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消費比例關系探討投資和消費之間的比例關系是否合理,既關系到我國經濟能否健康開展,工業化進程能否順利推進,也關系到城鄉居民能否從經濟開展中得到更多的實惠。改革開放初期,人們對投資(積累)和消費的關系曾經展開熱烈的討論,對于糾正以往經濟開展戰略的偏差,促進經濟走上良性開展的軌道,起到積極作用。在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經濟開展新階段,深入研究投資和消費的關系,特別是政府和非政府部門在其中的比例關系,對于堅持擴大內需方針,實現投資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雙重拉動,完成到2021年根本實現工業化的歷史任務,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一、我國投資和消費比例關系的變化軌跡(一)我國工業化進程中投資率上升和消費

2、率下降的態勢趨于減弱,改革開放以來兩者波動幅度明顯縮小新中國成立以來的50多年間,伴隨著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進程,投資率逐步上升(由1952年的18%上升到2001年的38%),最終消費率相應地逐步下降(同期由83.2%下降到59.8%)。最終消費率和投資率的比例關系,2001年為59.838,“九五期間(19962000年)這一比例平均為59.537.5,其中1999年為60.237.1,2000年為61.136.4;“八五期間(19911995年)平均為58.740.3,“七五期間(19861990年)平均為63.436.7,“六五期間(19811985年)平均為66.134.5(按支出法計

3、算的GDP分為最終消費、資本形成和凈出口三項，最終消費由城鄉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構成，其占GDP之比為最終消費率；資本形成總額包括固定資本形成額和存貨增加，其占GDP之比為投資率，或資本形成率；消費率和投資率相加有時會大于100，主要因為凈出口為負，使GDP總額減少，分母縮小)。盡管1999、2000年最終消費率有所上升,投資率有所下降,但最終消費率仍然低于“七五、更低于“六五期間的平均水平。總的看,這種變化軌跡可能反映了工業化時期投資與消費的一般演變規律,說明兩者的比例關系在按照工業化進程的需要進行適應性調整。方案經濟時期和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屢次出現比擬嚴重的投資過度和消費缺乏,導致投資率和消

4、費率大幅度偏離其趨勢值。1978年以后,隨著經濟體制轉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投資率和消費率的波動幅度明顯縮小,變化軌跡漸趨平穩(見下列圖)。19522001年最終消費率和投資率的演變軌跡資料來源:李建偉根據統計資料進行處理。圖中對數值曲線分別表示消費率和投資率的趨勢線。改革開放開始時,人們對以往重積累、輕消費、重生產、輕生活的經濟開展戰略進行重新審視,這時消費率從1978年的62%上升到1981年的67.5%,到達最近20多年來的最高值,這種上升或許帶有一定的“矯正性質。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初期,也反復出現過投資過熱和消費偏冷,但投資率和消費率偏離趨勢值的幅度明顯小于改

5、革開放以前。90年代中期以后投資率小幅度下降(由1995年的40.8%下降為2001年的38%),而消費率那么穩步提高(同期由57.5%上升為59.8%)。這種小幅度變動與趨勢線根本重合,擺脫了方案經濟時期和改革開放初期反復出現的大起大落。(二)在國際比擬中我國投資率偏高而消費率偏低對投資率的國際比擬說明,我國目前的投資率是明顯偏高的。根據世界銀行數據(本文所引世界銀行關于中國和其他國家2000年的數據，均出自?世界開展報告2001/2002?，其中關于中國的數據與我國統計年鑒的計算結果有一個百分點左右的誤差。但為統一比擬口徑，凡引用世界銀行數據，均不做改動),2000年,我國投資率高達38%

6、,世界平均為23%,低收入國家為21%,中等收入國家為25%(其中,下中等收入國家為27%,上中等收入國家為23%),高收入國家為22%。在世界銀行統計的國家和地區中,投資率到達或超過中國的國家僅有少數幾個,分別為:阿塞拜疆(投資率46%,但貿易逆差率即貿易逆差占GDP的比重達34%),厄立特里亞(投資率39%,貿易逆差率高達82%),萊索托(投資率47%,貿易逆差率也高達82%),尼加拉瓜(投資率38%,貿易逆差率高達41%),土庫曼斯坦(投資率46%,貿易逆差率為20%)。這5個國家投資率到達或超過中國,主要是由于貿易逆差過大,縮小了GDP這個分母,使得投資率看起來很高,實際上低于我國,因

7、為我國38%的投資率是以貿易順差為根底的。2000年以貿易順差為根底而投資率相對較高的國家,主要是分布在我國周邊地區的新興工業化國家,例如新加坡,投資率為31%;韓國投資率為31%;馬來西亞投資率為26%;此外,興旺國家日本的投資率也到達26%的較高水平。對最終消費率的國際比擬顯示,我國目前的消費率那么是明顯偏低的。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00年我國的最終消費率為60%,世界平均水平為77%,低收入國家為80%,下中等收入國家為68%,上中等收入國家為78%,高收入國家為78%。也就是說,我國目前的最終消費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7個百分點,與下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也有8個百分點的差距。二

