則是學會認知即學

10、會學習。強調學會學習，同時還反映了現代大學的一種精神：使個人成為他自己文化進步的主人和創造者。對此，有相當數量的大學校長已有強烈的意識，在訓練學生的認識能力方面主要作了以下的努力。 第一，注重對學生理性思考力的培養，這是發展認識能力的基礎。譬如柏林大學的校長們一直持有“必須讓學生在大學中獲得創造性的知識”這樣一種教育理念，因此他們倡導教師和學生通過共同努力對深層學術問題進行鉆研的方法。如他們強調講座、課堂討論和辯論等教學活動，并期待以此喚起學生對知識的好奇心，在教師的引導和師生之間、學生之間的互相啟發下，激發批判精神，培養理性思考的習慣，以及體驗到探索知識的樂趣。又如著名的格廷根大學

11、校長諾伯特·坎普就曾告訴人們：將近250年來，格廷根大學一直保持著它對科學家和大學生的吸引力，原因就在于它始終在“教人應該怎樣思考，而不是教人應該思考什么”。9因此，在格廷根大學，教授并不向學生系統傳授知識，而是只講一個概論，指點學生如何去獲取這些知識，大量工作必須在課下由學生通過圖書館、實驗室等的利用自己去完成，目的都在于訓練學生的理性思考力。 第二，注重方法教育，主要是自學方法的教育，這是發展認識能力的手段。譬如，曾任北洋大學校長和交通大學唐山工程學院院長的茅以升，即十分強調教育方法在學生培養中所具有的導向和定型作用，他認為：“學問是一生一世學不完、畢不了業的”，“教育

12、只是一種機會，人們隨時隨地都有機會接受教育。問題是要能把握機會，終身利用機會來充分地教育自己。”10他的科學教育的目的就是給人們以能夠把握教育自己機會的三項工具：具有基本知識準備；掌握科學的學習方法；養成科學精神。由于認識到方法教育對學生培養所具有的導向和定型作用，茅以升先生對當時的工程教育不重視教會學生學習及工程教授“對于教育方法無多研究，故施教效率，至為低微”的現象提出了嚴厲批評。在實施對北大的改革中，教學方法的改革也是蔡元培校長身體力行的內容。他反復告誡北大教師，“我們教書，并不是象注水入瓶一樣，注滿了就算完事。最要緊的是引起學生讀書的興趣。”11在他看來，“講堂功課固然要緊”，但學生通

13、過自學，“隨時注意發見求學的門徑和學問的興趣，更為緊要。”12基于上述認識，他提倡教師“不但研究所教的學科，還得研究教學方法”。13朱九思先生任華中工學院院長期間，亦反復向該校的教師宣傳，教學的關鍵是讓學生懂得“為什么”和“怎么辦”，而不只是“是什么”和“這樣辦”。因此，他要求堅決克服教學上“抱著學生走”的錯誤方法，加強對學生學習方法尤其是自學方法的教育，培養學生不斷吸收新知識的能力，使他們獲得更多自我發展的空間。 2注重實踐能力的訓練 什么是實踐能力?即運用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或做事的能力，包括組織管理能力、專業工作能力、社會交往能力、創業發展能力等，為一種能力系統。實踐能

14、力以認識能力為基礎。但實踐能力又是改變知識形態，使之物化為生產力，并為提高工作效率和效益服務的基本前提。實踐能力作為一類具有專業或職業色彩的特殊能力，當然具有其自身的特點，因此也必須用特殊的實踐教育的方法來培養。于是，許多大學校長出于培養學生實踐能力的目的，往往在教學方法上采取措施。張伯苓校長的教育目的理念是“允公允能”，所謂“允能”即培養學生服務社會的能力。為此，他強調運用“學行合一”的教育方法。除重視實驗教學外，他特別強調學校必須“以大自然為教室，以社會為教材，利用活的材料，來充實學生之知識，擴大學生之眼界”，14并把“社會視察和調查”作為一門重要課程。 浙江大學原校長路甭祥院士