8、、我國政府投資和非政府投資比例關系的變化軌跡:1997年以來政府投資率上升比擬明顯,但仍低于一些亞洲國家;非政府投資率近10年來逐年下降,2001年開始上升在投資構成中,政府投資和非政府投資是一對重要的比例關系。兩者在GDP中各自所占比重及其消長,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我國市場化改革進程中政府職能的轉換,民間投資的成長狀況,以及經濟內在的自主增長能力是否增強。目前我國的政府投資,主要集中在根底設施、公用事業、局部重大根底工業工程、區域開發、生態保護、國土整治、國防、航天和高新技術開發等領域。一般而言,由于存在“市場失靈的情況,需要政府在公共產品和公共效勞領域進行投資。進一步說,我國是開展中大國,工

9、業化的歷史任務尚未完成,根底設施和高新技術產業相當落后,地區差距極大,需要政府投資來緩解“瓶頸制約,對促進工業化進程發揮比擬積極的作用,也需要對欠興旺地區加大政府投資力度,帶動地區協調開展。此外,我國尚處于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體制的轉換過程中,抵御外部經濟金融危機沖擊的力量比擬薄弱,適當的政府投資有助于調節社會總供求,防止經濟下滑。對近10年來統計資料的分析說明(見表1),我國的政府投資率處于逐年上升態勢,由1992年的2.3%上升到2001年的3.8%;分段來看,19921997年政府投資率維持在2.33.1%,1998年以來到達3.43.8%。政府投資率的這種上升,反映了上面所提到的經濟社會

10、開展對政府投資的需求;特別是為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國內通貨緊縮趨勢的影響,我國連續數年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發行建設國債擴大政府直接投資,必然會促使政府投資率提高。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政府投資率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著擠出民間投資,因為政府投資主要集中于根底設施、西部大開發和關系國民經濟全局的一些重大工程,亦即私人資本和其他民間投資主體通常不愿涉足的領域,實際上對民間投資的成長起到一定的帶動效應。表1政府投資率和非政府投資率的變化軌跡(%)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2年?和?中國市場經濟開展報告2003年?(北師大資源和經濟管理研究所)的有關數據計算。投資率指資本形成額占GDP的比重

11、;政府投資率指資本形成額中政府部門投資占GDP的比重,政府部門投資的數據?財經科學?2001年第4期)。我國總儲蓄構成和總投資構成的比照說明,住戶部門是最大的資金盈余部門,為企業部門投資提供了最主要的資金來源,也為全部資本形成提供了最根本的支撐條件。在進行國際比擬時,我國投資率之所以顯得偏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國具有較高的國內儲蓄水平,特別是較高的居民儲蓄。不少亞洲國家也有高儲蓄的傳統,象韓國、新加坡這樣的新興工業化國家,2000年的投資率仍然高達31%,作為興旺國家的日本投資率仍然處于26%的較高水平,這不能不說與它們較高的國內儲蓄水平有很大關系。(三)工業化進程和產業結構特點,對調整投資和

12、消費的關系具有重要制約作用各國工業化進程的一般規律說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費結構升級,必然拉動產業結構升級,投資率會出現上升下降穩定的變動軌跡,消費率那么相應表現為下降上升穩定的趨勢。當居民消費由根本生存必需品為主轉向工業品為主時,第二產業在GDP中的比重將會上升,進而導致投資率上升和消費率下降。當居民消費轉向效勞類產品為主時,第三產業在GDP中的比重那么會提高,并引起投資率下降和消費率上升。在經濟興旺階段,工業化完成,第三產業比重超過第二產業,投資和消費的比例將處于根本穩定狀態。我國工業化的歷史任務尚未完成,目前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工業結構的高加工度化和資本技術密集型工業的加速開展,是這

13、一時期的重要特征。與大多數開展中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國第二產業在GDP中的比重較高,而第三產業的比重那么較低。第二產業特別是制造業的生產過程更為復雜,需要大規模投資;而第三產業的生產過程相對簡單,需要投資量較少。考慮到現階段我國工業比重高而效勞業比重低的結構性特點,以及完成工業化任務的客觀需要,在一定時期內保持適當高的投資率可能是難以防止的。因此,在調整投資和消費的關系時,消費率還要受到工業化進程的制約,不大可能迅速上升到較高水平,而可能表現為一個緩慢提高的過程。隨著工業化進入后期階段并根本完成后,第三產業比重超過第二產業比重,投資率的下降將會比擬明顯,相應地為消費率的上升留下較大余地。

14、(四)經濟開展戰略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對投資率和消費率的合理消長具有積極影響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相當長時間里,我國采取的經濟開展戰略,以國家集中配置資源、優先開展重工業和追求經濟增長的高速度為特征,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向投資支出和重工業傾斜,而消費支出、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輕工業和第三產業那么得不到足夠的開展資源。經濟增長方式相應地表現為以投資饑渴、數量擴張、速度推動為特征的粗放型增長。因而,投資和消費的關系往往表現為投資過度和消費缺乏,也往往在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而被迫壓縮投資的情況下,消費才得到應有的重視。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開展戰略逐步轉向以市場為根底配置資源、重視經濟社會協調開展、強調讓人

15、民得到更多實惠,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漸向企業和居民個人傾斜;經濟增長方式隨之逐步轉向注重質量效益、結構優化和科技進步的集約型增長。由于這種轉換是帶有根本性的變化,其過程難免會出現一定曲折,所以投資和消費的關系也難免出現新的不協調。但從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90年代中后期的情況看,投資和消費的關系總體上處于相對平穩協調的變動態勢。這說明,隨著經濟開展戰略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違背客觀規律的人為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干擾將越來越弱化,投資和消費的關系有可能逐步遵循經濟內在的要求和開展趨勢,沿著相對協調的軌道消長變化。(五)市場機制作用的增強,從經濟運行機制內部促進投資率和消費率合理變動在由方案經濟向市場經濟轉

16、軌的過程中,調節投資和消費關系的機制發生積極變化,是導致投資率和消費率趨于穩定的重要體制原因。從宏觀調節機制看,隨著市場化改革逐步深入,以間接調節方式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根本建立,針對投資和消費波動所采取的宏觀調節措施,有可能更多地借鑒市場經濟的通行做法。從微觀運行機制看,一方面,非政府的投資主體在全社會投資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主要由企業和個人根據市場供求變化和國家政策導向,自主地進行投資決策,尤其是各類非國有的民間投資日趨活潑,投資領域越來越廣泛;另一方面,各類非政府投資主體的發育成長,必然促使政府投資逐步退出一般競爭性領域,越來越集中于公共產品和公共效勞領域,進而促使政府投資和非政府投

17、資的分工趨向合理。總之,經濟體制改革越是深入,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運行調節機制越是完善,越有利于投資和消費之間形成比擬合理的關系。五、我國投資和消費比例關系的變化趨勢預測預測我國投資和消費比例關系的未來變化趨勢,可能需要綜合考慮以下因素:(一)經濟增長進一步向質量效益型轉換,社會各階層將充分分享經濟開展成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政府公共效勞職能進一步改良和增強。從投資和消費的角度看,政府行使公共效勞職能,主要表達為政府消費支出的增加而不是政府投資的增加,非公共領域的投資根本由企業和個人進行。這是合理調整投資和消費關系的重要前提。(二)到2021年,我國將根本實現工業化,最關鍵的標志將是

18、第一產業增加值和就業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二產業比重保持穩定,第三產業增加值和就業比重大幅度上升。我國現在的工業化率(工業增加值/GDP)和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已經到達較高水平,提升空間很小。產業結構升級將主要表現為:工業內部進一步高加工度化,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加快開展,生產要素由第一產業向第三產業加速流動,效勞業比重明顯提高,超過第二產業比重。根據19522001年投資率和消費率的歷史數據進行外推,到2021年,投資率和消費率的變化根本穩定在2001年的趨勢值水平(3961),但是如果未來第三產業比重持續上升并明顯超過第二產業的比重,那么消費率可能會提高,而投資率會相應降低。(三)我國居民的高

19、儲蓄率將保持較長時間,但伴隨人口老齡化趨勢,儲蓄率可能逐步下降,并導致投資率降低。據有關預測(李善同、侯永志、翟凡：?未來50年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和預測?，載于王夢奎、陸百甫、盧中原等著?新階段的中國經濟?，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20002021年,由于適齡勞動力持續增長,養老負擔相對較輕,有利于國民儲蓄率保持高水平,投資率可能保持在3540%;以后由于適齡勞動力增長放慢,老齡人口增加,養老負擔加重,導致國民儲蓄率下降,投資率將逐步降低,到2021年可能降低到35%以下。(四)與目前同樣經濟開展水平的國家以及各國普遍情況相比,我國投資率偏高而最終消費率偏低,其中居民消費率偏低尤為突出,

20、這種差距說明我國調整投資和消費關系的可能余地。例如,到2021年,我國居民最終消費率可能由2000年的48%逐步提高到60%左右,即介于2000年的下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56%)和世界平均水平(62%)之間;我國的政府消費率可能保持在2000年下中等收入國家12%的平均水平;相應地我國投資率那么可能降低為30%左右,這仍然高于2000年下中等收入國家25%的平均水平,但是同其中的東亞和太平洋地區31%的平均水平大體相當。綜合考慮以上因素對我國投資率和消費率變化趨勢的影響,預計到2021年,投資率可能下降為3035%,其中政府投資率可能為12%,非政府投資率可能為30%以上;最終消費率可能上升為70%左右,其中居民消費率可能為60%左右,政府消費率可能為10%左右。六、政策建議合理調整投資和消費的比例關系,涉及投資政策、消費政策、政府職能轉換和微觀運行機制諸多方面,關鍵是應當遵循客觀經濟規律,主要運用市場經濟的方法和手段,促使投資和消費按內在開展趨勢協調變動。(一)遵循工