15、針對以往大學普遍存在重論文輕設計、重研究輕應用、重理論輕實踐的現象，提出工程教育必須與工程實踐訓練統一起來，走“廠學結合”的道路。為此，他在浙大部分本科生中進行了“311”制培養模式的改革，即工科學生在校學習三年，完成全部教學環節后，提前分配到對口的工礦企業接受一年的工程訓練，由廠校雙方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和未來工作需要聯合制定培養方案，一年后再回到學校完成廠校共同確定的畢業設計課題，并根據實際工作需要選修一定數量的專業課程。這種綜合模式的改革獲得了成功，得到學生和用人單位的歡迎。 3注重研究能力的訓練 當科學研究以合法的身份成為大學的一項活動后，其意義不僅在于使大學具有了創

16、新知識的能力，還在于它與教學活動共同成為培養人才的手段。從知識的可持續發展來說，后者的作用比教師自己的研究更有價值。這種認識使不少大學校長重視對學生研究能力的訓練。譬如，歷史上于1867年創建的康乃爾大學首任校長懷特強調：“在所有知識領域內，科學研究不僅是一門學問，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訓練過程。”15這一教育理念在他著名的“康乃爾計劃”的第三部分“科學研究”中得到充分體現。g·卡斯帕爾校長在關于斯坦福大學何以成功的原因分析中，把“斯坦福始終堅持把教學和科學研究的結合看作是它的主要任務”16列為三個主要原因之一。受德國大學理念影響至深的蔡元培校長不僅確認“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并且強

17、調“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為此，他確定改革的首要目標就是：“延聘純粹之學問家，一面教授，一面與學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北大因此使其教學過程變成引導學生參與研究的過程，并為傳統。 加強大學生研究能力的培養，其實對師生都是一個共同提高的過程。首先從教師的角度來看，教師的教學是不能脫離研究的。一方面教學要以研究成果為內容，只有參加研究工作，教師才能豐富自己的教學內容并使自己的教學內容反映當代最新成果和最高水平；另方面只有參加研究工作，教師才能在研究體驗中養成科學的態度和精神、掌握做學問的方法、獲得科學研究的能力，并以此去影響和訓練學生。因此，雅斯貝爾斯稱：

18、“最好的研究者才是最優良的教師”。17斯坦福大學喜歡讓那些從事創造性研究的學者對學生進行教學。按卡斯帕爾的觀點，這種建立在探索性研究基礎上的教學活動，“不僅有利于研究生的教學，甚至本科一年級的教學也能從中收益”。18其次從學生角度來看，參與研究工作獲得研究能力的訓練亦是十分必要的。對大學生而言，最重要的并不是記住所學的東西，而是獲得獨立的判斷力和思考力，訓練發展一套科學思維的框架，以及在任何時候可能通過自己的研究創新知識的能力，但“這種才能不可能從學習固定的知識當中獲得，只有和活生生的研究工作接觸才有可能。”19為此，斯坦福大學工學院院長吉玻恩斯認為，讓學生在課程學習中參與科學研究，獲得的正是

19、“運用基本原理進行思考的能力，而這種能力培養可以產生創新的種子”。20曲欽岳院士擔任南京大學校長后提出的人才培養目標是：“吸引一流學生，給予一流培養，造就一流人才”。21為達此目標，曲校長采取的措施是以一流的學者，用一流的研究訓練，培養一流的人才。為此，他對教師抓基礎科學研究，對學生抓研究能力的培養。譬如，由他倡導于1989年成立基礎學科教學強化部，就要求四年級本科生進入重點學科、重點實驗室在資深導師指導下從事為期一年的科研訓練。這改變了傳統的以知識教學為核心的人才培養模式，使絕大部分在強化部學習的本科生都取得了豐碩的科研成果，不少學生的論文在國際、國內核心期刊發表。眾所周知，南京大學從199

20、2年至1999年被sci收錄的論文連續8年居全國大學之首，被sci引用的論文從1994年至1999年連續6年居全國第一。其中，學生參與研究或領銜研究的成果幾近一半，使人不得不承認注重大學生研究能力訓練的必要。 三、環境創設的方法意義 從學校與社會的關系看，學校必然要受到社會文化的介入和影響；而從學校實施教育的全過程看，學校教育無法擺脫校園文化的參與和影響。校園文化的品位直接影響到教育環境的品位并繼而影響到學校所造就人的品位。校園文化作為一種以文化的形式參與的非強制性教育手段，也主要通過創造一種教育的環境來達到教育目的、影響教育的效果。就學校而言，所謂校園的教育環境，實質就是

21、校園文化的產物，這致使環境創設的討論必須與校園文化的建設結合起來。 校園文化及其環境是影響教育效果的重要手段和支配力量。忽視對受教育者具有內化作用即自我感受教育的文化環境影響的教育，是難以成功的。對此，有學者在訪問牛津大學后深有感觸地說：“對大學生真正有價值的東西，是他周圍的生活和環境。一切他真正學到的東西，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靠他自己的智力積極活動，不是作為被動的聽講者而學到的。”22如果學生要從學校得到應得的東西，他就應當享有學校里的共同生活。正是對環境創設在人才培養，尤其是德育過程中之作用的不可替代性的認識，使許多大學校長都把營造優良的育人環境作為自己治校實踐的基本理念。譬如，

22、在推行人文素質教育的過程中，我國不少著名大學的校長就形成了“提高大學生的文化素質，必須首先提高教師的文化素養和學校的文化品德”的共識。而后者即為大學應該提供或創設的有利于促進學生文化素質提高的人文環境。許多大學校長無論在根據學校意識或個人教育理念選擇的文化環境的創設，還是在對已成文化環境的改造方面都予以了高度重視，目的就是充分利用文化環境的手段去影響和塑造青年學生。這種重視主要反映在對以下幾種不同層次的文化環境的自覺營造方面。 第一，校園精神文化環境的營造。校園精神文化是校園的核心文化，其建構的現代意義不僅體現在它對內能創設出一個積極健康、團結向上、影響校內成員價值選擇、人格塑造、思

23、維方式、精神風貌、道德情感、行為模式等關系學校教育質量優劣的教育環境和組織氛圍；同時它對外表現了學校的價值觀和目標追求，以及學校的魅力和個性所在。對此，著名政治學理論家王滬寧教授有過很深的體會，他說：“我那時剛剛進入復旦。但復旦的氛圍立即讓我感到理想主義的魅力。這是復旦給予我的最寶貴的東西。”23優秀的大學校長對校園精神文化環境的營造往往是自覺的。譬如，他們注意對學校優良傳統的弘揚，注重校訓、校風和學風的建構等等。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哈佛大學、北京大學等中外名校之所以魅力經久不衰，就在于其歷任校長都能始終堅持和弘揚自己學校歷久彌堅的優秀文化傳統，尤其是優秀的精神文化傳統，從而使自己的學校永遠彌

24、漫著那種特有的能給予學生陶冶和啟示的精神。 此外，校訓、校風、學風等文化的建構也都屬于校園精神文化的范疇，一旦被師生共同接受，就會成為引導他們追求理想、規范行為的無形力量。為此，許多著名大學的校長都重視這種文化環境的營造。如竺可楨校長把包含了奮斗精神、犧牲精神、革命精神、科學精神、蘄求真理、實事求是多種精神的“求是”立為浙大的校訓，張伯苓校長為南開大學立“允公允能”，清華大學立“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西南聯大立“剛毅艱卓”等等，這些校訓無不折射出大學校長追求的一種價值和精神，其學子一旦得其精神必受益終生。 第二，校園制度文化環境的營造。制度文化環境是依據學校意識選擇的，具有

25、強烈的規范性、組織性、秩序性，屬于校園范圍內必須強制執行和嚴格遵從的文化類型，如培養目標、校規校紀、教學及管理制度等形成的環境。這類文化環境對受教育者的智力和非智力因素的發展均起直接的作用。“學生不僅在課堂里成長，更重要的是在校園里成長”，24而校園環境的好壞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教學質量的高低。這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們持有的基本理念。由于學生自身就是組成校園環境的一部分，而大學生活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學生的相互影響和自我教育，因此，該校的治校者們把學生的道德品質和精神狀態也列為學校的考查內容，以此來強制學生必須重視學校對他們提出的這些“最為重要的基本要求”。25這一制度文化的形成，促進了學生正直和

26、值得信任品行的養成。 在弄清藝術教育對理工學生的全面發展所具有的作用后，小詹姆斯·r·吉里安從他接任麻省理工學院校長時的20世紀40年代末就開始重視藝術教育。為了在這樣一所以理工見長且傳統很深的大學真正形成熱愛藝術的文化環境，吉里安校長從制度文化的創設下功夫。正是由于自吉里安以來的校長們始終堅持藝術教育不僅是提高理工科學生文化修養，而且是發展學生科學創造思維能力的有效途徑的理念，并致力于藝術教育制度文化的構建，從而營造形成了學生無限熱愛和鐘情藝術的獨特環境，藝術教育在學校得到了普及。因此，麻省理工學院不僅以理工人才培養的高質量而且以其學生藝術素養的高品位而聞名世界

27、。 最后我們必須指出，具有強制性的制度文化，一經學校成員的高度認同，便無須再強制執行就能自動產生教育的影響，形成大家自覺弘揚的精神文化傳統。譬如，愛丁堡大學是英國一家傳統大學，該校立有一項制度，要求每個學生入學時簽署誓約鞭策學生努力向學，并警醒學生終生不使學校蒙羞。這一制度所表達的教育思想逐漸為歷屆學生所接受，從而使之已經凝結為無需強制就能在代代學生中自然傳承的精神文化傳統。在這樣一種優良文化氛圍的熏陶下，愛丁堡大學培養出了大批像文學家史考特、生物學家達爾文、歷史學家卡萊爾以及英國首相洛德·盧瑟爾等優秀人才。正是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兩者間存在這樣一種互相轉化和強制的關系，因此

28、，許多大學校長重視對制度文化的建設，并通過其強制或弱強制的作用，慢慢使之轉化為具有持續的、恒久的、無所不在影響力的精神文化。 第三，校園物質文化環境的營造。竺可楨接任浙大校長時曾說：“一個學校實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選，圖書儀器等設備和校舍建筑。”26蔣夢麟任職北大時也強調：“提高學術，第一要工具。”27所謂工具，“就是學校的設備如圖書儀器等學校無適當的設備，先生口授，學生耳聽，限學術于口耳之間，哪里配說是學術”。28因此，竺可楨、蔣夢鱗在自己的辦學過程中，在圖書、儀器的添置上，均著實用力。沒有基本的教學設施何以教?如果說圖書、儀器設備等是教學得以發生的最基本條件，當然

29、必須進入校長改善學校物質文化環境的視野。 我們都有過這樣的體會，步入著名學府，總會感受到該校園里有種奔涌的、富有生命的東西不斷撞擊著你的心靈，使你感動、興奮、激越、升騰。這種東西不是別的什么，而是該校特有的無形之精神文化與有形之物理環境的復合體。走進斯坦福大學，映入人們眼簾的是一色土黃石墻，土紅屋頂，拱廊相接，棕櫚成蔭，風情別具。這是一個恬靜典雅、美麗如畫、使人留連的校園。在這樣的校園里生活，其學子不僅能盡享求學的樂趣，還會滋生出對生活、對母校無限熱愛的感情。然而斯坦福大學雖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但并非全為自然的恩賜，其校園從選址到整體構圖到材料選擇等都無不滲透了斯坦福夫婦及其創校者、建設者對校園建筑本身就應當產生教育力量的期冀。此期首任校長喬丹在開學盛典的致辭中道出：“這些長廊連同它們的華貴的圓柱，也將對學生的培養教育起到積極的作用。每一塊砌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